山塘街上的昆曲
内容摘要：苏州自古以来便是“物产丰饶，人文荟萃”之地，得大唐盛世拥有了繁华的七里山塘，得明清盛世诞生了绝美的水磨腔调。自此两者间便有解不开的缘分，从明清时期盛极一时的“虎丘曲会”到如今日日吟唱的山塘昆曲馆，古老的昆曲凭借着山塘这一“吴文化窗口”在弘扬与传承的困局中，积极找寻新的路径。
关键词：山塘街 昆曲 虎丘曲会
明代剧作家汤显祖曾作“临川四梦”，其中一梦《南柯记》讲的是淳于棼酒醉之后梦到自己迎娶公主，加官进爵，醒来发现不过是一场人生幻影的故事。在昆曲发源地苏州，还有一条发源于“盛唐”的古街——山塘，成为苏州的城市名片。作为昆曲剧作史上的名篇，《南柯记》代表着昆曲的百年繁华，如今在发源地苏州的山塘街上，山塘昆曲正在努力地摆脱南柯梦境，重拾往日繁华。
一.盛世滋生的繁华
隋朝的统一与大运河的开凿，促进了南北经济的融合，江南地区得到大力开发。与此同时，中唐时期的安史之乱，造成北方地区千里萧条，人口大量南迁。第二次人口南迁后，南北经济并驾齐驱，苏州由于绝佳的水陆交通位置，经过东晋南朝数百年的经营，成为东南一大都会。被称为“山塘始祖”的白居易就曾赋诗盛赞苏州“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
直到明清时期，苏州商品经济达到鼎盛。清代画家徐扬曾作《盛世滋生图》写实地描绘了当时苏州的城市风貌，画家在跋文中记载了所画范围：“其图自灵岩山起，由木渎镇东行，过横山，渡石湖，历上方山，从太湖北岸介狮、和两山间入姑苏郡城。自封、盘、胥三门出阊门外，转山塘桥，至虎丘山止”。徐扬还说到：“其间城池之峻险，廨署之森罗，山川之秀丽，以及渔樵上下，耕织纷纭，商贾云屯，市廛鳞列，为东南一都会”。由此得知，画卷以实景为依托，通过写实、概括等手法描绘了山前村、木渎镇、苏州城与山塘街的景观。
康熙年间的沈寓曾说“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可见，到了清前期，苏州不但是全国经济中心，更是极为重要的文化中心。明清两代，苏州更是著名的“状元之乡”，文人士大夫阶层活跃，科举文化更是独步全国。“物产丰饶，人文荟萃”两者兼备，这正是繁华的“七里山塘路”与风雅的“昆曲婉转音”命中注定的诞生土壤。
二.山塘七里与昆曲风靡
白居易于宝历元年任苏州刺史，他在任上目睹民众来往阊门虎丘行路多艰，便主持疏浚山塘河，封土筑岸，将疏浚河道的淤泥筑成长堤，这道长堤被称为“白公堤”，两端的阊门和虎丘相隔7里，又名“七里山塘”。
山塘一端的虎丘山，被誉为“吴中第一名胜”。《吴越春秋》云：“阖闾葬虎丘，十万人治葬。经三日，金精化为白虎，蹲其上，因号虎丘。”山塘另一端的阊门素以商业繁盛闻名，到明清两代，阊门更成为全国商贸中心，《红楼梦》开篇便写道：“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有个姑苏城，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山塘建成后，白居易曾赋诗《虎丘寺路》：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恉荷生欲遍，桃李种仍新。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开山筑堤后的山塘街繁华一片，而白居易却难以想象在几百年后的明清之时，在这一段山塘街上，会绵延不绝飘荡着最符合这苏州气质的水磨腔调。
昆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在顾坚等人推动下形成的特色声腔——昆山腔。随后明朝魏良辅改良昆山腔，在演唱时“洗净乖声，别开堂奥，调用水磨，拍挨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功深熔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明·沈宠绥《度曲须知》），由于别具特色的演唱特点人们将革新后的唱腔称为“水磨调”，也就是独领风骚的昆曲。
从明天启到清康熙的百年时间里，不仅是苏州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是昆曲发展最为磅礴鼎盛的阶段。新剧作层出不穷，各地戏班也纷纷涌现，其中苏州地区的演出最为繁盛，陆文衡《啬庵随笔》中便记载了“每至四五月间，高搭台厂，迎神演剧，必妙选梨园，聚观者通国如狂”的场面。
除民间戏班外，苏州文人士大夫爱好昆曲者也日益增多。愛好昆曲的文人在结社习曲，彼此酬唱的娱乐活动中逐渐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聚会模式，叫做曲会或曲社。清人汪琬说：“苏州土产只两样，一是梨园子弟，另一样为状元。”科举士大夫与梨园子弟过从甚密，有时连边界也不甚清晰，这就造就了苏州文人“出则计谋天下，货与帝王;入则吟诗弄曲，独善其身”的特质。由于大批文人参与创作，昆曲的文辞表现出“本色”与“文采”相间的艺术特点，以“雅丽”为主，多用书面语，将文人审美趣味融入昆曲，使之带有“雅文化”色彩。
在各地的曲会中以苏州“虎丘曲会”最为著名，沿着山塘河一路向西北，便到了虎丘山，唐朝时白居易笔下熙熙攘攘的山塘街，到了明清时期的“虎丘曲会”更加繁盛。范允临在《重修白公堤碑记》中写道：“当其盛时，沸天歌吹，扑地尘，牙樯拂鸟，锦缆牵烟，银塘委婉，碧树澄鲜。……斯亦一时巨丽，俦匹罕妍者矣。”从中我们看到了虎丘中秋曲会之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雅俗共赏，自相竞唱的群众狂欢场面。
三.山塘昆曲的困局与路径
随着时代的推移，昆曲陷入了沉寂与落寞的窘境。乾隆中后期，昆曲将衰，乱弹崛起，“重重絮絮”的民间腔调挑战着昆曲优雅清峭的审美艺术，显示出朴实真淳的舞台魅力。昆曲曾战胜刻板的杂剧而独领风骚，最终却逃不出注定衰亡的命运。
然而，我们不能因昆曲在“花雅之争”中失败就否认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无论什么时代，总有一些执着于昆曲的爱好者们努力挽救这种古老的艺术生命。“昆剧传习所”在1921年成立之初便致力于昆曲传承、保护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深厚表演功底的接班人——传字辈演员。1956年，“传”字辈艺人改编昆曲《十五贯》，通过“古老而又有革新的精湛表演”赢得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十五贯》作为现代昆曲的开篇，成就了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佳话。2003年昆剧传习所又联合政府等机构合办兰芽昆曲艺术剧团，后与山塘昆曲馆合作成立“兰芽·山塘昆曲馆”，作为唯一一家每天都有昆曲演出的场所，在游人如织的山塘景区上演昆曲。
山塘作为自古以来的商业街区，自然少不了自带的“商业基因”;而作为“吴文化窗口”的山塘，也到处充斥着吴地文化的符号，昆曲、丝绸、苏绣、扇面、建筑都把惬意精致的苏州在一方山水间完整地展现。而在山塘昆曲馆飘扬的婉转唱腔中，我们必须意识到，虽然昆曲名列“雅部”，但毕竟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与风靡天下，万人酬唱的盛状相比，如今的昆曲只是小众艺术。
“小众”的昆曲如何面对“大众”的山塘？如何在坚持“艺术性”的同时，争取到广泛的观众尤其是年轻爱好者？如何在坚持带有苏州方言特色的“中州韵”的同时，让来自五湖四海乃至世界各地的观众理解与欣赏昆曲？如何在坚守演出完整性的同时，照顾到游客行人紧急的行程安排？这是山塘昆曲的困局，必然要在坚守与创新中做出选择。
戏剧“文学性”与“舞台性”的争论——汤沈之争曾推动了昆曲理论的成熟。“临川派”汤显祖崇尚典雅固守文采，而“吴江派”沈璟却坚持“本色”强调市民审美。如今，不同于大型的昆剧院以“专业性”见长，山塘昆曲多带有“大众化”与“符号性”的特质，以“弘扬”为主。比如街道上的昆曲文创产品，店铺播放昆曲招引顾客等，街道上充满了昆曲的符号，哪怕不专程听戏的游人，只要在这街道上走一遭，也会在不知不觉间被大雅之音萦绕浸润。
而昆曲馆作为山塘街最有昆曲意蕴的地方，例行演出都是最为世人熟知的昆曲《牡丹亭》。经典作品具有其他剧本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山塘街每日上演柳梦梅和杜丽娘跨越生死的爱情，再经过昆曲演员这种最为“原汁原味”的演绎，除却剧情之外的音韵、唱腔、辞句、身段、音乐，以一种“集美”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戏台前放置字幕器，这样既保留了最传统的语音唱段，又便于不同地区观众欣赏，汤显祖的文学才情也在演员流转的声腔中淋漓尽致地展现。馆内演出采取折子戏形式，从全本戏中单独分离出来折子戏短小精悍、自成一格，至乾隆年间蔚为风尚，几乎成为昆曲演出的唯一形式。除演出外，山塘昆曲还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弘扬昆曲。在如今移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社会，文化遗产的弘扬须与时代结合。利用新媒体的移动性、灵活性，山塘昆曲馆开放了微信公众平台，通过专场演出与昆曲讲座等形式，弘扬和传承昆曲艺术。
“小众化”带来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青年昆曲演员的流失，这又涉及昆曲“传承”问题。苏州本地青年人的数量不足以撑起昆曲的未来，而对于外地演员，语言就是阻挡他们的第一道门槛。此外，演员学习昆曲要付出极高时间成本，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又难以大规模培养青年人才。纵观历史，30岁至40岁是昆曲演员的艺术黄金期，因此这一“吃青春饭”的职业对于演员的保障不足，这都影响了昆曲后继力量的发展。在山塘街上，我们可以看到演员演出多是“一老一少”的搭配，年长演员作为中流砥柱来提携青年演员。在“大众化”的基調下，一些昆曲演员为业余演员，他们因“弘扬”而了解昆曲，学习昆曲，最终成为昆曲的“传承者”，以纯粹的热爱支持着山塘昆曲的发展。此外，山塘昆曲还举办兰芽小昆班，少儿昆曲游学等活动，培植孩子对昆曲的热爱，保证昆曲艺术的生命延续。
四.结语
山塘街与昆曲皆诞生于盛世滋生之下的苏州古城，绵延七里的山塘见证了苏州的商业繁华;万人传唱的昆曲见证了苏州的人文气质。当代昆曲在“专业化”与“大众化”之间犹豫踌躇，然而，昆曲自诞生之初，便不仅带有精英文化中“雅”的特点，如果没有大众的广泛参与，昆曲不可能风靡社会，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昆曲带有的“俗文化”特色，昆曲集“雅俗”于一身，上达庙堂，下至民间。而今昆曲在山塘街上找到了“弘扬”的窗口，袅袅余音也一直会在山塘河上飘扬。
参考文献
[1]吴新雷.昆曲艺术概论[M].2011.
[2]陈建军.从山塘节会看苏州明清时期的节庆旅游[J].旅游学刊，2008.
[3]李燕.浅析苏州昆剧传习所之新生命——兰芽剧团[J].大众文艺，2011（12）：99-100.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大学2019年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910299109Y
（作者介绍：张嘉晨，江苏大学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