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新时代发展主题的确立
王艳 余金成
〔摘要〕社会主要矛盾向“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转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主题将因此调整：新时代发展目标从“满足生存需要”变为“满足发展需要”;新时代发展机制从“初始市场形态”变为“完善市场形态”;新时代发展动力从“多元主体模式”变为“全元主体模式”。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发展主题;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20）01-0021-08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解读这一论断，关键在于抓住“新的历史方位”的“划时代”意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趋势层面对其所引发的发展主题变化予以认识。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最终目标，这需要若干代人的接续奋斗，客观上将经历前后相继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体现了系列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直接影响到发展主题的内涵变化，表现为发展目标、发展机制、发展动力的重要调整。
一、新时代发展目标从满足生存需要向满足发展需要转变
在党的十九大之前，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基本上都采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九大对主要矛盾提法的调整，反映了时代条件演变和改革发展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决定性作用。
（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标志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转折
首先，在“两制关系”中取得了政治主动权。20世纪中叶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实质上提供了面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需要条件，使社会主义制度在比较意义上失去先机;随着中国“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社会主义赶上了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一个重要标志。在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进行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改革，取得了超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消除了贫困现象，表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更快地解决人类贫困问题。
其次，在社会发展中取得了经济主动权。在一定意义上，贫困群体的存在呈现为社会发展水平的短板。补上短板始终成为社会发展的第一要务，否则，不仅制约了整体经济发展，而且影响社会稳定。一旦消除了贫困群体存在现象，社会公共资源流向就会使后者从单纯消费领域转变为生产领域，使其成为从事社会劳动的一支生力军，在统筹整体社会发展布局时，就可以在满足发展需要的统一平台上，进行资源合理配置。
最后，在主体需要中体现了多元自主权。如果说生存需要针对了人们自然性和物质性规定的话，那么，发展需要则针对了人们的文化性和精神性规定。前者往往呈现某种一致和雷同的特点，后者往往呈现某种相异和差别的特点。一方面，这种需要个性化会给生产带来无限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这种需要自主化也会使生产活动具有持续生机与活力。毫无疑问，这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全新现象：有史以来，人们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精神需要与物质生产高度融合的样态，也没有产生过两者有效互动、共同发展的局面。
（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发展主题实施重大调整
1.用“美好生活需要”代替“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一种质变，表明人民生存需要向发展需要转变。
如果说，生存需要针对“两不愁、三保障”（吃不愁、穿不愁;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基本住房得到保障），侧重物质消费品层面的满足，体现需要的一般性和统一性，属于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话，那么，发展需要针对“个人全面发展”，侧重精神消费品层面的满足，体现了需要的个性化和特殊性，就属于“美好生活需要”。
不難看出，生存需要向发展需要的转变，使社会生产体系发生相应调整。从原来注重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提质增速，转变为第三产业的扩容增效。第三产业的发展既包括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生活性服务业，其中教育兼具二者性质，在相当长历史时期，都将成为满足发展需要的基本领域。
“不平衡不充分”实质上是指人们获取发展资源的不平等状态。人们在满足了生存需要之后，进一步的需要体现在自身发展方面。发展需要并不单纯体现在劳动能力提升方面，也体现在人们生活方式的追求上。马克思所描绘的“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理想社会，与此联系在一起，并且是以此起步的。同时，超越了生存需要的发展需要，将越来越体现出个性化特点。正因为如此，它将伴随着生产方式多元化发展，也将随着需要对象多样化增加，其普遍满足将是一个渐进过程。
事实已经证明，实体经济是人类永远需要的经济形式，虽然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实体经济占比不断缩小，但这并不意味着实体经济本身萎缩，而是表明随着实体经济应用技术持续提升，人们会使用更少时间生产出更多物质产品。在一定意义上，实体经济已经把自身生产体系拓展到一个越来越远离实体存在方式的范围，这是实体经济顺应自身发展规律，不断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的过程。在生存需要占据主导地位年代，人们在资源配置上缺乏自由度，不得不把尽可能多资源使用在直接实体经济之中，以保证获得足够物质消费品，满足活下去的需要。当人们跨越了这一时期，就获得了一定程度自主性，并因此进入良性循环：第三产业越是发达，对第一、二产业促进就越是巨大;第一、二产业越是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基础就越是雄厚。
2.社会主要矛盾针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把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从质变转变为量变。
过去，社会主义心仪的计划经济所需要先决条件是公有制，公有制往往与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该专政就是为了转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一旦做到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就找到了坚实基础。
走出所有制的传统理解，就应该知道，凡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就是好形式，也是促进社会财富积累基本途径，拘泥在公有制原则上，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因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解决的只能是“个人全面发展”，即通过劳动方式脑力化为共同富裕奠定基础，在这个方面，抓住“市场经济——劳动脑力化——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才算真正掌握了当代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关键。解决个人全面发展问题，要依靠教育，后者取决于社会财富积累，只能走一条渐进发展之路。其间，战略谋划十分重要，目前推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两个十五年战略规划”都展示了这一布局。
满足发展需要依靠社会财富极大丰富或生产能力极大提升。发展需要个性化，对资源条件提出了很高要求。与满足生存需要的消费品相似性不同，为了满足发展需要，社会生产体系将具有极大包容能力和极高灵活性，否则就很难适应人们五花八门需要及其随机变化。在可想见范围内，当代智能生产模式顺应了这一要求，软件内容调整会适应不同消费要求。问题当然在于，作为支撑智能生产的实体经济必须足够完整和强大，当今信息经济已朝这一方向迈出了坚定步伐，其前景展示了无限可能性。
3.“不平衡不充分”指向获得发展资源条件方面，重点是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状态。
满足发展需要意味着劳动方式脑力化。劳动始终是生产的灵魂，强大生产体系依靠卓越劳动能力支撑。目前，劳动者客观上区别为体力和脑力两种劳动方式，人们无法真正实现社会平等。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脑体分工是阶级存在的基础。无数事实表明，脑力劳动是真正体现人类生命活动特性的劳动方式，脑力对理性的运用，能够展开诸多资源的“中介作用”，人们只须站在过程旁边，就能实现自己目的。这是一种效率很高的劳动方式。比较起来，在漫长历史时期，体力劳动虽然扮演了支持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角色，但仍然属于“史前时期”选择，是人类终将取代的劳动方式。在此意义上，所谓“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就是一部分社会成员能够获得较多较好发展自身脑力的资源条件，另一部分人却只能获得较少较差的同类条件。
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话，那么，教育就是第一生产关系。市场经济呈现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之所以带来贫富分化结果，主要是劳动者能力方面的显著差别，尤其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现代社会中从事专门脑力劳动的分工岗位，已经提升到必须接受高等教育程度。如果说，个体之间存在劳动能力差别是一种永远无法消除的现象的话，那么，消除劳动能力的质差即脑体差别，则是人类通过发展能够做到的。发展需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获得受教育机会的需要，所谓“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人们在获得受教育条件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状态：有的人能够获得完整教育条件，例如从幼儿园到大学直至博士;有的人只能获得不完整教育条件，例如无缘高等教育，甚至更多的人只能接受九年义务制教育。这种状况将直接影响到人们所能进入的分工岗位，后者也将决定着他们的分配地位。
问题在于，一个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教育体系需要相应庞大的社会财富支撑。受教育者客观上脱离了生产活动，他们仅仅作为消费者存在，而且往往消费水平较高。目前完整学历教育已经超过了20年，社会要保证这一批年富力强的群体只消费不生产，没有海量财富积累是无从谈起的。国家之所以不能办更多大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在仅有的高等教育领域分出“重点”和“一流”，归根结底还是囊中羞涩。质言之，教育规模和水平与社会生产力的规模和水平大体是一致的。
生命是一个过程，总体上受自然规律支配。人们所有努力都表现在使这个过程尽可能延长、尽可能快乐，即在必然中寻找自由，这只能通过生产力进步来实现。经济的载体就是生产，经济属于受理性支配的、良好资源配置形态的生产。生产力发展包括两方面：首先，使取得必需消费品的时间尽可能压缩;其次，利用越来越长的自主时间装点生活，满足个人的兴趣和需要。不难看出，双方是可以无限接近的。这也是马克思预料的一种现象：劳动成为乐生的需要。市場体制为此开拓了前景。
二、新时代发展机制从初始市场形态向完善市场形态转变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属于资源配置方式。中国改革在实践上最大的突破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虽然早已有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是典型的新生事物，必然会经历自身从初始形态到完善形态的发展过程。可以说从1992年到2013年是其初始阶段，即选择市场经济到确立市场经济的阶段。直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二元机制，即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统一，才算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初始阶段进入完善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元机制中，分别面对各自的重点和难点：市场起决定作用关键是深度解决对资本地位的认识问题，即能否让资本大展身手;而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环节，社会主义事业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即实现共同富裕。如何科学处理资本与人民二者关系，其间必然伴随着“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过程。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于“手段”选择，终于“目标”实现
众所周知，邓小平当年明确指出：市场和计划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计划多一点和市场多一点不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应该说，较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强调了手段和目的一致性的结论〔1〕，邓小平之论是一个重大突破，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在市场经济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九大明确表示，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到本世纪中叶将“基本实现共同富裕”。此论在邓小平思路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市场经济现象的认识。如果说，原来仅仅从发展经济的“手段”意义上判断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选择的话，那么，今天已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修改了市场经济自发趋向两极分化的定论，不仅展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接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景，而且预示了人类走出资本主义困局的新的选择。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跨越
在中国改革初期，选择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密切相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2〕作为“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当然不需要使用“够格”标准来要求。如果说，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应该采取计划经济属于“够格”标准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选择市场经济这种“不够格”方式，在逻辑上并不矛盾。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选择与“不够格”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改革之初的政治生态环境：“文革”十年虽然错误地夸大了阶级斗争形势，但始终又伴随着“认真看书学习，弄懂马克思主义”的号召，客观上强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本本主义方式的遵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到底是什么关系？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究竟处在什么阶段，不能只看自身发展状况，还要看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命题之所以提出，除了诸多其他原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主义先于社会主义实现了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生存需要层面做到了按需分配。这使社会主义不得不重新考虑真正社会主义的门槛，应该是达到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这一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所谓“不够格”就是在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之前是无从谈起对其“超越”的。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应该达到了资本主义提供社会保障体系这一水平。虽然双方在具体标准上还有所差别，但是，鉴于生存需要之间某种相似性，这个方面争議应该不大。真正的社会主义当然不仅仅是达到资本主义给民众提供的发展水平，还必须有所超越。按照这一理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即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属于这种超越。按理说，这已经是典型的社会主义，不再需要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命题了。但是，要完全实现“够格”，部分超越不行，还必须全面超越。后者意味着，即便我们已经实现了与资本主义中等发达国家的并列甚至有所超越，但还没有实现对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超越，就不能轻言放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法。目前，最大挑战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如果已经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说成初级阶段，逻辑上无法自洽。邓小平曾指出：“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4〕
因此，当十九大规划“两个十五年”发展目标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再说社会主义“不够格”就不合逻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终将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种必然的事情。那么，届时还要不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绑定状态解脱出来，继续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发挥经济体制作用？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对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恩格斯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从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5〕。从宏观上看，市场经济因对劳动持续激励而体现了社会发展规律要求，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之外，增加了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展示了更为广阔的解放劳动的视野，提供了市场经济最新形态，呈现为市场经济最高度阶段。劳动方式脑力化将经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前者将直通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对于社会分工状态下的劳动而言，资源配置是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如果说，一切劳动都是分工劳动的话，那么，所有分工劳动的最佳状态都取决于能否形成一种最为合理的资源配置局面。这不仅意味着分工过程资源配置的优化，而且意味着分工之间资源配置的优化。国家之所以成为一种需要，与其说针对后者，不如说同时针对了前者：行业分工之间关系决定着企业分工关系，企业管理可以掌控企业分工关系并在一定程度影响到行业分工关系，但是，要从整体上解决资源配置优化问题，非国家莫属。
国家承担了宏观资源配置任务。在一定意义上，价值观宣示、规则制定、政策推出，都是对资源配置的宏观操作。宏观层面资源配置针对的是配置理念、配置目标、配置原则，对整体资源配置发挥着主导性、引领性作用。说到底，这仍然属于一种秩序设置和维护。国家就是为了形成并维护分工和分配秩序，国家之所以需要法治和德治并行，就是为了贯彻执行规则秩序。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工具”，这是因为，国家设置并维护的秩序，客观上有利于强势阶级利益。所谓秩序，应该是针对一切人，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遵从，无论对方是强势阶级还是弱势阶级，概莫能外。然而，在人们劳动能力有强有弱情况下，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以促进人们各尽所能，国家设置并维护的经济秩序只能以按劳分配为核心。按劳分配所体现的秩序恰恰是站在强势阶级一方的，这一事实足以使马克思把国家视为阶级斗争工具。
这里涉及到如何看待按劳分配。〔6〕按劳分配理论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被折腾得云雾缭绕、面目不清。有人认为，按劳分配是旧制度的基础，理想社会应该用“按需分配”取而代之;有人认为，按劳分配可以用，但必须予以限制，例如运用到满足人们生存需要层面即可;有人认为，按劳分配不合理，一开始就应该取消，应该采取大体平均的分配方式。有一点是所有论者都不持异议的：人们对消费品的取得只能通过劳动途径，因此劳动是获得消费品的唯一正确来源;人们要获得更多消费品，只能付出更多劳动。问题出在如何看待劳动，尤其是如何看待个人劳动之间的差别？
人类只要仍然采取市场经济方式发展，就意味着需要通过按劳分配去激励劳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必要性以劳动者能力存在优劣之分为基础，即便中国改革已经意识到下一步是针对发展需要，到本世纪中叶，“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只能大体予以解决，即所谓“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以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本身就具有无限性。从社会主义总进程看，初级阶段是满足生存需要;中级阶段是满足发展需要;高级阶段是全面共同富裕。
三、新时代发展动力从多元主体模式向全元主体模式转变
人类是依靠劳动来满足自身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一种更全面更完整地动员劳动的经济体制。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充分强调了动员人民并把共同富裕与个人全面发展统一起来的发展观。
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理念提供了发展动力的多元模式，不管是哪一种所有制，哪一类劳动者，方方面面都被动员到经济建设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着“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原则，致力于探索“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新型体制机制，势必从发展动力多元模式升华至全元模式，即从劳动时态上看，不仅注重活劳动和死劳动的运用，而且注重拟劳动的运用。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启了多元主体动员模式，使劳动资源得到更为充分的开发利用
马克思提出“物质生产力”即劳动资料这一概念并使之成为社会生产力主导因素，决定了他最为看重的是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后者才能决定生产力水平，劳动者能力仅仅扮演了配角。马克思认为消费条件分配不过是生产条件分配的结果，因此，在按劳分配问题上首先关注的是所有制问题，这是马克思一贯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致力于充分发挥大机器生产资料作用，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在逻辑上具有合理性。但是，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当代，生产资料回归劳动成果地位，对劳动者激励才是形成先进生产力主要原因。
应该看到，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以体力支出为主的劳动方式，很难展示劳动能力显著不同，些许差别完全在人们可以容许范围内。那种看起来显著不同的劳动能力，是社會布局结果，后者夸大了人们劳动能力差别。斯密认为，人们天赋才能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这一观点。
真实的历史过程是：从生物进化水平意义上，人们劳动能力的差别并不大，建立在先天禀赋和后天际遇差别基础上的个体不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是，从社会竞争角度看，这种并不显著差别却恰恰是拉开劳动能力差距的起点，劳动者之间比较往往从这种微小差别开始，民间所谓“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讲的就是这一意思。在优质资源匮乏条件下，较小差别或许就是决定分工归属的唯一原因，但是，由于分工本身所掌控资源条件不同，较小能力差别所获得发展条件就会显著不同，致使不同分工岗位劳动者所拥有能力水平逐渐拉开，以至于最后导致所谓“夏虫不可以语冰”，形成天差地别。
社会主义牵手市场经济，继承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找到了激励劳动最佳机制，体现了社会发展规律根本要求。即便社会主义摆脱了贫困，从追求“基本生活需要”转向“美好生活需要”，也不意味着重返计划经济，而是要继续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坚定走下去。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加了拟劳动培育环节，使发展动力转变为全元主体模式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所谓“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针对了生产条件或发展条件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这意味着，要获得优质发展条件仍然需要通过竞争，社会竞争前移已经成为普遍趋势，“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变成最具蛊惑人心的口号。这一现象的正面效应是国人把消费开支大量转移到教育投入上，使拟劳动环节成为竞争前沿，从长远看，将是中华民族幸事。但是，代价巨大，有几代人被拖入这种教育资源竞争中，使无数人为之疲于奔命，这是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为实现复兴之梦所需要付出的牺牲。作为家庭行为，是人们对市场竞争的反映，它显著地裹挟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主义理念，把个体生命绑定在子女身上。人们还不能准确地预料此举的真正后果，但是，像一切社会现象一样，它既然发生，肯定具有某种合理性，它既然存在，肯定有某种负面作用。
市场“看不见的手”引导的民间这种资源配置努力，对教育资源配置产生重大影响。幼儿园短缺已经构成一种社会压力，是民生谋划需要面对的难题。随之的中小学教育，人们正在设法采取摇号方式体现择校方面的公平。这种急剧膨胀的需要，正在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独有现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继承了一般市场经济的特征，在资源配置上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又推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机制，深化了人类对劳动激励的做法，展示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超越的前景。现在看来，两种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权力作用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扮演“守夜人”角色，并不进入市场本身，仅仅在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才介入市场，改扮“消防员”角色，一旦事了，随即离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既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政府发挥一般作用，作为“维护者”稳定市场竞争秩序，同时又体现社会主义的初心使命，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作为“解放者”帮助穷人提高劳动能力，在市场竞争机制中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劳动的持续激励，将促进个人全面发展，最终实现劳动方式脑力化，使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水到渠成。在经济全球化和交往信息化时代，不仅在实体经济层面，生产实现了互联互通，而且在信息交往方面，也做到了互动共享。直至今日，人类才能察觉到：自然界赋予人类理性是一笔最大资源，其精神成果的可无限复制性，将因劳动方式脑力化而淡化乃至消除彼此对抗。一旦所有劳动者都把劳动成果交付社会，并共享社会所拥有一切劳动成果的时候，共产主义就将成为最为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将同时成为最为平等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所有为人类平等努力奋斗的社会主义者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将得以实现。
开发拟劳动资源体现在帮助落后地区和落后群体的脱贫致富，途径是把输血机制和造血机制统一起来，并且逐步向后者转变。十九大指出：“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显然，“扶志扶智”是治本之策。一旦弱势劳动力转变为强势劳动力，就会使社会合作从原来的强弱联合转变为强强联合，所以，帮助弱势群体意味着开发未来劳动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