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逵日据时期小说创作简论

    闫二鹏

    内容摘要：面向现实而为人生的写作主张，是杨逵创作的自觉追求，也是理解他文学品格的必要前提。统观日据时期杨逵的小说创作，反抗殖民统治与反对阶级压迫的思想并存，同时又在这之上有所升华超越，强有力地显示出这一时期台湾新文学反抗与斗争的立身主题，也彰显着这位台湾左翼文学先锋的手笔与气魄。

    关键词：杨逵 台湾文学 日据时期

    杨逵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出生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他，二十多岁时就投身于台湾的农民运动和文化运动。而后又以文坛为战场，发出殖民地儿女呐喊的声音。在七七事变后，杨逵自立“首阳农园”，借伯夷叔齐的典故来表明自己的民族气节。1949年，杨逵因发表《和平宣言》而被捕入狱，度过了长达12年的牢狱生活。正如杨逵自己所说，他是“在冰山底下过活七十年，虽然到处碰壁;却未曾冻僵！”①而这种傲骨的品格其实不仅是杨逵一生行为的印证，也同样熔铸于他的文学创作中。细读杨逵的小说，对殖民地苦难现实的暴露与对未来社会的探求是统一的，现实主义精神与理想主义情怀是并重的。他牢牢地扎根于民族文学的园地，用自己的创作强有力地显示出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反抗与斗争的立身主题，也彰显着这位台湾左翼文学先锋不凡的手笔与气魄。这些作品虽然已在沧桑史海中历练近百年，但那种风骨却依然有着不减当初的热与力。

    （一）还原历史：自觉的创作追求

    实际上，在杨逵拥有作家这个身份之前，他更早拥有的一个身份，是社会活动家。在日本留学时期，杨逵便接触到了当时风起云涌的左翼思潮，并在其影响之下，成为了左翼政治团体“社会科学研究部”的一员。在回台之后，又参与到台湾文化协会与农民运动的活动中去。1927年11月，在“台湾农民组合”的全岛代表大会中，杨逵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此外，他还身兼文化协会中央委员会议长一职。可以说，在杨逵早年间，他是直接投身于社会运动来实践自己的民族志向的。为此，他先后被逮捕高达10次。也是在出狱转而前往高雄谋生后，他才在政治斗争的低潮期间，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因而，对于文学创作，杨逵的目的是清晰的，那就是将文学创作作为他反抗斗争事业的延续，继续他未竟的理想。在杨逵看来，文学是人生的反映，要为认识人生社会而努力。而他的小说，正是他这种面向现实而为人生的主张的具体体现。

    此外，在谈及自己走上文学之路的契机时，杨逵曾多次谈到西来庵事件对他形成的震动，从中我们可以更为直接地看到他创作的出发点与立场。西来庵事件发生于1915年，是台湾本土发起的一次反抗殖民统治的起义运动，这次起义对日本殖民者的多个派出所进行攻击，杀死了数十名日本警察及其家属，但最终遭到镇压，死伤的台湾民众达万人之多。杨逵曾亲眼见到日军的战车驶向战场，且他的大哥就被日本殖民当局抓去报告战时信息。这场见证着台湾人民的血性与牺牲的起义事件在杨逵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是，等到杨逵年龄稍大，当他在《台湾匪志》上读到西来庵事件的记载的时候，他却震惊地发现，事件的描述已经被篡改地面目全非，义民被书写为暴徒的对照使他惊觉由统治者所写的历史是怎样地把历史扭曲。而他坦诚自己走上文学道路，就是要以此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因此，直笔书写殖民地社会的种种丑陋现象，用文学记载台湾人民可歌可泣的反抗历史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杨逵写作的现实旨归。

    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坛并不平静，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坚持民族书写的作家进行打压，而由日本殖民者所扶持的皇民文学更是企图歪曲历史、迷惑人心。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杨逵以史家般严谨的态度进行文学创作的行为，是可贵而不易的。杨逵说，他希望那些研究历史的人，能够在被埋没的第一手资料里挖掘出真实的证据，真正描述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面貌。这种对史学界的期待，何尝又不是杨逵自己创作时所力行的宗旨。作家创作不能逃避的一个问题是为何而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家写什么与怎样写的选择。杨逵的创作追求是自觉而清晰的，用文学来纠正、还原历史的观念使他的写作成为了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除去史书之外，另一种带着温度的回忆与宝贵的现场体验。

    （二）现实捕手：民族性与超越性

    现实主义的道路是广阔的，但作家如何将社会现实神、形兼备地呈现于作品中却并非易事。杨逵日据时期小说创作的最突出成就，就在于他敏锐地捕捉住了殖民地社会的根本矛盾所在，在作品中对一时代、一社会的问题进行了回答。他既尖锐地揭露殖民者的罪恶，也对阶级压迫进行暴露，由此清晰地阐明了自身的民族立场与社会追求。在这一点上，杨逵的目光是深刻的。

    在小说《模范村》中，杨逵以一个乡村为书写对象，撕开了“模范”外表下台湾农民生活的难以为继：农民们长久信奉着妈祖和观音，但当局却命令他们换为日本式的神牌和写着日本国歌的横幅。而这些东西也是要收取费用的，文化奴役与经济掠夺并行。而小说《送报夫》则把殖民地人民是如何在殖民统治与阶级倾轧的双重压迫下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揭露地更为彻底。小说的主人公杨君的家庭本是自耕农，家人又勤俭，因此生活并不觉得困难。但是这种安然的生活状态却被殖民者所打破。有日本政府做靠山的制糖公司强行收买土地，杨君的父亲虽然据理力争，但在这道理没有把握说服暴力的世道下，他寸步难行。最终，杨君的父亲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制糖公司却在父亲坚持到底的情况下，仍然自行雕刻了土地的图章，所谓的程序与权益成为了空谈。而其他村民也都被制糖公司折磨得难以生存：他们出卖劳力但工资低廉，甚至不得不靠卖家当来维持生活。总之，殖民下的台湾社会确如小说写到的那样，带来的是“乡的离散”，满目哀鸿。对殖民社会的否定，恰是对民族身份的肯定与认同，民族书写的大旗就这样在杨逵的作品中树立了起来。

    除了通过描写台湾底层民众的血泪生活，来揭穿殖民假繁荣、真剥削的面目之外，杨逵小说的超越之处还在于他能够坚守民族立场，却不陷入民族主义的境界。在杨逵的小说中，除却洋溢着的爱国激情、民族大义，更有着可贵的超越国界的革命精神。在小说《送报夫》中，与台湾本土人民遭遇并行不悖的一条线索，是杨君在日本的遭遇。杨君花费十圆，获得送报夫这个工作。他忍受着艰难的生存环境，只希望能够自食其力。但老板的工作条款却实则是个陷阱，杨君最后不仅难以以此谋生，更赔上了自己的保证金。而条款还堂而皇之地张贴在那里，等着下一个人上当受骗。但杨君也在这个过程里，认识了热情的日本朋友田中。田中不仅在送报的时候身体力行地帮助“我”，在这之后，还介绍了伊藤这位思想进步的朋友给“我”认识。在他们的介绍下，杨君认识到社会形势的复杂，了解到日本的那些特權者不仅奴役台湾人，也同样糟蹋日本的工人。来自两个民族的底层大众看到了他们真正的、共同的敌人。终于，那个报纸的派所里发生了罢工，欺骗性的招募通知被撕掉了，员工的条件也得到了改善。在小说的结尾，看到了团结的力量的杨君，决心带着这样的鼓舞与志气，回到台湾继续反抗的事业。

    在被日本殖民者侵略霸占的年代，杨逵能够写出这样一篇有着国际视野与分析眼光的作品是颇为难得的。他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工问题，通过对经济关系的把握，一写台湾本岛的被掠夺，一写日本本土的被压榨，表现出日本殖民者的本质。可以说，这一时期台湾文坛反抗殖民而强调斗争的思想主题，在杨逵笔下变得更为深沉具体。其实日本政要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关于台湾岛域镇抚策》一文中就将日本对台湾的真实企图表露无遗：“我们占领台湾之要旨，不外乎在于二端，即：一则以本岛作为将来展弘我版图于对岸之中国大陆及南洋群岛之根据地;二则在开拓本岛之富源，移植我工业制造，垄断工商权利”②。在对照中，足以显现杨逵在对文学作品思想、生活上的推敲方面所下的苦工。而对于这种现状，杨逵提出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存的斗争策略，既然好人与坏人这样的分类不仅存在于殖民地台湾社会，也同样存在于日本国内，那便应该呼唤一种共同的斗争，“团结才有力量……在采取某种对抗时，我们应该一致行动”③。在对社会进行了更为准确的甄别的基础上，杨逵的小说在对殖民统治展现出拒不合作的立场之外，对阶级间的压迫，同样表现出斗争的勇气。在杨逵的小说里，反面形象除去可恶的日本殖民者，往往还有一些本土的台湾人。这些人对自己的同胞冷漠乃至恶毒至极，像《送报夫》里杨君的哥哥，《模范村》里的地主阮老头，《鹅妈妈出嫁》里的院长，无不是这种形象的代表。而殖民地人民的苦难，其实就是这些人与殖民者勾结共同造成的。杨逵能够突破国家的界限，去表现被压迫者共同的抗争，更深入地揭露殖民者的嘴脸，对殖民主义的扩张本质进行洞察，这是当时作家少有做到的。而正是通过对颇为复杂纷繁的社会局势的深层次剖析，杨逵呼吁抗争的声音才变得更为雄健有力。他清醒地指出了殖民地社会的症结，对被压迫同胞走投无路的苦难生活洒下了同情之泪，呼吁他们反抗斗争：“我们应该协力把日本人赶出去，这样才能开拓我们的命运”④。从描写分析到情感抒发，杨逵的小说较之此前作家，更显浑融一体。此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杨逵谋求台湾独立，始终是站在中国儿女的立场上出发的，他在作品里鲜明地借人物之口说到，台湾的反抗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问题。这种中国意识是不容后来解读者任意地为我所用的。

    同时，在这里我们不妨以更宽广的视野来审视一下杨逵这一时期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民族性与超越性。杨逵曾在他的《园丁日记》、《太太带来了好消息》这些文章里，阐发过他对“大同社会，世界一家”的道路的思考。从中可以发现，这位赤子色彩浓郁的作家有着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期许和努力。“所有有利于人群的各种事业，就应该这样被继承、扩大、充实起来”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杨逵思想里作为底色存在的民族思想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在杨逵的精神世界之中，“隐喻着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从而彰显出中华民族内在所蕴含的“恢宏的精神品格”⑥，而正是这种品格和杨逵的人道主义情怀与左翼思想一起，构建出他的思想空间。这种沉淀的文化根底，是杨逵作品至今读来激情满怀之外，更显风骨昂然的重要原因。

    （三）书写的智慧：再看杨逵的小说艺术

    在杨逵研究上，确如黎湘萍先生所说，“有一种几乎是共同的现象，那就是对于杨逵小说的‘文学性或‘艺术性的评价一直不是作家、评论家们关心的问题”⑦，由此使得杨逵的文学形象似乎恰是由于其“非文学”意义才得以建立起来的，但这种作品和评论所形成的偏差其实并不能说明杨逵小说就没有艺术性。毫无疑问的一点是，作为文学作品，思想与内容的深刻，从根本上来说离不开艺术的实现，这是文学之所为文学的重要方面。而杨逵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在艺术上渐趋成熟的显现。

    首先，是杨逵的作品对生活的复杂性进行了更深入地挖掘，且往往描写委曲而引人深思。以他的小说《无医村》为例。在日据时期的台湾，日本殖民者在岛内确实设立了医疗机构，但实际情形又如何呢，小说的题目本身就是一种回答。小说正是抓住这种矛盾，写生活疾苦的底层百姓无钱求医，只能延误治疗最终痛苦死去，医生沦为了验尸人的残酷现实，穷人是要诊断书时才叫医生的社会境况可谓是对殖民现代性的无情消解。小说并非直触主题，而是逐层深入，犹如揭晓。

    此外，杨逵小说极为重视对人物的刻画，且能够注意到人物性格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模式化的套路。在《无医村》中，叙述整个故事的“我”最开始是个很有百无聊赖之感的青年，“闲得郁闷”，读书时期的写作事业现在已经变成了他眼里不如追打蚊虫有用的事业，在蚊虫的烦扰下构思着蜘蛛诗。然而，当他亲身见证了下层可怜人的生活惨况，看到他们因为看不起病死去的惨象后，他的内心便起了变化。他终于可以以新的感触去写与过去不同的诗，内心也由悲哀慢慢变得更为激愤，发出政府虽有卫生机构，但到底是在为谁做事的质问。一个起初颇有零余者意味的青年的内心激荡变化跃然纸上。

    杨逵的小说还常用象征的手法，结尾富于光明的调子，透露出作家自己的气派与风格。《萌芽》这篇小说就采取书信的格式，以一位妻子写给狱中丈夫的信件为内容，表现出对新生活的无限期待。那破坏牡丹花的“夜盗虫”咬烂花根，使得花枯萎，分明与殖民者的行径颇为相似。但这位妻子也充满希望地写道，“一难去了一难又来，大凡人就靠这样的磨炼才会坚强和果敢吧”⑧，色调是向上的，而无颓唐之感。如题目《萌芽》一般，这是一篇期盼着把理想努力实现的，充满无畏的斗争勇气与希望的作品。而在小说《模范村》中，被新思想感染的旧知识分子陈文治在最后决心拿出最大力量帮助大家做些事情，长久被奴役的村民们也联合起来学习谋求进步，结尾那透过窗口照射进来的霞光所蕴含的深意不言而喻。而《春光关不住》中，那朵从小小的缝隙抽出芽来，还长着大花苞的玫瑰花，象征意味则更为明显，小说直接感叹到，它正象征着“日本军阀铁蹄下的台湾人民的心”。这种手法与理想的结合，让杨逵的小说多有着健朗的面貌，自成一家，的确是有着文坛“老兵”的气象。

    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杨逵的小说也有一些艺术的粗疏之处。比如胡风在介绍《送报夫》这篇小说到大陆来的时候，就在“译者序”中提到小说结构和后半部分感情调子上存在的问题，但他同时也对这部小说的深刻内容进行了肯定。总的来看，杨逵的小说抓住了时代的脉搏，鼓舞了台湾民众的反抗事业，艺术上固然存在瑕疵，却也作出了自己的探索。“在通常情况下，作家的热情能掩盖作品的许多缺憾”，而一个人的作品，“能用他的思想，情感，引起人们的同情，使读者感发兴起，这便是高尚的艺术”⑨。

    1982年冯牧先生带着中国代表团首次访美，在这期间，当他们询问杨逵先生是否愿意把自己的作品在大陆出版时，杨逵说，他希望他的作品能够在一切有中国同胞的地方出版，尤其希望把应得的稿费全部用来买书，送给学校，最好是中、小学校。纵观杨逵的文学生涯，无论面对怎样的外部环境，他始终坚守着反抗强权压迫、追求民族认同的文学精神，保持着和祖国的血脉情缘。然而，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在今天，杨逵这个名字，对年轻读者来说，多多少少有些陌生了。大陆作家舒群曾说，“在生时，作品多以作家的命运为命运，而死后的若干年，作家却以作品的命运为命运。后人铁面，历史无私。”⑩如果说，日据时期的台湾与大陆交流困难，因而作家作品多受影响，那么在今天，或许我们是时候为杨逵和他的小说拂去灰尘，让这些曾记录一时期现实的文字在新的现实面前获得新的阅读、接受和生命。毕竟，作为在极其艰难的写作环境下完成的文学作品，作为在台湾新文学诞生不久后就颇有自家风范的作品，作为曾为一地区人民的反殖民事业作出贡献的作品，它应该在台湾新文学史乃至中国新文学史上有着自己的名字与地位。

    注 释

    ①③④⑤⑧杨逵.杨逵作品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33，95，119，172，51.

    ②古继堂.简明台湾文学史[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50.

    ⑥陆卓宁.历史的“遗漏”：深入杨逵文学精神[J].长江大学学报，2005（01）：40.

    ⑦黎湘萍.“杨逵问题”：殖民地意识及其起源[J].华文文学，2004（5）：14.

    ⑨方銘.蒋光慈研究资料[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247.

    ⑩赵晏彪.后人铁面，历史无私[J].满族文学，2010（2）：45.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910065001）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