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出版发展
【摘要】从普遍规律来看，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中实现自身发展。从中国现实来看，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出版遵循着以“引进来”推进“本土化”，靠“引进来”刺激“走出去”的历史逻辑。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推进必须在历史经验和现实趋势中厘清发展思路、解决发展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讲好中国故事；出版
【作者单位】杨晶，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BKS005）；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研究院重点课题（YB2016003）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读物的出版和发行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重要环节。在我国出版业市场化转型中，各大出版社通过坚定思想、导向正确、选题创新和政策倾斜等措施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图书的出版[1]。其中，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以“学术”确保理论的科学性，以“普及”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广大受众的认知能力水平和接受形式，在政治社会化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事业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媒体环境下，学术普及性理论读物由于适应受众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的深刻变革趋势而备受关注。
一、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出版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有分量的学术研究成果通俗化的著作。它不同于政治宣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读物。后者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和实践最新成果的通俗化诠释，其政治宣传功能突出，理论政策性较强，虽然是党的社会实践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但是在形式上与学术性研究成果有所区别。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创设科学社会主义之初，就尤为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化和通俗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法，因此，理论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内在本质的体现。同专心伏案的学术研究者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作为社会革命的实践者和科学理论的构建者，在理论创新的同时，主要通过群众演讲、撰写社论等大众化的传播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成果通俗化。例如，1847年年底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发表的、后被冠以《雇佣劳动与资本》标题的演说，可以被视为马克思对日后成熟著作《资本论》核心内容的通俗化诠释。1919年7月，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做了题为《论国家》的讲演，是对《国家与革命》核心思想的通俗化解说。这些对理论研究的通俗化诠释经过整理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并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
毛泽东尤为重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自觉建设。他高度赞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毛泽东也身体力行撰写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其中被称为“两论”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最为突出的代表作。中国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帮助广大忙于军事斗争的红军将士及时、快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但在共同目标层面上，而且从学理上更加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以共同利益的深刻认知铸造无坚不摧的理想共识，使马克思主义凝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的巨大物质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需求有增无减。社会主义出版业的发展极大地推进了政治宣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读物的发展，使其始终紧跟党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发展的时代步伐。同时，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市场占有比例却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在政治斗争时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遭受巨大冲击，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唤醒了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发展及与其相关的出版事业。
二、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出版的发展历程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出版的发展历程来看，其主要出现过两次契机和热潮。
第一次是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大量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学术普及读物被中国的学者介绍到国内，以指导和推进中国的革命实践。由于当时中国学者大多数留学日本和苏俄，因此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学术普及读物）主要来自这两个国家，这些著作主要有：苏俄理论家西洛可夫和艾曾伯格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日本学者河上肇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由于革命时期国内学者无暇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引进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学术普及读物为主。
不可否认，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受到西方著作的影响，但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毛泽东的“两论”等之所以能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就在于它们不是对苏联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照搬，而是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基础上有所创新。例如，毛泽东在阅读苏联哲学家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时做了大量的批注，这些批注中有毛泽东对于马克思“实践”定义的独特理解，还有对列宁认识论不足的自觉指认等，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中理论创造的自觉。
第二次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展现思想魅力和发挥指导作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大量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 ，“倒逼”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界对苏东模式的教科书体系充满质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水平上的超前地位产生不安，主张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原典中梳理出思想的本真基础，以此发展没有被苏联中介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及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市场经济现代性困境的反思以探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路径。总之，“回到马克思”就是跟随马克思走向历史的深处，回答实践中的发展问题。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得以迅速恢复和繁荣。
但同时，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成果丰收相比，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发展毫无起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欧美国家再现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的热潮。其时，西方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也随之大量涌现，自2010年起被国内出版社先后引进。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由英国学者、当代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著写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法国哲学家丹尼尔·本赛德著写的《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红旗出版社，2013年），日本学者内田树与石川康宏合著的《青年们，读马克思吧！》（红旗出版社，2013年）以及韩国学者柳东民著写的《马克思问我哪里痛》（中信出版社，2014年）。在此一轮出版攻势下，学界的理论传播意识被惊醒，中国学者在已有的自主研究、基础扎实的成果基础上，逐步展开相应的普及读物写作和出版工作，涌现出诸如程建宁等编著的《活着的马克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张博颖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等优秀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
在大众媒介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促使纸质读物向包括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新媒体等在内的广义出版物转型。《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纸质读物在国内出版当年，中国电信天翼阅读基地就获得首发电子书的授权，面向平台已有的3000万用户推广和普及这本书。2013年，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出品的50集电视系列片《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在北京卫视播出，同时在凤凰网、新浪、搜狐等各大门户网站推出同步视频，开播两个月点击总数超过2亿次。这部电视片在片中加入权威专家访谈以确保内容的科学性，并强化普及特性；根据新媒体传播特性，每集限长15分钟，以“一个人物、一个故事、一个论断”的脚本形式展开，注重三维动画等新元素的吸纳，在表现形式上更加生动活泼，贴近年轻观众的欣赏习惯，扩大普及范围。
上述两次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出版热潮都是在国家发展需求和“引进来”的双重刺激下形成的。但是，“引进来”的刺激没有淹没中国学者和实践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和信心。学界“本土化”的责任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引进来”热潮中被激活，于是，学界在不遗余力推进“大众化”的同时，乘胜追击让“大众化”成果“走出去”。2015年5月28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著写的《少年读马克思》英译版在纽约“美国书展”亮相。这本书是韩毓海在其学术研究成果《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是美国出版的第一本面向青少年的马克思读物。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开始担负起提升中国形象国际认可度、增强国民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提高国家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崭新使命。
三、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出版的发展建议
1.“两条腿走路”，相得益彰
第一个“两条腿走路”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两者相互借鉴、相互启发。第二个“两条腿走路”是“普及性”和“学术性”兼顾，两者融为一体、深入浅出。改革开放以后，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出版曾经将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物传记上，这部分传记在受众和市场定位上过于单一化，并且呈现两极化的极端倾向。一类传记面向青少年，“普及性”压倒“学术性”，内容偏重励志，失于思想深度；另一类面向学者，“学术性”压倒“普及性”，以思想史为理论研究服务，疏于通俗化叙事。在这方面，西方学者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们的著作备受欢迎的共同点在于擅长讲故事以及生活化的视角。例如，内田树与石川康宏的《青年们，读马克思吧！》通过8封书信，就《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经典著作当中的经典问题进行了讨论，深奥难读的文字变成一个生动有趣的思想游戏。丹尼尔·本赛德的《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是一本关于资本的“侦探小说”，通过追踪资本积累的机制，洞悉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将《资本论》的奥义变得趣味盎然。
目前，国内学者缺乏的不是思想的深邃，而是讲好故事的本领。在新媒体时代，一个好故事往往要比一个真理或真相更具有吸引力。2015年名叫胡伟的年轻哲学硕士在红旗出版社出版了《真思想：马克思哲学的超越之维》一书，其在叙事风格方面深得韩国柳东民所著《马克思问我哪里痛》的精髓。胡伟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阐述日常生活中的爱情友情、为人处世等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一部生活指南。可见，中国学者的“讲好故事”能力正在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中得到提升，进一步助力社会主义的深化改革事业。
2.在出版基金和政策方面给予适当倾斜
改革开放37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涌现了大量优秀学术成果，为本土化学术成果的普及工作奠定了基础。从2012年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的实施全面助力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快速发展，涌现诸如《中国国情读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等优秀成果。此外，国家社科基金自2010年起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其主要资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2]。通过这一渠道，一大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优秀学术成果通过海外知名出版社发行传播，极大地提升了社会主义的文化软实力并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权。相形之下，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在“走出去”的战略平台建设方面明显不足，需要在出版资金和出版渠道方面推行相应的扶持性政策。
目前，国内关于海外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版权引进既有事业单位主管的中央级出版社，也有民营的出版公司。前者在出版物翻译和发行营销方面具有优势，能够最大限度确保读物的出版质量和销售数量；后者往往在资金等方面缺乏支持，其读物的目标受众和选题策划方面不可避免需要更多地考量经济效益。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性质决定了其出版必须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因此，相关“引进来”的工作同样需要出版基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
3.加强编辑出版工作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
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普及读物，它的编辑工作往往涉及意识形态工作的问题。出版业的市场化发展带动了出版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但是意识形态的一元性指导地位仍然需要坚守。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引进来”，注重的是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普及方面的优势，同时要关注西方读物观点与我国主流思想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
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学术专业性著作，它的主要受众是接受科学普及的、不具备专业甄别能力的读者人群。出版社在遴选和引进海外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时，要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放在首位。出版社要紧跟学术研究动态，加强业界和学界的互动，邀请知名学者推荐适宜的出版选题，邀请学科领域的专家提供优质的译本、为出版物撰写具备理论引导功能的“前言”等，全面提高出版专业化程度。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等之所以在中国备受青睐和追捧，就在于它们站在科学基础上，客观评价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有效性，否定了西方学界对马克思思想的种种诘难。同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真理性的检验，它是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走出去”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使命在于促进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交流，进而以文化交流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共生，增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意识。
4.强化数字出版的守土意识和阵地意识
“好故事”需要现代媒介的传播，同时也要适应现代媒介的特性才能实现效果最大化的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中国共产党基本文献》等马克思主义论著正在利用全媒体实施数字化工程。数字出版推进数字阅读，数字阅读推进全民阅读，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同样需要在这场转型中得到新的发展契机和功能发挥空间。
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数字化必须从政治合格的角度加强对出版内容的审查，强化阵地意识，确保政治导向正确。数字出版改变了传统出版的生产和消费形式，革新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同时在技术上增加了数字出版活动的监管难度。需要警惕的现象是，一部分境外的或原创的非法政治性数字出版物打着学术普及读物的幌子在虚拟空间中散播，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也在数字出版领域寻找滋生蔓延的机会。这类出版物往往比拙劣的网络文学或网络谣言更具有迷惑性和危害性，它以学术研究和思想论争将自身包装成理论权威，以通俗文字和反智语言发挥“魔弹”效果，令受众接收错误政治信息。因此，打击非法普及读物需要政府与行业建立联动机制，以行政监管之力整饬网络空间，同时加强行业自律和行业监督，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数字出版市场健康发展。
[1]赵燐. 图书出版的重大历史使命──谈走向市场中的马克思主义图书出版[J]. 中国出版，1994（2）.
[2]李雪涛. 对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几点思考[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