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与“反应”
二战后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了西方乃至全世界，对现代文明造成了强烈的冲击。20世纪60年代末，在海登·怀特的引导下，后现代主义开始通过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进入史学领域，从对史学理论的渗透开始，逐渐波及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后现代主义史学质疑历史认识客体的真实性，强调语言对历史建构的决定性意义，把历史文本等同于文学虚构，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传统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面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中学历史教学该如何“反应”呢？我们还是先从何伟亚先生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以下简称《怀柔远人》）这部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代表作说开去。
1995年，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Hevia）出版了《怀柔远人》一书。1997年，该书获得了美国亚洲学列文森最佳著作奖。该奖的颁发却意外地引发了一场“世纪末之争”。海内外学术界结合该书主题，围绕后现代的研究取向和后现代主义方法的运用等核心问题展开争论，因为其关乎史学之大义与旨趣，讨论可谓激烈。
我们还是先从《怀柔远人》一书的主题谈起。1793年9月14日，乾隆在热河行宫接见了马嘎尔尼使团，但在接见前却发生了一场引人注目、众说纷纭的礼仪之争。这一至少在清朝当事人看来并非是特别重要的偶然事件，后来却引发西方史学家的密切关注，并与其后中英鸦片战争及众多不平等条约相联系，导致各种历史诠释的出现，该事件被赋予了超越其本身价值的历史意义。
关于马嘎尔尼使华事件解释的传统主流观点，即以美国费正清为主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认为该事件是一个为商业贸易驱动的英帝国的扩张，与一个傲慢的中华帝国相遇并因文化误解而发生的冲突，其实质是优越的西方文明和落后的东方文明之间的撞击。
需要说明的是，费正清的观点可以追溯至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解释”理论。帕森斯把中国描绘成是一个重视符号象征和礼仪的社会，其中上层知识精英导演整个社会的礼仪。他认为传统中国社会过分注重血缘宗族关系妨碍了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和司法程序的理性化，中国社会的经济也不能从文化和政治中分离出来，并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沿着文化传统阻碍经济现代化在中国进展的思路，费正清把朝贡制度看成是中国文化体制的最具象征意义的制度。从朝贡制度研究中，费正清认为由于中国长期处于隔离状态滋生了华夏中心主义，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也不能应付西方列强的挑战。①
何伟亚要修正的就是这种历史解释理论。何伟亚明确指出：“在本书中，我努力要做到的就是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尤其是反对他们把中国文化与清帝国，‘西方与英帝国主义混为一谈。事实上，我试图把乾隆朝廷与英国人的会面重建为两个扩张性帝国的会面，各方均有自己的关注所在，各方均有自己的安全要求。”②可见，何伟亚把马嘎尔尼使华事件看做是两个扩张性帝国的冲突，而非文明的冲突，书中分别从中英两条叙述线索出发对事件发生的全过程进行考察分析。何伟亚认为清朝和英国都是专制主义的帝国，都各自竭力排斥对自身权力的各种威胁。对觐见前后英使团的真实目的评判一直是清政府的重要任务，随着英国使团的真实意图逐渐表露，清朝政府认为在英国人的强大外力之后缺乏道德基础。同时，英国使团的唐突行为和不当细节让清朝政府加深了相互猜忌。在书中，多处涉及英国使团的炫耀和清朝政府的顾虑之间的对比描述，清朝宫廷官员在礼仪程序组织上的不当才是导致英国使团失败的原因。在何伟亚看来，费正清等学者都陷入了赛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把西方文化和价值拔高为代表人类发展的最先进阶段，即现代性。该理论体现的是一种殖民主义的价值观，何伟亚主张当代历史编纂必须从这种“现代性”的话语桎梏下解放出来。
面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挑战，我们不会真正认同其基本观点和主张，但要学会理性地审视其“颠覆”的问题，分析其“解构”的理由，反思现代史学自身存在的问题，扩展历史学的新途径和新方法，提升历史学自我的“容错能力”。
其实，后现代主义在历史认识论方面，看似破坏性，毋宁说是建设性的。明显的例子是，在经过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之后，已经没有多少历史学家对历史客观性概念坚定不移了。就《怀柔远人》一书而言，本文最关注的不是其提出的观点和结论，而是其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尤其有关历史认识论方面的相关见解，值得参考。以下略谈两点：
1.关于史料与历史、历史解释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书中，何伟亚经常采用后现代主义方法重新解释相关史料，消解传统的历史与史料的联系。比如，何伟亚在书中对“乾隆致英王的信函”相关内容的重新解释：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齐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③
——《清高宗实录》卷1435
这则史料经常被引用，作为清朝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明证，何伟亚却对其做了不同的评价。何亚伟认为，在此乾隆并不是谈的英国贸易，谈的是官员们对英国礼物的评价，可能与朝廷眼中的马嘎尔尼对礼物所抱的态度有关。遭到朝廷拒绝的，不是对英贸易，不是英国制成品，不是手中的礼物，而是马嘎尔尼有关礼物的自视狂妄的骄矜态度。
何伟亚的上述评论对错与否暂且不谈，从中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史学特别强调尽可能将历史现象放到当时的时空语境中进行考察，以实现与古人的“心通意会”（empathy）。在书中，费正清的“朝贡体系”模式仅从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出发，而忽视了事件发生的时空语境。何伟亚强调：“我们必须跨越的不是什么时间和空间上的鸿沟，而是相像出来的距离。生于一国并说那国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对当地之过去有着先天的接近能力。他还必须转译和阐释。这两者都需要心通意会和想象力。”①
同时，在何伟亚看来，迄今为止的西方汉学界对英国使团失败原因的传统解释都是建立在欧洲学者从欧洲的观点对“乾隆致英王的信函”的误读之上。对于这种误读，何伟亚不无讽刺的指出“这封信言简意赅，很好地代表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主义、孤立主义和自给自足感，于是，这封信，还有马嘎尔尼使团很快就被整合进朝贡体系综合体之中，后者定义了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和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如此论调不但歪曲了清英两个帝国相遇的性质，还使“死气沉沉的东方与生机勃勃的西方”这样一种阐释模式永久地存在。②
何亚伟指出，由于受到当时语境和各自关于世界秩序观念的影响，关于马嘎尔尼使华事件的中英官方描述在记录前实际上已经存在一个潜在的结构指导着历史的记载。比如，英方官方记载，英使节最后只行了九次单膝跪地和俯身向地之礼，而中国的官方记载都对使节不符礼仪之事隐瞒不录。于是，何伟亚所努力的就是要从当时中国的满族人和英国人究竟是怎么看待礼仪的角度来理解这一事件，通过对中英双方不同立场的历史记录做深层次文本分析，立体呈现该事件，发掘事件的原始意义。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史料本身是一个受撰写史料的人所使用的修辞结构或潜在意识形态影响的文本。作为文本的史料，不是绝对的客观的记录，而是受到主观意志影响的。所以，史料和历史的真实是有距离的，强势的语境以及同权势相联系的强迫性的意识都可能使文本歪曲对事件的反映，进而影响对历史事件的阐释。后现代主义正是通过对历史文本主观因素的强调，展现了历史认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矛盾。“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动摇材料（事实）与阐释之间的众皆认可的关系。”③何伟亚认为：“重建过去并不只是发掘新证据，运用新方法或者揭示从前的偏见。它也意味着介入所有学术研究都要卷入的知识的产生与传布的政治之中，因此，问题不在于叙事时少一点偏见或少一点意识形态色彩，而在于如何依据多种阐释的立场和我们每天面对的权力结构来定位我们自己的史学研究。首先要做的是批判性地评述现有的讨论，或者说，在本项研究的语境中，解构历史重构。”④实证主义史家在史料与解释的文本之间连以证伪、归纳和演绎方法，而后现代主义史家则更看到历史叙述与解释的非实证主义层面。因此，后现代主义要求史学家不仅要考证其原始史料的可信性，还要善于去觉察原始史料已有的“理解的前结构”。
2.关于历史叙述的演化变迁问题
通读全书，何伟亚在写作中的最大特点在于尝试从各方不同文本叙述线索出发对事件发生的全过程进行考察分析，试图从文本的深层次叙事结构中分析判断事件的原始面貌。比如，该书第四章检讨了马嘎尔尼英方对觐见过程的叙述。第六章和第七章考察了清朝一方对相关觐见的记载。第八章把双方的叙述列在一起，合而观之。第十章更是从史学史的角度考察了关于“马嘎尔尼事件”“磕头问题”“乾隆致英王的信”等焦点问题在清帝国和英帝国中的记载变迁，以及马嘎尔尼事件研究的中外学术史回顾。在最后一部分“历史的视野”中，提出了一系列深刻追问：“我们如何解释有关马嘎尔尼使团史学研究中出现的这些迂回曲折的转变？我们如何解释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这些变化？哪种事件是在阐释上可变化的？有无可能或是否必要把使团与它的史学研究分开？”⑤对中外学者的现有研究，何伟亚更是提出了批评：“他们按照界限清晰的时空实体来安排他们的叙述，把文明和民族作为恒定的历史分析单位；以直线式的因果关系组织事件，明确地以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类别来界定社会成分；并将历史分割成黑白分明的各个阶段……他们所赞成的对马嘎尔尼使团的阐释，完全是现代化的，并且有违或漠视清廷统治者的想法和信仰。依然存在的问题是是否存在另外的方式可以用来介入往昔。”⑥
在此，何伟亚就触及了历史叙述的演化变迁问题。史学家对不同事实的选择和安排会产生不同的叙述效果，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它揭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相同的历史事实，在不同史学家的笔下，由于材料的选择取舍、安排的主次轻重、搭配的前后左右等，会建构起不同的历史大厦，这是现实存在的。这种现象，在我们的教科书中随处可见，如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时代变迁、关于历史事件叙述的时代变迁等。只是后现代主义兴起后，才将最后的一层窗纸捅破。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学会从其表层的叙述演变中透视深层的历史信息。正如有学者所言：“从表层看，历史叙事的演变是有关对象（人物、事件等等）的叙述演变；但从深层看，则是叙述者自身的演变，是叙述者所处社会和时代的演变。一个历史学家的叙述，不单是叙述了历史的故事，也叙述了叙述者自己的故事，叙述了叙述者生活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故事。”①后现代对历史叙述的建构和结构演化变迁的分析，颇能反映历史认识的特征和史学演变的本质，为史学史研究找到一个新的视角。
总之，后现代主义史学对历史文本主观因素的强调，提倡注意史料中存在的“理解的前结构”，主张“心通意会”、力图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发言或倾听他们的声音，关注历史叙述的演化变迁等，启示我们在历史研究中：不仅要关注“我们认识了什么”，更要反思“我们是如何认识的”，还要注意“我们是如何表述的”。客观而言，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宣告历史无真实，或者说，他们的意思是说历史学不等于真，历史学也不能垄断“真”。在某种程度上，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的复杂性、局限性、对历史之真的相对性的认识，都要比传统的史学观念更为深刻、更为清醒。
就中学历史教学而言，后现代主义史学看似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它所要“颠覆”和“解构”的问题就在我们身边。曾记得，2012年第41题一经亮相，即赢得一片好评，普遍认为该题是难得的好题。遗憾的是，学生的答题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大家都在纷纷反思，提出以后要加强史观教学，关注学术动态。在某种意义上，这道高考题的出现毋宁看做是一次难得的契机，通过认真思考“冲击-反应”模式被后现代“颠覆”“解构”的过程与方法，促进我们反思自身的历史认识论问题。
当前，由于历史学科素养中提倡史料实证，关于史料教学的讨论已成热点问题。但反思当前的史料教学，在如何运用史料解读进行历史叙事方面，存在着诸多异化现象，如史料开发的过度化、史料解读的随意化、史料分析的碎片化等，大家都开展了严肃而认真的批评和讨论。仔细想来，诸多异化现象的背后，反映的就是我们教学中对如何认识史料和历史、历史解释、历史叙述之间关系的理解问题。诸多历史认识乱象的发生，追根溯源，可能与我国传统上历史认识论研究的长期“缺位”相关。正如有学者所言，自从有了“认识就是反映”这样一个普遍而强大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历史认识的问题就被扼杀在了强大的集体无意识之中。直至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史学的引入和传播，我国的历史认识论研究才随之兴起。②与西方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到后现代哲学的发展中取得的重大突破相比，我们的历史认识论研究确实还有很大的差距。记得何兆武先生曾讲到：“40年代初，作为一个在校的学生，我对当时许多历史学著作最感不同意的就是它们有着太多的毫无根据的、教条式的武断。其所由以出发的基本前提假设，几乎完全缺乏任何批判精神的洗练，就径直被强加给读者。这就引导我的兴趣逐渐由思想史过渡到历史哲学以及历史学的知识论上面来。”③任何学科没有经过哲学的批判，就不可能成为科学，我们需要对自身的史学及其前提假设先进行一番反思。
当前，我们需要认真反思的问题多多，还是应该从基本的原点问题入手。比如，“历史是什么？”这一原点问题，历史的观念问题非常关键，基于对历史观念的不同认识，会引导产生不同的教学观念和学习方式。关于“历史认识何以可能？”这一原点问题，在我们以前的认识论研究中，很少涉及“历史认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大家从不怀疑历史认识的可能性，更不认为历史认识是不可能的。在西方，历史认识论研究一直是在“历史知识如何可能”这一康德式问题主导下开展的。关于西方语境下的“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历史建构”“历史表现”“历史叙述”等概念内涵的辨析问题，不能望文生义，囫囵吞枣。关于历史、历史学、“历史认识的真”三者之间的差异问题等。在历史认识论问题中，各种范畴和问题总是纠缠不清的，概念的理清应该是理性思考的大前提。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在历史认识论研究中，错认的现象不易避免。不同论域中的看法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往往是‘错认现象所致。如果说我们对可见的感知世界的认识存在着普遍的‘感官会欺骗你的现象，那么在思维领域对可知的理性世界的知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活动中，同样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思维会欺骗你的现象”。①在此首先提倡理清概念、澄清问题、自我反思，正是为了避免和减少我们自身存在的日用不知、习焉不察的认识错误和思维误区。
总之，面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中学历史教学应该做出积极的“反应”，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关乎学科的自律与规范，关乎学科的独立和发展。历史的经验表明，德国的历史教育就是在回应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中，开展了关于历史真实性认识的讨论，拓宽了历史教育的内容维度。自此，德国历史教育学不再被仅仅视作学科教学的方法论，获得了学术的独立性。②如果上述讨论尚属合理的话，那么我们历史教学不妨也大胆尝试“拥抱”一下后现代，借助外力、批判反思，开启教学研究的新境界。
【作者简介】朱继军，洛阳理工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责任编辑：李婷轩】
1995年，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Hevia）出版了《怀柔远人》一书。1997年，该书获得了美国亚洲学列文森最佳著作奖。该奖的颁发却意外地引发了一场“世纪末之争”。海内外学术界结合该书主题，围绕后现代的研究取向和后现代主义方法的运用等核心问题展开争论，因为其关乎史学之大义与旨趣，讨论可谓激烈。
我们还是先从《怀柔远人》一书的主题谈起。1793年9月14日，乾隆在热河行宫接见了马嘎尔尼使团，但在接见前却发生了一场引人注目、众说纷纭的礼仪之争。这一至少在清朝当事人看来并非是特别重要的偶然事件，后来却引发西方史学家的密切关注，并与其后中英鸦片战争及众多不平等条约相联系，导致各种历史诠释的出现，该事件被赋予了超越其本身价值的历史意义。
关于马嘎尔尼使华事件解释的传统主流观点，即以美国费正清为主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认为该事件是一个为商业贸易驱动的英帝国的扩张，与一个傲慢的中华帝国相遇并因文化误解而发生的冲突，其实质是优越的西方文明和落后的东方文明之间的撞击。
需要说明的是，费正清的观点可以追溯至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解释”理论。帕森斯把中国描绘成是一个重视符号象征和礼仪的社会，其中上层知识精英导演整个社会的礼仪。他认为传统中国社会过分注重血缘宗族关系妨碍了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和司法程序的理性化，中国社会的经济也不能从文化和政治中分离出来，并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沿着文化传统阻碍经济现代化在中国进展的思路，费正清把朝贡制度看成是中国文化体制的最具象征意义的制度。从朝贡制度研究中，费正清认为由于中国长期处于隔离状态滋生了华夏中心主义，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也不能应付西方列强的挑战。①
何伟亚要修正的就是这种历史解释理论。何伟亚明确指出：“在本书中，我努力要做到的就是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尤其是反对他们把中国文化与清帝国，‘西方与英帝国主义混为一谈。事实上，我试图把乾隆朝廷与英国人的会面重建为两个扩张性帝国的会面，各方均有自己的关注所在，各方均有自己的安全要求。”②可见，何伟亚把马嘎尔尼使华事件看做是两个扩张性帝国的冲突，而非文明的冲突，书中分别从中英两条叙述线索出发对事件发生的全过程进行考察分析。何伟亚认为清朝和英国都是专制主义的帝国，都各自竭力排斥对自身权力的各种威胁。对觐见前后英使团的真实目的评判一直是清政府的重要任务，随着英国使团的真实意图逐渐表露，清朝政府认为在英国人的强大外力之后缺乏道德基础。同时，英国使团的唐突行为和不当细节让清朝政府加深了相互猜忌。在书中，多处涉及英国使团的炫耀和清朝政府的顾虑之间的对比描述，清朝宫廷官员在礼仪程序组织上的不当才是导致英国使团失败的原因。在何伟亚看来，费正清等学者都陷入了赛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把西方文化和价值拔高为代表人类发展的最先进阶段，即现代性。该理论体现的是一种殖民主义的价值观，何伟亚主张当代历史编纂必须从这种“现代性”的话语桎梏下解放出来。
面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挑战，我们不会真正认同其基本观点和主张，但要学会理性地审视其“颠覆”的问题，分析其“解构”的理由，反思现代史学自身存在的问题，扩展历史学的新途径和新方法，提升历史学自我的“容错能力”。
其实，后现代主义在历史认识论方面，看似破坏性，毋宁说是建设性的。明显的例子是，在经过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之后，已经没有多少历史学家对历史客观性概念坚定不移了。就《怀柔远人》一书而言，本文最关注的不是其提出的观点和结论，而是其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尤其有关历史认识论方面的相关见解，值得参考。以下略谈两点：
1.关于史料与历史、历史解释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书中，何伟亚经常采用后现代主义方法重新解释相关史料，消解传统的历史与史料的联系。比如，何伟亚在书中对“乾隆致英王的信函”相关内容的重新解释：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齐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③
——《清高宗实录》卷1435
这则史料经常被引用，作为清朝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明证，何伟亚却对其做了不同的评价。何亚伟认为，在此乾隆并不是谈的英国贸易，谈的是官员们对英国礼物的评价，可能与朝廷眼中的马嘎尔尼对礼物所抱的态度有关。遭到朝廷拒绝的，不是对英贸易，不是英国制成品，不是手中的礼物，而是马嘎尔尼有关礼物的自视狂妄的骄矜态度。
何伟亚的上述评论对错与否暂且不谈，从中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史学特别强调尽可能将历史现象放到当时的时空语境中进行考察，以实现与古人的“心通意会”（empathy）。在书中，费正清的“朝贡体系”模式仅从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出发，而忽视了事件发生的时空语境。何伟亚强调：“我们必须跨越的不是什么时间和空间上的鸿沟，而是相像出来的距离。生于一国并说那国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对当地之过去有着先天的接近能力。他还必须转译和阐释。这两者都需要心通意会和想象力。”①
同时，在何伟亚看来，迄今为止的西方汉学界对英国使团失败原因的传统解释都是建立在欧洲学者从欧洲的观点对“乾隆致英王的信函”的误读之上。对于这种误读，何伟亚不无讽刺的指出“这封信言简意赅，很好地代表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主义、孤立主义和自给自足感，于是，这封信，还有马嘎尔尼使团很快就被整合进朝贡体系综合体之中，后者定义了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和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如此论调不但歪曲了清英两个帝国相遇的性质，还使“死气沉沉的东方与生机勃勃的西方”这样一种阐释模式永久地存在。②
何亚伟指出，由于受到当时语境和各自关于世界秩序观念的影响，关于马嘎尔尼使华事件的中英官方描述在记录前实际上已经存在一个潜在的结构指导着历史的记载。比如，英方官方记载，英使节最后只行了九次单膝跪地和俯身向地之礼，而中国的官方记载都对使节不符礼仪之事隐瞒不录。于是，何伟亚所努力的就是要从当时中国的满族人和英国人究竟是怎么看待礼仪的角度来理解这一事件，通过对中英双方不同立场的历史记录做深层次文本分析，立体呈现该事件，发掘事件的原始意义。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史料本身是一个受撰写史料的人所使用的修辞结构或潜在意识形态影响的文本。作为文本的史料，不是绝对的客观的记录，而是受到主观意志影响的。所以，史料和历史的真实是有距离的，强势的语境以及同权势相联系的强迫性的意识都可能使文本歪曲对事件的反映，进而影响对历史事件的阐释。后现代主义正是通过对历史文本主观因素的强调，展现了历史认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矛盾。“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动摇材料（事实）与阐释之间的众皆认可的关系。”③何伟亚认为：“重建过去并不只是发掘新证据，运用新方法或者揭示从前的偏见。它也意味着介入所有学术研究都要卷入的知识的产生与传布的政治之中，因此，问题不在于叙事时少一点偏见或少一点意识形态色彩，而在于如何依据多种阐释的立场和我们每天面对的权力结构来定位我们自己的史学研究。首先要做的是批判性地评述现有的讨论，或者说，在本项研究的语境中，解构历史重构。”④实证主义史家在史料与解释的文本之间连以证伪、归纳和演绎方法，而后现代主义史家则更看到历史叙述与解释的非实证主义层面。因此，后现代主义要求史学家不仅要考证其原始史料的可信性，还要善于去觉察原始史料已有的“理解的前结构”。
2.关于历史叙述的演化变迁问题
通读全书，何伟亚在写作中的最大特点在于尝试从各方不同文本叙述线索出发对事件发生的全过程进行考察分析，试图从文本的深层次叙事结构中分析判断事件的原始面貌。比如，该书第四章检讨了马嘎尔尼英方对觐见过程的叙述。第六章和第七章考察了清朝一方对相关觐见的记载。第八章把双方的叙述列在一起，合而观之。第十章更是从史学史的角度考察了关于“马嘎尔尼事件”“磕头问题”“乾隆致英王的信”等焦点问题在清帝国和英帝国中的记载变迁，以及马嘎尔尼事件研究的中外学术史回顾。在最后一部分“历史的视野”中，提出了一系列深刻追问：“我们如何解释有关马嘎尔尼使团史学研究中出现的这些迂回曲折的转变？我们如何解释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这些变化？哪种事件是在阐释上可变化的？有无可能或是否必要把使团与它的史学研究分开？”⑤对中外学者的现有研究，何伟亚更是提出了批评：“他们按照界限清晰的时空实体来安排他们的叙述，把文明和民族作为恒定的历史分析单位；以直线式的因果关系组织事件，明确地以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类别来界定社会成分；并将历史分割成黑白分明的各个阶段……他们所赞成的对马嘎尔尼使团的阐释，完全是现代化的，并且有违或漠视清廷统治者的想法和信仰。依然存在的问题是是否存在另外的方式可以用来介入往昔。”⑥
在此，何伟亚就触及了历史叙述的演化变迁问题。史学家对不同事实的选择和安排会产生不同的叙述效果，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它揭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相同的历史事实，在不同史学家的笔下，由于材料的选择取舍、安排的主次轻重、搭配的前后左右等，会建构起不同的历史大厦，这是现实存在的。这种现象，在我们的教科书中随处可见，如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时代变迁、关于历史事件叙述的时代变迁等。只是后现代主义兴起后，才将最后的一层窗纸捅破。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学会从其表层的叙述演变中透视深层的历史信息。正如有学者所言：“从表层看，历史叙事的演变是有关对象（人物、事件等等）的叙述演变；但从深层看，则是叙述者自身的演变，是叙述者所处社会和时代的演变。一个历史学家的叙述，不单是叙述了历史的故事，也叙述了叙述者自己的故事，叙述了叙述者生活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故事。”①后现代对历史叙述的建构和结构演化变迁的分析，颇能反映历史认识的特征和史学演变的本质，为史学史研究找到一个新的视角。
总之，后现代主义史学对历史文本主观因素的强调，提倡注意史料中存在的“理解的前结构”，主张“心通意会”、力图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发言或倾听他们的声音，关注历史叙述的演化变迁等，启示我们在历史研究中：不仅要关注“我们认识了什么”，更要反思“我们是如何认识的”，还要注意“我们是如何表述的”。客观而言，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宣告历史无真实，或者说，他们的意思是说历史学不等于真，历史学也不能垄断“真”。在某种程度上，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的复杂性、局限性、对历史之真的相对性的认识，都要比传统的史学观念更为深刻、更为清醒。
就中学历史教学而言，后现代主义史学看似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它所要“颠覆”和“解构”的问题就在我们身边。曾记得，2012年第41题一经亮相，即赢得一片好评，普遍认为该题是难得的好题。遗憾的是，学生的答题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大家都在纷纷反思，提出以后要加强史观教学，关注学术动态。在某种意义上，这道高考题的出现毋宁看做是一次难得的契机，通过认真思考“冲击-反应”模式被后现代“颠覆”“解构”的过程与方法，促进我们反思自身的历史认识论问题。
当前，由于历史学科素养中提倡史料实证，关于史料教学的讨论已成热点问题。但反思当前的史料教学，在如何运用史料解读进行历史叙事方面，存在着诸多异化现象，如史料开发的过度化、史料解读的随意化、史料分析的碎片化等，大家都开展了严肃而认真的批评和讨论。仔细想来，诸多异化现象的背后，反映的就是我们教学中对如何认识史料和历史、历史解释、历史叙述之间关系的理解问题。诸多历史认识乱象的发生，追根溯源，可能与我国传统上历史认识论研究的长期“缺位”相关。正如有学者所言，自从有了“认识就是反映”这样一个普遍而强大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历史认识的问题就被扼杀在了强大的集体无意识之中。直至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史学的引入和传播，我国的历史认识论研究才随之兴起。②与西方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到后现代哲学的发展中取得的重大突破相比，我们的历史认识论研究确实还有很大的差距。记得何兆武先生曾讲到：“40年代初，作为一个在校的学生，我对当时许多历史学著作最感不同意的就是它们有着太多的毫无根据的、教条式的武断。其所由以出发的基本前提假设，几乎完全缺乏任何批判精神的洗练，就径直被强加给读者。这就引导我的兴趣逐渐由思想史过渡到历史哲学以及历史学的知识论上面来。”③任何学科没有经过哲学的批判，就不可能成为科学，我们需要对自身的史学及其前提假设先进行一番反思。
当前，我们需要认真反思的问题多多，还是应该从基本的原点问题入手。比如，“历史是什么？”这一原点问题，历史的观念问题非常关键，基于对历史观念的不同认识，会引导产生不同的教学观念和学习方式。关于“历史认识何以可能？”这一原点问题，在我们以前的认识论研究中，很少涉及“历史认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大家从不怀疑历史认识的可能性，更不认为历史认识是不可能的。在西方，历史认识论研究一直是在“历史知识如何可能”这一康德式问题主导下开展的。关于西方语境下的“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历史建构”“历史表现”“历史叙述”等概念内涵的辨析问题，不能望文生义，囫囵吞枣。关于历史、历史学、“历史认识的真”三者之间的差异问题等。在历史认识论问题中，各种范畴和问题总是纠缠不清的，概念的理清应该是理性思考的大前提。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在历史认识论研究中，错认的现象不易避免。不同论域中的看法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往往是‘错认现象所致。如果说我们对可见的感知世界的认识存在着普遍的‘感官会欺骗你的现象，那么在思维领域对可知的理性世界的知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活动中，同样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思维会欺骗你的现象”。①在此首先提倡理清概念、澄清问题、自我反思，正是为了避免和减少我们自身存在的日用不知、习焉不察的认识错误和思维误区。
总之，面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中学历史教学应该做出积极的“反应”，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关乎学科的自律与规范，关乎学科的独立和发展。历史的经验表明，德国的历史教育就是在回应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中，开展了关于历史真实性认识的讨论，拓宽了历史教育的内容维度。自此，德国历史教育学不再被仅仅视作学科教学的方法论，获得了学术的独立性。②如果上述讨论尚属合理的话，那么我们历史教学不妨也大胆尝试“拥抱”一下后现代，借助外力、批判反思，开启教学研究的新境界。
【作者简介】朱继军，洛阳理工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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