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文化的体验：解读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
郑伟
内容摘要：陈学昭的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叙述了知识分子李姗裳海外求学却又心系中国革命，最后返回国土来到延安投身革命事业，完成思想改造的经过。主人公李姗裳丰富的阅历使她的文化体验也较为丰富。而回到祖国，她更是体验到多重文化痕迹下的延安和解放区带给她的文化混杂感，这种多重文化的体验了带给她精神上的分裂感，体现在小说中就是各种矛盾冲突的结合。
关键词：陈学昭 文化体验 文化混杂
作为解放区女作家一员的陈学昭延安时期发表过多篇作品，如散文集《延安访问记》，《复活》、《烦忧》等歌颂革命英雄主义的诗歌，还发表了一些延安通讯。她用自己的笔书写了延安人们的生活，她用诗歌喊出了时代强音。解放战争时期受周恩来总理的启发创作了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仍坚持创作，在艰难的境遇中完成了下卷的创作。
《工作着是美丽的》作为陈学昭的代表作别具文学史意义与政治意义，因为它可以说是奠定了此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主题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型，小说叙述了知识分子李姗裳海外求学却又心系中国革命，最后返回国土来到延安投身革命事业的经历，在革命事业中，它的思想不断发生变化，最后成为一名坚定追随着，完成了思想改造。
这部完成于不同时期的作品可以说是作家的自叙传，主人公李姗裳的经历与陈学昭的生命轨迹基本贴合。小说体现了20世纪中国政治、革命、文学文化的风貌，叙写的人物时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为我们展示了那个年代风云变幻的时代图景。从李姗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江南古典文化、以法国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现代中国政治文化这三种文化的交错纠缠，而回到国内生活空间文化的混杂又给予作家別样的生活体验。
一
主人公出生于江南的一个小县城——海宁，在东海的一角，钱塘江边。故乡留给她最深刻的印痕就是江和海，而江南多水，于是江海变成为江南故乡的记忆，使作家反复回味。在上卷中第四章，作家专门用一个章节写海和海的传说：海宁汹涌的浪潮是因为两位昏庸和残暴的国君，从海的那边泅来的神奇的牛边成一只又大又重的铁牛躺在海边守卫堤岸。海的广阔、它的神奇的传说、咸腥的气息带给作家的是对海的仰慕，海的礼赞和海的幻想。这是一种对江南故乡文化的肯定。在长期的征服海洋的过程中，江南居民养成了刚毅的品性，旷放的心胸和豪迈勇武的气质。海潮的神话故事意味着一种文化传承，几百上千年的神话故事流传至今不仅意味着文化的承续，更是代表了文化的肯定与自豪。作家用“神奇”二字形容海的传说和那只镇守堤岸的牛，体现出海给作家带来的惊奇、幻想与求知的渴望，“她在堤岸上边走边沉思着，她时而想冲破天空，时而想钻到海底，探索一切天空和地下的秘密”，体现了作家思想的包容开放与性格的爽朗活泼。
江南温润的气候使得江南的景色富于色彩，优美的景色也是作家长于写景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作家善于发现景物的美，描写美，尤其是对颜色的掌控。“远山和大地都覆盖着鹅绒般的白色，简直好像泛着银色波澜的大海”，“金黄色的太阳带着炎炎的热气，照在那滋润的黑色的土地上”，“一片开始呈着黄色的稻穗在微风里沉甸甸地摇摆着”，“群山苍翠，好像少妇发髻上的缎带”，“远远地向狮子岭望去，它们已经脱去了冬天的似黑色的深绿色衣服而换上嫩绿带黄的春装”……作家写景多用明亮的颜色：金黄、翠绿、银白等等。虽也有对恶劣环境下景物的描写，但那似乎只是一笔带过，没有过多的笔墨，而对于暖色调的美丽的景色，如正逢时节的田野土地的景色，天气晴朗的群山水流的景色，作家便不保留自己的喜爱之情，尽情书写。也许是出身于江南，江南景多景也美，使作家在写景时时常会以江南的景色作对比。就算后期身处艰难困苦的环境，她笔下的景色并不喻境于景而依旧是美丽的，当然这也是作家坚定昂扬的革命信念的表达。作家写山写水，也写花。回国后坐在沪杭车里，车窗外卖花姑娘的叫喊声：“栀子花，白兰花”使她一下又投到对过往江南生活学习的追忆中去，而这花似乎在她心中是引发思乡的线索，当家乡解放后作家从北京前往浙江老家，途中到了上海，又是在沪杭的火车上，她又一次听见了卖花女的叫喊声：“栀子花，白兰花”，这花虽没在眼前，但却在脑海中具像化了，这是到达江南的凭证，家乡不再遥远了，家乡因听到卖花女的叫声有了实感，这种实感与睹物思乡不同，前者是漂浮在自己回忆的图景中，而后者是浸入式的沉浸在往日之事中，家乡因此有了实感。
由院子中鲜艳的石榴花，山茶花，凤仙花，鸡冠花让她忆起童年生活，回忆起家里有喜事或丧事时，“这院子总要搭起一个台，有一起人来拍昆曲”，“她听惯了那些幽雅的句子：‘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新雁……”，昆曲优雅的曲词，婉转的行腔，细腻的表演也潜移默化地对作者的性格产生影响。江南文化具有突出的崇文特征，社会普遍崇尚文教，重视文化教育。无论是“爱好书画，整日与一般书画家来往”而荒废经营的祖父，擅长昆曲出名的祖母，还是亦“酷爱书画，不善经营，懒于仕进”的父亲都能看出作家虽出生于商户，但家庭氛围却是书香浓郁，父亲还曾出任当地县立小学的第一任校长。有一处细节需要注意的就是作者的父亲的遗愿。作家尚是孩童时父亲便去世了，后来是母亲告诉她“父亲去世时，曾叮嘱哥哥们要给我读书，将来嫁我时只要分点书画给我，别的什么也不用给我”（《天涯归客》）。因此哥哥们“按照父亲的愿望，不像当时一般人家对待女孩子那样地给她缠足穿耳，他们让她受教育”，这里便可以看出江南人家对子女的教育还是颇为重视的。文中时常出现、主人公触景生情脱口而出的旧诗词体现出作者古典文化知识的素养以及江南古典文人性格的一面。春天的巴黎风和日暖，柳絮丝丝使她禁不住想念起故乡“闲梦江南梅熟日，桃花柳絮满江城”;重回故土，世事变幻，她思念着离世的母亲和哥哥，想起了童年时哥哥们教她《诗经》中的一首诗歌《陟岵》：“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兄嗟曰，予弟行役，上慎旃哉，犹来无死”;想念起明纯时忽然想起《西厢记》中“蝶粉乍沾飞絮雪，燕泥已尽落花尘。系春情短柳丝长，隔花人远天涯近”，体会到其中的深意;想到与明纯和德伟可能不复相见，她想起了王安石的诗：“水光山气碧浮浮，落日将归又少留，从此只应长入梦，梦中还与故人游”;在绍兴的制酒车间里，酒醇郁的芬芳使她一瞬间似乎懂得了“沉醉”二字的含义：“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她有时怀古幽思，想着当年群英会上的周郎，滕王阁作赋的王勃;有时品味着无人理解的寂寞孤独：“红楼个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作者以诗歌抒发自己或忧愁思念，或寂寞孤独，或感时怀古，或欣赏赞美的情感，淡淡的苦闷忧思借诗词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体现出作家的文学素养与古典情怀，也体现出江南女子性格的一面——含蓄婉约，沉静温柔。
有人说江南的性格是既温和又有小孩子脾气的，当你对着江南的景色加以流念，她会给你最美的景色作为报答，如果你不喜欢她，她更是展现出别样的姿态让你崇拜。作家的性格也是时而小桥流水般细腻，时而大海般坚毅，这两种性格倾向对立统一于作家内心之中，这也是江南人性格的两重性。
二
从明朝后期就有西方学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真正给中国带来文化冲击与震荡的是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之后。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江南沿海城市，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最早接触西方的思想文化观念，最得风气之先，这也是主人公在绝大多数中国女性尚处在与学校无缘的年代里，不仅受到良好的教育，得以凭知识谋生，四处辗转，并且得到家庭的支持，远去海外，赴法留学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1927到1934年的九年留学生涯中，以典雅、高贵、浪漫著称的法兰西文明给主人公李姗裳的性格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这是她人生中最开心快乐，最自由的时光，给她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她的审美倾向，情感趣味，生活方式以及她的性格的变化，她的命运走向都与这九年的留学生活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法兰西是她向往的国家，“从很多的文学作品里，曾给了她许多深刻而奇异的印象”。带着对现代化的渴望，她来到来法兰西。高大的建筑物上刻着“自由、平等、博爱”的三个法文字震撼了李姗裳，让她感到“生动而奇特”。而且法兰西人“好似那么地谦恭而富有亲切的礼貌，至少对于一个以对人物愈冷淡愈有美德的国家如像中国的女人看来是如此。在马路上走着，只要稍稍碰着了对方的衣角，就说‘对不起！……一个脚夫，一个女侍，他也是‘先生，也是‘太太，也是‘小姐;所以是脚夫，是女仆，那是一个职业”。法国人的亲切有礼，互相尊重，热情开放使姗裳印象深刻。对比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形态和人们冷漠愚昧的精神面貌，法国人崇尚的自由平等以及他们的彬彬有礼使她的心灵受到撞击。
此后她遇到的法国房东、钢琴教师、中学校长、大学教授、收留儿子的普通的法国夫妇，甚至在节日庆典里遇到的法国小伙，火车上偶遇的法国中年夫妇等等这些法国普通民众，无一不对这位异国求学的东方女性表现出他们习以为常的真诚、热情、友好、礼貌，这一切使她对这个国度的人民和文化增添了许多敬意。而在中国，此种氛围只有在至亲好友中才能真切的感受到。受到这个浪漫的国度的熏陶，她性格也变得浪漫而开放起来。节日广场上舞动的人群中，“她第一次忘掉自己是一个女人，而且感觉到这些男子，也不尽是……那么可怕，也是可以在一起娱乐的。”作家用“山城、水城、花城”形容巴黎这座城市，她认识到这个城市是美丽与邪恶并存的，但是她“愿意多多去了解去接近那美丽和伟大的一面，而抛弃那丑恶的一面”，作家站在自我主观内心世界的角度感受它，侧重于发现事物美好的一面，这种感受是浪漫主义的思维。这种发现美的思维方式是直接的，感官的：她把目光集中到富于美的场景之处——微微斜陡的山坡、载满菩提树和梧桐树的塞纳河边、星罗棋布的建筑群，细心地感受：“到处散着早开的铃花和玫瑰花的芬芳。这些捧着花戴着花的女郎，他们的脸孔和花朵一样的美丽和新鲜。整个城市，没有一处没有花香”。
她还拥有了这一生中最纯洁无邪的异性情谊，由于机缘，留学巴黎的李姗裳、陈明纯、张德伟相识相知成为至交，他们常常一起听音乐，合作翻译一本小说，争论推敲着每一段的字句，在姗裳受到威胁时他们还充当起保镖护送她上下学。他们的绅士贴心让她在异国他乡感受到温暖，“渐渐地，他们三个形影不离了”，“三个人在一起久了，如果有一个不在……就仿佛少了什么似的不习惯，而且不愉快。”德伟刻苦学习的钻研精神使她尊敬，他的博学使她钦佩，明纯贴心的照顾使她感受到超出男女之情的友谊。这些都让她的精神境界得到了提升，“她觉得他的品格，他的学问，他的修养，都是她比拟不上的。……她觉得自己的任性、幼稚和浅薄，也许会引起他的轻视”，由此也对她的品格，她的修养，她对学术的态度也造成了影响。而对这座城市美丽的发掘又培养了她独特的高雅的审美品味，对稳重、大度、绅士、博学的男士的敬仰（以德伟为代表）和对阿谀恭维，功利世故，锱铢必较，专注于一身行头，一身江湖腔的市侩的陆晓平的鄙夷。陆晓平利己主义的、庸俗的、善于营钻的行为方式让姗裳厌恶，体现出主人公对庸俗的日常生活的超越的审美取向。即便婚后再如何地妥协，她的内心仍是抗拒，不认可这种平庸世俗的生活方式。
这九年的留学生涯关乎文学、科学、艺术，也关乎理想抱负、祖国故乡、友谊爱情，这是她青春成长留下的足迹，是她独特的生命体验。直到第一次去延安时，她还深深眷恋留学时期的经历：“我总不能忘记，那些和气的外国朋友，他们无邪地给我消遣，什么地方有一个好而便宜的饭馆，什么路上有一家私立戏院正在演出国家剧院演的什么戏……他们告诉我。这些对人应有的公民间的关切、友爱、坦白、无邪，毫无目的与存心，只有在欧洲我尝到一点”。小说中有很多小细节：姗裳即将与丈夫回国，想到自己和明纯的感情，脑中拂过的是马丁的《湖上吟》;初来延安，无休止的人事纠葛，延安的工作者效率低下，时间观念淡薄都使她不能适应;睡前她看的是《海涅诗集》;搬家时那些不能带走的书籍——《莫里哀全集》《高乃依全集》《巴尔扎克全集》，瓦格纳、巴赫、比才、肖邦的曲谱——使她忧郁不舍;第二次入延安时，四箱法文书被特务扣留;梦中故乡海宁和巴黎常常混在一起，“从海宁的家里，陪伴母亲打了四圈麻将出来，坐上巴黎第十路的公共汽车，汽车里坐满了许多戴丁香花的女郎”;她随手拿起的是一本发文字典……从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文化对她思想上，审美上的影响。李姗裳后来在海宁斜桥参加土改时，因熬夜阅读刚收到的法文学术著作，跟她处在同一个土改小组的女大学生竟然会向上级部门打小报告，而此时距李姗裳回来报效祖国已经将近二十年了。
三
因为接受了现代科学知识的启蒙，陈学昭对旧传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由于个人情况她不得不归国，但彼岸的生活体验使她愈加强化了民族国家身份意识。国内传来“九一八”事件的消息;巴黎和法国各地展开的募款援助东北义勇军的活动;海外侨胞联名打电报给政府，要求出兵东北，这些使“姗裳痛彻地感到自己的民族国家受着异族的压迫侵略而站立不起来的时候，个人也是站立不直的;没有民族的光荣、祖国的光荣，也就没有个人的光荣。”就如卢梭所强调的个体的国家性，即共同体。任何个人包括留学生先天就是国家性的，是置于“中国”政治共同体下的个体，笼罩在他们身上的民族气质是抹不掉的。陈学昭等海外留学生虽然是新兴力量的代表，但在域外“他者”眼中，他们是来自陈旧落后国家的一批人，于是回到国土，在否定民族文化传统迂腐的同时，又怀着在废墟上重获新生的使命感奔向延安。在聆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她总结出“热情还得有革命的知识和革命的理论来充实它”，她开始告别过去那个‘旧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叙述，不断靠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以战时文化规范和革命理论來调整、统摄自己的创作。于是在作品中我们就看到在描写姗裳与陆晓平的婚恋时，作家有意地避开了“性”与“爱”，使读者对孩子突然降生感到很突兀。她强调姗裳没有与陆过着亲密的生活，然而几段文字之后突然又写孩子即将诞生。作家一方面想保证自传性小说的真实性，一方面力图贴合主流意识形态，按照延安文艺精神去筛选、组织、提炼生活的内容和材料。文中还有一段叙述：作家用阶级主体的社会性逻辑来分析婚姻的失败，她将这场悲剧归结于：“原来这种婚姻结合，是两个个人主义者的结合，又因个人利益的矛盾而分离”，“两个人把许多旧社会的恶劣习气、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带到这地方来，披着革命者的外衣，做的却完全不是革命者的行为，把这块好地方的名誉弄坏了”，这种用革命理性所做出的分析，并不能有效地揭示这场婚姻悲剧的原因。
作家以浓厚的社会政治色彩的笔墨来表现她在延安和解放区的革命生活，表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主题。一方面表现出她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热情与认同，这种热情与认同的感情是真挚的、感人的;但另一方面，有时作家刻意的模仿与贴近又显得生硬，思想尚停留在理念层次，如作品中钱小妹报名参加妇女会，而母亲不了解妇女会和民办夜校，有所担忧因而阻止小妹参加（归根是对党不了解），而姗裳感叹小妹母亲：“封建思想的流毒竟深到这个地步！”，且不说出于对党的不了解、对孩子的担忧而阻止钱小妹的行为是不是封建思想致使，就“封建思想的流毒”是什么，作家也没有分析，在对事件做完通讯式的报道之后，作者只是匆匆以此作了简单的总结，留下空洞的概念。
陈学昭作为一名由“五四”传统孕育成长起来，接受西方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其独立思考的意识似乎消磨在革命伦理叙事中了，但她过去的经历，她接受过的教育对她的影响是抹不掉的，在创作中她还是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个性的痕迹和对问题的思考。文中有些日常生活的书写，不时地越出作家自我创作的意识，表现出对主流话语的疏离。如她发现“一般的人才倒比专门人才有用处……青年人都忙于把时间应付一个号召又一个号召，没有把时间用在一个有体系有计划的学习和工作上;孩子所受的教育，觉得不够正规化……对于中级干部的看法：他们之中很有些是上不着天，脱离领导;下不着地，脱离群众，可是偏偏拿起鸡毛当令箭，开口闭口都显示出代表集团的身份”;初来延安，永无止的人事纠葛使她烦躁，“要是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应酬上，就休想再工作！”;与陆晓平离婚的一段时间里，她深受流言蜚语的困扰，感受到了人情的冷暖，“她失去了对人热情的幻想，过多地看到了人的丑恶的一面”，“一篇坏文章就立刻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来”，作家一针见血，言词犀利的指出了延安内部的一些问题。但每每在直抒个人见解后，作家便灵魂出窍般，迅即以另一种视角观念、叙述话语反观自我，反诘己见：“她自己深深地固守着自己的不正确的想法和看法……她没有想过，如果没有号召，如果那些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积极分子不去响应号召，工作凭什么来完成呢？”“她当然没有懂得，共产党就是靠着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了他们党员的思想、品质和工作效率使人日渐去掉缺点，走向完善的”……其独立见解、切身体验的主体叙述又被革命话语所压抑。又比如文中同事的几句流言使她在建国前夕派遣出国的决定突然取消。在李姗裳跟随各式行军队伍在陕西、山西、察哈尔、河北、内蒙古及东北三省之间不知连续辗转行走迂回了多长时间，最后终于在哈尔滨停留，准备好行李等待第二天凌晨经莫斯科赴华沙的火车之时，东北局的工作人员半夜敲门通知出国计划取消，这突生的变故使她不愿相信。不久，李姗裳通过私人途径了解到，“当时有一位从延安来的姗裳的同行，她向这位（东北局的）常委加油添醋地讲了姗裳要出国的事”，还有人说姗裳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私人的事出国，反对姗裳出国。于是经这样一提，“好像很有根据，出国的事就被否决了”。在小说中，姗裳虽然也产生了《东周列国志》里所描写的那些“为了争地位，争名夺利……好朋友、好同行竟变成冤家”之类的不快联想，但马上又得出结论，“这都是已成过去了的封建时代发生的事情。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情况当然应该完全是不同的”。这一态度的转换突兀且生硬，可以看到作家对于个人主义话语的压制。这种与主流意识形态、作家个性既疏离又贴近，二者相互纠缠碰撞，那种自我意识与外部思想的格斗，最终都在革命叙事话语中达成共识。于是我们看到作家每每写景都语词优美，长于修辞，而对于人事的描写，尤其是笔涉“思想改造”部分尚留有一定的传记、速写、通讯乃至总结的痕迹（如对楷模钱小妹的叙述）。
虽然作家写及延安时期的思想改造时语言略显空泛，对政治修辞学还不甚娴熟，但作家的感情是真挚的、袒露的。文中有一细节是作家对黄河景色的描写：“黄河的水闪闪发光，两岸的崇山峻岭在夜色中显示出幽静而雄伟的影子”。这种感觉与她第一次渡黄河时的感觉大不相同，第一次渡黄河，她心中想到的是《木兰辞》中的“不闻机杼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此时她心中没有情绪的起伏，只是单纯的对景色体验的抒发。而这次当她再次面对黄河时，黄河汹涌的涛声使她心潮澎湃。此时黄河的涛声不再是“流水鸣溅溅”，而是战士们杀敌时的怒吼;是深受苦难的百姓们的呻吟;是祖国大地沉痛的叹息。这黄河的涛声也激起了她革命的激情，崇山雄伟的景象似乎指涉前线奋勇杀敌的战士们，而形容黄河闪闪发光也暗含了作者心中革命必胜，前景必将光明的信念。
四
主人公李姗裳身上交错地提体现了江南古典文化、以法兰西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中国现代政治革命文化，且这三者相互冲突和纠缠，这是精神层面上的文化交错。而在现实层面上，延安和解放区在一段时期也是文化混杂的地带，我们常常因革命文化的主导而忽视这一点。
文中经常出现文化混杂、异质空间所属物互相拼接的景象。如文中姗裳跟随行军来到华北解放了的村庄，这里的农村妇女重视家庭，这是“封建制度下所养成的正常心理”，体现了传统观念中人们对家庭观念的重视;二是革命民主政权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取代了以前的权利制度（地主），从而有了新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三是因日军的入侵而带来的异域文化，如姗裳在村庄吃的晚饭，日本人称作“洋根”（豆沙做的点心），还有日本文化特色的屏风。这种异质文化的拼接在主人公来到长春时感觉最为明显：“火车穿过那肥沃的满洲原野……损坏而尚未修理起的烧焦和断残的电线杆。几辆大车载着姗裳他们一行人……向市中心驶去……马车夫兴奋地告诉她……日本人确倒也曾经费了一番心思来经营这个城市，使其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中心城……‘八岛通‘老松町……街道房屋，以及一切日用品和语言，都使之‘协和一体……”。这里，火车、电线杆、大车这些现代文明，原野这种原始景观，马车这样传统的出行方式，以及市中心这种城市文明概念和日本文化出现在同一场景中，带来一种文化的混杂感。
这种混杂还体现在一些细节中：某副部长拿着一只磁杯，里面有兩个“狮子头”——这种现代工艺和传统菜肴同时出现;地上的牛车和天上敌人美式的飞机出现在同一画面中;一方面描写狮子岭的古色古香的茶亭、石洞门、狮岭寺，叙述狮子岭传统的采茶、炒茶的工艺，一方面又描绘了狮子岭湖边沿湖的建筑上的电灯“将这山上山下装点犹如神话中的城市”，传统与现代的混杂拼接，这种感官体验带来了一种界限的模糊感。文章中还常常在同一时空中既有马车、火柴、烛灯、纺纱车，又出现报纸、电讯、电线杆、电灯、火车、汽车、飞机，既有乡场、窑洞、树下这样传统的公共空间（窑洞在许多解放区文学作品中常常作为交流开会，商讨事物的公共空间出现），又有礼堂、会议室这种具有政治仪式感的现代公共空间。
这种混杂感还有生活在这片区域中的人的构成因素。一类是本地土生土长的村民，他们代表的自然是传统文化，另一类是军事政治人物所宣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如对劳动英模的宣传。对劳动英模的宣传指向的是道德和现实层面，因为具有可模仿性和革命基本品质的相似性，能提供一种学习的标准和榜样，带有明确的意识形态诉求，如文中钱小妹的人物形象和关于钱小妹的大字报。并且大字报作为向大众公开、广泛宣传的书面形式，具有很好的政治宣传和生产动员作用。大字报、标语、一些机构如妇女会，还有学校如鲁艺、夜校，都是宣传革命文化的渠道，甚至礼堂、会议室的墙上挂着的毛主席的像，都是具有政治宣传效果的。还有一类是像姗裳这样外地而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所代表的是精英文化，他们其中很多有留学国外的经历，思想方面多多少少都有些欧化，甚至是宗教信仰。如和姗裳同行的俞队长身上总装着一本《新旧约》。这三种文化主导的虽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但在同一时空中还存在着其他异质文化，于是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一个文化混杂的空间。
我们不难理解作家文笔触及“思想改造”方面文笔的生硬和稍显空洞。作为外来作家，尤其还在外国接受了九年的教育，作家一开始很难融入延安，身体到了这个地方但精神没有和这片土地水乳交融，这也是作家第一次奔赴延安一年后又离开的原因。对这片土地生活场景和生活内容作家是陌生的。作者带着庞大的优越的精神背景到了这荒蛮之地，面对陌生的庞大的群体：文化程度较低的老百姓、与自己生活内容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军事政治人物，所以作家每每触及革命只能采取明朗的政治热情来讴歌、书写、赞颂却无法深入。而在这混杂的文化空间，又使她产生隔膜感，当她手摇着纺车响应大生产的号召纺纱时，“心思却飞向天边”，“应当是复活节前后了”，于是她又想起满是花香的巴黎，想起自己的学生时光。看着被纺车弄的满是脏污的手，她想到的是：“这本是一双弹钢琴的手呵！”，但接着，她转过头来，“看见旁边的女同志在專心地纺纱，又深深责备起自己何处来的悠闲的心情”，“究竟什么东西还不能使我在这革命队伍里象自自然然的一份子呢？”，这其实体现了姗裳前期的一种不适应，这种不适造成了她情感的分裂。
在小说下卷，“你是个理想主义者”一章中，有一句“她深爱《西厢记》词曲的优美，几乎全书十之七八都能背诵。她深爱《神曲》深刻的含义和它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多重文化的混杂拼接和挤压给予了作家精神上的分裂之感，但也给予了作家宝贵的精神财富，使其作品具有丰富的内涵，成就了主人公姗裳，也成就了作家陈学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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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