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批判与范式建构

    史小艳　严定友

    【摘要】中国的新闻史研究经过多年积累取得了诸多有益成果，但也暴露出许多本质的问题，例如在认识论上，缺乏本体意识、主体观念较为淡薄；在方法论上，研究方法孤立、单一，通常立足于史料，做逻辑上、理论上的综合分析，以致束缚了自身的发展。在构建新闻史研究范式上，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彬的“三范式”论和丁淦林的“两范式”论。本文通过总结新闻史研究的传统范式的不足，创新性地提出“人本主义范式” “媒介生态范式” “民族主义范式”三种研究范式，对新闻史研究的范式建构提出一些思考。

    【关键词】新闻史；研究方法；批判；范式建构

    【作者单位】史小艳，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严定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批判

    中国的新闻史学科建设已经基本建立起结构完善、层次多样、理论扎实的结构体系。在新闻传播学范畴内，中国新闻史研究可谓成果丰盛。丁淦林曾言：“中国新闻史已成为‘具有扎实基础、能够持续发展的‘颇有积累的独立学科。”[1]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史研究更是突破了原有的框式，获得快速发展。关于中国新闻史发展阶段一直有多种说法，较为典型的有“两时期说”“三突破说”“四阶段说”。方汉奇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闻史以1978年为断点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前一阶段主要研究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史；后一阶段则较为全面地研究新闻史[2]。丁淦林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等3篇著作作为中国新闻史3个不同时间段的重要突破，以此作为新闻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

    李秀云在《中国新闻学术史》中抛弃了政治新闻史的观念和研究思路，将近代以来的新闻史分为前新闻学的历史考察、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建立、战时新闻学的兴起、纯粹新闻学与大众新闻学的分野四个时期，将新闻理论形态作为划分的基准，具有一定意义[3]。尽管新闻史研究成果丰硕，但是依然存在不足。进一步分析新闻史研究自身存在的问题，寻找科学的解决方法，并提出新的研究范式，仍为新闻史的发展所必须。下面尝试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范畴剖析新闻史研究方法上的不足。

    1.认识论范畴：本体意识缺失、主体观念淡薄

    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是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对新闻史研究反思的成果。过去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新闻史研究过于依附革命史，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建立起与政治学的同盟关系，这种同盟结构虽然有失偏颇，但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不无关系。随着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变革，原有的结构开始受到质疑，出现新闻史研究需要独立性的呼声。深入分析新闻事业发展的独特轨迹，研究新闻史发展的特有规律，是对新闻科学的尊重，也是对这一学科研究所应有的态度。宁树藩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要清除政治斗争思想，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规律，坚持本体意识[4]。除了坚持“本体意识”，他还提出“两条腿走路”，也就是新闻史研究的两个方面：一是报刊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为政治思想方面的作用；二是报刊自身的发展历史，即新闻事业产生及其动态变化的历史，尤其是新闻观念的变迁和经营管理的进步[5]。因而树立本体意识，强化主体地位应该成为新闻史研究者的基本立场和原则。

    尽管这种意识逐渐成为共识，但原有思维在研究中依旧普遍存在，这种思维改造需要的是行动力。在思考中被当作原因的，在行动中就会被当作规则，培根的名言提醒我们，思想的解放一定会引导实践，最终促成事物的改变。

    2.方法论范畴：单一、孤立、片面的研究方法

    新闻史研究成果数量可观、种类多样，涵盖中国通史、断代史、地方史等类别。尽管如此，中国新闻史研究似乎出现了整齐划一的研究模式。纵观历史与现状，可以发现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孤立、单一，通常立足于史料，做逻辑上、理论上的综合分析。正如丁淦林所分析的一样，“中国新闻史研究，基本上是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即以史料为依据，做逻辑上、理论上的综合分析。”[1]重视史料，对史料做深入挖掘，做思维与理论上的研究与分析，的确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符合方汉奇提出的“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的理论，但这种研究模式过于单一且略显僵化。这种局面的产生既有必然性又存在各种偶然性。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时代背景的影响，又有学科自身的发展逻辑。首先，新闻事业为政治服务的意识长期主导学者的研究思维，并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激发的百花竞放，而是过于强化新闻的意识形态理念；其次，中国的新闻史研究与国外的新闻史研究脱节，割裂了中国新闻事业与外国新闻事业相通、相连的普遍属性，导致中国学者孤立地、片面地研究新闻史；再次，新闻史研究多是闭门造车，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交流，较少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实证史料作为新闻史研究的方法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然而，它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现代新闻史的研究需求，传统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应该面向现代不断创新，以促进新闻史学科的繁荣。

    二、新闻史研究的范式建构

    过去新闻史研究缺乏科学的范式创新，陷入了方法单一、僵化的藩篱。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束缚逐渐被打破，许多学者对新闻史研究的范式进行了探索性思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李彬的“三范式”论和丁淦林的“两范式”论。“三范式”是“革命史范式” “民族国家范式” “现代化范式”的统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纵向的结构范式。“革命史范式”长期以来位居新闻史研究的主流，以政治意识形态为核心，作为评价新闻史的评价标准；“现代化范式”将新闻史研究放在大的时代背景里考察，以现代化作为新闻史的评价指标；“民族国家范式”不同于前两种范式，而是以国家利益为准则，考察新闻能否促进社会发展、民族进步[6]。李彬的“三范式”论侧重于新闻的附加价值，强调其对社会的服务性，具有明显的社会政治导向，但对新闻事业自身的发展元素重视不够，对新闻事业的行为主体——人的思想和活动对史学认知的重要价值认识不足。丁淦林提出的“两范式”论也颇有影响，第一种是体制与媒介范式。这种范式以“报史是报纸自身发达的历史”为新闻史观，以“报纸”为研究对象，以“媒介经营”为关注重点。第二种是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这种范式是时代的产物，以“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以媒介的“政治功能”为关注焦点[7]。丁淦林的“两范式”论以突出某项研究为重点，是一种横向结构范式，它具体表现为“体制与媒介范式”和“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两种。“体制与媒介范式”将“报纸”自身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强调“媒介经营”的重要性；“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则立足于“功能性”，将“新闻事业”作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媒介的“政治功能”[7]。由此可见，以上两种范式都是以新闻史的价值和目的为导向，无论提法科学与否，至少在宏观上为新闻史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丁淦林的“两范式”论同李彬的“三范式”论相比，研究对象更加强调媒介体制与媒介功能，他关注新闻的本体——报纸自身，将新闻史从边缘引向了中心地带，也具有新闻史研究的一般特征。“三范式”论和“两范式”论都注重新闻的社会功用价值，具有偏向性，都凸显了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1.人本主义范式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人同样是新闻传播活动的主导者，离开人，新闻传播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而，从人自身出发，建构人本主义范式尤为必要。

    所谓人本主义范式，就是将新闻人作为研究的对象，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反映新闻的发展历程。它既包含新闻人的思想价值，还涵盖实践活动与成果。人本主义范式突出人的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但它不是孤立地研究人本身，而是将人置身于复杂的时代背景与环境中。以人为中心做新闻史的方法研究，并非是否认传统的研究方法，而是以人为本，注重史料，通过特定的新闻活动来研究新闻史的传播规律。科学的新闻史研究方法要善于利用唯物主义的眼光看问题，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在具体的时代环境来考察[8]。吴文虎强调人在新闻史方法研究中的作用，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以新闻人的传播活动为中心，注重人的基础作用，以此来构建新闻史的范式结构。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用于新闻史的研究中是对人本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当前人本主义范式并没有过多地引起注意，学界采用的也多是传统的研究方法，这种现状与国内新闻史研究长期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有很大关系。过去也有对新闻人物进行个案研究的文献，但大多数研究集中于新闻思想、新闻实践等领域，较为单一，很少对人物的心灵、情感、认知等方面进行研究，很少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人本主义的研究范式填补了当前新闻史研究的空白区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2.媒介生态范式

    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观点，认为社会历史发展中，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各个时代传播的讯息，而是各个时代具体的媒介属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力。将媒介作为新闻史研究的中心进行考察，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思维和方式。这种方式用生态的原理考察媒介与媒介、媒介与其他环境的关系。生态学的核心概念是“生态系统”，同样，媒介生态学的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态系统”[9]。有学者将媒介生态系统分为内外两层，一是媒介之间竞争而形成的媒介群落，二是媒介生存环境[10]。第一种是媒介之间竞争形成的内部生态环境，着眼于媒介的新闻实践和业务；第二种是影响媒介生存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着眼于制度和媒介体制的变化。

    媒介生态视角是社会技术论的体现，它将媒介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通过考察媒介技术、媒介与环境要素的互动关系来探索新闻的发展规律。它包含媒介技术的创新性和传播的稳定性，以及技术对社会的变革作用。媒介生态范式既强调了技术在研究新闻史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又承认了史学研究的关联性，摒弃了传统研究中单一 、孤立的研究方法。该范式克服了新闻史研究的纯粹性，增强了学科互动，可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媒介生态系统通常分为媒介群落和媒介生存环境两层，媒介群落体现媒介内部的竞争态势和发展变化，着眼于媒介的新闻实践和业务；媒介生态环境更看重媒介与外界环境因素的关联和互动，着眼于制度和媒介体制的变化，以开放的思维和视野来探究事物深层的原因。将媒介生态作为分析新闻史的方法和视角，体现了新闻史研究的系统观和媒介观，既突出微观元素的创新视角，又能从全局把握历史元素与环境因素的各种变化关系。此外，将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引进新闻史学中，也体现了学科研究的交叉性，学科之间的互动与借鉴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媒介生态范式是一种大文化视野、一种大媒介思维，只有深入把握媒介与其他因素的紧密联系，突出媒介思维，方能构建起系统科学的媒介生态范式。

    3.民族主义范式

    所谓民族主义范式，是指研究新闻史要从本民族的特殊性出发，将新闻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民族主义融合起来，既包含民族的经济体制、媒介体制和政治文化环境，又包括民族发展的时代主题。民族主义范式，更多地折射出民族的特殊性，反映出民族新闻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构建民族主义范式的过程中，要用“大历史观”的思维。“大历史观”能够在跨度较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从而由表入里地研究历史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中国新闻事业是舶来品，但是其自身的发展却具有特殊性和变异性的特点。作为世界新闻史的一部分，中国新闻史具有特殊的办报环境和办报主体，新闻人有独特的新闻理念和追求方向。研究中国新闻史，必须了解中国近现代革命、建设、改革的大历史背景，深入剖析其背后的发展规律。此外，要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新闻主体进行深入发掘，既要批判民族虚无主义，又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立足于自身的文化背景与时代特征，引进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时借鉴其他民族的有益成果，推动民族自身的发展。民族主义范式是对新闻史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批判，对国内新闻史研究实现本土化的目标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构建民族主义范式的关键在于充分尊重民族新闻事业的特殊性，并将其与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普遍规律结合起来，构建一整套科学、系统的方法论体系。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科学世界观的体现，新闻史研究同样需要科学的世界观的指导。关于新闻史研究范式的创新，诸多学者皆有论述，无论何种方法，新闻史研究均要满足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要充分尊重民族新闻事业的特殊性，并且与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相结合；二是避免孤立的、主观的研究，建立跨学科、跨文化的多样化方法论体系。综上所述，构建完整、科学的结构范式既要遵守常规路径，又要突破僵化模式，不断创新、止于至善。

    [1]丁淦林. 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

    [2]李彬，杨芳. 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以《大公报》研究为例[J]. 中国传媒报告，2005（4）.

    [3]李秀云. 中国新闻学术史[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4]宁树藩. 宁树藩文集[M].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5]宁树藩，曾建雄. 强化本体意识，探求自身规律——新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J]. 新闻记者，1998（9）.

    [6]方汉奇. 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一）[J]. 新闻与写作，2007（1）.

    [7]丁淦林. 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 1956 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J]. 新闻大学，2007（1）.

    [8]吴文虎. 从本体论角度研究中国新闻史[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

    [9]邵培仁. 论媒介生态系统的构成、规划与管理[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10]阳海洪，赵平喜. 媒介生态学：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路径[J]. 新闻界，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