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空间差异化和尊重生活多样性

    韩福国

    

    〔摘要〕现代城市治理强调针对城市治理的“短板”进行精准化的治理，形成精细化治理的机制。针对现代城市在街区层面的物质空间的差异化和社区层面的生活多样化的历史基础和现实结构，城市治理短板要基于空间差异化和生活多样化的脉络，通过民主参与的方式进行确认和解决，而不是通过简单的行政性的城市规划，以形成与刚性的城市管理一致性的对应结构。城市的活力在于差异化的街区空间营造与多样化的社区自治方式，因此，精细化治理的城市路径是基于民众认同的精细化治理，它应该包括空间差异化和生活多样性的理念确立，建构现代城市治理主体之间的民主关系，促使城市规划转向社区规划，避免破坏式更新与单向度的物质性建设，超越对城市问题的运动式规制，应用现代城市治理中的大数据技术。

    〔关键词〕精细化城市治理;空间差异化;生活多样性;民主参与治理

    〔中图分类号〕D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5-0092-08

    在中国中央层面提出要用绣花针的精细化方式进行城市治理以后，各个地方把这一“精细化治理”的概念用在许多政策文本当中，但是当我们谈到用“绣花”的精神来进行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的时候，具体所指是什么？如果城市治理的精细化，像许多城市政府部门简单地界定为“政策繁复出台”和“过度整治”，以及用“摄像头增加”替代“信息化管理”，像许多学者简单地论证这些政策的合理化的话，那么精细化可能与城市管理科学化与城市治理的民主化背道而驰。按照这个思维路径和操作模式下去，精细化可能解决不了“短板”，反而可能造成强化的“短板”。目前城市治理的许多领域，已经出现了打着精细化治理的帽子，而出现了“拍脑袋决策”的治理困境。一、回归城市与尊重生活

    （一）空间差异化：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空间所指

    城市空间差异化是治理精细化的基础，这是“绣花针比喻”的核心基础。众所周知，绣花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风格和特点，这均是适合当地自然环境、文化演变和人们生活方式的结果。作为人们高密度生存空间的城市，具体呈现方式差异性很大。通俗来讲，大风大沙的黄土高坡的布鞋和花棉袄上的棉布绣花，以及马背上民族结实的棉布绣花，都是典型的北方绣花的特征——花色艳丽、针线结实、图案夸张，否则，不耐磨，风风火火的人们行动中，也凸显不出来。大姑娘穿的“大红袄”是典型的北方绣花的特征，此外还有小孩子的“虎头鞋”。这是北方城市的精细化底色。你站在黄土高原上，穿着旗袍，拿着团扇，唱江南小调，一是有点不搭调，二是也没有人能听见。但是江南水乡的苏州刺绣就是另一种风格：最好是绣在丝绸上，光滑细腻，图案别致，做成衣服婀娜多姿，尤其是现代的旗袍，必须是丝绸布料，加上别致的绣花，才具有江南文化的典型特征。也因此，定都北方京城的皇宫经常要求进贡南方的刺绣，宫女们也可以“轻罗小扇扑流萤”。当然北方很多水土丰美的地方也养蚕刺绣，但是风格也和南方不一样。

    从城市历史观察，过去的村庄也如同各地的绣花一样，各有自己的“精致和地道”：砖瓦红墙平顶屋、窑洞和“砖打垒”是一个风格，可以抵抗少雨大风沙的侵蚀;马车和大帐篷适合草原民主的流动;黑瓦白墙的“徽派建筑”适合江南水乡;而吊脚楼和“竹棚子”则适合山区多雨的区域等等，甚至还有被误认为是导弹发射井的圆形民居，不一而足。因此，如果界定传统的南北建筑风格差异（如果有的话），人们习惯用“四合院”和“闸弄口”做一个对比。各个地方的文化精致性，也就体现在生活的物质空间建构上面，但这一基础就是各个地方的差异性（difference），既保证了城市文化的适应性，也使得建筑持久耐用，这很好地适应了《雅典宪章》到《马丘比丘宪章》对现代城市所定义的“宜居”城市本质。〔1〕

    各个区域的城市，也基本体现了地方民居的建筑特征。中国古典城市基本上是围绕着政治权力中心而设计规划的，政权中心的建筑，尤其是皇宫等重大工程，可以超越地方的风土人情，而追求高大上的单一化，但是其他人生活的空间，甚至达官贵人的建筑，则是地方建筑的综合体现。否则，现代城市旅游就缺乏了很重要的文化资源，出门就等于看自己的城市，千篇一律。忽视了城市差异化和多样性的城市建设，就导致了目前流行的北方城市种植“裹棉被过冬”的南方热带树木这一现象。

    “国家之间结构、制度和文化的差异极大地影响了城市比较治理的研究。”〔2〕事实上，这也决定着不同国家的城市治理方式的差异。但是，毫无疑问，所有国家在现代社会结构下，面临着一些共同性的问题（common problems）。随着现代工业发展，尤其是钢筋混凝土和电梯马桶基本条件的兴起，城市越来越千篇一律了，小城市还可以“偏安一隅”，但只要和工业化联系在一起，市场交往方式决定了人们的生存和交往方式，各个城市就不停地走在千篇一律的路上，包括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广大农村。这就造成了一个世界各地城市共同面临的问题：绣花针的差异性被“钢筋水泥之花”的一致性所取代，城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也被粗放式的建设（rough construction）所掩盖（covered）。

    在建筑风格一致化的全球城市发展背景下，城市治理和城市管理构成了政府和社会的两个重要的层面。侧重于政策供给和宏观建筑、工业和经济规划的城市管理，由于所面对的人们交往方式和物质空间的布局所带来的现代城市问题，即使政治体制有所差异，现代城市管理的許多制度和方法也具有一致性。但城市治理是关系到具体的小环境——街区生活和社区交往方式，各个城市在具体的生活场域内都保持了自己的多样性（diversity），通过各个“街区微环境”的建筑特征和文化、商业特征，通过各个“社区特色自治”的交往结构和文化、精神融合，保证了城市各具特色的生命力，也因此，“建筑可以阅读，街区适合漫步，城市始终有温度”，城市才能让生活更美好。〔3〕

    因此，当我们谈到“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关键点在于后面的要求能否做到“城市精细化管理，必须适应城市发展”。适应城市发展的基础就是要辨认城市的各自特征，认同其差异化的物质空间规划和空间更新，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物质结构模式。同时，这个“绣花针”也应该“扎”在城市街区和社区居民生活多样性基础上的多样性自治结构上，“要持续用力、不断深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增强社会发展活力”〔4〕。只有这样，城市的外在的“钢铁水泥之花”才能和内在的治理“绣花针”相互配合，形成现代城市的有机、有序、有未来的更新之路。如果无法回归城市现代街区空间建设和更新的差异化，那么治理绣花针也只能是一个“比喻”（metaphor）而无实质性的涵义，没有特色的差异化的城市治理，“绣花针”也难以在同质的“钢铁水泥之花”上“飞针走线”，只能是“建筑没有阅读性，街区不适合漫步，城市始终有高温”。

    （二）生活多样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活所指

    精细化治理所针对的“城市短板”，不仅仅是一种简单定义的“粗放”式管理，因为粗放式管理未必不是精细化治理，在多样性的街区营造和社区自治之间，许多看上去粗放式的治理方式，却恰恰是适合街区和社区自身的逻辑，也能带来它们的活力，雅各布斯对美国城市的考察验证了这一点〔5〕。现代城市人群是多元化集聚，人们的交往方式是现代中国城市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多样，而精细化治理所要面对的正是这种多样化的差异存在，如果只是一个一致性的治理模式，也就无所谓精细化治理的必要。

    多样性（diversity）是一种平衡，也是人们生存持续的基础，也是现代城市一直试图在一致化和多样性之间的对抗中保持的一个平衡。“社区存在于也必须链接到更广泛的城市区域当中去”，因此，“需要同时存在的、多层次的视角来透视社会凝聚力。对城市管理者而言，城市始终具有本质的矛盾”。〔6〕

    因此，要面对中国城市设计的困境，主要是改变传统的“半生不熟的西方化”路径，改变那种“即使原有的社会网络和城市肌理遭受严重损毁也在所不惜”，“在许多急切开工的城市设计项目中，无序扩张的热点项目实施着想象中的功能整合，同时也会致使原本繁华的低端元气大伤，从而迅速丧失以往的热度和活力，并且导致城市空间的支离破碎”。〔7〕

    传统城市的发展，有很多需要我们审视和借鉴的地方。虽然传统城市“有城有市”，人群集聚的规模可能很大，但“城”的流动性不强，基本是“市”的流动。因此，其外在空间可扩展，但政权居住的核心区域是固定的，这造成了传统城市的建筑方式是政治规划直接决定着城，其外围的“市”则具有无序性与自发性。因此，传统城市的管理方式是秩序结构明显，但是各个区域分隔也十分突出，其社会治理具有“熟人社区”的内在特征，再加上自发性的社会组织，形成了一个合作城市社会结构。虽然古典城市也有自己的种种困境，但是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的内在机理和文化特征。因此，我们当下的城市治理必须回归到城市自身的脉络和机理当中，对形成多样化的街区，建构多样化的社区自治模式，否则，城市治理只能停留在千篇一律的路径上。二、现代城市治理“短板”的确认基础

    （一）城市治理短板的精细化确认

    精细化治理必须精准地针对现代城市的治理短板，才能建构一种“标靶式”的治理结构，弥补城市治理的“短板”，那就是针对城市治理的多样性生活进行“对标”，否则，会陷入那种绣花针到处“乱扎”，把城市有内在规律和生命力的机理搞得“千疮百孔”。

    一般而言，中国现代城市治理短板主要呈现在这几个突出的方面：一是管理者的现代知识储备匮乏，只会照搬文件政策，而缺乏执行文件政策的具体的现代程序和方法，造成治理的“呆板化”。二是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困难，生产者的技能水平低，导致城市无法摆脱原有的产业发展结构所锁定的治理结构，造成治理方式的“路径锁定”。三是居住者的自治能力不足，虽然城市基层治理，尤其是当前许多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不断，但基本都是依靠政党组织和政府资源支撑，造成治理的内生动力匮乏。四是环境容量与挑战日益加剧，现代城市的人口结构超大规模的集聚，有效的城市空间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五是多元人群的大规模集聚也导致了很多“邻避运动”的产生〔8〕。基础设施的需求和供给与环境的张力冲突，因此，现在城市治理面临着各种层面的“资源短缺”。六是城市群的大空间尺度的交通和一体化问题，造成很多大城市面临着大规模集聚而中小城市面临着人口流失等一系列问题。

    中外城市都面临着这一现代化的精细化治理问题，但是当前中国城市治理侧重的是城市空间的更新和改造上，尤其是体现在街区和社区载体上。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剧烈结构化变迁，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传统的“单位社区”逐步消解;大量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形成了“混合型社区”;乡村城市化后“传统社区”瓦解，出现了“内陷型社区”，这就使得当下“社区建设”承担着十分严峻的社会整合任务，城市的良好治理缺乏有效的载体承接。

    精细化是什么概念？在理论渊源上，从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 Taylor）的科学管理〔9〕开始到爱德华兹·戴明（W. Edwards Deming）提出的 “为质量而管理”的质量管理理论〔10〕，以及丰田生产方式（TPS—Toyota Production System），即精益生产，人们似乎都把他们当成了精细化管理的理论基础。但是，具体到精细化管理的具体所指，很难有一个清晰的理论基础，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中国语境下的精细化管理也缺乏充分的研究〔11〕。

    如果“绣花”是体现了具有不同的区域文化特征的精细化，那么要完成“绣花”的具体治理程序、结构和技术，则是可以参考另外一个比喻——狙击技术的变迁。狙击技术从传统的“感觉”，转换到了現在的“技术”与“团队”。传统的枪法精准，例如《兵临城下》 ，主要依靠基本素质这一先天资源，加上后天的勤学苦练，形成丰厚的后天资源。具体狙击则是灵感加估计，这是只可言说而无法量化的技巧资源，构成了传统很多技能和管理的基本特征。但现代狙击技术，却是《双狙人》中的模式，既需要基本素质这一先天资源，还需要科学训练这一后天资源的支撑，加上枪械精准的科技资源，通过团队合作的精确计算，形成“标靶疗法”式的现代技术特征。这就是“现代城市管理和治理”与“传统城市管控方式”的根本区别，否则，精细化就缺乏具体的问题所指和方式改进，无法解决城市的短板，反而可能增加短板的形成。

    （二）差异化的城市分层空间营造

    精细化治理的基础是差异化街区营造和多样性社区生活方式，这就要求城市治理首先尊重街区的历史传统，它在根本上要求我们当下的城市规划，急需要摆脱传统单一思维的大规划和总体规划。“公共选择学派恰恰是借助于70年代之后的分散化和邻里政府运动，来证明大而统一的大都市区政府很难赢得城市居民的青睐”，因此，公民参与的组织化、居住区协会和社区发展公司等封闭和开放的邻里组织的出现，实现了城市治理的分散化。〔12〕

    中国目前的城市建设，基本上延续了以“大项目”和“大工程”为底色，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政治-行政推动模式，大尺度美观设计和大规模空间拆迁相结合。因此，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不得不服从于城市外在的建设工程进展方式。由于过度关注经济增长，导致产业规划和城市商业与商品房为主要关注点，忽视了城市是人们的生活空间这一根本出发点，使得我们从整个城市的建设规划到社区建设规划是同一个方式，同一个模式和同一个外观，这在根本上导致了各个街区的建设逐步一致化。历史不是有序地演化和尊重，而是被无情地“割裂”。人们常常冠冕堂皇地谈起“没有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城市凭什么有好的生活”，这种极化的态度恰恰是马克思所言的“生产的异化结果”，也违背了《马丘比丘宪章》所界定的城市四大功能——居住、生产、交通和游憩，至少里面有两个功能是为了生活本身，生产和交通是服务于这一目的。

    如果精细化意味着尊重差异化，那么对于中国目前城市的物质空间的建设和更新而言，尤其是已經成熟的城市空间的“城市更新”，在不同的空间单位上，应该有不同的产业经济发展和更新模式的定位。首先，区级城市空间的发展定位差异化，而不是所有区级定位都是千篇一律的“多中心”的经济和商业，而是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确定发展战略。其次，街区建设风格的差异化，而不是所有的街道都是同一种建筑风格和商业定位。再次，社区治理结构的差异化，因为每个社区都是不同的人群结构和居住空间，各个社区的自治资源也各不相同。最后，治理方式的差异化。多元社会、文化和建筑意味着现代城市的差异化治理，就像每个人的体温不一样，有温度的城市社区应该是适合每个社区的温度。现代城市的整个管理制度需要政策的统一，但是在具体的治理方式选择上，需要各个具体街区和社区的治理方式差异化。

    在这个层面上，规划需要从传统的城市规划转变到街区规划和社区规划，从而形成城市治理的有生命力的内在机理（integral fabric），也有助于宏观层面的城市管理短板的界定和弥补，否则，城市管理还是停留在“运动式”的阶段。三、民主参与：“弥补”城市治理短板的有效路径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初期往往十分关注如何学习、模仿以至于赶超发达国家的城市外在物质形态，而忽视了其内在的中观和微观层次的治理机制，尤其是自下而上的内生性的基层社区民主参与的制度和方法。“许多非洲城市是建立在不考虑当地居民的需要、文化敏感性和经济背景的情况下的。西方模式城市只会使非洲的发展道路失效。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城市的中央商务区（CBD）都毫无必要地拥挤在一起，由于城市的服务设施和发展功能缺乏充分的分散;对环境因素和规划考虑不足，也导致了缺乏切实可行的交通系统。”〔13〕这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的一个路径模仿的困境。

    但是，“与城市本身一样，城市治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适应和变化的状态。作为公民在任何特定政体中被管理的结构和过程，治理可能或多或少有效，伴随着或多或少的腐败，具有或多或少的公平。然而，与城市化进程的其他方面对比，治理不能外在于一个规范化的框架——关于‘美好城市或良好治理本身的一个模型来讨论。”〔14〕

    一个现代城市治理的必须是多元民主治理，因为现代城市的结构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在城市空间内的生活条件与城市的物质空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5〕，现代城市已经是一个基于生活方式多样性和居住空间差异化基础上的多样化复合体，也使得政府管理的模式和政党执政基础发生了变化，这是从管理到治理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有天壤之别的原因所在。如果只是谈到管理和治理，而不是从根本上的思维模式上重视这一差别，也只是简单的“照本宣科”而已。

    由于中国特定的“政治-行政”结构，社区行政化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因此，重塑社区与再造社区的进程就需要现代城市社区的治理创新，需要在社区自治机制、协商共治程序与社会资源整合之间建构一个平衡机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形成了两个同时进展的任务：既要社会发育形成良好的社会建设态势，又要形成一个良好的民主治理结构，人们才能参与到城市问题的解决当中，才能真正“弥补”而不是简单地通过政策运动“掩盖”城市治理的“短板”。实际上，许多国家在环境治理中，都让公民参与到环境治理当中，从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16〕

    

    在城市管理的外在框架一致的前提下，反过来观察，如果认同差异化的城市治理结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那么城市治理的短板的界定也必然是差异化的方式。这样一来，也只有各个“城市小空间”的民主参与，才能决定自己的空间是否存在着治理短板。现代城市居民的民主参与形成了多样化差异化存在的基础，只有人们认识到自己生活空间的“短板”所在，只有认同自己的治理结构，一个内生性的城市治理才会出现。

    当下对城市空间的改造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部门往往过多地注意城市空间的“新”，以此来凸显自己的政绩工程，或者错误地理解和运用了“群众路线”，把部分居民反映的问题作为整体问题，从而以为自己掌握了“民意”而迅速地制定政策，更不用说故意逢迎上级领导的意图，借“社会需求”而出台政策的极端情况了。很多国家领导人在多种场合都谈到了群众路线，但是毛泽东在群众路线中，专门谈到了“调查的技术”〔17〕，尤其是调查对象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在城市治理中，如果民众参与没有科学性，那么政府决策的民意基础就会出现偏差，这也是“群众路线”离开了“民主与科学”的参与，可能会回到领导加上部分内定群众的传统决策当中去，也就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开篇所反对的境地：“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突出的城市治理案例就是波及全国的“街道牌匾整治运动”和“小商铺关停的街面整治运动”，最后由于社会意见突出，关键是经济运行状态需要这些小商业，所以，各个部门及时叫停。而现在趋势升温的改地名事件，似乎又是一个缺乏对城市治理内在趋势的“逆流而上”的政策过度化操作现象。

    现代城市的“精细化治理”就需要一个来自于社会认同的基础，因此，民主参与的“短板确认”方式和整体性的管理制度，构成了现代城市提升整体性治理的两个相互配合的制度结构，都是当下中国城市极其需要的建设任务。???四、结论：基于认同的精细化治理

    毫无疑问，我们仍然“需要有更多的研究，以更好地解释地方政府合作的性质和有效的领导，用公民赋权、透明度和问责制的价值观来建立一个民主的地方治理”〔18〕。但是，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没有现代城市的民主治理体制，就很难形成有效的长期治理，也无从谈精细化治理的可能性。我们在面对中国当下城市快速发展时期的各种治理问题不断涌现，需要在尊重城市外在物质空间的差异性和内在的生活结构多样性，回归科学方法和民主方式的两个支撑点，才能寻找向“城市精细化治理路径”转换之可能，从而避免由于不能尊重和理解以下幾对关系而陷入城市治理困境：

    1.精细化意味着回归空间差异化和生活多样性。现代城市必须建立尊重多样性的理念，这是城市治理的差异化不同于城市管理一致性的根本点，否则，现代城市的更新和城市的蔓延，就会陷入“千城一面”的外在物质形态和“准单位化”的“千篇一律”的内在生活结构。所有过度强调一致化的城市，无论从产业发展、商业形态和人群集聚各个方面观察，都会导致城市的衰败和转移，导致有市无城。空间多中心，核心是流动的。

    2.重建现代城市治理主体之间的民主关系。理顺现代的党组织、政府管理和社会企业以及居民群体之间的关系，我们要重新考量基层党组织的嵌入领导自治的路径，政府主导的资源输入机制，以及社会企业的责任机制，都需要依据民间的民主参与和自治基础的存在，否则，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也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社会建设、基层党建和城市治理的文件精神，也是上海市等城市关于城市治理等具体政策的目标。基层党建需要嵌入到城市治理的具体结构当中，才能发挥引领性的作用，同时，政府的资源才能有效撬动社会自治的资源。所有这些，都需要改变传统的单向命令路径，形成一个基于民主和协同的机制。

    3.大尺度城市规划转向小尺度社区规划。城市规划十分重要，但是现代需要从传统的宏大的物质性的城市规划转向微观的、重视人们生活本身的社区规划（community planning），找准城市建设和更新的精细化之路。一个城市只有具有了丰富多样化的社区体系，才能从政治之城转向社会之城。现代城市是一个流动性社会，如果还是全部依靠政府的资源来主导基层问题解决，缺乏自发组织与合作的社会结构，城市就缺乏自我生长的可能性。许多中国城市基层治理，政府提供所有资源，同时，社会也习惯了寻求政府解决的方式，许多基层治理打着创新的帽子，事实上没有摆脱政府资源依赖的路径，新的社会规划并没有出现和形成。一旦政府资源出现短缺，社区就失去了原有的持续结构，规划就失去了动力。一个现代的社区规划，可以有效解决城市街区空间层面上的建筑差异性，也能保持社区生活的多样性。

    4.避免破坏式更新与单向度的物质性建设。现代许多城市对于成熟区域的城市更新方式，完全忽视了城市更新的基本原则〔19〕，完全屈服于政绩考量的大项目和大工程，很多具有生命力和历史性的建筑区域和建筑物被整片拆除，更谈不上什么“修旧如旧”。建筑规划的专业知识被忽视，行政诉求直接决定着城市的风格，商业化侵蚀了社会化，许多能拥有市场的建筑规划师变成了政府的“画图笔”。而在新的城乡转换区域内，政治性规划更是突出地占据了主导位置，过度地偏重于单向度思维方式，“物质性生产”的城市建设成为主流，各种开发区和工业区规划构成了新生城市区域的主体。

    5.超越对城市问题的运动式治理方式。中国城市具有成熟的政府主导的解决问题的组织、人力和资源，因此，习惯于运动式规制的方式也无可厚非，它是一个先行管理模式的路径锁定结果（result of locked-in）。城市政府如果习惯于行政思维的方式去改造街区的现状，而不顾街区的生活便利性（convenience），那么一个良好的治理状态就很难生成。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学习现代城市的科学知识，而不是依靠政治口号来治理现代城市，要从单纯的文件政策学习转向政策执行的现代知识转型。许多具体的政策往往忽略中央文件的精神，以运动式的规制来掩盖运动式规制所产生的问题，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形成一个“不伦不类”的城市空间。

    6.现代城市治理中大数据技术的真正应用。现代城市精细化治理，肯定需要大数据的支撑，但是它不是大规模信息设备的增加和大数量数据的存储，而是处理信息方式的质的改变。现代城市空间内的人群集聚规模很大，同时流动性强，非城市常住人口的集聚管理难度大，也因为交通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造成城市人群瞬时集聚性很突出，同时前述的资源短缺问题，城市人群的秩序结构并不明显，造成了城市管理的整体复杂性发生了质的不同，这对城市的管理方式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所以，现代城市治理的大数据特点，恰恰在于数据处理的新计算公式，以及基于数据管理方式的治理结构的改变。也因此，精细化治理意味着对城市大数据的精准化分析和现代管理模型的科学化建构，而不是简单的大量数据统计，以及凭感官的分析。

    〔参考文献〕

    〔1〕吴志强，李德华.城市规划原理〔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31-33.

    〔2〕Alan DiGaetano， John S. Klemanski. Modes of Governanc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pp. 13-30）， NED -New edition Power and City Governance， Volume： 4，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

    〔3〕建筑可以阅读，街区适合漫步，城市始终有温度〔N〕.解放日报，2017-05-18.

    〔4〕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EB/OL〕.http：//news.ifeng.com.2017-03-05.

    〔5〕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Published by Random House， 1992.

    〔6〕Ade Kearns and Ray Forrest， Social Cohesion and Multilevel Urban Governance， Urban Studies， Vol. 37， No. 5–6， 995–1017， 2000.

    〔7〕童明.當代中国城市设计读本〔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X-XI.

    〔8〕〔16〕臧志军，樊勇明.城市环境治理：东亚的探索和智慧〔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9〕〔美〕 弗雷德里克·泰勒.科学管理原理〔M〕.马风才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10〕W. Edwards Deming and Joyce， The Essential Deming： Leadership Principles from the Father of Quality， edited by Orsini， McGraw-Hill Education; 1 edition ， December 11， 2012.

    〔11〕X Zhang， New Delicacy Management Theory，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1，211：183-187.

    〔12〕王旭，罗思东.美国新城市化时期的地方政府：区域统筹与地方自治的博弈〔M〕.厦门大学出版社.225-242.

    〔13〕Inception Workshop on Urban Governance and Turning Africa Cities Around Partnership for African Social and Governance Research （PASGR） ， BOMA Hotel Nairobi， （18-19 May 2015） June 2015.

    〔14〕John Friedmann（2005）， The Governance of City-Building（pp. 95-116）， Chinas Urban Transition， NED - New edi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5〕张卫良.“城市的世界”：现代城市及其问题〔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7〕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A〕.毛泽东调查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

    〔18〕Soonhee Kim： Collaborative Leadership and Local Governance， The Futur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round the World Book Subtitle： The Minnowbrook Perspective， edited by ROSEMARY OLEARY， DAVID M. VAN SLYKE， SOONHEE KIM， Published by：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0）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j.ctt2tt4cr.19.

    〔19〕〔英〕 彼得·罗伯茨，休·塞克斯.城市更新手册〔M〕.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朱凤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