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主义视角浅析电影《时时刻刻》
王子鉴
电影《时时刻刻》（The Hours）是一部首映于2002年的奥斯卡获奖影片，描述了三个不同时代的女人在一天中寻找各自生命真谛的故事，这三个主人公与同一部小说《达洛维夫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20年，伦敦，著名小说家弗吉尼娅·伍尔芙，一面埋首于小说《达洛维夫人》的创作，一面与精神病魔抗争；1949年，洛杉矶，家庭主妇劳拉，受到《达洛维夫人》的感召，对生命的价值忽然存疑，精神极度痛苦，处于自杀边缘；2002年，纽约，克拉丽莎是《达洛维夫人》的现代版，准备为她的情人知己理查德——一个患了艾滋病的诗人举办最后派对。在影片中，女权主义思想在三位女主人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我”不是“他者”
很长时间以来，女性都是以“他者”的名义存在于父权社会中。在父权统治下，男性才是人类的主人与典范，而女性只是依附于男人的“他者”。①法国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及女性主义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曾这样评价：“在男权社会，整个社会都由男性主导，女性都只是无关紧要的，甚至不能被称为是实际存在的。”②
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后，女性开始抵制自己“他者”的身份，她们力争与男性一样拥有平等地位，期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而不是男人的附属品。同时，她们还希望自己能积极主动地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动地受控于男性。在称呼上，她们更愿意称自己为“我”，而不是“他者”。这种拥有称自己为“我”的特性使她们建立了自我主权意识，取得了绝对的权力和自由，是“主体性”的最高表现。
在电影《时时刻刻》的开始，伴随着弗吉尼娅小说中的第一句话“我要亲自去买花”，三个女主角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分别回归到自我。她们的女权主义思想是从梦境中觉醒的，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在那个时代，购买鲜花是男性的一项特权，是约定俗成的，女性只能被动地接受男性赠送的鲜花。然而，这个规定从这一天开始被打破了，这意味着女性将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转而成为一个拥有自主支配权的主体。她们底气十足地称自己为“我”，向男权发出了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在第一个故事中，女作家弗吉尼娅疯狂地沉浸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中。正如她姐姐所说，她过着两种生活，现实中的生活和小说中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完全不能被理解的精神变态者。然而，在她的小说中，也就是她的内心世界里，她是一个统治者，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在这样的一世界里，一切都由她自己主宰，她从根源上实现了由“他者”到“我”的转变。在第二个故事中，劳拉怀孕了。由于怀孕，劳拉失去了许多能力和权利，她被迫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并且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别人的照顾。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孕妇”天生就是一个弱势群体，她们是如此的无力和脆弱，不得不居于次要地位。但是，不堪忍受现下生活的劳拉开始深刻反思，并决心结束自己依附于他人的命运。她逃离了自己的家庭，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独立生活，并以此获得了生活的主动权。劳拉的离开预示着她成功的转变为“我”。在第三个故事中，克拉丽莎是一个双性恋者，她和一个女人结了婚，并通过人工授精生了一个女孩。虽然她毕生都在追求独立，然而是诗人理查德的死亡，使她最终明白了生命的真谛，并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女人。
两性之间的关系
电影《时时刻刻》中男性与女性的角色在本质上并无冲突，他们在地位上相互平等，生活中相互理解，感情上相互深爱。即使在平等关系中存在冲突，男性都从未放弃他们对另一半的爱、妥协与理解。
在弗吉尼娅与丈夫的关系中，弗吉尼娅的丈夫深爱着她，为了她，他放弃了自己在伦敦的工作，回到乡下居住，以配合她精神疾病的治疗。虽然他不能进入弗吉尼娅的内心世界，并且因为不理解她而与之吵架，但他没有放弃她。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与关怀着弗吉尼娅，义无反顾地支持着她的创作，毫无保留地深爱着她。他努力去理解弗吉尼娅的行为，并试图接近她的精神世界。总之，在弗吉尼娅与她的丈夫之间虽然存在隔阂与冲突，但两性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
在克拉丽莎与诗人理查德的关系中，理查德与克拉丽莎之间也存在不理解与争吵，原因是理查德无法理解克拉丽莎，并拒绝了克拉丽莎为他准备的派对。然而在故事的结尾，我们意识到理查德是唯一能够理解克拉丽莎的人，他甚至可能是这个电影中唯一能够完全理解女性的人。他那古怪的性格源自他被母亲抛弃的经历。弗洛伊德（1986）认为，自我会将他我融入自我意识之中，并通过模仿行为呈现和维持他我的特征。③这种识别并不只是瞬间的或偶然的，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身份结构的构成；而他我通过其永久内在属性转变成自我的一部分。失去所爱的人时，自我克服具体行为识别探求他我自身结构中的港湾，他我通过逃入自我，使爱情避免毁灭。这恰恰解释了诗人理查德为什么与克拉丽莎离婚，为什么他是如此的孤立，如此拒绝别人对他的关爱和照顾，因为他失去了他所爱的母亲，他对母亲的爱在他童年时期就被拒之门外。作为弗洛伊德所定义的“他者”，他的母亲成为理查德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因此，他通过“魔幻的模仿”来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思念和爱。直到有一天，理查德走出了失去母亲的阴影，忽然明白了母亲和前妻。理查德说：“生命像黑色火焰，集光明与黑暗于一身。”可见，他的内心是复杂的、矛盾的，就像黎明前的黑暗。最后，他要让光明进来，为此，他撤掉了所有的窗帘，这是与黑暗猛烈斗争之后胜利的象征。他摆脱了因失去母亲而产生的痛苦，开始了另外一个灿烂人生。他告诉克拉丽莎生命的真谛，并阐释了自己对母亲和前妻甚至对所有女人的理解。他说：“你自己的生活呢？我死了，你就得面对你自己的人生。”理查德结束了自己集光明与黑暗于一身的生命，以诗一般的方式让男性与女性之间的隔阂与误会的消除变得可能。
独立后的自我反思和孤独感
在由“他者”身份转变为主体“我”并取得自身的话语权之后，女权主义理论的未来是怎样的？它将如何发展？这就是女权运动的终结吗？当然不是。正如费尔斯通所说，“女性的压迫不是一个单靠改革或女性力量的整合就可以解决的表面上的不平等”。④它应该是一个从外到内的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斗争。在电影《时时刻刻》中，女权主义的核心不再是激烈的反抗和自我解放，而是焦虑和迷茫，这种转变是后女权运动时代女性取得自主权后产生的一种错误认知。它展现了女性的压迫感不再来自于男性的权威，而是来自于获得独立后的那种自我反思和孤独感。
自我反思主要体现在：当女性不再是“他者”，她们将怎样定位自己？当女性不再是被操纵者，她们将如何处理自己与男性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自己和男性之间的冲突？当拥有“我”的自主身份，她们将怎么处理孤独感？这部电影并没有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它给人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广阔的思考空间与机会。
孤独感主要体现在：第一个故事中，弗吉尼娅始终生活在她自己的不能被他人所理解的世界里。在影片的结尾，她投河自尽，带着平静与孤独，回归到那深暗的、只有她自己能够体会到的世界里。第二个故事中，劳拉是一个冷淡的女人，她很少对人笑，与他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她那冷漠的面孔之下，深藏着一颗斗争激烈的、不可被他人触碰的心。她心中的斗争势不可挡，并带着些许孤独和绝望。第三个故事中，作为同性恋者，克拉丽莎赋予我们一个特殊的视角来审视那植根于人类文明的虚伪、残忍和不道德。莫妮可说，“拒绝异性恋不再被定义为对抗的关系。事实上，一个女同性恋者超越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她既不属于女人，也不属于男人。”⑤女同性恋象征了男性和女性之间一种与众不同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它。克拉丽莎婚姻中的不幸福象征着女权主义者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时所面临的无助和孤独感，虽然她们拒绝依附于别人，但此时她们仍旧并未找到一种合适的生活方式，同性恋只是一种让步和自我安慰的方式。即使她们变得像男性一样强壮而有力，她们仍然缺乏关爱与理解。
结论
电影《时时刻刻》将焦点集中在三个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上，着重描绘了她们追寻生命本质过程中的思想斗争，反映了21世纪初期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新元素。本文以这部电影为研究对象，从女性们所做的努力、两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女性获得独立后的自我反思和孤独感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这部电影。经过分析可以发现，《时时刻刻》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它揭示了女性的真实生活和心理活动，并且包含了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在电影中，三位女性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但是电影把她们各自的一天巧妙自然的连接在一起，就像发生在同一天。总之，整部电影是一个隐喻，描绘了每一代女权主义者所作的努力，并将延续到未来。
（作者单位：山西传媒学院）
栏目责编：曾 鸣
注释：① Kate Millett. Sexual Politics. In： Sue T. Passionate Detachments： An Introduction to Feminist Film Theory.Arnold，London，1997 P.9。
② Judith B.Gender Trouble.Routledge. New London，2007 P.1。
③Freud. The Ego and The Id. In： Judith B.
Gender Trouble. Routledge. New London，2007 P.79-79。
④Shulamith Firstone. The Dialactic of Sex. In：Sue T.Passionate Detachments：An Introduc-
tion To Feminist Film Theory. Arnold，London， 1997 P.10。
⑤Monique Wittig，One is Not Born a
Woman，1981.In：Judith B.Gender Trouble.Routledge. New London，2007 P153-155。
电影《时时刻刻》（The Hours）是一部首映于2002年的奥斯卡获奖影片，描述了三个不同时代的女人在一天中寻找各自生命真谛的故事，这三个主人公与同一部小说《达洛维夫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20年，伦敦，著名小说家弗吉尼娅·伍尔芙，一面埋首于小说《达洛维夫人》的创作，一面与精神病魔抗争；1949年，洛杉矶，家庭主妇劳拉，受到《达洛维夫人》的感召，对生命的价值忽然存疑，精神极度痛苦，处于自杀边缘；2002年，纽约，克拉丽莎是《达洛维夫人》的现代版，准备为她的情人知己理查德——一个患了艾滋病的诗人举办最后派对。在影片中，女权主义思想在三位女主人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我”不是“他者”
很长时间以来，女性都是以“他者”的名义存在于父权社会中。在父权统治下，男性才是人类的主人与典范，而女性只是依附于男人的“他者”。①法国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及女性主义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曾这样评价：“在男权社会，整个社会都由男性主导，女性都只是无关紧要的，甚至不能被称为是实际存在的。”②
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后，女性开始抵制自己“他者”的身份，她们力争与男性一样拥有平等地位，期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而不是男人的附属品。同时，她们还希望自己能积极主动地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动地受控于男性。在称呼上，她们更愿意称自己为“我”，而不是“他者”。这种拥有称自己为“我”的特性使她们建立了自我主权意识，取得了绝对的权力和自由，是“主体性”的最高表现。
在电影《时时刻刻》的开始，伴随着弗吉尼娅小说中的第一句话“我要亲自去买花”，三个女主角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分别回归到自我。她们的女权主义思想是从梦境中觉醒的，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在那个时代，购买鲜花是男性的一项特权，是约定俗成的，女性只能被动地接受男性赠送的鲜花。然而，这个规定从这一天开始被打破了，这意味着女性将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转而成为一个拥有自主支配权的主体。她们底气十足地称自己为“我”，向男权发出了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在第一个故事中，女作家弗吉尼娅疯狂地沉浸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中。正如她姐姐所说，她过着两种生活，现实中的生活和小说中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完全不能被理解的精神变态者。然而，在她的小说中，也就是她的内心世界里，她是一个统治者，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在这样的一世界里，一切都由她自己主宰，她从根源上实现了由“他者”到“我”的转变。在第二个故事中，劳拉怀孕了。由于怀孕，劳拉失去了许多能力和权利，她被迫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并且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别人的照顾。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孕妇”天生就是一个弱势群体，她们是如此的无力和脆弱，不得不居于次要地位。但是，不堪忍受现下生活的劳拉开始深刻反思，并决心结束自己依附于他人的命运。她逃离了自己的家庭，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独立生活，并以此获得了生活的主动权。劳拉的离开预示着她成功的转变为“我”。在第三个故事中，克拉丽莎是一个双性恋者，她和一个女人结了婚，并通过人工授精生了一个女孩。虽然她毕生都在追求独立，然而是诗人理查德的死亡，使她最终明白了生命的真谛，并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女人。
两性之间的关系
电影《时时刻刻》中男性与女性的角色在本质上并无冲突，他们在地位上相互平等，生活中相互理解，感情上相互深爱。即使在平等关系中存在冲突，男性都从未放弃他们对另一半的爱、妥协与理解。
在弗吉尼娅与丈夫的关系中，弗吉尼娅的丈夫深爱着她，为了她，他放弃了自己在伦敦的工作，回到乡下居住，以配合她精神疾病的治疗。虽然他不能进入弗吉尼娅的内心世界，并且因为不理解她而与之吵架，但他没有放弃她。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与关怀着弗吉尼娅，义无反顾地支持着她的创作，毫无保留地深爱着她。他努力去理解弗吉尼娅的行为，并试图接近她的精神世界。总之，在弗吉尼娅与她的丈夫之间虽然存在隔阂与冲突，但两性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
在克拉丽莎与诗人理查德的关系中，理查德与克拉丽莎之间也存在不理解与争吵，原因是理查德无法理解克拉丽莎，并拒绝了克拉丽莎为他准备的派对。然而在故事的结尾，我们意识到理查德是唯一能够理解克拉丽莎的人，他甚至可能是这个电影中唯一能够完全理解女性的人。他那古怪的性格源自他被母亲抛弃的经历。弗洛伊德（1986）认为，自我会将他我融入自我意识之中，并通过模仿行为呈现和维持他我的特征。③这种识别并不只是瞬间的或偶然的，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身份结构的构成；而他我通过其永久内在属性转变成自我的一部分。失去所爱的人时，自我克服具体行为识别探求他我自身结构中的港湾，他我通过逃入自我，使爱情避免毁灭。这恰恰解释了诗人理查德为什么与克拉丽莎离婚，为什么他是如此的孤立，如此拒绝别人对他的关爱和照顾，因为他失去了他所爱的母亲，他对母亲的爱在他童年时期就被拒之门外。作为弗洛伊德所定义的“他者”，他的母亲成为理查德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因此，他通过“魔幻的模仿”来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思念和爱。直到有一天，理查德走出了失去母亲的阴影，忽然明白了母亲和前妻。理查德说：“生命像黑色火焰，集光明与黑暗于一身。”可见，他的内心是复杂的、矛盾的，就像黎明前的黑暗。最后，他要让光明进来，为此，他撤掉了所有的窗帘，这是与黑暗猛烈斗争之后胜利的象征。他摆脱了因失去母亲而产生的痛苦，开始了另外一个灿烂人生。他告诉克拉丽莎生命的真谛，并阐释了自己对母亲和前妻甚至对所有女人的理解。他说：“你自己的生活呢？我死了，你就得面对你自己的人生。”理查德结束了自己集光明与黑暗于一身的生命，以诗一般的方式让男性与女性之间的隔阂与误会的消除变得可能。
独立后的自我反思和孤独感
在由“他者”身份转变为主体“我”并取得自身的话语权之后，女权主义理论的未来是怎样的？它将如何发展？这就是女权运动的终结吗？当然不是。正如费尔斯通所说，“女性的压迫不是一个单靠改革或女性力量的整合就可以解决的表面上的不平等”。④它应该是一个从外到内的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斗争。在电影《时时刻刻》中，女权主义的核心不再是激烈的反抗和自我解放，而是焦虑和迷茫，这种转变是后女权运动时代女性取得自主权后产生的一种错误认知。它展现了女性的压迫感不再来自于男性的权威，而是来自于获得独立后的那种自我反思和孤独感。
自我反思主要体现在：当女性不再是“他者”，她们将怎样定位自己？当女性不再是被操纵者，她们将如何处理自己与男性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自己和男性之间的冲突？当拥有“我”的自主身份，她们将怎么处理孤独感？这部电影并没有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它给人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广阔的思考空间与机会。
孤独感主要体现在：第一个故事中，弗吉尼娅始终生活在她自己的不能被他人所理解的世界里。在影片的结尾，她投河自尽，带着平静与孤独，回归到那深暗的、只有她自己能够体会到的世界里。第二个故事中，劳拉是一个冷淡的女人，她很少对人笑，与他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她那冷漠的面孔之下，深藏着一颗斗争激烈的、不可被他人触碰的心。她心中的斗争势不可挡，并带着些许孤独和绝望。第三个故事中，作为同性恋者，克拉丽莎赋予我们一个特殊的视角来审视那植根于人类文明的虚伪、残忍和不道德。莫妮可说，“拒绝异性恋不再被定义为对抗的关系。事实上，一个女同性恋者超越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她既不属于女人，也不属于男人。”⑤女同性恋象征了男性和女性之间一种与众不同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它。克拉丽莎婚姻中的不幸福象征着女权主义者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时所面临的无助和孤独感，虽然她们拒绝依附于别人，但此时她们仍旧并未找到一种合适的生活方式，同性恋只是一种让步和自我安慰的方式。即使她们变得像男性一样强壮而有力，她们仍然缺乏关爱与理解。
结论
电影《时时刻刻》将焦点集中在三个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上，着重描绘了她们追寻生命本质过程中的思想斗争，反映了21世纪初期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新元素。本文以这部电影为研究对象，从女性们所做的努力、两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女性获得独立后的自我反思和孤独感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这部电影。经过分析可以发现，《时时刻刻》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它揭示了女性的真实生活和心理活动，并且包含了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在电影中，三位女性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但是电影把她们各自的一天巧妙自然的连接在一起，就像发生在同一天。总之，整部电影是一个隐喻，描绘了每一代女权主义者所作的努力，并将延续到未来。
（作者单位：山西传媒学院）
栏目责编：曾 鸣
注释：① Kate Millett. Sexual Politics. In： Sue T. Passionate Detachments： An Introduction to Feminist Film Theory.Arnold，London，1997 P.9。
② Judith B.Gender Trouble.Routledge. New London，2007 P.1。
③Freud. The Ego and The Id. In： Judith B.
Gender Trouble. Routledge. New London，2007 P.79-79。
④Shulamith Firstone. The Dialactic of Sex. In：Sue T.Passionate Detachments：An Introduc-
tion To Feminist Film Theory. Arnold，London， 1997 P.10。
⑤Monique Wittig，One is Not Born a
Woman，1981.In：Judith B.Gender Trouble.Routledge. New London，2007 P153-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