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皇帝的那些事儿

    高换婷

    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月初六丑时，京郊圆明园行宫内“天地一家春”传出婴儿阵阵清脆的哭声，乾隆帝第十五个儿子出生了。母以子贵，母亲魏佳氏清秀苍白的脸颊上顿时浮起了幸福的红晕。乾隆帝将襁褓中的儿子轻轻抱在怀中，望着他红润可爱的小脸，一种幸福和喜悦油然而生。按辈分这位皇子应是“永”字辈，取名永琰。这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

    永琰14岁被立为储君，37岁由父皇禅位登上皇帝的宝座，成为清朝入关后第五位皇帝。他在位25年，1820年死于热河避暑山庄行宫，终年61岁。有人说嘉庆帝身上的奇事、憾事、惊人事、迷惑事很多，因其错综复杂，不由得使人们产生许多联想。以下重点讲三件事。

    一、乾隆皇帝“禅位”内幕

    （一）乾隆禅位，新帝登基

    1795年，乾隆帝在他执政满60年时，在紫禁城养心殿内的勤政殿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人，当场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正式册立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为避讳，将永琰改名顒琰。定于第二年的元旦举行禅位大典，改年号嘉庆。

    乾隆帝身体非常好，活了89岁，是清代寿命最长的皇帝。在他60岁寿辰时，也就是他在位的第35年，曾立下誓言：“如果能够在位60年，就放弃皇权，将皇位传给儿子。”原因是他的皇祖康熙皇帝在位60年，自己不敢超越皇祖。此時距乾隆帝发誓的时间已过去 25年，回想起来他不免心有余悸。其实他内心深处是不想交出皇权的，但皇帝一言九鼎，已经说出去的话不能收回，只能照此办理了。乾隆帝的禅位给颙琰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在封建社会皇位继承多是父死子继，登基大典都是在国丧期间举行。而自己能够在一片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中登上皇帝宝座，当属幸事。

    清宫档案中详细记录了乾隆帝的禅位大典。当天，乾隆帝0点起床，首先到宫中各处佛堂一一拈香拜佛。吃过早饭，率皇太子前往奉先殿、堂子处祭祖。8点钟禅位大典在紫禁城太和殿隆重举行，乾隆帝走进太和殿，缓缓蹬上大殿内正中七级阶梯，坐在高高的雕龙髹金銮宝座上。这时颙琰依然穿戴着皇太子冠服跟在乾隆皇帝之后走进太和殿，在台下站立。殿外传来“啪”“啪”“啪”三声清脆的鞭响，音乐响起。顒琰起身走到乾隆帝宝座前跪下，接过父皇手中象征着至高无上权力的大印“皇帝之宝”，之后行跪拜礼。可以说嘉庆帝所经历的是一场亘古罕遇的禅位大典，中国封建社会中以前有过禅位，但后来再没有出现过，他本人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禅位制度绝唱的最后见证人。

    禅位大典结束后，乾隆帝以太上皇的身份回到养心殿。顒琰先回到了保和殿暖阁，脱去太子衣，换上帝王服。此时太和殿内重新进行布置，顒琰随着奏乐声再次走进太和殿，健步登上七级阶梯，坐上金銮殿的宝座。王公百官、外藩、各国使臣都向新皇帝行三跪九叩礼。礼部官员将事先写好的即位诏书捧到嘉庆帝面前，钤盖皇帝之宝，带至天安门城楼上宣读。目的是将新皇帝登基的事公布天下。这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诏书，现在依然保存完好。

    （二）一日二帝

    禅位和登基大典之后，嘉庆帝真的开始行权理政了吗？事实并非如此。用“一日二帝”来形容当时的清廷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乾隆帝并没有舍得放下手中的权力，颐养天年，而是继续控制清廷，也就是退位不让权。主要表现有四点。

    第一，禅让不隐退。乾隆帝退位成为太上皇，但他并没有住在事前为养老修整的宁寿宫，而是仍居住在养心殿。新帝只能住在太子宫中，这真是千古奇闻，不能不使人对嘉庆帝能否真正掌握皇权产生质疑。

    第二，退位不让权。乾隆帝归政之后，批阅奏章、颁发敕旨、上殿接受朝贺等本应该由嘉庆帝去做，但乾隆依然大包大揽。他要求礼部官员在国库中选择纯洁玉料，镌刻“太上皇帝之宝”和“玉册”，之后又镌刻了“归政仍训政之宝”。他经常以太上皇名义参政并下发谕旨，如遇到筵宴，太上皇御正座，嘉庆帝在旁侍坐。按他的话说，不能因为禅位就自找空闲安逸，不问朝廷政事。还要经常训导指示新皇帝。这些足以说明乾隆帝禅位后并未归政退闲，仍继续掌控着大清帝国的运行。

    第三，年号共存。乾隆帝在退位诏书上写道：退位之后在宫廷内部仍使用“乾隆”年号，在宫廷外各省使用“嘉庆”年号。将太上皇帝谕旨改称敕旨，继续使用乾隆纪年颁发。现存的清宫档案中有部分乾隆六十一年（1796）、六十二年（1797）、六十三年（1798）的档案。如《乾隆皇帝在元旦开笔》《千叟宴诗》《起居注》《时宪书》《昭仁殿陈设档案》等。

    第四，通宝共用。乾隆帝归政之后，因太上皇训政，铸造的钱币乾隆年号和嘉庆年号平分秋色，各占一半。使得后来乾隆、嘉庆两种通宝同时在市面上广为流通。

    （三）卧薪尝胆的岁月

    嘉庆帝继位时已经37岁了，但仍居住在太子宫——毓庆宫，这是很尴尬的事情。看到太上皇帝对权欲的热衷，他无力抗争，也不敢抗争，只能俯首帖耳，唯命是从。表面上对太上皇毕恭毕敬，待其他人彬彬有礼，把所有不快埋藏在心里，卧薪尝胆，默默地等待。每天要做的事几乎就是向太上皇帝请示、汇报。太上皇喜则亦喜，太上皇笑则亦笑。嘉庆帝做皇子时，大部分时间是在毓庆宫书斋里度过的，现在依然如故。他曾亲自书写“知不足斋”匾额一方，悬挂在自己的住处。把自己学习的房间取名为“味余书室”。意思是：勤学者有余，怠慢者不足。有余可味也。嘉庆帝亲政后编辑出版了《味馀书室全集》《味馀书室诗文撰》，包含三百首诗和百余篇古文及随笔等。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都是以古论今，策论治理天下的方略，评价古人的功过得失和自己对世事的感受等。

    时间过得很快，太上皇90大寿即将来临，嘉庆帝准备为父皇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然而太上皇没能够等到那一天，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1799年2月7日）太上皇走完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终年89岁。同时，嘉庆帝也结束了三年的伴驾生涯。送走太上皇，嘉庆帝开始亲理政务了。可以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力做自己要做的事了，一股久违了的喜悦从他的脸上划过。

    二、封密百年的祈祷

    嘉庆帝亲政后接过的是一只沉重的权杖，从顺治帝入关算起至1911年溥仪退位共268年，此时清朝历史刚好走过近半的路程。往前看，他的祖父辈打江山建政权，呈现出康乾盛世。往后看，与往日的辉煌相比，清王朝已凸显下滑迹象，用“千疮百孔”“王朝中衰”形容也不过分。有人说嘉庆帝是一位平庸天子，有人说他是一个悲剧皇帝，也有人说嘉庆皇帝无能，还有人说他有很多闪光点。其实，嘉庆帝嗣位之初虽然只能跟着太上皇的指挥棒转，但他也在默默地观察朝廷中的各种积弊和问题，进行认真地思考和梳理。待亲政后，他便即刻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面对多难之秋，站在盛与衰的十字路口，嘉庆帝将怎样选择呢？要做的事千头万绪，从何处做起，嘉庆帝的内心也是很复杂，于是他祈祷上苍求得保佑。

    （一）嘉庆元旦开笔

    在整理清宫档案的时候，一份封存完好的黄色纸包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纸包正面赫然写着“嘉庆元旦开笔”字样，纸包背面封口处有嘉庆帝的满文签名。尘封了近300年的档案，里面到底写了什么？小心翼翼地打开包封，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摞洒金黄纸，每一张纸上面都有红黑相间的32个字，字字表达出皇帝对未来的美好期盼。事情是这样的：嘉庆元年正月元旦（1796年2月9日）居住在毓庆宫的皇太子就要举行登基大典了，万事百废待兴，他心情十分激动，多么希望得到苍天保佑啊。他沉思片刻用朱笔写下对新年的祝语：“元旦良辰，宜人新年，万事如意”。之后，又用墨笔写下对国家未来殷切的企盼：“三阳启泰万象更新，和气致祥丰年为瑞”。字体流畅敦厚，但笔到之处仍不乏有些抖动痕迹，从中可以捕捉到他写字时激动的心情。此后每年元旦嘉庆帝都写下同样的祝语，用黄纸密封藏于宫中，任何人不许启看。从嘉庆元年（1796）开始至二十五年（1820），其内容一直没有变化，似乎暗示着他内心有一份永恒不变的追求。

    嘉庆帝非常期盼大清国永远是祥瑞丰年，但他并不迷信浮夸，不做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清宫奏折档案中，有些官员向皇帝奏报，自己管辖区内出现了“嘉禾瑞谷”，即在农田里长出了多穗稻谷，并绘制了“嘉禾图”“瑞谷图”奉献给皇帝；奏报出现了“瑞茧”，即蚕吐丝结成的椭圆形壳大而多。奏报出现了“瑞芝”，即灵芝生长大而壮；甚至有的官员向皇帝奏报出现了“瑞麟”，即农家生出的牛长像如麒麟一般；奏报出现了“五星连珠”，即金木水火土五星同在太阳一侧四十五度角内，此现象几百年才出现一次。以上这些“祥瑞奇观”难免使人们渐渐产生质疑。嘉庆帝对此也有自己的认识，他说过“朕惟以时和年丰为上瑞，从不敢铺陈符应，粉饰太平。”对那些借“祥瑞”之词溜须拍马，千方百计迎合讨好他的人，均严厉驳回。

    （二）巩固政权，讨治国真经

    嘉庆帝为实现自己的心愿，作出最大的努力，讨治国真经。他主要做了以下三件事：

    1.“勤”字为先促发展。走进嘉庆帝办公的勤政殿，墙壁上悬挂的《御制勤政殿记》，这是先皇的御笔。两边有副对联写着：“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意思是说：做皇帝要自己亲历亲为治理天下，而不是仅仅被天下人所奉养。也就是说做皇帝要勤奋，因此，嘉庆帝认为“勤”是立足之本。为此，执政25年来，他始终“夙夜忧勤”“孜孜图治，不敢暇逸”。一位朝鲜使臣来朝觐见，回国后向国王汇报说这位嘉庆帝“纪律颇严，事务无滞，亦无谓勤矣”。

    2.广开言路，整肃纲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老话。这种民主思想在几百年前也曾被嘉庆帝所采纳。嘉庆帝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广开言路。他多次颁谕旨明确表态，今后不论对人对事有意见可以直截奏报，也可以密奏，不管说的对与否，保证不打击报复。他解释说：“朕既令人尽言又复以言罪人，岂非诱之言而陷之罪乎。”嘉庆帝知道只有官员们真正感到皇帝为他们撑腰壮胆时，才能消除恐惧心理站出来讲话。于是，嘉庆帝一面颁发“求言诏”公开表示明自己的态度，一面用实际行动打消大家的顾虑。如，他为乾隆时期因说真话而被处罚至死或下大狱的官员平反，公开褒扬追赠官衔，为他们的子孙加赠爵位职衔。嘉庆帝的诚意终于打动了忠实于他的大臣们，使他们消除顾虑，敢于揭露和珅等人专横跋扈、仗势欺人的种种罪行，为赐死和珅收集了更多证据。

    3.缓解财政困难。嘉庆帝亲政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财政匮乏，国库几乎是个空壳。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富民强的前提应以发展农业为第一要务。在这方面嘉庆帝身先士卒，每年三月左右农民开始耕种前，嘉庆帝都要到先农坛举行耕藉典礼，以示对农业的重视。

    为缓解经济，嘉庆帝终止了祖父辈热衷的巡游传统。包括南巡、东巡、西巡、北巡。当然他也非常留恋当年随父皇南巡时看到的江南美景、歌舞升平，这些都曾给他带来许多乐趣，使他陶醉。但他更没有忘记乾隆帝晚年说的一番话：我当皇帝60年，自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错。惟有六次南巡，劳民伤财，把好事办成了坏事。所以嘉庆皇帝决定停止巡游。

    此外，嘉庆帝还实施捐输捐纳。即人们所说的卖官鬻爵。由政府定条例、定价格，公开出售不同的官位职衔，允许京外官员捐钱购买。捐来的钱被用在缴捕起义军、治理河工、军需军备等方面，甚至用于皇族家事的开支。根据清宫人事档案记載，嘉庆年间的捐输是最繁重的，国家每年都要用大量的捐纳来缓解国家财政不足。

    （三）心有余而无力回天

    都说嘉庆帝从父皇手中接过的是一支沉重的权杖，他的日子自始至终都不好过，国际的、国内的，正在发生和尚未发生的各种危机悄然而至，像一只无形的魔爪卡在他的脖子上，让他难以喘息。但嘉庆帝仍是踌躇满志，想要做一番事业。他励精图治，试图在各种盘根错节的夹缝中，寻求解决问题的良方。通过各种努力，嘉庆一朝的国政出现了转机。然而这一切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整个社会危机，积弊太深及接踵而来的内忧外患，使嘉庆帝如履薄冰。面对清王朝的急剧衰落，嘉庆帝有治国之志而无回天之力。每年都期盼的“万象更新”“丰年为瑞”也成为纸上谈兵。

    三、永定河百年遇洪灾

    历史上永定河流域灾害极为严重。据史料记载，自南宋时期，1271年至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的640年间，永定河流域发生漫溢决口达124次，平均5年就有一次。17世纪以来，永定河洪水曾5次波及北京市区（1607年、1626年、1737年、1801年、1890年），造成很大损失。下面以嘉庆六年（1801）发生的特大洪灾为例说明。

    （一）京城内外成泽国

    嘉庆六年（1801），永定河发生了近五百年来最大的一次洪水。京畿如同水城一般，白茫茫一眼望不到边。百姓们扶老携幼，背井离乡。档案朱批奏折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屋宇倾圮者不可数计”“人多避树上巢居”，苦不堪言。嘉庆帝心急如焚，派人调查情况，结果是这样的：洪灾的原因是海河发生了特大洪水，河水波涛汹涌顺势流注永定河、拒马河，致使永定河水暴涨。加上与西山的山水汇集在一起奔腾而下，漫过两岸石堤。这次海河发生的特大洪水，使直隶九十余州县接连受灾，洪水蔓延速度非常快，亲身经历的人回想起来仍是心有余悸。

    （二）皇宫院内一片狼藉

    俗话说水火无情。这么大的洪水流进京城，肯定会殃及皇宫院内。档案奏折是这样记载的：紫禁城内水深五六尺……军机值房内水有一尺多高，水深过膝，人员不能停留。各衙门向皇帝奏报事情，必须淌水进屋，可以说是一片狼藉。更可怕的是，京城又连降下暴雨，持续五天五夜，如同雪上加霜。当时百姓们大多数居住的是土房，百余间房屋瞬间坍塌在暴雨之中，两万余灾民无家可归，他们只能跻身在寺庙内、土山上、树丛中。人们谈水色变，惶惶不可终日。

    京畿几成泽国，面对无法扼制的水患，嘉庆帝曾作诗一首：“季夏月之初，霖雨昼夜渍。波澜涨百川，放溜如奔骥。西北汇大河，桑干堤溃四。白浪掀石栏，荡漾洪涛恣。”以表示自己无奈的心情。直到七月中下旬，永定河水才逐渐回落，前后近一个月的时间。这场洪水连同多日大雨给京城内外带来的灾难是严重的，破坏程度是可想而知的。面对洪灾的破坏，嘉庆皇帝紧急部署，实施赈灾措施。

    （三）嘉庆皇帝的救灾举措

    大灾过后，嘉庆帝马上颁发谕旨，实施赈济措施。根据清宫档案的记载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开国库放银。发放白银150万两作为赈灾的各种费用。

    第二，煮赈，即赈粥。在受灾地区设立粥厂，赈济灾民。此次，清廷派有关衙门在难民集居较多的地方开设粥厂充饥，前后达一个月之久。同时，为防止其他州县灾民赴京觅食，造成京城人口过多及社会混乱，嘉庆帝谕令各地方官员“一体煮赈”。这样既减少了京城的压力，又可以使外出逃难者因家乡施赈而及早回归故里，安居就业，重建家园。

    第三，拨发赈灾钱粮，即清廷对灾区灾民拨银和发放口粮。其中银两由广储司库负责拨发，粮食则由嘉庆帝谕令仓场总督截留漕米60万石，又于大兴、宛平两县仓内，各拨500石发放。嘉庆帝仍担心粮食不足，又特颁谕旨，开京仓发粳米2400石。从而确保了施赈工作顺利进行。

    嘉庆帝对赈灾十分重视，对灾民也非常怜悯。当时灾后近畿来京的灾民越来越多，一些人被拦在各城门之外。嘉庆帝听说后指出这种做法实属荒谬。他说：“现在五城设立饭厂，穷民等自必闻讯踵至，多救一民，减朕一分之罪，岂可转行阻禁。”

    第四，蠲缓钱粮。洪灾过后，嘉庆帝多次颁发谕旨，受灾各区可以根据灾情的轻重分别减租减息，并要求各受灾地区制定蠲缓钱粮办法。最后确定，重灾区香河、霸州、定兴、赵州等38州县，当年应征钱粮全行蠲免。受灾稍轻的密云、正定、易州、涞水等19州县，蠲免年应征钱粮的十分之五。因水灾而颗粒无收的农民减轻了压力和负担，可以投入更多的力量加速恢复生产。

    第五，筹集粮食备荒。水灾后出现的种种生计问题，使嘉庆帝预感到来年将会出现青黄不接，粮价上涨的情况。“亟应筹拨，以资调剂”，他觉得山东、河南两省，收成尚好。于是传谕山东巡抚惠龄、河南巡撫颜检于丰收价贱处所，及时采办小米麦石，由水路运往直隶，以备来年平粜之用。

    第六，以工代赈。水患过后，嘉庆帝立即调拨财力、物力对永定河进行治理。他提出以工代赈的救民措施。让有劳动能力的灾民参加治河，获得赈济钱粮。嘉庆帝认为，“救荒之策，莫善于以工代赈”“能多一夫，即少一饥民嗷嗷待哺”。这样既填补了人力，加快了施工速度，又解决了灾民的口食，“于赈务、河工两有裨益”！

    嘉庆帝在办理赈灾中的这种“周施博济，宁滥勿遗”的仁厚之心，对解除民众疾苦，维护社会秩序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