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口述体纪录片的文献特征

    【摘要】口述作为一种文明传承的主要形式先天具有文献性，而从纪录片的起源则可以看出文献性是其本源特征，因此，口述体纪录片是最能体现本源特征的纪录片形式。借由口述方法的使用，口述体纪录片的文献性主要体现在私人化和当代性两个方面。私人化为我们呈现新的历史视角与历史细节，当代性为我们建立对当代生活的信心。

    【关键词】口述体纪录片；文献性；私人化；当代性

    【作者单位】杨吉琳，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口述，是当今国内纪录片创作的重要叙事策略。口述体，也日渐成为一种成熟的纪录片类型而获得更多的关注。从经典的艺术纪录片，到活跃于电视媒体的商业性栏目纪录片，口述都在当中起到了重要的叙事支撑作用。口述体纪录片中，属于经典纪录片范畴的有贾樟柯的《海上传奇》，电视纪录片《大鲁艺》，崔永元团队的《电影传奇》《我的抗战》等；属于口述体电视纪录片栏目的则有央视的《讲述》，北京电视台的《口述》以及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等栏目。要理解口述体纪录片的审美特征，毫无疑问得从口述这种方法讲起。

    口述，作为一种以口头叙述来传播的方法，在人类文明史上早就存在，它甚至就像人类历史一样古老，是传播学所讲的人类最早的传播媒介。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的文明、历史等知识都是通过“口传心授”这种传播途径来实现的。文字出现之后，文字的记载取代口述成为知识传承的主要方式。然而依然有很多的故事，乃至个人的记忆不为纸质媒体所记载，仍保持以口传的形式传播。在西方有游吟诗人，在中国有说书人，他们就是典型的口述者。直到今天，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稗官野史、家族记忆、个人际遇无一不是以口述的形式进行传播的。

    一、口述体纪录片的文献性契合了纪录片的本源

    纪录片使用口述的方法作为叙事技巧由来已久。纪录电影史的发展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直接电影”和“真理电影”的纪录方法与实践的兴起，以往纪录片“画面加解说”的经典“格里尔逊模式”被新的纪录方法与理念取代。纪录片电影人开始走上街头进行实景采访与拍摄，普通人的生活与讲述开始走进纪录电影。时至今日，当时所开创的采访方法已经构成纪录片以及电视节目的重要素材来源。但在一般的电视节目中，采访与口述只是一种方法，所产生的作用自然不能与其在口述体纪录片中产生的作用相提并论。在口述体纪录片中，口述不仅是一种素材来源，也是作为作品的结构性支柱的一种叙事策略，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能够深刻地体现创作者对口述的态度，以及对口述方法的信念与执着。《大鲁艺》的总编导闫东就曾经表示自己对口述体纪录片情有独钟，“用电视这种方法来反映口述历史，会比文字有更大的优势”[1] 。纪录片创作中的这种策略、类型倾向与信念，深刻影响了当今纪录片创作的格局，也创造了口述体纪录片独特的审美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口述体纪录片的文献性特征。

    在纪录片的所有特征中，最能说明纪录片本源的便是纪录片的文献性。纪录片英文词源documentary的本意就是“文献资料”，最早将这个词语与纪录片联系在一起的是英国人格里尔逊的一篇评价弗拉哈迪影片《摩阿拿》的文章。在文章中，格里尔逊指出《摩阿拿》对波利尼亚青年的日常生活事件所做的视觉描述，具有文献资料价值（documentary value）。毫无疑问，纪录片的第一属性便是文献资料性，只不过documentary这个词在翻译成中文时被译作“纪录片”，文献资料的第一属性便让位于纪录这个名称所指涉的记载与载录功能。documentary更偏重于内容的“资料文献性”，纪录片则更强调功能的“记载、载录”作用，其区别之下依然无法否认文献性是纪录片的本源性特征。

    文献作为被历史流传下来的，有一定价值的知识体系，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积累知识的主要载体，也是传播交流的方式。纪录片能够具有文献性，毫无疑问是基于影像的机械复制机制，这种机械复制机制与以往以文字为代表的记载工具相比，更具客观性。电影史上最早的一批影片都可以称为纪录片，甚至从更广义上来说，即使是故事片，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人们生活与思考的体现，在今天乃至更遥远的未来，都可以将其视为某一个时代的反映，从而具有一定的资料文献价值。比如在今天的电影研究中，我们经常会去审视某个独特时代的电影，以期用之解读那个时代。

    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口述都是人类文献资料传播的主要手段。只不过口述的方法重新获得重视，有其时代背景。一方面，口述作为一种历史写作的方法越来越成熟，口述史已经成为史学写作的一种重要模式。另一方面，受20世纪中叶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新历史主义把言说历史的话语权交给了普通的生命个体”[2]。口述的方法也在新历史主义的潮流中获得了重要地位。也就是在同样的背景下，口述体纪录片作为一种纪录片类型开始逐渐成熟，并以其文献性契合了纪录片的本质属性。进一步审视口述体纪录片的文献性，我们便会发现，口述体纪录片与传统文献纪录片的文献性有所差异。如果说传统文献纪录片的文献性主要体现在文献的宏大性与历史性的话，那么口述体纪录片的文献性则更多体现在私人化与当代性上。

    二、口述体纪录片文献的私人化

    在口述体纪录片中，文献的私人化不再是以正史、官史等宏大的面貌呈现，而是以私人化，尤其是个人记忆的形式呈现。正如史学家保尔·汤普逊所说的那样，与正史、官史不同，文献愈是私人、地方和非官方的，就愈难以幸存[3]。与官史、正史有专人负责，有专门的经费作保障不同，私人化文献与记忆极有可能随着当事人的离世而彻底消失。因此，几乎所有从事口述史与口述体纪录片工作的人都是在以抢救文献的态度来进行工作的。无论是《大鲁艺》的总编导闫东，还是在中国传媒大学进行口述史研究的崔永元都有过这样的表述。口述体纪录片中这些私人化的文献视野也为其作品呈现了独特的审美格局。

    1985年上映的《浩劫》是导演克劳德·朗兹曼历时11年完成的长达9个小时的纪录片。这部反映犹太大屠杀的作品可以说是口述体纪录片的最早尝试。此片并没有像同题材的其他纪录片一样引用大量的关于大屠杀的影像资料作为文献，而是采访相关当事人，以当事人的口述作为主要文献。在朗兹曼的采访对象中，既有当时的受害者、施害者，也有一些旁观者。与正史、官史的描写不同，他们是当时事件的亲历者，他们的记忆与口述中带有很多的私人角度和历史细节。在朗兹曼的拍摄实践中，最能体现与正史不同的私人化便是对诸多旁观者的采访。这些人中有当时负责在妇女被送入毒气室之前，把她们头发剪下的理发师，也有负责运送犹太人到集中营的火车司机，以及集中营附近的农民。在正史中，这些旁观者只是作为历史中一个很小的细节，甚至只是作为历史的大背景而存在。但是在朗兹曼的镜头里，他们作为证人，向观众分享他们的个人记忆。这些口述因建立起与正史、官史不一样的视角而鲜活起来，历史因为有了见证人而显得更真实可信。

    集口述体文献纪录片《大鲁艺》是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发表70周年而制作的，其选材、立意都非常官方。但是总导演闫东所带领的团队，完全放弃了盛行一时的话说体纪录片制作模式，采用口述的方式进行创作，开创了中国历史文献纪录片创作的新风气。在这部口述体的文献纪录片中，摄制者采访拍摄了80多位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有关的老人，如贺敬之、于敏、于蓝、黎昕等。历史中的著名人物，从历史中走出来，坐在镜头面前，向观众娓娓道来过往的故事，以其细节与情感吸引观众。影片的结构虽然基本是按照时间顺序，围绕鲁艺的发展历程展开，但在整体架构之下，每个人都通过口述补充历史细节，在相互佐证的言语中完成了作品的影像架构。这种视角在当时的纪录片创作领域应该说是很有特色的。闫东团队的其他作品也有很多采取这样的口述方式，像关注伟人题材的纪录片《百年小平》《杨尚昆》等。此外，栏目纪录片《口述》中有一集《红墙记忆——身边人眼中的开国领袖》也是这样，不再采用以往影像资料汇编的汇编体作为常用策略，而是采访与伟人有关的当 事人，在这些当事人的回忆中建构起伟人的形象。私人化的回忆使历史在这些作品中是私人化的，使历史伟人也具有了亲切的一面。

    三、口述体纪录片文献的当代性

    除了关注历史，口述体纪录片还关注当下题材，呈现口述文献独特的“当代性”。这种文献的当代性体现在口述体栏目纪录片上，与经典的艺术纪录片不同，栏目纪录片主要在电视媒体播放，其在创作周期、选材方法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要求，尤其是在选材上要与观众亲近，内容要具有延续性，以便栏目化操作。当代人、当下社会成为栏目纪录片的重要关注对象，其口述文献的使用也就具有了当代性。口述体也因其可以栏目化运作的特征，成为电视纪录片栏目比较常用的叙事策略。

    由央视社会专题部推出的口述体纪录片栏目《讲述》定位于展示当下百姓生活、时代变迁，每一期走进镜头进行讲述的都是一些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也就更具有当代性。比如，《讲述》在201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播出的“建设者”系列，其中几期作品关注的便是普通的工程建设者。他们中有中国一建成都高科技电子厂房的建设工程师、上海洋山港的工程师、海南琼中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者、平潭海峡公路铁路两用大桥的建设者，以及沪昆高铁云南、贵州段的建设者等。中国当代的工程奇迹，由他们来讲述再合适不过了，节目也因此树立了中国当代工程建设者的人物群像。

    北京雷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制作并在国内多个电视媒体播放的纪录片栏目《口述》，也有很多题材是关注当下生活的。在最近两年的节目中，中国沙画艺术的开创者苏大宝，著名科幻作家刘念慈，配音演员季冠霖（《芈月传》中芈月的配音），《仙剑奇侠传》的开发制作者姚壮宪等人纷纷走进电视屏幕，向观众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应该说这些被采访者都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独特成就，但从著书立说的角度来说，现在还不到为他们立传的时候。口述体纪录片对他们的关注则将他们的影像和故事用自我言说的形式记载下来，发挥了文献独特的当代性特征。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口述体纪录片中，口述者所讲述的历史事件，在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因讲述者所具有的新的背景，被赋予了某种独特的当代性。2010年上映的电影《海上传奇》用口述的形式向我们讲述了关于上海这个城市与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点点滴滴。作为国内不太多见的在院线上映的电影纪录片，导演贾樟柯主要采用口述的形式建构这部电影的视觉形象。全片共采访了18位与上海有关的人物，其中有杜月笙的女儿杜美如，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张心漪，以及黄埔名将王仲廉之子电影导演王童。在电影中他们都回忆自己祖辈的往事，这些口述资料以独特的见证者身份进行了历史揭秘，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但同时，他们所谈论的话题长久以来在大陆属于敏感话题，《海上传奇》能够收录他们的口述并公映，不得不说是受当代的政策与两岸关系的影响。站在当下口述过去，历史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其意义不言而喻。口述文献也在跨越时间中获得了历史性与当代性相生的特征。

    凤凰卫视播出的《口述历史》栏目，关注的对象往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栏目制作的模式往往是由某一个独特的讲述者引起，建构起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口述历史》栏目在2006年1月24日播出了一集《荣毅仁与荣氏家族百年传奇》。该集的口述者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先生，节目内容是荣智健先生对荣毅仁以及荣氏家族的回忆。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荣毅仁先生是于2005年10月26日去世的，出镜的荣智健胸前还戴着白花。由此可以看出这集节目的制作契机，其中人物的评论意义不言而喻。在对过去的讲述中建构起人物的当代意义，这种口述文献的当代性极具特色。

    口述这种形式在当代纪录片创作中不再仅仅是一种素材来源，它可以成为一种叙事的策略，乃至一种纪录片的理念。口述体纪录片的文献性，与口述这种形式、纪录片这种艺术的文献性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类型与形式的高度契合，使口述体纪录片成为最能体现纪录片文献性的一类。口述文献的私人化和当代性特征也给我们呈现了独特的口述体视觉影像，私人化使纪录片呈现的历史是充满细节的；当代性一方面使纪录片更多地关注当代人的生活，为未来留下影像资料，另一方面，也在历史与现在的二元维度中，因其讲述者是在当代，而被历史文献赋予当代意义。

    [1]闫东. 口述体文献纪录片的再探索与思考[J]. 现代传播，2012（7）：77.

    [2]张宗伟. 新历史主义思潮与当代中国文献纪录片的叙事策略[J]. 艺术评论，2007 （12）.

    [3]保尔·汤普逊. 过去的声音——口述史[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