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快雨堂题跋》看王文治“以禅论书”的书学思想

    徐柳

    摘 要：清代佛教继承着明末的遗绪，仍以禅宗为最盛。考据学、汉学大盛促使了书坛尊碑思想的建立，在人们开始推崇“碑学”风气并攻击“帖学”的时代背景中，王文治秉承帖意，力主帖学。他精深禅理“不能呵佛骂祖不可谓之禅，不能驾唐轶晋不可谓之书”，寄禅理于书法的审美、品评，竭力为帖学正名。《快雨堂题跋》作为王文治的重要书论著作，集中体现了王文治“以禅论书”的书学思想。

    关键词：王文治；《快雨堂题跋》；禅理

    一、《快雨堂题跋》与学禅背景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王文治喜与文人墨客交游，长于诗文书画，清中期帖派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快雨堂题跋》据王文治所作《梦楼诗集》中记载，“快雨堂”之名正是为纪念其喜得董其昌所书“快雨堂”旧榜而来。《快雨堂题跋》中的书画作品都经过王文治收藏，以其对书法的热爱程度，加之其对“帖学”的坚守，所做的题跋有一定的艺术眼光，论述包括书家师承关系、书法创作的风格以及书家书作中传达的“品韵”。其每篇题跋都是一则注入禅理的书论，从这些题跋中不仅可以窥探出王文治本人的书学思想，也可从一个侧面认识清乾嘉时期的书法状况。

    “（王文治）生有夙慧，十二岁能诗，即工书……持佛戒，自言‘吾诗与书皆禅理也。”[1] 《清史稿》这样记载他。年幼聪颖好书为了摆脱本身家庭贫苦的状态，勤读入仕，乾隆二十五年得中探花。乾隆三十二年因下属失职被罢官，从此绝于仕途。青年时，远游琉球，结交了一批志向相同的“书友”。中年以后，王文治笃信佛教，精研释典，参禅悟道，以翰墨为佛事，对于有关佛经的书法更加关注，并“余弱冠时，取赵州‘放下之语名其斋”。马宗霍评王文治云：“惜其乐与浮浪者为伍，故遂流而忘返。”[2]乐于与“浮浪者”游食江湖，追求一种无争平淡的生存方式，这样的人生境界本就是庄禅思想的核心。他对唐代钟绍京、南宋张即之二人勤于抄写佛经、“多以翰墨为佛事”的做法尤为钦佩，并效仿二人。喜得《唐人书律藏经》真迹，珍若拱璧，每每加以临习，更为之题写了长达八百多字的题跋。从书法师承关系上看王文治仅在《快雨堂题跋》中，为董书题跋就达17跋，是各类题跋中为数最多的一位书家，可想他受董书的书风影响之大。《快雨堂题跋》中记述：“自晋尔后，虽宗风不坠，然无有敢称佛者矣。惟明董文敏深证书禅，直入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殆辟支佛乎。”[3]这则题跋从书学思想上说他更是继承并发扬了董香光重要的书法美学观与禅宗的联想。王氏亦自谓：“诗有诗禅，画有画禅，书有书禅。世间一切工巧技艺，不通于禅，非上乘也。”西汉文学家扬雄就说过：“书，心画也。”诸如清代出家为僧的朱耷、石涛等他们的书画作品中透露的清雅脱俗的格调和神韵。王文治的为人性情、审美趣味、价值取向受禅宗思想影响之大不言而喻。

    二、性情的“时代另类性”与“以禅论书”的审美观

    从王文治的书学师承和《快雨堂题跋》中可以判断，他对二王的书迹研究至深并且秉承帖意，全然不为碑帖之争而动摇了坚守“帖学”的执念，印证了他对阁帖的评价，“前人攻击阁帖者至多，然考据虽疏，书格独备，且重摹之本每本必具一种胜处，自是临池者指南”[4]。禅宗在方法上重视学人与其师的直接对话，以启发学人的智慧，他宗法二王同时推崇学习二王的董其昌，这样的行为可以说与他的禅学思想脱离不了联系。完全可以选择与时代审美价值取向相融合的碑学，他卻认为“余尝谓晋人精神全赖宋帖以存”[5]力主帖学。临帖未尝不有弊端，阁帖缺乏考据，真迹与否尚存在疑虑，每位书家即使是临写的真迹也未尝不曾带入自身的书写习气。但王文治何尝不知道这层道理，他只是不愿深究，认为阁帖虽不比真迹但其最重要作用是传承了晋人书法之精神。在那个“碑眼看书”的时代里，仍能坚定不易地走帖学之路这本身就很出众。再者，《快雨堂题跋》中论述：“盖所谓真鉴者不及史书杂录之考据，不倚纸绢印章之证助，专求品韵，自得于意言之外。”[6]他完全不受当时的考据风影响并且批判考据。考据者善鉴，考据收集事实资料太过理性，与学问、性情无关，他认为考据兴则世间无真学问。一个深识书法艺术三昧者以“品韵”作为书家作品直观的、审美性的鉴定标准。这也是重考据之风的时代，能坚持走的“另类”了。

    王文治“以禅论书”的思想在《快雨堂题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谓王羲之为如来禅，唐人为菩萨禅，宋人为祖师禅。[7]王右军为晋人书家的代表，晋人书为书法的正统源头，是书法的最高境界，菩萨禅附着印度佛教色彩最深。王文治用菩萨禅来喻唐人书，则指唐代的书法重在承袭晋人书法的法度严谨，并没有展现自己的时代精神。祖师禅为中国式的佛教禅法，强调“直指本心，见性成佛”的顿悟禅法，宋人书家不慕荣利，书作更易体现自身的精神追求因而可以更好地继承晋人书法的风韵。王文治在《快雨堂题跋》临宋四家书后跋曰：“余幼时喜临晋唐人书，不敢略涉宋派，年逾四十始知宋人深得晋唐神韵。学晋唐者当于宋人真迹问津，然不能实证也。又十年，笔端乃暂得相应。盖非深于晋唐，无从窥见宋人之妙，亦犹不识如来禅，无从透入祖师禅也。既透祖师禅，乃真见如来禅矣。近日深入宋人真迹，于晋唐蹊径益明，然则书岂易言哉？”[8]宋人书实则和祖师禅无异，指明其书虽宗法晋唐之风，又有脱前贤窠臼形成自身独特的书法风格。由于宋人书法带有太多的真品格真个性又与晋人有异，所以王文治认为宋人书“深得晋唐神韵”的是前贤的内在精神，是祖师禅并不局限在一点一横画之中，学古人书学的是古人书法的“妙”，“妙”又潜藏在书中的精、气、神。王文治临习二王的“帖学”，不仅是单纯地仿古，而且强调学书要有通变精神再加入真我性情与创新，并以禅来深化自己对艺术的理解，运用禅学引发自己内在本真的思考，把书法作为养心之道。只有禅透宋人之奇，才能“于晋唐蹊径益明”。

    “犹不识如来禅，无从透入祖师禅也。既透祖师禅，乃真见如来禅矣。”禅理、书理结合得相得益彰。王文治在《定武兰亭》后跋曰：“正如佛光一照，无量众生发菩提心。”王文治强调顿悟积累在渐修基础上，正如他说佛光一照，使众生顿悟，领会到开悟的智慧。他由参禅之法悟到了学书的经过，渐修经过“佛光一照”必然会达到顿悟出天真浪漫的效果，书格才会有进步，这不就是佛家禅宗顿悟思想在书法上的体现么。

    三、以“品韵”作为鉴赏书画的标准

    王文治在《元人书悟真篇》中强调了以书家“品韵”“眼照”为鉴定书画的必要性。他认为若凭“形貌之似”与否，则落下层。而以考据时代、纸色墨色等，“去之更远矣”。这其中的原由与禅宗讲求“须参活句，勿参死句”之因相合。王镇远先生在《中国书法理论史》中阐明王文治所提及的“余之观书画惟在品韵”。“所谓品韵，就是书法的品格神韵，是作品给予鉴赏者的整体审美感受，它不是指点画形貌，更不是印章纸墨的高下美恶。而是指作品的精神所在。”[9]书画所传达的品格可以反映出书家自身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品格。我们不妨把“品韵”分开理解为“逸品”与“韵”。“逸品”是在书画作品中表现书画家对生活平淡自然的态度和超脱世俗的精神境界。“韵”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是远离人生和深入人生的矛盾统一，是艺术作品最高的审美要求。黄庭坚就主张书画都要以“韵”胜，范温说“至于书之韵，二王独尊……夫惟曲尽法度，而妙在法度之外，其韵自远”。[10]王文治在其《快雨堂题跋》中不无出现对王羲之的评价，他认为王羲之是后世书法之源，他把晋人的精神存入作品中由源而流。临摹范本，从而得以追摹晋人精神，起到传承书法的作用，这具有一定时代精神意义。结合王文治的生存方式和帖学之风把“品韵”升华到书家的精神境界。王文治中年以后无意于仕途，开始参禅悟道，他追求的是和传统士大夫一样的平淡畅然的隐退生活。他就是在现实世界中去追求对自身心中佛性的认知。以整个时代风格为背景，从中体悟所学前贤书之品韵，如此学书才能得法。如若只偏执一家，那么很难得到学书的真谛。

    王文治在《快雨堂题跋》中以禅喻书之例不胜枚举。他将禅理喻于书理，能以独到的审美取向去辨别前贤书法，将自己对帖学的追求坚持到底。他主张在渐修晋唐书的基础上等“佛光一照”领悟书作的“品韵”，并且要另辟蹊径，将自己的时代精神融入作品中。这些思想对我们当下的书法创作都是有启发意义的。在当下个性化、视觉化冲击的时代，书法创作风格日趋多样化，很多人似乎更关注书法的形式性、趣味性和娱情性，无论面对何种书法时潮，我们都要有“学书不从临古人，必堕魔道”这样的思想认识，不可一味摹古，要善学善变，像王文治一样在学习古人的基础上创造。

    注释：

    [1]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记事[M].上海：文物出版社，1984.

    [3][4][5][6][8]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801，786，790，797，97.

    [7]丁福保.佛学大辞典[M].上海：文物出版社，1984.

    [9]王鎮远.中国书法理论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0]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08.

    作者单位：

    南通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