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初美国大企业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

李月娥
[摘要]斯沃普计划是企业福利资本主义实践者杰勒德·斯沃普为了使大危机时期的美国企业摆脱困境而制定的一项工业稳定计划。其核心内容是建立政府支持下的工业自我管制以及由政府与企业共同实施的福利计划。该计划提出之际正处于美国由胡佛自愿联合主义向罗斯福国家干预政策的过渡时期,它不但是企业应对大危机的重要举措,而且由于罗斯福对该计划的认可而对新政时期的工业复兴及社会保障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美国大企业,1930年代大危机,斯沃普计划
[中图分类号]K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2—0060—06
1931年秋,随着危机的深化,美国大部分企业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不得不逐渐放弃盛行于1920年代的企业福利资本主义实践,放弃了1920年代承担雇员福利责任的承诺。以杰勒德·斯沃普(Gerard Swope,通用电气公司第三任总裁)为代表的部分企业福利资本主义实践者逐渐意识到,依靠单个公司自愿实施的福利资本主义举措不可能有效解决失业问题,使企业摆脱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斯沃普提出了工业稳定计划,即斯沃普计划,开始寻求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维持先前的企业福利与就业标准。虽然该计划遭到了不主张联邦干预的胡佛总统的反对,却为罗斯福新政举措提供了重要借鉴。实际上,斯沃普所强调的企业与政府合作但主要依赖于企业的管理制度,预示着由胡佛的全面自愿主义向罗斯福国家干预的转折,斯沃普本人也凭借着该计划的影响,作为企业代表受邀进入总统经济保障顾问委员会和社会保障委员会为罗斯福社会保障立法出谋划策,进而对新政时期公私混合型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斯沃普计划出台的背景
(一)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使企业福利资本主义举措难以为继。
1931年秋,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威胁了美国大部分工商企业,从1929到1932年末,美国破产企业达109371家,其负债额近30亿美元,全部私营公司纯利润,则从1929年的84亿美元降为1932年的34亿美元。与此相应,失业人数亦逐月逐年增长,1930年4月失业人数为300万,1932年后已近1100万。此时通用电气公司的纯收入也由1930年的6050万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1470万美元。在企业没有利润的情况下,公司不得不宣布裁减雇员、削减工资,放弃承担雇员福利的公共承诺,甚至完全终止了1920年代的福利资本主义实践,包括比较新的津贴计划及传统的福利活动如公司旅游、雇员杂志等。到1933年时,通用电气公司雇员总数已不足4年前的一半了。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企业福利资本主义实践者,如杰勒德·斯沃普、欧文·D·杨、爱德华·A·法林、享利·S·丹尼森等,意识到企业需要改弦易辙,开始提议开展由企业与政府共同参与的、更为积极的改革,以努力维持企业福利与就业标准。
(二)企业福利资本主义计划的隐性契约特征使雇员福利得不到保证
从契约观点来看,企业福利资本主义是由资方单方面自愿设计并提出的一项含蓄的、随意的长期雇用合同,其津贴与报酬由一些无法核实的变量而定,如工人的努力程度、工作态度、可靠性及忠诚,或是由非契约变量而定,如服务年限等……不仅如此,由于福利计划并不具有法律责任,并且是由公司单方面发起的,因而资方可以在任何时候终止它而没有受到法律惩罚。
企业福利计划中这种含蓄、自由决定的特征在美国大企业中很普遍。企业的许多人事管理计划(如退休金计划、集体保险、事故与疾病津贴、利润分享计划、带薪假期等)都包含这种隐性契约特征。雇员得到的津贴被解释为是企业对雇员长期工作的一种奖励,资方享有在特殊情况下提供、缩减、或终止津贴条款,以及修改或放弃计划的权利,如1920年代实施的企业养老金计划大都是由资方承担所有费用,雇员不需缴款,所以雇主没有道义责任必须向雇员支付养老金。因而,1926年,当阿默尔肉类加工公司与莫里斯肉类加工公司合并时,莫里斯公司雇员失去其所有的养老金就不足为怪了。同样,企业雇主在向雇员许诺各种福利资本主义措施时,也没有正式的法律条文约束企业必须履行承诺。雇员和雇主发生养老金纠纷时,只能依赖于法庭裁决。根据当时普通法案例法的规定,法院认为养老津贴仅仅是雇主对雇员的一种恩惠行为,并不存在契约关系,资方有权决定是否支付。因而,当发生纠纷时,法院一贯支持被起诉的公司。如在1929年艾斯纳诉威尔逊公司(Eiszner V,Wilson and Company Inc.)一案中,一位联邦法官指出他“不可能支持原告的观点,即建立养老基金是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法庭坚持雇员没有享受养老津贴的法律权利目。
(三)斯沃普对企业福利计划弊端的清醒判断及其改变现状的努力
斯沃普在提出“斯沃普计划”前首先强调大批工人失业并不是源于自身原因,而是工业本身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最大麻烦是那些能够工作、有能力、渴望工作的人找不到工作,这并不是失业工人自身的错误。因此,工业界必须设计并制定有效的措施,改善并最终削除这种困境”。其次,斯沃普认识到企业现有的福利资本主义津贴计划并不完善,各企业的计划并不一致且可以随意放弃,从而使雇员无保障,“养老金制度,虽经过详细地设计,雇员仍抱怨计划中关于工作年限的限制,影响了一部分有能力的雇员去寻找新的工作。”因此,斯沃普在计划中提议建立一种能够伴随工人一生的养老金制度。同时,斯沃普认识到了工人阶级消费对工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强调为工人提供保障,以消除其消费恐惧心理。“只有在年老、失业的时候为工人提供合理的保障,或是在其死亡的时候,为其遗属提供一定的保障,他们才会消除这种恐惧心理”。重要的是,斯沃普明确强调实践已证明:“单个公司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只有通过联邦政府的作用才能有效地实现。”
早在1930年9月,斯沃普就去白宫拜访了胡佛总统,向总统提议支出20亿美元用于公共工程建设,如医院、学校、监狱、铁路、垃圾处理及大规模的联邦住房计划等。并且强调,具体的措施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让人们在冬天来临前立即去工作。但是坚信自愿主义的胡佛担心实施紧急救济措施的唯一后果是产生长期依赖于政府的一批丧失信心的工人,因此并没有采纳斯沃普的建议。斯沃普并未因此放弃努力,而是提出了更为激进的经济复兴计划,以改变工业产量及利润下降的趋势,并缓解工人阶级的痛苦及不满。
1931年9月16日斯沃普在全国电气商协会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工2业稳定”的演讲,即“斯沃普计划”,要求企业、政府、工人共同合作以应对大危机。不过,斯沃普强调在其计划中企业仍是解决危机的主导,而政府主要起仲裁人的作用。该计划的提出表明福利资本主义实践者已经开始强调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应发挥作用,“标示着企业福利资
本主义领导者的战略调整,奠定了企业精英在整个新政年代的理论基石”。
二、斯沃普计划的具体内容
斯沃普计划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支持下的工业自我管制;二是联邦政府与企业共同实施的福利计划,包括建立全国性的失业、退休、人寿保险及残疾津贴计划与标准。
首先,工业自我管制是斯沃普计划中较为激进的内容,“企业联合”是其核心。斯沃普建议:所有雇用50名或以上雇员,并从事洲际贸易的工商企业,将被要求加入同业公会,并授予其管理经济的权力。这些同业公会可以概括已有的贸易惯例、商业伦理,收集并分发所有与工商业发展相关的信息,以稳定就业,并为公众提供最佳服务。同时,为了便于同业公会的管理,斯沃普计划要求:“涵盖的所有企业应采纳标准化的成本会计系统、标准化的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虽然系统和形式将因行业不同而发生变化,但应遵守每一行业的统一方案。凡具有25人或以上股东或合作者、其活动范围超出一州的公司,每个季度至少要以规定格式向股东或合作者提交一份企业经营及收入报告。每年至少要向股东或合作者及联邦监督机构提交一份完整的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斯沃普指出:“通过这种方式,企业所有者将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从而避免对其账目或报告方式不规则、无规律的指责。”此外,为了保护公众的利益,斯沃普提议“同业公会的活动将受到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商业部的一个部门、或为此目的特别建立的政府监督机构的监督。”
其次,综合性的社会保险计划是斯沃普计划的核心内容。为了保护雇员的利益,斯沃普计划要求,所有雇用50人或以上的工商业公司应仿照那些已实施工伤赔偿法的州制定工伤赔偿法案,同时采纳包括人寿、残疾、养老及失业保险计划在内的雇员福利措施,并且强调这些福利保障将跟随雇员,无论其在哪个企业工作。所有的保险计划均由同业公会制定,经联邦监督机构批准而实施。保险费和津贴费由参与计划的公司及其雇员共同负担。
值得一提的是每一项保险计划都制定了详细的条款。以养老保险为例,该计划规定:第一,所有在企业中(斯沃普计划覆盖的,下同)已工作2年的雇员可以(已工作超过5年的雇员必须)将每月工资1%的最低额(每年不超过50美元)作为养老保险基金。同样,企业也必须储存与雇员所缴额相同的养老基金;第二,所有雇员缴纳的工资最低比例从开始到领取养老金为止一直是相同的,这些规定使雇员可以随时从一家企业换到同一公会中(或是不同公会中)的另一家企业工作,而继续其缴费计划,直到领取养老金为止;第三,雇员和公司共同储存的资金(加上半年5%的利息)累积到雇员到70岁退休时,将能够为雇员提供一份大约是其在职时薪水一半的养老金;第四,每一家公司的养老金计划都在管理委员会(由公司管理者和雇员代表按1:1人数组成)的指导下实施;第五,养老金信托机构将对缴纳的基金进行投资,并将投资所得分配到每个雇员的账户中。如果雇员从一家公司转到同业公会(以及跨同业公会)的另一家公司工作,其账户中积累的资金将继续保持,备有恰当的转移记录……当雇员退休时,账户中的所有资金(包括个人和企业缴费及收益)将以年金的形式支付。
为了有效地实施这些保险计划,斯沃普建议:“每一个同业公会需要建立一个由9名成员组成的综合管理委员会,包括3名同业公会企业代表,3名雇员代表及3名联邦监督机构代表。委员会成员,除雇员代表外,均属于无偿工作。综合管理委员会将根据雇员代表的工作时间支付薪金,并向全体成员支付差旅费,所有费用由同业公会承担。”“综合管理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责是解释同业公会选定、联邦监督机构批准的这些保险计划,监督具体公司的管理委员会,建立并引导养老金信托的保管、投资及养老基金的支付等活动。”
三、斯沃普计划的意义及其影响
我们从斯沃普计划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斯沃普既坚持由企业界承担主要责任的福利资本主义基本信条,同时又承认联邦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干预的必要性,既坚持了福利资本主义原则,又做出了必要的调整。实际上,斯沃普提议建立一种企业与政府合作但主要依赖于企业的管理制度,以此作为解决全国性经济危机的方法。
该计划提出后迅速成为商业和财政新闻关注的焦点。总体来看,舆论是赞同该计划的。美国商会会长赛拉斯·斯特朗(Silas Strawn)认为该计划“与美国商会一直努力的方向完全一致”,宣称:“我们国家最伟大的企业总裁之一,意识到有必要建立这种保护性措施,这是最令人激动的事情。”通用电气公司的董事长欧文·D·杨明确表示支持该计划,它表明“一位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及伟大工业社会的众多成员,即将向公众表明他们自愿承担经济及社会领域所发生重大事件的责任……它所体现的精神即是现代企业精神,其方案确认了企业对雇员及总体经济稳定之责任”。美国钢铁建筑协会的查尔斯·F·艾博特(Charles F.Abbott)则称赞斯沃普计划是一项公共安全措施,强调“我们不能再在这个国家中继续保持那种不负责任、孤陋寡闻、没有合作意识且顽固不化的个人主义了”。
另外学术界也倾向于支持该计划。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教育家尼古拉斯·M·巴特勒(Nicholas M.Butler)称赞:“斯沃普计划向前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它提供了这个国家现在最需要的东西,即一种建设性的领导范例。”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也指出:“作为一位了解企业管理特征及潜能的权威人士,斯沃普提出了一项具有实践及现实意义的计划。就美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它似乎是取代持续存在的残酷竞争制度的唯一选择。”
当然,斯沃普计划也遭到一些企业家及政客的强烈反对。如通用电气公司的阿尔佛雷德·P·斯隆(Alfred P.Sloan)、美国钢铁公司的詹姆士·A·法雷尔(James A.Farrell)等只同意华盛顿放宽对反托拉斯法的限制,而不希望政府介入其他复兴经济的活动。斯沃普计划最坚定的反对者是反对联邦干预的胡佛总统,攻击该计划是“法西斯主义”。然而,仅仅是几个月后,严峻的现实淹没了这些反对之声。
斯沃普计划提出之际正是美国由胡佛全面自愿主义向罗斯福国家干预政策的过渡时期,因此发挥了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不但是企业应对大危机的重要举措,且由于罗斯福总统对该计划的认可而对新政时期的工业复兴及社会保障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斯沃普计划是企业界应对大危机的一种明智选择。1930年代大萧条之初,企业界曾采取了许多缓和危机的措施,包括美国钢铁公司的维持工资计划、西屋电气公司的工作分享计划、柯达公司的罗彻斯特失业津贴计划以及通用电气公司的失业保险计划等福利资本主义举措。然而,由于大萧条的持续,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并没能使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而不得不终止了
大萧条初期的大部分福利资本主义实践。大危机的打击使斯沃普等进步的企业福利资本主义实践者意识到,单凭企业的自愿措施难以缓解大危机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因此,主张以更为积极的方式(即尝试着要求企业、政府、劳工合作)来应对挑战。该计划的提出表明,福利资本主义实践者已经抛开了1920年代完全不主张政府介入的传统企业管理观念,开始邀请联邦政府共同实施反危机计划,并强调政府应该在社会福利方面发挥一定作用。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迎合了企业摆脱危机的需要。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的玛丽·凡·克里克(Mary Van Kleek)曾指出:“斯沃普计划描述地并不是日益增长的政府对工业的管制,而是工业正通过与联邦机构的合作来寻求公众的信任。”
其次,斯沃普计划为新政初期的《全国工业复兴法》提供了重要蓝本,“是罗斯福新政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1933年6月16日,罗斯福总统签署通过了《全国工业复兴法》,称之为“美国国会颁布的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立法”。该法第一部分所体现的主要就是企业联合思想及公平竞争法则。美国学者安东尼·c·萨顿(Antony c.Sutton)甚至将全国工业复兴法看成是斯沃普计划的翻版。该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暂停部分反托拉斯法条款的实施,并规定成立国家复兴管理局,在其认可和监督下,由劳资双方和公众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制订分别适用于各行业的法规。工业复兴法要求禁止垄断,但允许工业部门通过各种同业公会建立“公平竞争法规”,限制生产使之符合实际需要,固定物价使之能维持可以获利水平等。其本质是由主要工业部门的同业公会负责和平时期全国范围的经济重建。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机构(如根据工业复兴法规定建立的国家复兴管理局)如斯沃普计划所期望的要发挥主要监督作用。
当然新政初期的全国工业复兴计划也并非完全采纳了斯沃普计划的建议。首先,全国工业复兴法是临时性的立法,仅仅运行了两年,并且法令规定,如果总统宣布或国会共同决议声明工业紧急状况已经结束,也可以提前终止该法令;另外,新政初期的工业整顿措施并不是纯粹的企业自我管制,联邦“仲裁人”的工作并不仅限于执行组织起来的工业界所制定的规则,而是企图直接参与管理工业秩序(这并不是斯沃普所希望的)。至于斯沃普提议的由工业界同业公会代替州和地方居于公共部门福利制度核心的设想,则根本没有被包括在这一法案中。虽然如此,对那些希望通过企业联合来解决工业问题的企业家(如斯沃普)来说,全国工业复兴法的通过是他们取得的明显胜利。
重要的是,斯沃普计划建议的工业自制和扩大养老金的计划,迎合了罗斯福政府应对危机的需要,虽然其建议并未在工业复兴计划中全部被采纳,但计划的制订者斯沃普及其它福利资本主义实践者却因此受到了罗斯福的重用,有机会受邀担任了新政时期许多重要部门的职位,尤其是在总统经济保障顾问委员会以及社会保障顾问委员会的任职,使他们能够参与到美国社会保障法的制定与完善,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确保企业的利益。如斯沃普计划中所倡导的养老、失业等保险计划由于这些企业精英的坚持而在社会保障法中部分得以实施:1935年《社会保障法》中确定的失业保险和老年保险条款明确体现了企业保险计划坚持的原则,即自筹资金、共同缴费、低税率及经验费率等。不仅如此,以斯沃普为代表的企业福利资本主义实践者在社会保障法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广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保障法坚持是基本保障的原则,因而并没有阻碍企业福利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人保险计划)的发展。相反,社会保障法通过后的美国形成了私人(企业)保险计划与联邦社会保障计划并行不悖、互为补充的局面,从而使美国公私混合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得以确立并持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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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李婷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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