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和北京白云观

    崔建利

    

    晚清重臣、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徐世昌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全国多地道观庙宇都曾留下他的足迹甚至题字。对于京城西便门外的白云观，徐世昌更是情有独钟，这里不仅分布着他的始祖茔，更是其居京期间节余岁尾的必拜之处，观内珍藏的明代全本《道藏》亦令其格外珍重并曾出资刊印。

    道教信徒徐世昌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别号水竹村人、石门山人等，是晚清重臣，曾任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生活中的徐世昌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尤其崇拜吕洞宾，家中常年敬奉吕祖神像。徐世昌笃信道教的起因，相传与他在应试时抽签有关。据徐世昌座师张之万之孙张达骧在其《我所知道的徐世昌》一文记载：徐世昌与其弟世光参加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乡试，试毕，赴前门外琉璃厂吕祖庙求签以卜考试结果。抽得一签词为“光前裕后，昌大其门庭”。榜发，徐世昌中第一百四十五名举人，弟世光以九十五名中试。世光名在前列，徐世昌遂以签词“光前”二字系指其弟，“昌”字系指自己，将来定能大其门庭，从此迷信思想根深蒂固。徐家中置有密室，经常设有吕祖牌位，长年供奉，烧香叩头，到老不断，但对外则讳莫如深。他当总统时，因江朝宗、钱能训等主持的机晤善社奉吕祖为社长，直皖战起时，徐世昌曾一度将该社乩坛移至总统府，占卜是否久于其位，并由盐务署每月拨该社津贴3000元。[1]张达骧是徐世昌登科座师张之万之孙、徐世昌同僚张瑞荫之子，徐世昌任职翰林院时，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张之万家后院，张达骧对徐世昌应该十分了解，因此，这段记述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徐世昌的道教信仰不仅表现在这种形而下的行为模式上，还体现在他对传统道家文化及思想的把握和运用上。道教是中国本土化的宗教，自汉代开始，《老子》被作为道教的祖经，为道教徒广为传颂，亦成为士大夫阶层修身养性的理论基础。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鲜明体现了传统士大夫对待儒道哲学的实用态度。徐世昌平生更是深谙此道，他在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观朱子宋孝宗即位所上封奏，内圣外王之学深切著明，千古行之无不立致治安也。”[2]在晚清及近代史上，徐世昌之圆滑与世故是尽人皆知的，素有“官场老狐狸”“政坛不倒翁”之称，这当然有徐世昌的个人秉性因素，但他笃信道教并将黄老之术奉为处世哲学而且运用得天衣无缝水到渠成，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白云观外徐世昌始祖茔

    徐世昌远祖为浙江鄞县绕虎桥村人，明朝末年，徐世昌第十二代高祖徐钟麟投奔崇祯皇帝的岳丈、嘉定县周奎幕府做幕僚，后随周奎北上京都迁居大兴县。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标志着大明王朝结束，周家境遇也一落千丈。徐钟麟后来到了北京西郊白云观附近高家教馆当了私塾先生，死后便葬在高家坟地，这是徐家北迁后第一处祖茔，徐家称其为白云观祖茔，是徐世昌进京赶考及后来居官京城时的必拜之地。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在翰林院国史馆任协修官的徐世昌虽是个穷翰林，但还是勒紧腰带，花费6天时间对白云观祖坟进行了重修。到了1918年，位高权重、家道殷实的徐世昌将白云观祖茔及毗连三亩多土地购为私有。为了使这一始祖茔域永久完整地传承后世，徐世昌还与高姓合订了永不出售契约。同时也为祖先立了墓碑，碑文日：“徐钟麟始祖葬于此为高氏教书坟地”，落款为：“徐氏始祖钟麟公十三代孙徐世昌立石”。据郑道理《追述徐世昌轶事》记载：“解放初期，尚有此碑；一九八五年，我再去北京（高家坟地）时，见该处已改建为新市区，大石

    碑也杳无踪迹。”[3]

    徐世昌诗咏白云观

    白云观作为中国道教之总本山，是北京最大的道观，号称北方道观之首，被道众尊为全真教派“第一祖庭”“十方丛林之元”，不仅受到历代道教信徒的尊崇，也是历代文人士子的吟咏对象。像明代才子宰相程敏政脍炙人口的《过白云观》诗曰：“红尘飞尽白云生，一径深深草树平。丹灶已空仙去远，琳宫犹枕旧辽城”，道出了北京白云观的历史沧桑。徐世昌号称总统诗人，平生诗作逾6000首，抒写描绘白云观对其来说可谓近水楼台，其诗集中有多首诗直写或涉及白云观。请看这首《白云观》：“西郊杰阁隐烟霞，来访青牛道士家。竹院日长研素问，药炉云护养丹砂。相逢词客成吟草，自有仙人扫落花。回望春城三殿逈，东风依旧柳阴斜。”[4]

    此诗应作于1917年前后，具体写作日期不可考，但无论从措词用韵还是从诗之情感境界来看，在历代咏吟白云观诗中堪称上乘之作。白云观是徐世昌居京期间清明节和年节时的必拜之地（任职中华民国大总统期间深居简出，有时会由家人代往），在祭拜祖先之余也会到观内参拜。徐世昌不仅会将每次参拜白云观写进日记中，有时还会借诗抒怀，比如《丁巳清明偕九弟出西便门诣始祖墓前拜扫》一诗：“春草萋萋徧陌阡，墓门展拜礼惟虔。云礽似续十二世，邱陇巍峩三百年。家守诗书能启后，世传清白懔光前。白云宫观浮图影，村郭周回碧树圆。”诗末自注曰：“白云观楼阁在墓田之左，天宁寺塔在墓前之右。”[5]1917年的徐世昌早已辞去国务卿一职，尚未被选为总统，只是赋闲在家静观时变，清明节偕堂弟徐世良拜扫白云观始祖茔并参观白云观，遂作此诗。

    每年正月十九日是白云观最热闹的一天，俗称燕九节（又称“烟九”“宴九”“淹九”“阉九”“宴邱”等），也是老北京最大的道教庙会。其来历与丘处机有关。丘处机生前因劝说成吉思汗减少杀戮而受到成吉思汗敬重，赐号神仙，并御赐改燕京太极宫为长春宫，作为他回京后的住所。丘处机仙逝后，其门人尹志平等在长春宫东侧修建白云观，在观内营建处顺堂藏丘处机遗蜕。此后每年正月十九都按期举行大型斋醮仪式，信众也多来烧香祈福，便逐渐形成燕九节来白云观会神仙的习俗。在《樊山以烟九诗见示晋卿以立春诗索和作此诗答两诗翁》一诗中，徐世昌就对这一风俗进行了局部描述：“试灯之日逢立春，风花竞逐春灯新。长安士女喜春游，明珠照耀车前尘。天桥车马如流水，白云观里群朝真。名王万里昔朝觐，毡车烟九促归轮。”[6]

    该诗为徐世昌酬答老友樊增详和王树楠之作，诗中前半部分记述了当时京城白云观燕九节状况，颇显珍贵。

    徐世昌出资重印白云观《道藏》

    除了大总统的身份之外，徐世昌还是近代藏书及出版大家，据不完全统计，徐世昌一生主持编纂刊印的书籍近50种，其中就包括《晚晴簃诗汇》《清儒学案》这类对于近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着重大作用的大型套书或丛书。而他作为一个虔诚的道教信徒，支持并出资重印北京白云观《道藏》，在传承和保存道教文献方面更是功不可没，堪称近代宗教史上的一段佳话。

    “道藏”之名始于唐代，是对历代道教典籍的统称，将历代道教典籍汇编在一起，便成为大型道教文献丛书《道藏》。明代以前的《道藏》刊本今已无存。明代曾先后两次对《道藏》进行编刻，相应形成两种版本。一为正统九年（1444）编刻成的《道藏》，后世称为《正统道藏》，版片刷印后颁赐包括北京白云观在内的各地道教宫观。一为万历三十五年（1607）编刻成的《续道藏》，后世称为《万历续道藏》。《续道藏》经版刻成后，很少单独刷印，而是与《正统道藏》经版合在一起印刷，正、续道藏合计共收入道书1476种、5485卷、512函，函目依《千字文》顺序标示。因此，万历版《道藏》包含正统《道藏》及万历《续道藏》两部分，为明代《道藏》全本，也是目前各类《道藏》典籍的祖本。万历版《道藏》明清时期曾有多次印刷，各地道观多有收藏，经版则藏于京城大光明殿，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占领并放火焚烧了大光明殿，殿内所藏《道藏》经版亦悉遭焚毁。至民国初年，各地宫观所藏《道藏》均因战乱或天灾人祸而残缺不全，只有北京白云观和上海白云观所藏万历版《道藏》保存相对完整。

    1918年初，时任段祺瑞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商议对北京白云观《道藏》进行影印，以广流布。北京白云观第21代方丈陈明霦对此事热心响应。考虑到商务印书馆总部位于上海，以北京白云观《道藏》作重印底本在操作上有诸多不便，于是，傅增湘、张元济、徐森玉等商之于上海白云观主事陈道人，希望能以上海观本《道藏》作底本进行重印操作，但上海观主事者有居奇之意，要价颇昂，傅增湘甚至打算用官方力量向上海白云观施压，遭张元济回信反对，最终还是以北京观万历全本《道藏》为拍照底本、以北京观所藏正统《道藏》残本为校本开始了拍摄和校勘工作，除底本拍照在京开展外，其他工序均在上海进行。整个拍摄及校勘过程用了三年多，其中徐世昌于1918年10月被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而徐世昌对傅增湘素以门生相待视，与北京白云观第21任方丈陈明霦一向交好，徐世昌任职总统显然会对事件的顺利开展有促进作用。1922年10月14日，商务印书馆在《申报》刊登《道藏》预约广告中亦提及徐世昌出资助印：“兹由海内闳达发起重印，经东海徐公慨任印赀，特属敝馆承印发售，以广流传。”[7]其实，此时的徐世昌已御职总统隐居天津三四个月。本次《道藏》重印，徐世昌出资数量究竟是多少呢？近年商务印书馆的部分旧档案散出，其中有1935年9月20日傅增湘致张元济、王云五等公函一封，信中显示徐世昌当时资助费用是两万五千元。[8]尽管徐世昌的资助具有入股性质，但对于《道藏》重印的启动起了决定性作用。1923年10月，《道藏》第一期终于印成，1926年全部出齐。《道藏》首次发行共印100部，每部收书1476种，由原来的经折装改为6开线装本，用连史纸印刷装订成1120册，定价1000元（预约价每部600元）。此后又曾加印过50部。据《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记载，徐世昌曾按预约价自留10部。徐氏曾将其中3部赠送给老家河南卫辉的释道寺观：僧会司1部，道教司和白云阁各1部，3部赠书上“均有徐世昌印章”[9]，于此亦可见徐世昌的桑梓情怀和宗教信仰。

    注释：

    [1]张达骧.我所知道的徐世昌[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217.

    [2]徐世昌.徐世昌日记（1890年2月12日）第2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0086.

    [3]郑道理.追述徐世昌轶事[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和平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和平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内部准印），1988：80.

    [4]徐世昌.白云观[A]//水竹邨人集（卷六），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6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268.

    [5]徐世昌.丁巳清明偕九弟出西便门诣始祖墓前拜扫[A]//水竹邨人集（卷六），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6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269.

    [6]徐世昌.樊山以烟九诗见示晋卿以立春诗索和作此诗答两诗翁[A]//水竹邨人集（卷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6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240.

    [7]重印正统<道藏>（广告）[N].申报，1922-12-14.

    [8]陈晓维.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一——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二三事[A]//陈晓维.好书之徒.北京：中华书局，2012：147.

    [9]耿玉儒.徐世昌风雨历程[M].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