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同治中兴”的再认识
同治中兴，是清朝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并且度过了英法联军侵华战争危机之后，人们对政局的一种笼统说法，尤其为当时的统治者津津乐道。但是，同治朝之后不到40年，清朝就灭亡了，所以后来人们对同治中兴有不同的解读，觉得它完全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何来中兴之说？这个问题，对于认识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甚至直至清亡的中国政治格局都有极大的关系。统治危机是否真有缓解？中兴是否存在抑或只是个气泡？大清朝为什么最终灭亡？本文试对此加以分析，以求得深化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变革的认识。
同治朝建立之初，清政府解决了或者说至少暂时缓解了几个对其生死攸关的问题。
第一是由曾胡左李领导的湘淮军集团战胜太平天国、捻军，重新统一国家，至少暂时稳定了统治秩序。这是清王朝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没有这个问题的解决，无所谓“中兴”。
不仅如此，湘军多以儒生为将。嘉庆白莲教造反时，也有乡绅组织堡寨抵抗教军，但像湘军这么多士人为维护清朝血战，有清一代前所未有。所以，曾胡左李镇压太平天国，也意味汉族士大夫对清王朝统治的最终认可，这一认可对清王朝的统治具有重要的意义。须知清朝建立之初，曾有相当多汉族士大夫不愿出仕清朝，也不与清朝统治者合作。康雍乾严酷的文字狱，固然是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也是少数族群统治者的过度反应，但还是与有的汉族士大夫不合作乃至反抗意识有关。现在，这种情况最终改观。
与此相应，同样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由于找到征收厘金这个办法，弥补了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不足。厘金因为病商病民历来受到抨击，但对财政体系仍处传统时代的清政府确有一定好处。厘金加上海关关税等收入的增加，从太平天国败亡之后到甲午战争，清政府的财政紧张状况有了相当程度的缓解。正是有这一缓解，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才有可能调动资金，创办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建设新式海陆军，并取得了收复新疆的胜利。
所有这些，都意味清朝统治的危机得以缓解。我们观察，从19世纪70年代起，直到20世纪到来时，除了一些沿边省份外，局势是大体平静的，可以作为“中兴”的“佐证”。另外，孙中山、杨衢云领导的兴中会1895年发动反清起义，社会上少有同情者，即民心认可大清朝的统治，鄙弃反抗者。孙中山自己回忆，1900年以前他所到之处，“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也可以作为“佐证”。只是到辛亥革命的前几年，各地民变、抗粮、抗捐、抢米之类的事情才多了起来。
第二是建立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讠斤政治联盟基础上的新的权力核心。此后权力格局虽有变化，但慈禧太后一直牢牢掌握最高权力，是统治核心。众所周知，咸丰帝去世后，清廷内部发生了剧烈的权力争斗，最后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讠斤胜出。面临内忧外患的惊涛骇浪，没有权力核心的政权是危险的，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都是在缺少强有力权力核心的情形下灭亡的。另一方面，权力斗争往往会削弱统治者的统治，但有时斗争结果为新的权力核心的胜出反倒可能加强其统治。唐朝李世民击杀兄弟，建立起以他为首的统治核心，而后有贞观之治和大唐延续近300年的统治。就在清初，康熙擒鳌拜，而后有康雍乾盛世。慈禧太后—奕讠斤这个新的权力核心，比起咸丰皇帝，更有自信心，他们敢于重用湘淮军集团官员，而不是像咸丰帝那样过于谨慎小心，因为慈禧太后和奕讠斤相信自己能够控驭大局。没有对湘淮军官员的重用，就难以消灭太平天国，也就无法恢复统治秩序。对于“外夷”，经过一番曲折和冲突之后，实际上他们也比咸丰帝更为了解外情，更会与“外夷”打交道，当然，这与奕讠斤的主持和李鸿章等的协助也是分不开的。
第三，不仅内忧暂时平息，外患也得到暂时缓解。1860年英法联军打破都门，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并且死在那里。同时，清政府不得不同意列强派公使驻北京。如何面对这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课题？也是同治年间解决的。通过主持与英法等国的谈判，恭亲王奕讠斤发现这些“夷人”占了北京以后还会撤走，而他们的要求也会以条约为根据，说明这些原以为“性同犬羊”的“夷人”也有讲道理的一面，与以往中原王朝面对的蛮夷戎狄有些不同，可以学着与他们相处，公使驻京了天也不会塌下来（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一直拒绝公使驻京）。当然，打输了的大清朝也只能暂时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与外人相处，并干脆成立办理对外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样，在今人常称为“条约制度”的框架下，清政府开始了与列强更多更深的交往，对外关系的危机也暂时度过了。尽管“天朝上国”的架子不情愿放下，1873年，清帝（同治）终于第一次不要求行跪拜礼会见了各国公使，标志中国开始尝试与列强正常交往。在对外关系上，从英法联军侵华到甲午战争之前，除了一度互有胜负的中法之战外，有难得的30余年较为“平静”的时期。
所以，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是“中兴”。如果是在传统的时代、传统的社会，同治时代可能是真的中兴。唐朝在安史之乱后，仍延续150年，如果没有特别的变故，清王朝也可能如此。
前面说过，湘淮军集团的崛起和镇压太平天国，意味着汉族士大夫最终对清朝统治的认同。尽管湘军崛起过程中遭受过种种歧视以及朝廷的不信任，但总的来说，在曾胡左李的眼里，清朝与以往的汉唐宋明并没有多少不同，所以湘军将领多为儒生。但是湘淮军崛起的结果，形成了新的统治框架，也就是汉族精英和满族权贵共同领导国家，满族权贵握有中央政权，汉族精英服从满族权贵的领导，但要拥有一定的地方权力、一定的实力，或者说在政权中给予汉族精英一定的权力，实质的权力。从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或权力格局。这种平衡和格局轻易不能打破，一旦破坏，社会心理就会发生变化，就可能引起严重的不可预见的后果。
同治朝以后，湘系官员长期担任两江总督，李鸿章长期担任直隶总督，他们实际起着号召汉族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服从清廷中央命令的作用，或换个角度说湘淮系出身的官员的身居要职、位高权重是汉族权贵与满族权贵合作的象征。曾国藩死后有李鸿章，李鸿章死后还有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在宣统年间，当袁世凯被免职、张之洞去世后，无人再能成为拥护清廷统治的汉族官员的领袖，也无人能承担满汉权贵合作的象征。当时虽有徐世昌任军机大臣（1911年皇族内阁成立时任协理大臣），陈夔龙任直隶总督，张人骏任两江总督，盛宣怀出任皇族内阁邮传大臣，但他们的威望、影响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根本无法相比。随着袁世凯的被免职，以他为首的北洋系集团成为政府中的离心势力。其他的汉族地方官员则因为清廷企图加强中央集权削弱督抚权力，再加上对少壮亲贵的失望，而离心离德。就是说，宣统年间，汉族地方官员与清中央朝廷之间有了难以弥合的裂痕。所以在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地方督抚大员对治下的起义或不闻不问，或一走了之，我们看不到多少地方官员出死力维护清政府;更有甚者，有些官员如江苏巡抚程德全还干脆加入革命阵营，这些都与太平天国造反时众多的地方官员为清廷战死（或自戕）形成鲜明对照。可以说，武昌起义以后清政府迅速垮台与此有极大关系。
在宣统朝，不仅地方督抚为骨干的汉族官员与满族权贵关系近于破裂，更严重的是立宪派绅士们与清廷的关系。立宪派曾发动多次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信任那些颟顸不通世界大势的清廷权贵能够带领国家走出危机，尤其不信任少壮亲贵。他们希望马上召集国会，成立真正的责任内阁，由国会和一定程度上由国会控制的责任内阁领导国家，挽救危亡并走向富强。退一步，也起码要有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然而不仅被视为汉族权贵代表性人物的袁世凯被罢免，张之洞去世，1911年5月清廷又成立了“皇族内阁”。“皇族内阁”标志着同治朝以来汉族精英或权贵与满族权贵合作的统治框架的解体，也令立宪派人士大部分断绝了与清廷合作的最后希望。武昌起义以后，湖北立宪派人士当即表示支持，而后其他省立宪派人士大多直接加入革命阵营，大大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同治时期，比以往朝代的所谓中兴，多了一个因素，一个重要的绝对不能忽略的因素，就是西方列强的东来，也就是李鸿章反复强调的“变局”。前面说了，慈禧太后执政以后，中外矛盾暂时缓解，但只是缓解，而且是暂时。如果因应不好这个“变局”，也就是不能真正迅速自强，外患就会愈益严重，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清王朝自身的命运。所以，同治中兴的真正破灭，清王朝的覆亡，主要都是因为因应“变局”的失误。如何因应“变局”？以史学家“事后诸葛亮”式的观察，只有改变自己，学习西方，从传统王朝体制成功转型为现代国家，才能避免被动挨打的局面，从而使清政府避免覆亡。但是实际的政治运行不是这样，统治者的决策一再失误，“老大帝国”的转型极其艰难。如果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就立即改革，走上强国之路，清王朝完全可以避免以后列强的一再打击，将它的统治延续下去。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进行全方位改革，清王朝延续的概率应该还有50%。洋务（自强）运动没能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在现代化的竞争中落后于日本，于是有甲午战败。甲午败后全面改革，清王朝还有生存的机会，可是不但戊戌变法改革夭折，清廷还贸然试图将所有列强驱逐，回到闭关锁国时代。1900年的惨败，不但造成了更为深重的民族灾难，也使清王朝延续的机会非常渺茫了。之后清政府虽努力进行新政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已是回天乏力。
1900年的庚子事变，也加剧了清政府内部的分裂。这年北京的朝廷在慈禧太后操纵下贸然与所有列强开战，而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首的大部分督抚却与列强达成“东南互保”协议，维持和平。中国大部分地方加入“东南互保”，用今天的语言，刘坤一、张之洞等于是另立中央。虽以后清廷承认“东南互保”的合法，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却在加深，并进一步动摇清政府的统治基础。
正是清廷因应列强的失误，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对清政府造成了沉重打击，尤其是1900八国联军侵华，对清政府的打击是致命的，正是这种打击，使同治中兴变成了回光返照。
每次打击，既削弱了大清朝的统治，又一再动摇士大夫及民众对清政府的信心——在这样一个颟顸又无能的政府的统治下，中国还有希望吗？如果中国就此一直沉沦下去，清政府或能苟延残喘。如果中国内部有一种力量，不仅要避免亡国危机，还要国家强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没有能力领导中国走出危机的清政府必然垮台。于是，它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作者简介】迟云飞，男，1957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婷轩】
同治朝建立之初，清政府解决了或者说至少暂时缓解了几个对其生死攸关的问题。
第一是由曾胡左李领导的湘淮军集团战胜太平天国、捻军，重新统一国家，至少暂时稳定了统治秩序。这是清王朝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没有这个问题的解决，无所谓“中兴”。
不仅如此，湘军多以儒生为将。嘉庆白莲教造反时，也有乡绅组织堡寨抵抗教军，但像湘军这么多士人为维护清朝血战，有清一代前所未有。所以，曾胡左李镇压太平天国，也意味汉族士大夫对清王朝统治的最终认可，这一认可对清王朝的统治具有重要的意义。须知清朝建立之初，曾有相当多汉族士大夫不愿出仕清朝，也不与清朝统治者合作。康雍乾严酷的文字狱，固然是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也是少数族群统治者的过度反应，但还是与有的汉族士大夫不合作乃至反抗意识有关。现在，这种情况最终改观。
与此相应，同样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由于找到征收厘金这个办法，弥补了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不足。厘金因为病商病民历来受到抨击，但对财政体系仍处传统时代的清政府确有一定好处。厘金加上海关关税等收入的增加，从太平天国败亡之后到甲午战争，清政府的财政紧张状况有了相当程度的缓解。正是有这一缓解，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才有可能调动资金，创办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建设新式海陆军，并取得了收复新疆的胜利。
所有这些，都意味清朝统治的危机得以缓解。我们观察，从19世纪70年代起，直到20世纪到来时，除了一些沿边省份外，局势是大体平静的，可以作为“中兴”的“佐证”。另外，孙中山、杨衢云领导的兴中会1895年发动反清起义，社会上少有同情者，即民心认可大清朝的统治，鄙弃反抗者。孙中山自己回忆，1900年以前他所到之处，“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也可以作为“佐证”。只是到辛亥革命的前几年，各地民变、抗粮、抗捐、抢米之类的事情才多了起来。
第二是建立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讠斤政治联盟基础上的新的权力核心。此后权力格局虽有变化，但慈禧太后一直牢牢掌握最高权力，是统治核心。众所周知，咸丰帝去世后，清廷内部发生了剧烈的权力争斗，最后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讠斤胜出。面临内忧外患的惊涛骇浪，没有权力核心的政权是危险的，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都是在缺少强有力权力核心的情形下灭亡的。另一方面，权力斗争往往会削弱统治者的统治，但有时斗争结果为新的权力核心的胜出反倒可能加强其统治。唐朝李世民击杀兄弟，建立起以他为首的统治核心，而后有贞观之治和大唐延续近300年的统治。就在清初，康熙擒鳌拜，而后有康雍乾盛世。慈禧太后—奕讠斤这个新的权力核心，比起咸丰皇帝，更有自信心，他们敢于重用湘淮军集团官员，而不是像咸丰帝那样过于谨慎小心，因为慈禧太后和奕讠斤相信自己能够控驭大局。没有对湘淮军官员的重用，就难以消灭太平天国，也就无法恢复统治秩序。对于“外夷”，经过一番曲折和冲突之后，实际上他们也比咸丰帝更为了解外情，更会与“外夷”打交道，当然，这与奕讠斤的主持和李鸿章等的协助也是分不开的。
第三，不仅内忧暂时平息，外患也得到暂时缓解。1860年英法联军打破都门，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并且死在那里。同时，清政府不得不同意列强派公使驻北京。如何面对这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课题？也是同治年间解决的。通过主持与英法等国的谈判，恭亲王奕讠斤发现这些“夷人”占了北京以后还会撤走，而他们的要求也会以条约为根据，说明这些原以为“性同犬羊”的“夷人”也有讲道理的一面，与以往中原王朝面对的蛮夷戎狄有些不同，可以学着与他们相处，公使驻京了天也不会塌下来（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一直拒绝公使驻京）。当然，打输了的大清朝也只能暂时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与外人相处，并干脆成立办理对外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样，在今人常称为“条约制度”的框架下，清政府开始了与列强更多更深的交往，对外关系的危机也暂时度过了。尽管“天朝上国”的架子不情愿放下，1873年，清帝（同治）终于第一次不要求行跪拜礼会见了各国公使，标志中国开始尝试与列强正常交往。在对外关系上，从英法联军侵华到甲午战争之前，除了一度互有胜负的中法之战外，有难得的30余年较为“平静”的时期。
所以，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是“中兴”。如果是在传统的时代、传统的社会，同治时代可能是真的中兴。唐朝在安史之乱后，仍延续150年，如果没有特别的变故，清王朝也可能如此。
前面说过，湘淮军集团的崛起和镇压太平天国，意味着汉族士大夫最终对清朝统治的认同。尽管湘军崛起过程中遭受过种种歧视以及朝廷的不信任，但总的来说，在曾胡左李的眼里，清朝与以往的汉唐宋明并没有多少不同，所以湘军将领多为儒生。但是湘淮军崛起的结果，形成了新的统治框架，也就是汉族精英和满族权贵共同领导国家，满族权贵握有中央政权，汉族精英服从满族权贵的领导，但要拥有一定的地方权力、一定的实力，或者说在政权中给予汉族精英一定的权力，实质的权力。从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或权力格局。这种平衡和格局轻易不能打破，一旦破坏，社会心理就会发生变化，就可能引起严重的不可预见的后果。
同治朝以后，湘系官员长期担任两江总督，李鸿章长期担任直隶总督，他们实际起着号召汉族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服从清廷中央命令的作用，或换个角度说湘淮系出身的官员的身居要职、位高权重是汉族权贵与满族权贵合作的象征。曾国藩死后有李鸿章，李鸿章死后还有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在宣统年间，当袁世凯被免职、张之洞去世后，无人再能成为拥护清廷统治的汉族官员的领袖，也无人能承担满汉权贵合作的象征。当时虽有徐世昌任军机大臣（1911年皇族内阁成立时任协理大臣），陈夔龙任直隶总督，张人骏任两江总督，盛宣怀出任皇族内阁邮传大臣，但他们的威望、影响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根本无法相比。随着袁世凯的被免职，以他为首的北洋系集团成为政府中的离心势力。其他的汉族地方官员则因为清廷企图加强中央集权削弱督抚权力，再加上对少壮亲贵的失望，而离心离德。就是说，宣统年间，汉族地方官员与清中央朝廷之间有了难以弥合的裂痕。所以在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地方督抚大员对治下的起义或不闻不问，或一走了之，我们看不到多少地方官员出死力维护清政府;更有甚者，有些官员如江苏巡抚程德全还干脆加入革命阵营，这些都与太平天国造反时众多的地方官员为清廷战死（或自戕）形成鲜明对照。可以说，武昌起义以后清政府迅速垮台与此有极大关系。
在宣统朝，不仅地方督抚为骨干的汉族官员与满族权贵关系近于破裂，更严重的是立宪派绅士们与清廷的关系。立宪派曾发动多次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信任那些颟顸不通世界大势的清廷权贵能够带领国家走出危机，尤其不信任少壮亲贵。他们希望马上召集国会，成立真正的责任内阁，由国会和一定程度上由国会控制的责任内阁领导国家，挽救危亡并走向富强。退一步，也起码要有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然而不仅被视为汉族权贵代表性人物的袁世凯被罢免，张之洞去世，1911年5月清廷又成立了“皇族内阁”。“皇族内阁”标志着同治朝以来汉族精英或权贵与满族权贵合作的统治框架的解体，也令立宪派人士大部分断绝了与清廷合作的最后希望。武昌起义以后，湖北立宪派人士当即表示支持，而后其他省立宪派人士大多直接加入革命阵营，大大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同治时期，比以往朝代的所谓中兴，多了一个因素，一个重要的绝对不能忽略的因素，就是西方列强的东来，也就是李鸿章反复强调的“变局”。前面说了，慈禧太后执政以后，中外矛盾暂时缓解，但只是缓解，而且是暂时。如果因应不好这个“变局”，也就是不能真正迅速自强，外患就会愈益严重，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清王朝自身的命运。所以，同治中兴的真正破灭，清王朝的覆亡，主要都是因为因应“变局”的失误。如何因应“变局”？以史学家“事后诸葛亮”式的观察，只有改变自己，学习西方，从传统王朝体制成功转型为现代国家，才能避免被动挨打的局面，从而使清政府避免覆亡。但是实际的政治运行不是这样，统治者的决策一再失误，“老大帝国”的转型极其艰难。如果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就立即改革，走上强国之路，清王朝完全可以避免以后列强的一再打击，将它的统治延续下去。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进行全方位改革，清王朝延续的概率应该还有50%。洋务（自强）运动没能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在现代化的竞争中落后于日本，于是有甲午战败。甲午败后全面改革，清王朝还有生存的机会，可是不但戊戌变法改革夭折，清廷还贸然试图将所有列强驱逐，回到闭关锁国时代。1900年的惨败，不但造成了更为深重的民族灾难，也使清王朝延续的机会非常渺茫了。之后清政府虽努力进行新政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已是回天乏力。
1900年的庚子事变，也加剧了清政府内部的分裂。这年北京的朝廷在慈禧太后操纵下贸然与所有列强开战，而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首的大部分督抚却与列强达成“东南互保”协议，维持和平。中国大部分地方加入“东南互保”，用今天的语言，刘坤一、张之洞等于是另立中央。虽以后清廷承认“东南互保”的合法，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却在加深，并进一步动摇清政府的统治基础。
正是清廷因应列强的失误，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对清政府造成了沉重打击，尤其是1900八国联军侵华，对清政府的打击是致命的，正是这种打击，使同治中兴变成了回光返照。
每次打击，既削弱了大清朝的统治，又一再动摇士大夫及民众对清政府的信心——在这样一个颟顸又无能的政府的统治下，中国还有希望吗？如果中国就此一直沉沦下去，清政府或能苟延残喘。如果中国内部有一种力量，不仅要避免亡国危机，还要国家强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没有能力领导中国走出危机的清政府必然垮台。于是，它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作者简介】迟云飞，男，1957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婷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