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西方文化史”的特点及主导思想
关键词 西方，文化史，特征，内在联系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09-0003-08
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它忠实地记录着人类适应自然、改造社会，不断推进文明进步的发展历程；历史也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但是在正统史学的支配下，长期以来，丰富多彩而又包罗万象的历史，有意、无意被剪裁、被简约，几乎成为了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的代称，而其他历史的内容往往被置于边缘化地位，或者干脆从教科书中删除。仅就中国学界而论，由于国史地位凸显和习惯因素的影响，不但重视西方文化史的研究者不多，而且从学科特点的角度予以关注者，也是寥寥。尤其在功利思想的支配下，历史教育与历史学习，从大学到中学，从教师到学生，多因学科的基础性，与高考升学、就业找工作无涉，故而成为“小学科”中的边缘化教学内容。在教与学的实践中，师生对西方文化史总不免有种陌生感，疑窦丛生。贯穿整个西方文化史的主导思想是什么？如何把握西方文化史的基本内涵？为什么古典文明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源头？要想学好西方历史或世界史，或者要想客观地认识西方文明及其影响，就必须对这些基本问题作出解释，这正是本文立意的基础。
探索西方文化史的特点，首先离不开对“文化”与“西方”这两个核心概念的解读。在西方语境下，“文化”（culture）最初既指人对自然界施加的影响，也涉及人的修养问题，即关于人类自身的教育、训练与培养。这个词来自拉丁语colore，意为“耕耘”（土地）和“栽培”（植物），后引申为从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关注人、培养人。这样看来，人的良好修养的塑造与养成，就像种庄稼一样，只有经过辛勤劳作，才能达到完善的目标。英文词汇agriculture由两个拉丁语词汇“田地”（ager）和“耕耘”结合而成，用以指代人类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这说明农业文明是人类最初创造出来的文化成果。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有两层含义，均与拉丁语义相近：一是教化（civilize）、教育（educate）；二和“武功”（military accomplishments）相对，指“文德”“文治”（virtue）。而在现代汉语中，“文化”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指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后者指学科或学术概念。
结合语义和内涵的理解，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能力及其成果。由于文化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的结果，人在参与对客观环境改造的过程中，创造了人的社会环境。如此一来，作为人类创造性劳动成果的文化，其实就是一种人为的社会环境。人通过社会实践和文化成果不断提升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也日益创造着代表文明发展水平的文化成就。一方面，人类因创造活动而脱离动物界，即人即由文化创造（劳动）而转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另一方面，由于文化是人的创造物，文化就是人化的过程和结果，因而文化就是我们的一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人便没有文化。
在考察了“文化”的词义后，再来看看“西方”这个概念的含义。这是个方位词，跟“东方”相对，本指西半球，或西半球和欧洲。从空间上看，西方指太阳落山的地方。古诗文中常用的Occident与Orient一词相对，直译为“西洋”。在中国古人的认知中，今天我们所说的“南海”或“南中国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甚至远达印度及非洲东部，在元朝时统统被称为“西洋”；明末清初，始用“西洋”指代大西洋两岸的欧美各国。Occidental是Orient的形容词形式，意指西洋的、西方的、西方人的、西方文化的，或表示西方人、欧美人；同理，Occidentalism可指西洋风味、西方文明、西方文化。
那么，文化史上的“西方”又作何解呢？这是个发展的概念，其意涵既可以表示时间上的迁移，又可以指代空间上的变化，是随时间推移而改变的。公元前10至8世纪，腓尼基人常用“亚细亚”（Asia）和“欧罗巴”（Europa）这两个术语分别指代东西方，表明当时的欧洲和亚洲之间还不存在明确的地理分界。到爱琴文明后期（公元前15世纪-前12世纪），古希腊人迫于人口压力而对外移民，其拓殖的触角伸到了地中海以外的地方，并开始受到东方文明的辐射。大约千年以后，罗马帝国又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至此，欧亚大陆间才有了大致准确的分界。中世纪早期，西班牙塞维利亚主教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c. 560～636）作为最后一位拉丁教父和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对拉丁词汇进行追根溯源式探究，意在传播以古典文化为基础的百科知识。他在最权威的拉丁文版《语源学》（Etymologiae）一书中，依据圣经描绘了一幅假想的世界地图，不仅标注了伊甸园的具体位置，还将整个地球划分为三个部分：亚洲位于地图的上部，欧洲被置于下部，非洲则在从欧洲越过地中海、尼罗河以西的地方。亚洲是亚细亚的简称，得名于挪亚的儿子“闪的后裔”亚细亚女皇，“那里有27个民族；……阿非利加洲的名称来自亚伯拉罕（即含）的后裔阿弗，有30个民族，360个城镇”；而欧洲得名于神话中的欧罗巴公主，据说“那里居住着雅弗的子孙15个部族，有120个城市”。①显而易见，在地理上，“亚细亚”指东方的广大地区，“欧罗巴”指西方即地中海以北的区域。在古老的地中海神话中，亚细亚和欧罗巴是母女关系，这两个词均源于闪米特人语言，前者指东方日出之地，后者指西方日落之地。所以英国谚语说：“极东便是西。”
本文所谓的“西方”，既涉及时空的意义，也指向文化的意涵。这样，古代的西方指以古典世界（希腊罗马）所代表的地中海文明区域，中世纪时的西方指信仰耶稣为救世主的“基督教大世界”（Christendom）；近代以来，西方特指天主教和新教影响下的欧美地区，而在现代国际政治中，西方更偏重于其历史文化传统，这就不但包括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发达国家，也可以涵盖地理上不属于西方、而在经济与文化上多受西方影响的东方国家，如澳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亚洲的日本、新加坡，“西方七国集团”（G7）中的日本就是此理。
随着创造力的提升，人类的文化成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于是就有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等区分。西亚的两河流域，即古希腊人所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苏美尔人在经历了传说中的大洪水后，约从公元前四千年代中期起，开始在这里创造了人类已知最古老的城邦文明。大约1700年后，到古巴比伦王国汉谟拉比时期，两河流域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公元前3500年左右，尼罗河流域也形成了早期国家，古埃及人称之为“斯帕特”（spt），希腊人叫做“诺姆”（nomos），汉语则译为“州”。金字塔王朝是尼罗河流域文明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到新王国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他们又将古埃及文明传播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在南亚的印度河流域，留下了许多古代文化遗存。其中，以摩亨佐·达罗为代表的城市遗址，属于约公元前2300至公元前1750年间的“哈拉巴文化”，为达罗毗荼人所创造。在东亚大陆，由太史公司马迁所记录的夏王朝，虽然没有大量的考古材料作为佐证，甚至21世纪初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也缺乏说服力，但工艺精湛的青铜器和作为现代汉语前身的甲骨文，却是黄河流域中国殷商文明的确证。
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共同构成西方文明的三大源头。公元前20世纪左右，稍晚于《史记》所记载的夏朝，在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希腊世界，业已进入了金石并用和早期城邦阶段。这是地中海区域古希腊文明的滥觞。以克里特-迈锡尼为代表的“爱琴文明”，属于希腊早期的奴隶制文明。克里特文明早期，已经出现了“线型文字A”，虽然这种音节文字迄今尚未释读成功，但不可不论，它却是克里特城邦文化昌盛的重要标志。鼎盛时期，克里特岛上有100多个城邦，其中以米诺斯统治的克诺索斯为最强。据神话传说，米诺斯是欧罗巴的儿子，希罗多德说他“是一个征服了许多土地并且是一个在战争中经常取得成功的国王”，①他将阿提卡半岛、小亚特洛伊城、爱琴海上的一些岛屿一并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1900年，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Sir Arthur John Evans）发现的“南海迷宫”，证明就是米诺斯王宫遗址。
公元前两千年代中后期，受克里特文明的影响，一支阿卡亚人在南部希腊的迈锡尼、派罗斯、太林斯等地创造了早期奴隶制城邦。根据释读成功的克里特文明后期“线型文字B”的材料，全盛时期迈锡尼文明的影响，已经达到中部希腊的彼奥提亚、阿提卡，北部希腊的色萨利，爱琴海北岸的马其顿、色雷斯，东方的塞浦路斯等地。再依据考古资料判断，迈锡尼城邦有坚固的城堡，至今残存的“狮子门”宏伟壮观，再现了迈锡尼文化中原始的尚武精神风貌。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商人施里曼（Ehrenbürger Heinrich Schliemann， 1822—1890）依据《荷马史诗》的描写，取得特洛伊田野考古的重大成就，证实了荷马史诗所说的特洛伊和迈锡尼古国的存在。
继爱琴文明之后，公元前11至公元前9世纪希腊进入了荷马时代。在《荷马史诗》中，既有关于迈锡尼时期的神话和传说，又有荷马时代社会情况的反映。希腊史上曾两度发生移民或殖民运动，第一次在公元前两千年代末到前一千年代初，主要是北方的多利亚部落迁移南下，荷马时代就属于这一阶段。相较于迈锡尼时期，荷马时代的希腊已由青铜文明迈进了铁器时代，这是生产力水平大进步的重要表现。公元前8至6世纪，希腊人在第二次殖民运动中在海外大肆建立殖民城邦，城邦制度遂构成希腊古典文明的核心。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滚滚向前的文化长河，从古流到今。自古以来，西方文化的根基在古典文明，而希腊文化则是现代西方文化的滥觞。早期的西方文化是以希腊文化为源头的地中海文化。古希腊人作为最先进入文明状态的雅利安民族，不仅首开欧洲文化之先河，而且对以此为起点的整个西方文化史，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公元前3至公元前2世纪，虽然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世界，把希腊人的地中海变成了地跨欧亚非三洲大帝国的内湖，但他们却为希腊文明所征服，并将旧大陆的诸多文明熔为一炉，从而成为古典文化集大成者。因此，如果离开希腊罗马来谈西方文化，那么西方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15世纪文艺复兴以来，大西洋两岸的西方国家，不论在文学、艺术、史学和教育领域，还是在天文、地理、力学领域，或是在哲学、政治学、宗教学领域，都深深地打上了古典文明的印记。
撇开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膜拜不说，从17—18世纪启蒙时代起，西方人的好古之风就长盛不衰，仅从欧美各地随处可见的仿古建筑上，即可感受到古典文化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之深。例如，拿破仑时期为了纪念法军战功，曾在欧洲兴建了许多仿古风格的凯旋门，以精美绝伦的巴黎凯旋门最为著名；勃兰登堡门建于1788—1791年，位于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是新古典主义建筑的杰作；1793—1863年建造的美国国会大厦，采用了古希腊廊柱式与古罗马穹隆式相结合的风格；1914—1922年华盛顿建造的林肯纪念堂，是一座通体洁白的仿巴特农神庙样式建筑，它是对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不朽功勋的永久纪念。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如果对古典文化缺乏了解的人，便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教养的西方人。所以即使在今天，“言必称希腊”“言必称罗马”，还是西方学人的时尚。
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像东方文化一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也像任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样，展现出兼收并蓄、内涵丰富的特色：首先，在与东方文化的关系上，由于希腊本土面向东方和克里特，地处欧亚非三洲交汇中心的特殊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希腊文明从一开始直接受到了东方文明的熏陶。古希腊人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他们的许多学者，或出生于东方，或游历过东方，无不沐浴着东方文化的阳光雨露。地中海世界是古希腊人活动的中心舞台，这里既包涵着西方，又连接着东方，东方文明也就成为希腊文明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其次，在文化起源上，虽然希腊人弘扬和发展了东方的农业耕作、冶金加工等生产技术，以及文字书写方法等知识技能，但是“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①就是说，希腊人在同西亚、北非的交往中，吸收、容纳了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小亚细亚等地先进文化的因子，创造出高度发达、独具特色的地中海古典文化，尤其在神话、史诗、悲剧、雕刻、建筑、体育、科学和哲学等领域，达到了古代文明发展的巅峰。再次，在宗教信仰上，不论希腊人还是罗马人，他们信奉的多神教都带有原始、朴素的特点，均敌不过神秘主义的一神教，终为来自东方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取而代之，古典文明也随之渐失辉煌。中世纪时期，在文学、史学、哲学及科学等一切知识领域内，作为官方的宗教信仰和正统的统治思想，由于基督教和基督教神学居于支配的地位，基督教文明几乎成为了西方文明或欧洲文明的代称。又次，在种族关系上，如果说来自地中海东岸的神话人物欧罗巴孕育了古希腊人，来自小亚细亚的特洛伊人是古罗马人的祖先，那么，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血管中流淌着的自然有东方人的血液。最后，在语汇源流上，虽然希腊语和拉丁语统属“印欧语系”或“雅利安语系”，后者由前者发展而来，而前者则是欧洲的母语，但它们均可溯及古代东方的腓尼基文字。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指出：迦太基人把腓尼基字母加以改变，后来又变成了希腊的字母 。②从公元前3世纪后期起，随着在希腊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亚历山大的东征、浸润着希腊文化素养的罗马帝国的强盛，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埃及、波斯以及南亚次大陆等东方之地发生的希腊化和罗马化运动，不是西方对东方单向度的文化冲击，而是东西方间发生的互动式文化碰撞。这是东西方文明的大汇合，是古代世界全球化的典型表现。
由此看来，西方文化内涵因其构成因素复杂，而像东方文化一样，体现出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特点。总体上，西方文化包含着下列的诸多因素：以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希腊罗马文化、以耶和华上帝和耶稣基督为信仰根基的犹太教—基督教文化、以原始风俗习惯为表现形式的日耳曼文化、以节奏快、高效流动性强为特点的资本主义文化和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等等。因而所谓的“西方文化”，在古代是以爱琴文明为基础的希腊地中海世界文化，中古时期是以罗马基督教为主导的欧洲内陆文化，近代是以大西洋为中心、并在天主教和新教势力统治下的欧美文化，当代则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西方文化。这样，西方文化的基本内涵可以简要地表述为：第一，以人文和理性精神为核心的古典文化；第二，以犹太教和基督教为信仰的宗教文化；第三，以纯朴的原始习俗为特征的日耳曼文化；第四，以商业冒险精神为特色的资本主义文化。作这样的界定，似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纬度梳理西方文化的源起、脉络和特点，并有助于把握其根本特质和发展趋势：首先，希腊文明从科学理性和社会伦理的角度，引导人们去辨别真假与美丑；罗马文明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告诫人们如何区分合法与非法。其次，基督教文明从神的启示和宗教伦理的角度，规劝人们明辨是非与善恶。再次，日耳曼文明延续着原初民风，提醒人们遵循历史文化传统。最后，如果工业文明以追逐效率为特点，积极倡导竞争与创新的开拓精神，那么后工业文明则日益暴露出当代西方文化对古典文化精神的背离。
一部西方文化史，从时间跨度上看，前后长达三四千年，几乎可以说是一部人文与理性精神的演进史。全部西方文化史，以18世纪为界标，大致可以区分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两个阶段，而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就是这种分野的重要标尺。具体来说，传统文化始于古典文明，经过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止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在这一阶段上，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帝国时被推向了第一个发展高峰；15—18世纪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再次把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推向新高峰。法国大革命以后，西方文明进入现代文化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19和20两个世纪两个时期。19世纪工业革命完成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代，但是启蒙学者伏尔泰曾经憧憬的人类精神进步并没有得以长期延续，伴随着工业文明而来的各种弊端，却受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批判。进入20世纪后，西方文化总体上呈现出衰落的征兆，与人文和理性精神渐行渐远，意味着其巅峰期不可逆转地走入了历史。今天，随着高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随着无限的可能性、选择性和自由度的增大，由于过分地强调科学理性、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技术理性，西方文化日益呈现出消极媚俗的快餐文化、拜金主义的大众文化、庸俗解构的反文化等颓废倾向，西方人曾引以为自豪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善良、正义、公正的观念，以及尊重人权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及多元化的人类文明，无不受到来自美国单边主义文化霸权的挑战，都不得不面对西方现代化主导下的全球化压力。
西方文化史上的人文精神，像理性精神一样，源于古代希腊文明，不仅是希腊文化的精髓，也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精神。然而由于以下诸原因，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涉及“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的教学内容时，不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有云里雾里、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第一，现行“历史课程课标”采用专题式编纂方法，将“文化史”内容独立成篇，使之与“政治史”“经济史”并列呈现，形成鼎足之势，这样就改变了过去习惯的通史式编写体例的历史教学大纲或历史教材。这种变化不仅增加了学习分量，也加深了教学难度。第二，由于“历史课程课标”自身存在着不足，如将中世纪基督教知识剔除，造成西方文化史脉络链断裂、学习内容不完整，如此一来，要准确理解西方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思想，那是缘木求鱼、事倍功半的事情。第三，一般中学教师，以往在接受世界史知识时，很少接触“文化史”的相关内容；即便是科班出身的历史教师，由于许多大学课程未设置“西方文化史”，结果造成育人者先天不足的局面，所以在进行基础教育时不免就有知识储备捉襟见肘的情形。
客观地说，教育部2003年公布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仅从“内容标准”之必修课“历史（III）”内容来看，它把智者学派、苏格拉底等古希腊学者关于人的价值的观点、近代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行大跨度的整合，统统纳入一个学习专题中，就抓住了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较好地体现了“人类的思想文化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历程”这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进化观。不过，要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的问题，就必须找准一个切入点，我们认为这就是西方文化史的主导思想与阶段性特征。但问题在于，虽然古典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属于西方传统文化史上的不同时期，可现行“历史课程课标”及依此为据编写的各版本的教科书并未交代如此连缀的理由，而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具体地说，人文主义起源于古典时代，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推动，启蒙运动时期被推向高峰，对人文主义的阶段性特征或差异作这样的梳理，既符合西方文化史发展的实际，也解决了这一单元学习中易于触及的问题，当然这也是掌握本单元要义的关键。
第一，希腊人文精神的最初源头为《荷马史诗》，最早探索人的灵魂的希腊人是智者学派。
希腊文化的根本特征是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原始统一、追求幸福与快乐的人生理想和追求理性与人文精神。神话传说是希腊文化的瑰宝，涉及语言、文学、宗教、道德、哲学等百科知识内容，《荷马史诗》作为希腊人口头传承下来的最早文学作品，希腊人是把它所记录下来的神话传说当做历史来看待的。因而，《荷马史诗》是希腊最宝贵的历史教科书。《伊利亚特》中包含着大量的“英雄”事迹，也就是人的故事；《奥德赛》则叙述了足智多谋的英雄奥德赛（俄底修斯）在特洛伊战争胜利后渡海回乡、历经磨难的故事，突出强调了人由求生本能所带来的冒险精神，讴歌了人的尊严与伟大。后来，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都是以《奥德赛》为最早原型的作品，足见《荷马史诗》作为西方文化中人文精神最早源头的历史地位。
希腊人是最早探索自然界、进而探索人类自身的民族。从公元前7世纪起，自然主义哲学家开始运用理性来描绘、把握自然而美好的物质世界，寻求宇宙万物的起源，探究客观世界的本质与规律，试图走出为超自然力量支配的神话传说时代。他们把自然现象同人的思想和灵魂等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出了第一个大问题——什么是自然，因而什么是人类？这是思想领域内人文主义的最初萌芽。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发生第一次转向，从自然主义转向实用主义，从研究自然界到研究人类精神问题，即“研究人类的思想和人类行为，研究逻辑、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和诗论”。①他们怀疑人类认识自然界的能力，明确指出了自然哲学家的局限性，就是没有意识到人对自然的理解具有主观性的特点。由于研究兴趣的转移，智者学派提出了第二个大问题——什么是人类，因而什么是自然？普罗塔哥拉斯以追求知识和真理为崇高使命，在指出先前哲学存在缺陷的同时，首次将人置于世界的中心，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的以人为本主张。他强调人的感觉是知识的唯一源泉，思想是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反对任何超人性的认识和真理。智者学派就冲破了传统的人神关系的思想束缚，强调了人的存在价值和自我意识，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
哲学是希腊人智慧和精神文化成就的集中体现。受智者学派的影响，苏格拉底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理性是人的中心，“思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但是，他没有专注于对身外之物的追求，而是将知识和道德相结合，关心人的灵魂的塑造。他修正了智者学派对人的抽象认识，得出知识是最高的善行，道德是人生追求的根本目的的结论。智者学派仅能传授辩论、演说、修辞等技艺，而对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念，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以及怎样才能达到自我完善等触及人的灵魂一类的实质性问题，缺乏正确的理解。相对照的是，苏格拉底不但提出“美德即知识”的主张，而且指明了人的魂灵完善的基本路径，就是躬身反省，实现了人“认识你自己”的又一次思想飞跃。
第二，以人文主义为旗帜的文艺复兴和以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宗教改革，同属于欧洲市民阶级发动和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
“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人要到哪里去？”或许，那个古老的司芬克斯之隐谜，就是这个令人类困惑不已的哲学问题的先导。从神的追问到人的探寻，对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虽然这可能是个无解的人文主义话题，却始成为西方哲学史或文化史追求的目标。随着古典文明的衰落，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世俗价值观，逐渐被中世纪虚无缥缈的天国理想所取代，以人文精神为特征的希腊哲学，也沦为了论证基督教义的工具。如果说古典文化的核心在于人本和理性，那么基督教文化的本质则在于神本和启示。在以信仰为核心的中世纪，古典文化精神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厄运，西方人因教会的文化专制而失去了自己的世界，一个受个人主义支配的、属世的现实世界，不得不去面对一个由教权主义主宰的、虚幻的属灵的信仰世界。尽管如此，中世纪的城市生活，还有大学和民间文学、市民文学、骑士文学等世俗文化一起，在与神学教条和外在的宗教权威的抗争中生存了下来，它们同世俗化的教皇、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共同为文艺复兴的到来，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推动力。
文艺复兴是一场否定经院哲学和基督教神学、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人文主义运动。在神性占统治地位、人性从属于神性的信仰时代，人文主义者再次将关注的对象从神转向人，开始研究人的身体美和人的潜能、的感官和感情的欢乐和痛苦；他们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倡导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追求属世的快乐与幸福，从而把人的意识从属灵的信仰中解放了出来。于是，人文主义者在粉碎了中世纪的精神枷锁后，不但发现了现实世界，而且发现了人自身。正因为这样，瑞士著名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把第四编的标题确定为“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就非常具有象征的意义 。①
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但不限于意大利，它在越过阿尔卑斯山后，将种子播撒到广袤北欧大地。相较于人文气息浓厚的意大利，“北方文艺复兴”多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像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英国的托马斯·莫尔、法国的弗朗索瓦·拉伯雷、德国的冯·胡登等既认同人文主义，又不满教会现状的学者，形成了著名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他们批判神职人员道德败坏，反对天主教会的黑暗、腐败，挣脱了经院哲学的束缚，重视对《圣经》希腊文文本、希伯来文文本及基督教原始教义的研究，渴望让普通民众阅读《圣经》，从而纯正信仰、纯净教会。不过，这些学识渊博、信仰虔诚的思想家，缺乏雷厉风行、敢作敢为的实践精神；实际上，他们如果再向前迈一步，就成了宗教改革者。
宗教改革是一场否定教权主义和普世主义、追求个人“信仰得救”和人类精神自由的信仰革新运动。中世纪时期，罗马基督教会利用其万流归宗的至尊地位，支配着人从肉体到精神和灵魂的一切方面。从16世纪初起，宗教改革家接过了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手中批判的武器，否定教会的外在权威，并在重新解释圣经的基础上，创立了独立于罗马的各民族教会，从而打破了“基督教世界”秩序。宗教改革是世俗政权对僧侣阶级统治的反抗，主要发生在德国、瑞士、英国等北欧国家，反映了民族意识觉醒、民族精神高涨和民族国家形成的大趋势。可以说，宗教改革是北方文艺复兴或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深入和发展。因此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第一，复古意识浓厚，这不仅反映了基督教神学与古典文化的根本对立，也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性和人文精神诉求，并奠定了下一个阶段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第二，民族意识强烈，它构成了人文主义者的政治理想和宗教改革家的精神支柱。第三，个性意识鲜明，既使人文主义者把人类置于世界的中心和突出了个人的自由与幸福，也使宗教改革家把 “信仰得救”作为个人争取精神自由的武器，用以反对教权主义和构建新教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
第三，启蒙运动是一场以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基础、以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为特征的思想解放运动。
如果说古典人文精神带有反对原始神灵与自然崇拜束缚的朴素特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者对抗神性权威、伸张人的天性的主张具有哲学上的意义，那么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就把反抗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教俗贵族的专制统治。人文主义起源于古代希腊，发展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而它的高峰则是启蒙运动。启蒙时代人文精神的思想渊源，可以溯及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约翰·洛克、艾萨克·牛顿，法国的雷内·笛卡尔等人。他们不仅推崇自然法则和宇宙秩序等科学理性，而且也强调人的独立思考与自主精神等人文精神。受理性主义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由于理性是人的理性，理性的本质在于人的自我意识，因而在这种意义上，理性主义精神是与人本主义相统一的。如果说古希腊人文精神主要是通过对人的灵魂的探索得以体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是借助于人性的重新发现得以呈现的，那么，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文精神就是依赖人文主义的指导、并通过理性方法得以实现的。因此，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特征主要在于，主张信仰自由或宗教宽容，并号召人们确立起对人类理性的信仰，运用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学知识去“照亮”自己的头脑，把思想意识从传统偏见和蒙昧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同时，他们还倡导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把反对神权统治和封建等级特权的政治斗争，同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的理想结合起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人文精神的内涵，为资产阶级进行的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革命指明了方向。
【作者简介】姜守明，男，1959年生，江苏盱眙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史和西方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09-0003-08
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它忠实地记录着人类适应自然、改造社会，不断推进文明进步的发展历程；历史也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但是在正统史学的支配下，长期以来，丰富多彩而又包罗万象的历史，有意、无意被剪裁、被简约，几乎成为了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的代称，而其他历史的内容往往被置于边缘化地位，或者干脆从教科书中删除。仅就中国学界而论，由于国史地位凸显和习惯因素的影响，不但重视西方文化史的研究者不多，而且从学科特点的角度予以关注者，也是寥寥。尤其在功利思想的支配下，历史教育与历史学习，从大学到中学，从教师到学生，多因学科的基础性，与高考升学、就业找工作无涉，故而成为“小学科”中的边缘化教学内容。在教与学的实践中，师生对西方文化史总不免有种陌生感，疑窦丛生。贯穿整个西方文化史的主导思想是什么？如何把握西方文化史的基本内涵？为什么古典文明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源头？要想学好西方历史或世界史，或者要想客观地认识西方文明及其影响，就必须对这些基本问题作出解释，这正是本文立意的基础。
探索西方文化史的特点，首先离不开对“文化”与“西方”这两个核心概念的解读。在西方语境下，“文化”（culture）最初既指人对自然界施加的影响，也涉及人的修养问题，即关于人类自身的教育、训练与培养。这个词来自拉丁语colore，意为“耕耘”（土地）和“栽培”（植物），后引申为从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关注人、培养人。这样看来，人的良好修养的塑造与养成，就像种庄稼一样，只有经过辛勤劳作，才能达到完善的目标。英文词汇agriculture由两个拉丁语词汇“田地”（ager）和“耕耘”结合而成，用以指代人类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这说明农业文明是人类最初创造出来的文化成果。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有两层含义，均与拉丁语义相近：一是教化（civilize）、教育（educate）；二和“武功”（military accomplishments）相对，指“文德”“文治”（virtue）。而在现代汉语中，“文化”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指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后者指学科或学术概念。
结合语义和内涵的理解，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能力及其成果。由于文化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的结果，人在参与对客观环境改造的过程中，创造了人的社会环境。如此一来，作为人类创造性劳动成果的文化，其实就是一种人为的社会环境。人通过社会实践和文化成果不断提升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也日益创造着代表文明发展水平的文化成就。一方面，人类因创造活动而脱离动物界，即人即由文化创造（劳动）而转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另一方面，由于文化是人的创造物，文化就是人化的过程和结果，因而文化就是我们的一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人便没有文化。
在考察了“文化”的词义后，再来看看“西方”这个概念的含义。这是个方位词，跟“东方”相对，本指西半球，或西半球和欧洲。从空间上看，西方指太阳落山的地方。古诗文中常用的Occident与Orient一词相对，直译为“西洋”。在中国古人的认知中，今天我们所说的“南海”或“南中国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甚至远达印度及非洲东部，在元朝时统统被称为“西洋”；明末清初，始用“西洋”指代大西洋两岸的欧美各国。Occidental是Orient的形容词形式，意指西洋的、西方的、西方人的、西方文化的，或表示西方人、欧美人；同理，Occidentalism可指西洋风味、西方文明、西方文化。
那么，文化史上的“西方”又作何解呢？这是个发展的概念，其意涵既可以表示时间上的迁移，又可以指代空间上的变化，是随时间推移而改变的。公元前10至8世纪，腓尼基人常用“亚细亚”（Asia）和“欧罗巴”（Europa）这两个术语分别指代东西方，表明当时的欧洲和亚洲之间还不存在明确的地理分界。到爱琴文明后期（公元前15世纪-前12世纪），古希腊人迫于人口压力而对外移民，其拓殖的触角伸到了地中海以外的地方，并开始受到东方文明的辐射。大约千年以后，罗马帝国又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至此，欧亚大陆间才有了大致准确的分界。中世纪早期，西班牙塞维利亚主教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c. 560～636）作为最后一位拉丁教父和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对拉丁词汇进行追根溯源式探究，意在传播以古典文化为基础的百科知识。他在最权威的拉丁文版《语源学》（Etymologiae）一书中，依据圣经描绘了一幅假想的世界地图，不仅标注了伊甸园的具体位置，还将整个地球划分为三个部分：亚洲位于地图的上部，欧洲被置于下部，非洲则在从欧洲越过地中海、尼罗河以西的地方。亚洲是亚细亚的简称，得名于挪亚的儿子“闪的后裔”亚细亚女皇，“那里有27个民族；……阿非利加洲的名称来自亚伯拉罕（即含）的后裔阿弗，有30个民族，360个城镇”；而欧洲得名于神话中的欧罗巴公主，据说“那里居住着雅弗的子孙15个部族，有120个城市”。①显而易见，在地理上，“亚细亚”指东方的广大地区，“欧罗巴”指西方即地中海以北的区域。在古老的地中海神话中，亚细亚和欧罗巴是母女关系，这两个词均源于闪米特人语言，前者指东方日出之地，后者指西方日落之地。所以英国谚语说：“极东便是西。”
本文所谓的“西方”，既涉及时空的意义，也指向文化的意涵。这样，古代的西方指以古典世界（希腊罗马）所代表的地中海文明区域，中世纪时的西方指信仰耶稣为救世主的“基督教大世界”（Christendom）；近代以来，西方特指天主教和新教影响下的欧美地区，而在现代国际政治中，西方更偏重于其历史文化传统，这就不但包括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发达国家，也可以涵盖地理上不属于西方、而在经济与文化上多受西方影响的东方国家，如澳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亚洲的日本、新加坡，“西方七国集团”（G7）中的日本就是此理。
随着创造力的提升，人类的文化成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于是就有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等区分。西亚的两河流域，即古希腊人所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苏美尔人在经历了传说中的大洪水后，约从公元前四千年代中期起，开始在这里创造了人类已知最古老的城邦文明。大约1700年后，到古巴比伦王国汉谟拉比时期，两河流域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公元前3500年左右，尼罗河流域也形成了早期国家，古埃及人称之为“斯帕特”（spt），希腊人叫做“诺姆”（nomos），汉语则译为“州”。金字塔王朝是尼罗河流域文明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到新王国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他们又将古埃及文明传播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在南亚的印度河流域，留下了许多古代文化遗存。其中，以摩亨佐·达罗为代表的城市遗址，属于约公元前2300至公元前1750年间的“哈拉巴文化”，为达罗毗荼人所创造。在东亚大陆，由太史公司马迁所记录的夏王朝，虽然没有大量的考古材料作为佐证，甚至21世纪初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也缺乏说服力，但工艺精湛的青铜器和作为现代汉语前身的甲骨文，却是黄河流域中国殷商文明的确证。
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共同构成西方文明的三大源头。公元前20世纪左右，稍晚于《史记》所记载的夏朝，在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希腊世界，业已进入了金石并用和早期城邦阶段。这是地中海区域古希腊文明的滥觞。以克里特-迈锡尼为代表的“爱琴文明”，属于希腊早期的奴隶制文明。克里特文明早期，已经出现了“线型文字A”，虽然这种音节文字迄今尚未释读成功，但不可不论，它却是克里特城邦文化昌盛的重要标志。鼎盛时期，克里特岛上有100多个城邦，其中以米诺斯统治的克诺索斯为最强。据神话传说，米诺斯是欧罗巴的儿子，希罗多德说他“是一个征服了许多土地并且是一个在战争中经常取得成功的国王”，①他将阿提卡半岛、小亚特洛伊城、爱琴海上的一些岛屿一并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1900年，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Sir Arthur John Evans）发现的“南海迷宫”，证明就是米诺斯王宫遗址。
公元前两千年代中后期，受克里特文明的影响，一支阿卡亚人在南部希腊的迈锡尼、派罗斯、太林斯等地创造了早期奴隶制城邦。根据释读成功的克里特文明后期“线型文字B”的材料，全盛时期迈锡尼文明的影响，已经达到中部希腊的彼奥提亚、阿提卡，北部希腊的色萨利，爱琴海北岸的马其顿、色雷斯，东方的塞浦路斯等地。再依据考古资料判断，迈锡尼城邦有坚固的城堡，至今残存的“狮子门”宏伟壮观，再现了迈锡尼文化中原始的尚武精神风貌。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商人施里曼（Ehrenbürger Heinrich Schliemann， 1822—1890）依据《荷马史诗》的描写，取得特洛伊田野考古的重大成就，证实了荷马史诗所说的特洛伊和迈锡尼古国的存在。
继爱琴文明之后，公元前11至公元前9世纪希腊进入了荷马时代。在《荷马史诗》中，既有关于迈锡尼时期的神话和传说，又有荷马时代社会情况的反映。希腊史上曾两度发生移民或殖民运动，第一次在公元前两千年代末到前一千年代初，主要是北方的多利亚部落迁移南下，荷马时代就属于这一阶段。相较于迈锡尼时期，荷马时代的希腊已由青铜文明迈进了铁器时代，这是生产力水平大进步的重要表现。公元前8至6世纪，希腊人在第二次殖民运动中在海外大肆建立殖民城邦，城邦制度遂构成希腊古典文明的核心。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滚滚向前的文化长河，从古流到今。自古以来，西方文化的根基在古典文明，而希腊文化则是现代西方文化的滥觞。早期的西方文化是以希腊文化为源头的地中海文化。古希腊人作为最先进入文明状态的雅利安民族，不仅首开欧洲文化之先河，而且对以此为起点的整个西方文化史，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公元前3至公元前2世纪，虽然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世界，把希腊人的地中海变成了地跨欧亚非三洲大帝国的内湖，但他们却为希腊文明所征服，并将旧大陆的诸多文明熔为一炉，从而成为古典文化集大成者。因此，如果离开希腊罗马来谈西方文化，那么西方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15世纪文艺复兴以来，大西洋两岸的西方国家，不论在文学、艺术、史学和教育领域，还是在天文、地理、力学领域，或是在哲学、政治学、宗教学领域，都深深地打上了古典文明的印记。
撇开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膜拜不说，从17—18世纪启蒙时代起，西方人的好古之风就长盛不衰，仅从欧美各地随处可见的仿古建筑上，即可感受到古典文化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之深。例如，拿破仑时期为了纪念法军战功，曾在欧洲兴建了许多仿古风格的凯旋门，以精美绝伦的巴黎凯旋门最为著名；勃兰登堡门建于1788—1791年，位于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是新古典主义建筑的杰作；1793—1863年建造的美国国会大厦，采用了古希腊廊柱式与古罗马穹隆式相结合的风格；1914—1922年华盛顿建造的林肯纪念堂，是一座通体洁白的仿巴特农神庙样式建筑，它是对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不朽功勋的永久纪念。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如果对古典文化缺乏了解的人，便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教养的西方人。所以即使在今天，“言必称希腊”“言必称罗马”，还是西方学人的时尚。
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像东方文化一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也像任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样，展现出兼收并蓄、内涵丰富的特色：首先，在与东方文化的关系上，由于希腊本土面向东方和克里特，地处欧亚非三洲交汇中心的特殊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希腊文明从一开始直接受到了东方文明的熏陶。古希腊人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他们的许多学者，或出生于东方，或游历过东方，无不沐浴着东方文化的阳光雨露。地中海世界是古希腊人活动的中心舞台，这里既包涵着西方，又连接着东方，东方文明也就成为希腊文明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其次，在文化起源上，虽然希腊人弘扬和发展了东方的农业耕作、冶金加工等生产技术，以及文字书写方法等知识技能，但是“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①就是说，希腊人在同西亚、北非的交往中，吸收、容纳了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小亚细亚等地先进文化的因子，创造出高度发达、独具特色的地中海古典文化，尤其在神话、史诗、悲剧、雕刻、建筑、体育、科学和哲学等领域，达到了古代文明发展的巅峰。再次，在宗教信仰上，不论希腊人还是罗马人，他们信奉的多神教都带有原始、朴素的特点，均敌不过神秘主义的一神教，终为来自东方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取而代之，古典文明也随之渐失辉煌。中世纪时期，在文学、史学、哲学及科学等一切知识领域内，作为官方的宗教信仰和正统的统治思想，由于基督教和基督教神学居于支配的地位，基督教文明几乎成为了西方文明或欧洲文明的代称。又次，在种族关系上，如果说来自地中海东岸的神话人物欧罗巴孕育了古希腊人，来自小亚细亚的特洛伊人是古罗马人的祖先，那么，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血管中流淌着的自然有东方人的血液。最后，在语汇源流上，虽然希腊语和拉丁语统属“印欧语系”或“雅利安语系”，后者由前者发展而来，而前者则是欧洲的母语，但它们均可溯及古代东方的腓尼基文字。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指出：迦太基人把腓尼基字母加以改变，后来又变成了希腊的字母 。②从公元前3世纪后期起，随着在希腊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亚历山大的东征、浸润着希腊文化素养的罗马帝国的强盛，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埃及、波斯以及南亚次大陆等东方之地发生的希腊化和罗马化运动，不是西方对东方单向度的文化冲击，而是东西方间发生的互动式文化碰撞。这是东西方文明的大汇合，是古代世界全球化的典型表现。
由此看来，西方文化内涵因其构成因素复杂，而像东方文化一样，体现出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特点。总体上，西方文化包含着下列的诸多因素：以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希腊罗马文化、以耶和华上帝和耶稣基督为信仰根基的犹太教—基督教文化、以原始风俗习惯为表现形式的日耳曼文化、以节奏快、高效流动性强为特点的资本主义文化和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等等。因而所谓的“西方文化”，在古代是以爱琴文明为基础的希腊地中海世界文化，中古时期是以罗马基督教为主导的欧洲内陆文化，近代是以大西洋为中心、并在天主教和新教势力统治下的欧美文化，当代则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西方文化。这样，西方文化的基本内涵可以简要地表述为：第一，以人文和理性精神为核心的古典文化；第二，以犹太教和基督教为信仰的宗教文化；第三，以纯朴的原始习俗为特征的日耳曼文化；第四，以商业冒险精神为特色的资本主义文化。作这样的界定，似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纬度梳理西方文化的源起、脉络和特点，并有助于把握其根本特质和发展趋势：首先，希腊文明从科学理性和社会伦理的角度，引导人们去辨别真假与美丑；罗马文明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告诫人们如何区分合法与非法。其次，基督教文明从神的启示和宗教伦理的角度，规劝人们明辨是非与善恶。再次，日耳曼文明延续着原初民风，提醒人们遵循历史文化传统。最后，如果工业文明以追逐效率为特点，积极倡导竞争与创新的开拓精神，那么后工业文明则日益暴露出当代西方文化对古典文化精神的背离。
一部西方文化史，从时间跨度上看，前后长达三四千年，几乎可以说是一部人文与理性精神的演进史。全部西方文化史，以18世纪为界标，大致可以区分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两个阶段，而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就是这种分野的重要标尺。具体来说，传统文化始于古典文明，经过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止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在这一阶段上，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帝国时被推向了第一个发展高峰；15—18世纪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再次把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推向新高峰。法国大革命以后，西方文明进入现代文化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19和20两个世纪两个时期。19世纪工业革命完成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代，但是启蒙学者伏尔泰曾经憧憬的人类精神进步并没有得以长期延续，伴随着工业文明而来的各种弊端，却受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批判。进入20世纪后，西方文化总体上呈现出衰落的征兆，与人文和理性精神渐行渐远，意味着其巅峰期不可逆转地走入了历史。今天，随着高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随着无限的可能性、选择性和自由度的增大，由于过分地强调科学理性、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技术理性，西方文化日益呈现出消极媚俗的快餐文化、拜金主义的大众文化、庸俗解构的反文化等颓废倾向，西方人曾引以为自豪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善良、正义、公正的观念，以及尊重人权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及多元化的人类文明，无不受到来自美国单边主义文化霸权的挑战，都不得不面对西方现代化主导下的全球化压力。
西方文化史上的人文精神，像理性精神一样，源于古代希腊文明，不仅是希腊文化的精髓，也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精神。然而由于以下诸原因，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涉及“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的教学内容时，不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有云里雾里、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第一，现行“历史课程课标”采用专题式编纂方法，将“文化史”内容独立成篇，使之与“政治史”“经济史”并列呈现，形成鼎足之势，这样就改变了过去习惯的通史式编写体例的历史教学大纲或历史教材。这种变化不仅增加了学习分量，也加深了教学难度。第二，由于“历史课程课标”自身存在着不足，如将中世纪基督教知识剔除，造成西方文化史脉络链断裂、学习内容不完整，如此一来，要准确理解西方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思想，那是缘木求鱼、事倍功半的事情。第三，一般中学教师，以往在接受世界史知识时，很少接触“文化史”的相关内容；即便是科班出身的历史教师，由于许多大学课程未设置“西方文化史”，结果造成育人者先天不足的局面，所以在进行基础教育时不免就有知识储备捉襟见肘的情形。
客观地说，教育部2003年公布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仅从“内容标准”之必修课“历史（III）”内容来看，它把智者学派、苏格拉底等古希腊学者关于人的价值的观点、近代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行大跨度的整合，统统纳入一个学习专题中，就抓住了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较好地体现了“人类的思想文化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历程”这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进化观。不过，要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的问题，就必须找准一个切入点，我们认为这就是西方文化史的主导思想与阶段性特征。但问题在于，虽然古典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属于西方传统文化史上的不同时期，可现行“历史课程课标”及依此为据编写的各版本的教科书并未交代如此连缀的理由，而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具体地说，人文主义起源于古典时代，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推动，启蒙运动时期被推向高峰，对人文主义的阶段性特征或差异作这样的梳理，既符合西方文化史发展的实际，也解决了这一单元学习中易于触及的问题，当然这也是掌握本单元要义的关键。
第一，希腊人文精神的最初源头为《荷马史诗》，最早探索人的灵魂的希腊人是智者学派。
希腊文化的根本特征是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原始统一、追求幸福与快乐的人生理想和追求理性与人文精神。神话传说是希腊文化的瑰宝，涉及语言、文学、宗教、道德、哲学等百科知识内容，《荷马史诗》作为希腊人口头传承下来的最早文学作品，希腊人是把它所记录下来的神话传说当做历史来看待的。因而，《荷马史诗》是希腊最宝贵的历史教科书。《伊利亚特》中包含着大量的“英雄”事迹，也就是人的故事；《奥德赛》则叙述了足智多谋的英雄奥德赛（俄底修斯）在特洛伊战争胜利后渡海回乡、历经磨难的故事，突出强调了人由求生本能所带来的冒险精神，讴歌了人的尊严与伟大。后来，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都是以《奥德赛》为最早原型的作品，足见《荷马史诗》作为西方文化中人文精神最早源头的历史地位。
希腊人是最早探索自然界、进而探索人类自身的民族。从公元前7世纪起，自然主义哲学家开始运用理性来描绘、把握自然而美好的物质世界，寻求宇宙万物的起源，探究客观世界的本质与规律，试图走出为超自然力量支配的神话传说时代。他们把自然现象同人的思想和灵魂等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出了第一个大问题——什么是自然，因而什么是人类？这是思想领域内人文主义的最初萌芽。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发生第一次转向，从自然主义转向实用主义，从研究自然界到研究人类精神问题，即“研究人类的思想和人类行为，研究逻辑、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和诗论”。①他们怀疑人类认识自然界的能力，明确指出了自然哲学家的局限性，就是没有意识到人对自然的理解具有主观性的特点。由于研究兴趣的转移，智者学派提出了第二个大问题——什么是人类，因而什么是自然？普罗塔哥拉斯以追求知识和真理为崇高使命，在指出先前哲学存在缺陷的同时，首次将人置于世界的中心，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的以人为本主张。他强调人的感觉是知识的唯一源泉，思想是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反对任何超人性的认识和真理。智者学派就冲破了传统的人神关系的思想束缚，强调了人的存在价值和自我意识，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
哲学是希腊人智慧和精神文化成就的集中体现。受智者学派的影响，苏格拉底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理性是人的中心，“思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但是，他没有专注于对身外之物的追求，而是将知识和道德相结合，关心人的灵魂的塑造。他修正了智者学派对人的抽象认识，得出知识是最高的善行，道德是人生追求的根本目的的结论。智者学派仅能传授辩论、演说、修辞等技艺，而对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念，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以及怎样才能达到自我完善等触及人的灵魂一类的实质性问题，缺乏正确的理解。相对照的是，苏格拉底不但提出“美德即知识”的主张，而且指明了人的魂灵完善的基本路径，就是躬身反省，实现了人“认识你自己”的又一次思想飞跃。
第二，以人文主义为旗帜的文艺复兴和以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宗教改革，同属于欧洲市民阶级发动和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
“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人要到哪里去？”或许，那个古老的司芬克斯之隐谜，就是这个令人类困惑不已的哲学问题的先导。从神的追问到人的探寻，对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虽然这可能是个无解的人文主义话题，却始成为西方哲学史或文化史追求的目标。随着古典文明的衰落，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世俗价值观，逐渐被中世纪虚无缥缈的天国理想所取代，以人文精神为特征的希腊哲学，也沦为了论证基督教义的工具。如果说古典文化的核心在于人本和理性，那么基督教文化的本质则在于神本和启示。在以信仰为核心的中世纪，古典文化精神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厄运，西方人因教会的文化专制而失去了自己的世界，一个受个人主义支配的、属世的现实世界，不得不去面对一个由教权主义主宰的、虚幻的属灵的信仰世界。尽管如此，中世纪的城市生活，还有大学和民间文学、市民文学、骑士文学等世俗文化一起，在与神学教条和外在的宗教权威的抗争中生存了下来，它们同世俗化的教皇、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共同为文艺复兴的到来，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推动力。
文艺复兴是一场否定经院哲学和基督教神学、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人文主义运动。在神性占统治地位、人性从属于神性的信仰时代，人文主义者再次将关注的对象从神转向人，开始研究人的身体美和人的潜能、的感官和感情的欢乐和痛苦；他们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倡导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追求属世的快乐与幸福，从而把人的意识从属灵的信仰中解放了出来。于是，人文主义者在粉碎了中世纪的精神枷锁后，不但发现了现实世界，而且发现了人自身。正因为这样，瑞士著名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把第四编的标题确定为“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就非常具有象征的意义 。①
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但不限于意大利，它在越过阿尔卑斯山后，将种子播撒到广袤北欧大地。相较于人文气息浓厚的意大利，“北方文艺复兴”多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像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英国的托马斯·莫尔、法国的弗朗索瓦·拉伯雷、德国的冯·胡登等既认同人文主义，又不满教会现状的学者，形成了著名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他们批判神职人员道德败坏，反对天主教会的黑暗、腐败，挣脱了经院哲学的束缚，重视对《圣经》希腊文文本、希伯来文文本及基督教原始教义的研究，渴望让普通民众阅读《圣经》，从而纯正信仰、纯净教会。不过，这些学识渊博、信仰虔诚的思想家，缺乏雷厉风行、敢作敢为的实践精神；实际上，他们如果再向前迈一步，就成了宗教改革者。
宗教改革是一场否定教权主义和普世主义、追求个人“信仰得救”和人类精神自由的信仰革新运动。中世纪时期，罗马基督教会利用其万流归宗的至尊地位，支配着人从肉体到精神和灵魂的一切方面。从16世纪初起，宗教改革家接过了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手中批判的武器，否定教会的外在权威，并在重新解释圣经的基础上，创立了独立于罗马的各民族教会，从而打破了“基督教世界”秩序。宗教改革是世俗政权对僧侣阶级统治的反抗，主要发生在德国、瑞士、英国等北欧国家，反映了民族意识觉醒、民族精神高涨和民族国家形成的大趋势。可以说，宗教改革是北方文艺复兴或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深入和发展。因此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第一，复古意识浓厚，这不仅反映了基督教神学与古典文化的根本对立，也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性和人文精神诉求，并奠定了下一个阶段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第二，民族意识强烈，它构成了人文主义者的政治理想和宗教改革家的精神支柱。第三，个性意识鲜明，既使人文主义者把人类置于世界的中心和突出了个人的自由与幸福，也使宗教改革家把 “信仰得救”作为个人争取精神自由的武器，用以反对教权主义和构建新教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
第三，启蒙运动是一场以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基础、以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为特征的思想解放运动。
如果说古典人文精神带有反对原始神灵与自然崇拜束缚的朴素特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者对抗神性权威、伸张人的天性的主张具有哲学上的意义，那么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就把反抗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教俗贵族的专制统治。人文主义起源于古代希腊，发展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而它的高峰则是启蒙运动。启蒙时代人文精神的思想渊源，可以溯及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约翰·洛克、艾萨克·牛顿，法国的雷内·笛卡尔等人。他们不仅推崇自然法则和宇宙秩序等科学理性，而且也强调人的独立思考与自主精神等人文精神。受理性主义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由于理性是人的理性，理性的本质在于人的自我意识，因而在这种意义上，理性主义精神是与人本主义相统一的。如果说古希腊人文精神主要是通过对人的灵魂的探索得以体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是借助于人性的重新发现得以呈现的，那么，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文精神就是依赖人文主义的指导、并通过理性方法得以实现的。因此，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特征主要在于，主张信仰自由或宗教宽容，并号召人们确立起对人类理性的信仰，运用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学知识去“照亮”自己的头脑，把思想意识从传统偏见和蒙昧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同时，他们还倡导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把反对神权统治和封建等级特权的政治斗争，同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的理想结合起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人文精神的内涵，为资产阶级进行的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革命指明了方向。
【作者简介】姜守明，男，1959年生，江苏盱眙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史和西方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