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警察·法官
关键词甲午战争，中日关系，审视角度，历史立场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4）23-0061-03
关于甲午战争，人们已经说了千言万语，却还有万语千言待说。归结起来，大抵可分为“原告”“警察”与“法官”三个维度。
所谓“原告”，是指侧重甚至纯粹站在受害者角度看问题，以苦大仇深的感性化控诉为基本表现形式：控诉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不久就显露狼子野心；控诉日本蓄谋已久，刻意挑起事端；控诉日本不宣而战，卑鄙无耻；控诉日本大肆屠杀中国民众，所犯下的滔天罪恶罄竹难书；控诉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严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欺人太甚……
的确，千年易过，日本的罪恶难消。我们牢记惨痛的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历史的公道、今天的理性和未来的和平，是为了警示自己更好地着眼未来。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控诉，时间一长，容易成为悲情原告，犹如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让人从同情到麻木直至有点心生厌烦。一旦情绪过分激动，更有可能由怨生恨，异化成缺乏理智、一味喊打的悍勇泼妇，在同仇敌忾的复仇氛围中极易激荡起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甚至动辄叫嚣“灭了小日本！”这除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快，根本无补于大局。不仅如此，情绪化的反日还会影响国内局势（如愚蠢至极的打砸抢行为）和造成不良的国际视听，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
所谓“警察”，是指像警察侦破案件那样，侧重于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热衷于对成败得失进行条分缕析。一般而言，单独停留于“原告”维度的人并不多见，大多是在谴责日本所犯下的滔天罪恶的基础上，进而从不同角度探究中国战败的原因，以为今日之殷鉴，这也是一直以来反思甲午战争的主流。所不同的是，对于甲午战败原因的研究角度和层次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观点一般认为当时清军的装备、训练、情报、战略、指挥都远不及日本，再加之清政府的专制、腐败和严重的派系斗争，所以一败涂地。现在则拓展了许多新的视角和领域，诸如：海洋观念的缺失，北洋水师的建军思想落后于世界潮流；未形成近代国民意识，民众根本不知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缺乏有效凝聚人心的共同思想文化（或可简述为信仰缺失），上下一盘散沙；不懂得国际法的运用，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得不到任何帮助；未能建立现代的财政金融体系，融资渠道不畅，无法支撑战争的开支；日本已经是一场全民动员的“总体战”，而中国根本没有动员民众的意识……
世易时移，导致当年惨败的许多因素都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中日之间真的发生冲突，我们完全有信心牢牢主宰战局。但是，信仰缺失这一问题却依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首先，站在今日审视，信仰缺失当为甲午战败的深层次因素。具体而言，当年大清朝野上下可谓是一盘散沙，士兵和民众不知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即便在清政府内部，也是派系林立、相互倾轧：帝后不和，政出多门；主战主和，各执一词；兵民分裂、海陆军分离、直隶和两湖的兵力分据、北洋水师与南洋水师隔海观火……正因如此，看似庞然大物的大清帝国在小小的日本面前才会不可思议的一败涂地，完全不堪一击。曾经亲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泰莱说，此役非中国与日本战，实李鸿章与日本战，大多数中国人于战事尚懵然无知也。李鸿章自己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说他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如此焉能不败！
其次，对于当今中国亦极具借鉴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曾如是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然而，在迎来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信仰危机”却是一道绕不过的坎。一个人有别于他人者，关键在于有自己的思想及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亦当如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如何寻求共同的民族精神以有效凝聚人心，引领民众齐心协力共创大业，实乃能否顺利走向崛起的关键所系。正如撒切尔夫人所言：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中国的崛起如果只停留于物质财富的剧增、经济格局的重塑层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恐怕只能是痴人呓语。诚然，当年和现在的“信仰危机”无论从内容还是外在表现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甲午之败当是最好的殷鉴！
总之，对甲午战败原因的探究，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只有不断汲取经验教训，才能真正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是，若一味沉浸在探究成败之中，至多成为理性的警察，也只能在“案件”内打转。具体而言，对于战败原因的探究最后一般可以归结为四个字——力不如人。当然，这个“力”不仅仅是指军事、政治等实力，而是一种全方位的综合国力。发展国力实现自强固然是王道，但如果只是着眼于力量之争，一旦稍微把持不当，就会演绎成“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必然挨打”。反过来说，只要足够强大，就可以恃强凌弱，为所欲为了，那就落入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逻辑。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将自然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完全套用到人类社会之中。如果任这种思想滋长，非我华夏民族之福！
从某种程度上讲，法官是睿智公正的象征。与“原告”和“警察”相比，“法官”的最大特点在于要站在全局高度进行评判把握。换而言之，法官既要立足案情，又不能被案情本身所束缚，应当适当跳出案情，从代表人类公平正义精神的法律视角进行衡量评判，做到情理交融，才能更好地主持正义、引领方向、匡扶社会。同样，对于甲午这段历史，我们也要适当跳出甲午看甲午，从全局和更宏大的层面审视，才能成为睿智公正的法官，更全面客观地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就甲午战争本身而言，日本当然赚得盆满钵满。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大获全胜的日本却也因此埋下祸端，最终一败涂地到差点亡国灭种的境地。或许，有人觉得当时的美国只有两颗原子弹，根本不可能灭了日本，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危言耸听。其实不然！因为真正会招致日本灭亡的不是原子弹，而是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试想，如果在原子弹的打击下，日本天皇没能审时度势冲破强硬军国主义势力的阻挠宣布投降，顽抗到底的大和民族最终将会迎来怎样的下场呢？事实上，即便是天皇宣布投降后，部分极端分子依然图谋不轨，甚至计划趁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湾登陆时动用神风特攻队飞机将其炸死，所幸在千钧一发之际被阻止，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换而言之，正是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使之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不归路，直至不自量力地挑起了世界大战。借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来说，日本在甲午之后患上了一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国家都敢侵略。韩国学者李御宁则讲得更为深刻：袭击珍珠港的念头，来自刹那间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但那场地太大了。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日本总是要犯大错误。固然，日本的好战和侥幸心理有其深刻的文化基因，但如果没有“胜利”的不断刺激和鼓舞，绝不至于狂妄到目空一切的地步。
概而言之，我们除了倾诉苦难、谴责罪恶外，还应该深入揭示战争的本质：战争是一把双刃剑，在摧残中国的同时，大获全胜的日本也患上了严重的内疾——军国主义思想迅速膨胀，最后差一点将日本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不仅要让国人深刻铭记这段国殇，发愤图强，更应该警示世人（尤其是日本右翼分子）：任何建立在他人痛苦基础上的狂欢都无法长久！
站在全人类的立场来审视甲午战争，“好战必亡”恐怕是我们得出的最有价值的结论，愿人类永不再战！
【作者简介】胡欣红，男，1976年生，浙江衢州人，中学历史高级教师，衢州市历史学科带头人，衢州第二中学历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4）23-0061-03
关于甲午战争，人们已经说了千言万语，却还有万语千言待说。归结起来，大抵可分为“原告”“警察”与“法官”三个维度。
所谓“原告”，是指侧重甚至纯粹站在受害者角度看问题，以苦大仇深的感性化控诉为基本表现形式：控诉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不久就显露狼子野心；控诉日本蓄谋已久，刻意挑起事端；控诉日本不宣而战，卑鄙无耻；控诉日本大肆屠杀中国民众，所犯下的滔天罪恶罄竹难书；控诉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严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欺人太甚……
的确，千年易过，日本的罪恶难消。我们牢记惨痛的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历史的公道、今天的理性和未来的和平，是为了警示自己更好地着眼未来。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控诉，时间一长，容易成为悲情原告，犹如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让人从同情到麻木直至有点心生厌烦。一旦情绪过分激动，更有可能由怨生恨，异化成缺乏理智、一味喊打的悍勇泼妇，在同仇敌忾的复仇氛围中极易激荡起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甚至动辄叫嚣“灭了小日本！”这除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快，根本无补于大局。不仅如此，情绪化的反日还会影响国内局势（如愚蠢至极的打砸抢行为）和造成不良的国际视听，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
所谓“警察”，是指像警察侦破案件那样，侧重于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热衷于对成败得失进行条分缕析。一般而言，单独停留于“原告”维度的人并不多见，大多是在谴责日本所犯下的滔天罪恶的基础上，进而从不同角度探究中国战败的原因，以为今日之殷鉴，这也是一直以来反思甲午战争的主流。所不同的是，对于甲午战败原因的研究角度和层次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观点一般认为当时清军的装备、训练、情报、战略、指挥都远不及日本，再加之清政府的专制、腐败和严重的派系斗争，所以一败涂地。现在则拓展了许多新的视角和领域，诸如：海洋观念的缺失，北洋水师的建军思想落后于世界潮流；未形成近代国民意识，民众根本不知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缺乏有效凝聚人心的共同思想文化（或可简述为信仰缺失），上下一盘散沙；不懂得国际法的运用，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得不到任何帮助；未能建立现代的财政金融体系，融资渠道不畅，无法支撑战争的开支；日本已经是一场全民动员的“总体战”，而中国根本没有动员民众的意识……
世易时移，导致当年惨败的许多因素都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中日之间真的发生冲突，我们完全有信心牢牢主宰战局。但是，信仰缺失这一问题却依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首先，站在今日审视，信仰缺失当为甲午战败的深层次因素。具体而言，当年大清朝野上下可谓是一盘散沙，士兵和民众不知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即便在清政府内部，也是派系林立、相互倾轧：帝后不和，政出多门；主战主和，各执一词；兵民分裂、海陆军分离、直隶和两湖的兵力分据、北洋水师与南洋水师隔海观火……正因如此，看似庞然大物的大清帝国在小小的日本面前才会不可思议的一败涂地，完全不堪一击。曾经亲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泰莱说，此役非中国与日本战，实李鸿章与日本战，大多数中国人于战事尚懵然无知也。李鸿章自己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说他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如此焉能不败！
其次，对于当今中国亦极具借鉴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曾如是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然而，在迎来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信仰危机”却是一道绕不过的坎。一个人有别于他人者，关键在于有自己的思想及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亦当如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如何寻求共同的民族精神以有效凝聚人心，引领民众齐心协力共创大业，实乃能否顺利走向崛起的关键所系。正如撒切尔夫人所言：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中国的崛起如果只停留于物质财富的剧增、经济格局的重塑层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恐怕只能是痴人呓语。诚然，当年和现在的“信仰危机”无论从内容还是外在表现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甲午之败当是最好的殷鉴！
总之，对甲午战败原因的探究，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只有不断汲取经验教训，才能真正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是，若一味沉浸在探究成败之中，至多成为理性的警察，也只能在“案件”内打转。具体而言，对于战败原因的探究最后一般可以归结为四个字——力不如人。当然，这个“力”不仅仅是指军事、政治等实力，而是一种全方位的综合国力。发展国力实现自强固然是王道，但如果只是着眼于力量之争，一旦稍微把持不当，就会演绎成“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必然挨打”。反过来说，只要足够强大，就可以恃强凌弱，为所欲为了，那就落入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逻辑。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将自然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完全套用到人类社会之中。如果任这种思想滋长，非我华夏民族之福！
从某种程度上讲，法官是睿智公正的象征。与“原告”和“警察”相比，“法官”的最大特点在于要站在全局高度进行评判把握。换而言之，法官既要立足案情，又不能被案情本身所束缚，应当适当跳出案情，从代表人类公平正义精神的法律视角进行衡量评判，做到情理交融，才能更好地主持正义、引领方向、匡扶社会。同样，对于甲午这段历史，我们也要适当跳出甲午看甲午，从全局和更宏大的层面审视，才能成为睿智公正的法官，更全面客观地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就甲午战争本身而言，日本当然赚得盆满钵满。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大获全胜的日本却也因此埋下祸端，最终一败涂地到差点亡国灭种的境地。或许，有人觉得当时的美国只有两颗原子弹，根本不可能灭了日本，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危言耸听。其实不然！因为真正会招致日本灭亡的不是原子弹，而是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试想，如果在原子弹的打击下，日本天皇没能审时度势冲破强硬军国主义势力的阻挠宣布投降，顽抗到底的大和民族最终将会迎来怎样的下场呢？事实上，即便是天皇宣布投降后，部分极端分子依然图谋不轨，甚至计划趁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湾登陆时动用神风特攻队飞机将其炸死，所幸在千钧一发之际被阻止，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换而言之，正是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使之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不归路，直至不自量力地挑起了世界大战。借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来说，日本在甲午之后患上了一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国家都敢侵略。韩国学者李御宁则讲得更为深刻：袭击珍珠港的念头，来自刹那间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但那场地太大了。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日本总是要犯大错误。固然，日本的好战和侥幸心理有其深刻的文化基因，但如果没有“胜利”的不断刺激和鼓舞，绝不至于狂妄到目空一切的地步。
概而言之，我们除了倾诉苦难、谴责罪恶外，还应该深入揭示战争的本质：战争是一把双刃剑，在摧残中国的同时，大获全胜的日本也患上了严重的内疾——军国主义思想迅速膨胀，最后差一点将日本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不仅要让国人深刻铭记这段国殇，发愤图强，更应该警示世人（尤其是日本右翼分子）：任何建立在他人痛苦基础上的狂欢都无法长久！
站在全人类的立场来审视甲午战争，“好战必亡”恐怕是我们得出的最有价值的结论，愿人类永不再战！
【作者简介】胡欣红，男，1976年生，浙江衢州人，中学历史高级教师，衢州市历史学科带头人，衢州第二中学历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