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井文化的新剖面

    【摘要】《繁花》是上海作家金宇澄创作的一部反映上海时代变迁的乡俗文学作品，作家在书中以纯粹的上海特色方言，将上海两个时间节点发生的人物琐事娓娓道来，展现了上海市井生活百态。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语言运用，为发掘上海市井文化、重振上海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金宇澄；《繁花》；上海；市井文化

    【作家单位】王小平，四川理工学院。

    20世纪30年代开埠以来，“繁华”就是上海的代名词。由于上海既是中国近代的经济中心，又是沟通中西文化的桥头堡，因此，近代的新思想、新文化、新时尚传播到中国时，是由其最先感知和接受，再向全国散布开来的。可以说，上海是个有灵性的城市，总能最先感知社会变革，并能在变革中坚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市井文化作为上海独特的地域民俗文化形态，浸润着上海的大街小巷，反映了上海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海派文化的根基。

    一、《繁花》精心描绘了上海市井文化的风情画卷

    《繁花》是一部描述上海市井文化的小说，2012年一经出版便引发轰动。这部小说叙事时间段是20世纪60至90年代，以阿宝、沪生、小毛等为代表的上海小市民成为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金宇澄用浓郁的上海方言，以传统“评书”式的文本语言讲述了三个主要人物的童年往事，如同在描绘一本老上海弄堂的连环画册，书中点滴琐事都浸润着浓厚的上海市井文化气息。如书里的一段描述：“华顺里七条弄堂早在人民公社期间就和左邻右舍的大中里、 天乐坊等打通了，四通八达，时常有陌生朋友流串过来，是隔壁阿毛阿狗认识的，所谓白天白讲，夜里黑讲。弄堂里总有一两个‘小赖三作为谈资，其实她们长得登样点，惯于荡马路而已。”

    金宇澄的细腻笔锋，让《繁花》如《清明上河图》一般展现了繁华的社会风貌。作家似乎并不想刻意勾勒故事，他更像在精心描绘一幅上海民俗画，并希望用最真实的上海风情去打动读者。因而，除了主要人物及主线故事，作家用大量笔墨描写了与故事联系不甚紧密的上海民风旧俗、邻里琐事等，真实再现了老上海街头巷尾的细节，并不厌其烦地交代人物行踪，连走在一条什么样的路上、去了哪条街道、坐了哪路车或者乘了哪条船、人们骑了什么样的车等都要样样写清。书中，在长三堂子，四条马路、棋盘街、公阳里、会兴里这些如今仍保留或早已不在的街巷胡同上，每日都上演着众生百态。金宇澄笔下人物的生活轨迹，串起来就是一张上海城市地图，各式各样的人物在这些街道上演绎着悲欢离合。

    金宇澄以缓慢平和的叙事方式，还原了老上海的生活情境，那浓浓的生活气息让读者很容易就融入老上海的市井文化中。此外，为了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金宇澄还亲自绘制了20幅插画，穿插在书中，这些插画均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建筑，包括1960年的卢湾、1970年的沪西等，以及整个上海浦西的地图概貌。这些手绘插画是作家对那个年代生活印象的再现，将作家存留在脑海中的空间记忆展现给读者，丰富了小说的文化意蕴。

    二、以独特的叙事结构描写了上海的市井文化及变迁

    金宇澄在《繁花》中运用了独特的叙事结构，如说书人一样张弛有度地把握着叙事节奏，其双向并置的叙事手法将看似杂乱无序的段子，如针线穿珠帘般连接起来，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第一，通过大跨度的“时空交错”方式，展现不同时代的上海市井文化及其变迁。《繁花》的时间节点有两个，一是20世纪60年代，二是20世纪90年代。这两个时间段呈现新旧交替的特征。金宇澄采用了现代中国与西方双线时空并置的结构，让不同时空的上海市井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如书中描写20世纪60年代曹杨工人新村生活时写道：“‘两万户到处是人，走廊，灶披间，厕所，房前窗后，每天大人小人。从早到夜，楼上楼下，人声不断。木拖板声音，吵相骂，打小囡，骂老公，无线电声音，拉胡琴，吹笛子，唱江淮戏，京戏，本滩，咳嗽吐老痰，倒脚盆，拎铅桶，拖地板，马桶间门砰一记关上，砰一记又一记。”与此对应，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充满了现代社会特征和生活节奏感。如“阿宝到公司，先对汪小姐打招呼，再与梅瑞谈业务，相当和顺。梅瑞高兴，难免于沪生面前，数度提到阿宝。春天到了，梅瑞约了沪生，阿宝，到西郊公园看了樱花，吃一顿夜饭” 。金宇澄通过跨越时空的方式，让新旧时代的上海市井文化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通过“叙事穿插往复、平衡对照”的方式来展现上海市井文化变迁。《繁花》中很多叙事是将生活章节从中间截开，前后情节在叙事过程中适当穿插，呈现特有的平衡对照趣味。这种时间穿插的叙事方式在书中从头至尾都有呈现，单数章讲述20世纪60年代的内容，双数章讲述20世纪90年代的内容。60年代的内容包罗万象，街头巷尾、饭后谈资都有涉猎，体现了特定年代上海人的生活状态；90年代的内容则时间跨度小，叙事顺应时代，故事多发生在室内及饭局上。两个年代的推进速度一徐一疾，由分到合，相互间对称呼应、张力十足，产生了奇妙的阅读效果。这种齐头并进的双线结构，不但是将两个时代的事件进行对照，更是两个时代精神层面的相互镜像。

    三、以上海官话、方言俚语展示市井文化特色

    上海开埠以来，中外文明的会聚使这座城市孕育出独有的上海文化，上海文化的流行又催生了许多上海文学作家，沪语渐渐成为中国文坛流行的创作语言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推广普通话，上海本地作家除了日常口语，创作基本以普通话句式进行，言、文分离现象比较突出，导致上海官话文学没落，上海文化一度失去话语权，以沪语表现的文学作品更是屈指可数。

    金宇澄在《繁花》中非常重视上海官话文学，他在创作中大量运用沪语，在句式和文字韵味上，保留了典型的上海官话和沪语风格，如“阿妹”“滑头”“立起”“困觉”等。他还大量使用沪语俚语、土话，如“软脚蟹”“瘪三”“黄鱼脑子”“摸壳子”等。如书中写道，“陶陶招呼阿妹，女子拘谨不响。陶陶说，‘这批蟹，只只赞货，我昨天讲了，做女人，打扮重要，吃到肚皮里，也实惠”。这里的“只只赞货”就是典型的上海俚语。

    不过，《繁花》中也并非沪语一枝独秀。小说出场人物众多，人物对话代替了故事叙述，文本以人物的对话或者传话来讲述故事情节，书中还穿插了苏北话、绍兴话、广东话等，作家力图让小说中的各色人物都符合其生活状态，在众多人物语言环境中构建出一个现实生活群体。比如阿婆喜欢蓓蒂。每次蓓蒂不开心，阿婆就讲故事：“比如老早底，有一个大老爷。大老爷一不当心，坏人就来了，偷了大老爷的心，大老爷根本不晓得。”另外，理发师傅讲苏北话，北方人讲北方话，形形色色的方言勾勒出一个真实的、兼容并蓄的上海。方言口语、俚语组成了《繁花》中最重要的语言体式，通过这种语言体式，作家让特定年代上海人的生活场景和琐事跃然纸上，加之仿佛萦绕在耳边的弹词、沪剧腔调和时代流行歌曲，让人身临其境，真实反映出上海市井文化的特点。

    另外，金宇澄还运用了“文体白话”的文本语言。这些文本语言清新淡雅，用词古典，透出上海的文化格调。如“斜对面有一个女子，低眉而来，三十多岁，施施然，轻摇莲步”。这种文言文白话语体与市井口语交错，一俗一雅，让人丝毫不觉得冲突，反而有一种新鲜感，可谓一部《繁花》，看尽上海的市井生活和人生百态。

    四、以故事内容剖析上海市井文化的变迁

    金宇澄通过描述上海旧貌和小人物生活，让读者感受到社会变化与市井文化变迁之间的紧密关联。20世纪70年代，以往南京路上在陕北民歌、东北秧歌的曲调中手打腰鼓、头扎白毛巾的身影逐渐淡去，人们开始注重着装的美观，穿起了军体苏式列宁装和徐曼丽式工装裤。上海的市井文化在悄然发生变化，弄堂和地名不再那么重要，代之的是茶室、咖啡馆、饭店、酒吧、舞厅、K 房、夜总会，它们星罗棋布，改变了上海的城市风貌。沪生、阿宝和小毛仍然是《繁花》中的主要角色，他们出入“夜东京”和“至真园”，饭桌酒局成为彼此情感的联系纽带，以及权谋和名利的角逐场。随着时代变迁，小毛与沪生、阿宝再次相聚，他们感慨、唏嘘动容。书中描述“小毛一呆，十多年前的记忆在模糊走样后逐渐清晰，等于两张底片合拢，像是一记啪的声音忽然合二为一，半秒钟里还原。沪生说，小毛，阿宝说，小毛。筷子落地，小毛手一抖，叫了一声，哎呀，老兄弟。声音发哑，喉咙里小舌头压紧，一股酒味，眼眶发热”。当一新一旧两张照片重合在一起时，已经物是人非，但那浸入骨髓的上海市井文化，还留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怎么也抹不去。

    金宇澄的《繁花》将一代上海人的记忆投射到当代人的视野中。《繁花》最初发表在论坛，之后，作家将零散段子改编成小说，使小说呈现出“非小说化”的特点。正是由于写作上的独特之处，《繁花》获得了2012年华语文学传媒年度小说奖。金宇澄将传统文化、方言叙事、现代精神融于一体，以传统画卷展现先锋文学，是用小说描述中国百姓生活的成功之作。

    [1]李涯. 方言、声音与结构——论《繁花》的叙事及其寓意[J].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10）：58-61.

    [2]高松. 上海的腔调——《繁花》中的上海地图[J]. 艺术科技，2015（11-15）：146.

    [3]王陌尘. 《繁花》：民间叙事中的文人情怀[N]. 北京日报，2013-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