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当今语文教育分科的利害关系

    赵伟

    1951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胡乔木，在第一次全国中学教育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语言与文学教育分开”的设想，经1954年2月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批准，中学语文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教学的做法从1956年秋开始正式实施。然而由于政治原因，此次语文教育改革到1958年3月便被中央宣传部叫停。时至今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语文教育分科的问题依然是关心语文课改的教师和社会各界热心讨论的话题。笔者在此谨对文学教育从语文教育独立出来之后衍生的问题作一浅显的探讨。

    文学教育独立后必须进行转型，以还原文学的艺术本性。与语言和文字不同，文学属于艺术的范畴，这一点是被我们语文教育长期忽略掉的。王国维在《教育杂感》中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由此可见文学教育的重要性。而目前语文教育中遭人诟病最多的，莫过于文学教育。关于现今语文教学中文学教育部分的弊病，薛毅发表在1997年第11期《北京文学》上的一篇文章《文学教育的悲哀》早已分析得鞭辟入里，此不赘言。上海大学的葛红兵教授认为，“目前的所谓‘文学教育完全不适应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化发展的需要”，是“把文学当作意识形态时代教育体制的遗存”，“文学教育应有独立学科地位，应确认其作为艺术教育学科的本质品格”。转型后的文学教育将完全脱离现有的语文教育模式，具体内容可以包含文学欣赏、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三大板块，力求让真实的文学作品鲜活地呈现在学生面前，以实现师生与文学作品之间灵魂上的交流和思想上的激发，进而使学生具备一定的专业文学欣赏能力和文学写作能力。文学教育虽然不以培养作家为己任，但是艺术的本质和人文的属性是绝对不能忽略的，正如音乐教育并不一定要培养出音乐家一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思和教授说：“文学不是一门职业，但是，它对于人们认识自身感情世界的丰富性、洞察人性的复杂性以及学习美、感受美、传播美，进而提高人的整体性修养，有着根本性的意义。”

    把文学教育请出去之后，剩下的语文课是不是就变得空洞无物、没什么可讲了呢？远远不是。有的研究者说，应该在现有语文教育的基础上增设文学教育课，或许也是出于上面的担心吧。其实，没有了文学教育，语文课还有语言和文字两大板块的内容，只不过正如1956年的分科改革一样，“语文”课就要更名为“汉语”课了。也有人提出可将“语文”课更名为“语言”课，这是没有厘清语言学和文字学关系的缘故。著名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在《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汉语课包括如下的内容：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句读、修辞、篇章结构。其中语法的教学时间最多。”他对汉语课程内容的这一界定至今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语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汉语拼音的教学，语言学中和语音相关的方言学、训诂学，甚至是音韵学都应包括在内。“文字”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识字教学和一般的字形分析，其他如古文字学、汉字的发展史、六书理论、汉字的整理和简化、书法艺术等也应该请进汉语课堂，这也正是汉语课与英语、俄语、日语等其他语言课最根本的区别所在。西方的拼音文字教学仅仅要求学生掌握听、说、读、写四项基本技能就可以了，汉语不是，因为它的语音、字形甚至字义都是一门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学问，它不仅是中国灿烂文明的载体，其自身也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我们要充分利用中国语言文字的宝贵遗产和中国语言学、文字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当然，汉语课不能上成语文知识讲座。如前所述，汉语课要充分利用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并不是说汉语课的教材就只有知识讲述，没有课文。这主要牵涉到汉语教材的编写问题，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运用，而语言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正如叶圣陶所说：“语言和文学一分开来，并不是彼此就不相干了，两科之间的关系还是十分密切，必须紧密地联系起来。”因此，汉语教材中必定要有文学作品，只是这里的文学作品成了分析语言和文字的素材，在甄选上与文学课里的作品有着完全不同的要求。除此之外，汉语教材中还应该有一些权威学者介绍语言和文字的课文，比如黄伯荣关于汉语方言分析的介绍、裘锡圭关于汉字整理和简化的介绍等。

    文学教育与汉语教育并行，会不会大大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呢？这样的担心有一定道理，然而却是不必要的。兴趣之所在，工作虽多亦能自得其乐、陶醉其中。反之，只能让人感到索然无味，最后草草应付了事。叶圣陶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指出：“语言文学分了科是不是会使学生负担过重，问题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适当不适当上，不在两科分不分上。”从1956年分科教学中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来看，上面的担心也是大可不必的。不仅如此，针对文学教育和汉语教育不能涵盖的内容，还应该增开一些选修课或者配备一些课外读物。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台湾国文教育的经验。台湾的国文教材分为三类：标准国文教科书、选修教材和课外辅助读物，三种教材各有侧重，相互为用。比如“文法与修辞”“国学概要”“应用文”及“书法”等都是台湾国文教育中的选修科目，并配有专门的教材。所以，文学教育独立之后，相应的课程设计都需要作出有针对性的改革。

    另外，语文教师的培养模式必须转变。教师如何教，不仅关乎到学生负担的轻重问题，也关乎到语文教育的成败。文学教育和汉语教育分科之后，对语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的要求将会大大提高，照本宣科式的教书匠注定是要被淘汰的，这就涉及到语文教师的培养问题。1956年分科时，各地教育部门曾经对中学语文教师展开一系列突击性的专业技能培训。分科终止后，这种有针对性的培训也就不复存在了。目前的中文专业师范类教育基本上是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的基础上增设一少部分的心理学、教育学等课程，这就造成语文教师教学技能的先天不足。常言道，文史不分家，在语文教师培养上，不能只偏重中文类的专业课程，有关历史学、哲学方面的课程一定不能忽视，同时，目前教育学的比重也必须得到加强。在这方面，港台的中文师资培养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比如台湾师范大学，师范生需修满普通课程（含通识课程）20 学分以上、教育专业课程 26 学分以上、专业课程（任教科目）30 学分以上，据统计，其国文系开设的选修课程多达116门，除语言文学专业之外，也包括很多哲学、历史类的课程，如“西洋哲学史”“逻辑概论”“中国佛学史”“魏晋玄学概论”“六祖坛经”等；香港中文大学为了培养中文师资，特设置了5年制的“文学士及教育学士（中国语文教育）双学位”制度。语文教师只有掌握了文史哲及教育学各学科领域的牢固专业知识，才能胜任分科后的语文教学。

    2013年12月7日，教育部在《中国教育报》第1版发布了《教育部高考制度改革方案》，明确指出：“外语科目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紧接着，北京市宣布外语高考分值将降至100分，而语文分值升至180分，并提出高考语文命题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考查。中华书局也已正式引进台湾高中必选课教材《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并在此基础上修订出版《中华文化基础教材》，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我们母语教育的重视。与此同时，笔者认为文学教育独立和语文教育分科问题也应该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在高考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语文教育的改革也一定能够以此为契机取得重大突破。

    （作者单位：郑州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