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西欧基督教对分权制衡的影响及其启示

    戴馨科 徐超霞

    内容摘要：本文从基督教的政治作用出发，从三方面论述其对于现代西方政治分权制衡思想的影响：基督教本身的存在深化了分权制衡的观念;基督教的“原罪论”为分权制衡的必要性提供理论基础;基督教“终极价值”追求对于资本主义的促进作用间接催生了分权制衡思想;同时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阐发对于中国政治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中世纪基督教 分权制衡 影响 启示

    中世纪西欧的基督教仅仅指以罗马教皇为最高领袖的天主教。天主教的存在及其理论，对现代西方分权制衡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对于我国当前的政治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一.中世纪基督教对于西方分权制衡思想的影响

    基督教诞生于公元1世纪的耶路撒冷，初传至欧洲时，遭到罗马帝国的抵制。但在313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与李锡尼联合发布了《米兰敕令》，正式承认了基督教合法地位。496年，法兰克王国的创立者克洛维一世接受了基督教，从此开始了基督教在整个中世纪的统治。基督教的理论、精神乃至其本身存在，都从不同程度上奠定了西欧分权与制衡的政治思想。

    （一）基督教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深化了分权制衡的观念

    基督教在西欧的政治地位，与其他各宗教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地位均不一样。在中国，任何宗教势力都在世俗皇权的严格控制之下，不具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在阿拉伯，先知及哈里发既是宗教的最高领袖，也是世俗国家的首脑，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制度。但在中世纪的西欧，教皇没有能够取代世俗的皇帝与国王而完全控制世俗国家，也没有被世俗君权控制，而是呈现出一种与世俗权力制衡的状态。如：14世纪，法王腓力四世因向教会征税而被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开除教籍。腓力四世随即囚禁了教皇，并将之后的七任教皇迁往阿维农城作为傀儡，史称“阿维农之囚”。因此，在整个中世纪，教皇与国王之间都是彼此独立的政治力量，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类似于中国皇帝的专制君主。所以，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不同，它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宗教组织，更是一支独立于世俗权力之外的特殊政治力量，其自身的存在，已经促进了西欧分权制衡这一政治传统的形成。

    （二）基督教“原罪论”为分权制衡观念提供理论基础

    “原罪论”是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的性恶论观点。基督教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这种罪恶被称为“原罪”。原罪的根源在于亚当与夏娃违背了与上帝的约定，偷吃了禁果，使得神所创造的完美的人式遭到破坏，失去了“灵性”，“魂”不再受“灵”的控制，自我膨胀，造成了人性的堕落。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将这种“原罪”概括为：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饕餮以及淫欲七宗罪①。正是这七宗罪的存在，使得欧洲人在潜意识中就否认了具有上帝灵魂的君主存在的可能性，而解决权力问题，不得不通过分权制衡去实现。正如历史学家阿克顿认为：“一个基督徒由于他的信仰，不得不对人世的罪恶和黑暗敏感。这种敏感，他是无法避免的。基督教对人世间罪恶的暴露可以说是空前的。我们因此才知道罪恶的根深蒂固，难以捉摸和到处潜伏。基督教的神示一方面是充满了慈爱和宽恕，另一方面也恶狠狠地晾出了人世的真相，基督教的福音使罪恶意识牢记于人心……他看到别人看不见的罪恶……原罪的理论使得基督教对各种事情都在提防……随时准备发觉那无所不在的罪恶。”②这样，随着基督教在西欧社会的广泛传播，这种以性恶论为基础的基督教原罪论在整个西欧深入人心。即使经过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否认了原罪论以表示对于教会的反抗，但新教徒仍然没能否认人性确有恶的一面，使得新教国家依旧建立起了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

    （三）基督教“终极价值”间接促进了分权制衡思想的形成

    与古希腊神话不同，基督教神学体系在文艺复兴之前都是与人类世界二元分立开来的。基督教哲学认为，上帝是完满的、无限的、绝对的，超越了世俗经验世界的一切现象，是一切存在唯一原因。而人则是有限的、片面的，甚至是有“原罪”的。人只有通過进行忏悔与弥撒才能得到上帝的救赎。这种本体论与认识论，在价值论层面上则表示为：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所有的终极价值都是上帝创造的。这种价值论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宗教改革后，也无论是基督教的哪一派别都是信奉的。例如，中世纪的西欧天主教世界曾将伊斯兰教视为异端，并在1096年至1291年对其进行八次十字军东征。宗教改革后诞生的新教则把获得财富看作是增加上帝的荣耀。这种将资本的积累与上帝的终极价值挂钩的理念，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逐步确立，西欧主要国家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将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落实在政治制度上，形成了分权制衡的基本原则。因此，中世纪天主教通过产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而间接催生了当代西方分权制衡思想。

    综上，西方分权制衡思想与基督教有着紧密联系，可以说是与基督教一脉相承的。这种特殊的关系是西欧所特有的，而不是全世界都存在的。

    二.中世纪西欧基督教对分权制衡产生的影响对我国政治建设的启示

    中国没有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也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力量能够对应西欧基督教的特殊地位，但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西欧中世纪基督教的政治作用对当代西方分权制衡思想的作用，说明了国家的制度有其历史文化传统。因此，我国的政治建设可以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从中得到启示。

    （一）理论启示

    1.政治制度必须建立在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基础上

    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是重要国情之一，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不得不与其历史上存在过的政治制度、理论、价值观一脉相承。所有的改革也必须基于传统的基础之上才能有立足之地。正如欧洲新教及资本主义精神是对中世纪天主教会和经院哲学的一种突破与创新，但其根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依旧是建立在基督教“终极价值”追求之上的。其分权与制衡的政治原则也是基于这一哲学基础之上的。缺乏这个文化传统，分权与制衡的政治理念就无法发挥作用。

    2.中国政治建设必须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

    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看似与现代化的发展要求没有联系，甚至晚清时期的屈辱史似乎证明中国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但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现代史，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史则充分证明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是有大量符合中国现代化要求的因素的，通过挖掘便可以使之与当代政治建设相适应。例如，我国的民主制度采取民主集中制与政治协商机制，就是基于我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和为贵”的统一思想的基础之上的。而我国集体主义价值观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本就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避趋之”③的集体主义家国情怀。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并不是与现代化的政治建设格格不入的，通过批判继承与改革创新，可以从中汲取到智慧，寻找到根基。

    3.中国政治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

    中国近代史中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从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中挖掘智慧的重要工具。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与辩证否定观，是区分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重要工具。它既不像自由主义西化派那样对中国文化丧失信心，也不像文化保守主义者一样盲目排斥世界优秀文化，能够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上，从中华传统文化中筛选出符合中国现代化要求的因素并将之发扬光大。因此，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才能从中华文化中汲取智慧。

    （二）实践启示

    1.中国政治建设不能照搬分权制衡模式

    如前所述，西方当代分权制衡模式从很大程度上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是中世纪基督教不断发展与其他西方特有的政治传统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中国自从马克·波罗来华以来不过七八百年的时间，自从利玛窦来华传教也不过四百多年时间。且基督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一直不是主要文化，其对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更是微小的。因此，中国不具备西方分权制衡政治模式的文化根基，所以在政治建设的实践中，采取分权制衡的政治模式是不现实的。

    2.中国决策机制依旧要坚持协商机制

    中国当前的协商机制，不是当代中国政府的独创，而是在中国历史上就有渊源。虽然在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时代，皇权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皇权始终无法摆脱其他政治力量的影响。而皇权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妥协，往往是采用协商的方式。例如，清朝前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便是清朝初期君主与满足贵族协商的机构。因此，在中国“和为贵”的文化传统中，协商机制比分权制衡更加适用。

    3.民主监督应当与协商机制相结合

    西方分权制衡是政治监督的一种形式。虽然这种形式在中国不适用，但是监督本身在任何国家都是必要的，只是采取的形式因国情不同而不同。在中国伦理学中，虽然性善论占据主要地位，但性恶论依旧存在。如荀子认为：“人之生也固小人。”④因此，民主监督机制在中华文化中是有根可寻的，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结语

    政治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地位的论证，不仅要用事实与成果来说明，也要论述其文化根基与起源。同样，西方政治制度之所以不适合中国，是因为其亦有西方獨特的政治文化传统根基，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便是其中之一。只有用比较史学的视野去对比中西政治文化传统的异同，才能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与合法性，才能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⑤

    参考文献

    [1]丛日云，郑红.论代议制民主思想的起源[J].世界历史，2005（02）.

    [2]吕建明.基督教政治观与世俗秩序的自我证成[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3]陈德顺，普春梅.宪政民主与基督教文化关系探微[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注 释

    ①[英]约翰·斯托得（John R. W. Stott）.圣经信息系列——加拉太书[M].陈恩民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89-7.

    ②LordActon. EssaysonFreedomandPower[M].theBeconPress， 1948.P14-15.

    ③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林则徐全集（第2卷）[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④荀况.荀子·荣辱篇[M].北京：中华书局.方勇，李波译.2016.P37-52.

    ⑤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02）.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大学2019年度大创校级项目，项目编号：201910299695X

    （作者介绍：戴馨科，江苏大学本科在读，思想政治教育（师范）方向;徐超霞，江苏大学本科在读，法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