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在蓝天下，都是大写的人
李镇西
借杯子、借笔引发的思考
没有老师会否认自己对教育平等价值的追求，但我们常常忽略了日常生活中师生交往不平等的现象。
这种不平等我也经历过。
课间休息，一女生来到办公室：“李老师，我想借个杯子喝水服感冒药。”我坐在椅子上，用手指了指角落的书柜：“喏，第二格抽屉里有，自己拿吧！”学生找到杯子，自己倒开水服了药，说：“谢谢李老师！”然后走了。
上课了，是作文课。学生在下面写作文，我在讲台上批改作业。这时，手中的红色圆珠笔没油了。于是，我轻声地问前排学生：“谁有红色圆珠笔？借来用用。”虽然是轻声，但许多学生都听见了。于是，坐在前几排的学生都争先恐后地从书包里拿出文具盒，然后以最快速度打开，找出圆珠笔。他们纷纷把握着笔的手伸向我：“李老师，用我的笔吧！”“李老师，用我的！”每一双眼睛都充满了真诚的渴望。还是那位课间向我借杯子的女生反应敏捷，坐在第三排的她几乎是小跑着上前，把笔递到我的手中——在递到我手中之前，她还细心地将笔芯旋转了一下，把原来的蓝色旋转成红色。
这是许多年前的一幕，虽然是很普通的事，但至今仍历历在目。
尽管不一定每个学生都向老师借过杯子，但我相信几乎所有老师都曾向学生借过笔，并享受过学生争先恐后递笔的热情。
我由这件小事往深处思考：为什么学生向我借杯子，我想都没有想过把杯子递给她呢？而我向学生借笔时，为什么学生没有对我说：“喏，文具盒里有，自己拿吧！”
我当然不是说，我向学生借笔时学生让我自己拿才是正常的；不，我认为学生把笔递给我是对人起码的尊重。问题是，学生向我借水杯时，我为什么没有把水杯递给她呢？——说实话，当时我连想都没想过要这样做！
在我的潜意识里，学生毕恭毕敬地把笔递给我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们是学生；而如果我把水杯毕恭毕敬地递给学生则是有失体统的，因为我是老师！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以前我没有这样问过，现在我却要这样问我自己。
而且这样的“为什么”还可以问许多：为什么校园里师生相逢，往往是学生先向老师打招呼，而不是老师先招呼学生（而且有时学生招呼老师，老师还爱理不理的）？为什么上课前学生毕恭毕敬地向老师鞠躬：“老师好！”而老师往往只是走过场地说声“同学们好”，甚至只是“嗯”一声？为什么学生到医院看望老师不过是“应有的礼貌”，而如果老师到医院看望病中的学生就成了难能可贵的“感人事迹”？为什么老师去家访时，学生总会为老师搬来椅子，而学生来到办公室很少享受“请坐”的待遇？为什么学生违反了校纪被处分是“理所当然”，而老师犯了错误接受班规惩罚就成了“品德高尚”……
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
一切都源于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师生是不平等的。
师生平等与否，往往通过一些司空见惯的细节表现出来，而这些细节都是不经意的，但也许恰恰通过这些“不经意”的“细节”，我们就在为未来社会培养着公民或顺民。
既然民主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态度，那么，这种态度在日常生活中，更多是表现为人际关系之间的平等。让学生从小在心灵深处确立平等观念并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这种平等，这是教育的分内之事。我们要让学生认识到，现代社会生活要求人与人之间拥有人格上的独立与平等。我们还要使学生了解社会主义公民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等性以及在法纪面前的一视同仁，懂得尊重、维护自身与他人权利的道理，努力使学生具备尊重自己，同时又尊重他人、善于交往、善于与人合作、重视各种横向联系的生活态度。
基础教育界近来流行一句话：“蹲下来和孩子说话。”这相对于过去教师伟岸地站在讲台上俯视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我理解这句话中“蹲下来”的本意主要不是指肢体的蹲下而是“心灵的蹲下”，即教师要在心灵深处平视学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蹲下来和孩子说话”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更高境界的师德——如果“蹲下来”纯粹成了一种姿态，那说明教师的心并没有“蹲下来”，所谓肢体的“蹲下来”不过是居高临下的“平易近人”而已，骨子里还是把自己看得比学生高。
我这样说，是想特别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不仅仅由教师的所谓“师德”决定，也是教师职业特点所蕴涵的必然要求。教师在从事教育或教学工作时绝不可能是单向地发号施令，因为他面对的是同样有思想、感情、精神世界的人，因此，教育的实施必然是师生双向互动。教师必须有赖于学生多方面合作——即使是被动合作，才能完成其教育任务。如果学生不配合，教师的教育任务不可能完成。换句话说，教师的教育教学是一种授受一体的关系，是双向互利性的，而不是一种单向施与。学生作为合作者客观上襄助老师得以履职尽责、致对方“获利”，理当从对方——老师那里获得平等礼待，老师没有理由对他们居高俯视。
关于师生平等，陶行知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我们希望今后办训育的人要打破侦探的技术，丢开判官的面具。他们应当与学生共生活、共甘苦，做他们的朋友，帮助学生在积极活动上行走。”我理解，所谓“打破侦探的技术”就是不要与学生为敌；所谓“丢开判官的面具”就是不要以真理的仲裁者自居。为了师生平等，陶行知甚至提倡教师在精神上变成儿童：“您若变成小孩子，便有惊人的奇迹出现：师生立刻成为朋友，学校立刻成为乐园；您立刻觉得是和小孩子一般儿大，一块儿玩，一处儿做工，谁也不觉得您是先生，您便成了真正的先生。”在先生那里，师爱的最高境界不是母爱，也不是父爱，而是朋友之爱、同志之爱，因为这种爱的基础是平等：以感情赢得感情，以心灵感受心灵。
作为肩负教育使命和引领责任的教师，当然应该在思想上比学生更成熟、在学识上比学生更渊博，但这不妨碍我们拥有一颗孩子般的童心，童心与童心的相遇，才是真正自然而然的平等。因此，教师要尽量使自己具备“孩子的心灵”——用“孩子的耳朵”去倾听，用“孩子的眼光”去观察，用“孩子的兴趣”去探寻，用“孩子的大脑”去思考，用“孩子的情感”去热爱！
对教育者来说，培养学生的平等观念，与其说是煞费苦心的教育，不如说是潜移默化的感染，即通过教师本人心灵深处平等意识的自然流露，给学生以润物无声的影响：教师走进课堂，学生起立齐声说“老师好”，教师应该真诚地鞠躬回应“同学们好”；需要帮助的学生被叫到办公室，教师应该首先请学生坐下；校园师生相逢，教师主动招呼学生，或者面对学生的问好，教师也应该真诚地向学生问好；课余，教师和学生不妨一起嬉戏娱乐……这都是自然而然地体现出师生人格平等的细节。
平等对待不一样的孩子
在营造班级人际平等氛围的过程中，教师还应注意唤起一些后进生内在的尊严感。往往有这种情况，对于自卑感很重的学生来说，无论同学们怎样对他友好，他都表现出一种孤傲和冷漠。在这种情况下，同学们的热情成了礼貌，而他的勉强应酬则成了客套。这不是真正的平等精神。
因此，唤起部分后进生的尊严，是使他们具有平等意识的关键。尽管现在的学校教育大多是把学生的尊严体现在分数与名次上，但是，我们班主任应该善于帮助学生发现并发展他自己独特的禀赋与才能，使他们产生“我有自己独有的智慧”的自信与自尊。
我愿意再次重复苏霍姆林斯基的这段话：“共产主义教育的英明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于：要在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他那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劳动的源泉，帮助每一个人打开眼界看到自己，使他看见、理解和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人类自豪感的火花，从而成为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成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可战胜的战士。”而唯有使每个学生都成为这样的“战士”，平等意识才会真正深入他们的心灵，成为理性的认识，而不仅仅是一种礼貌甚至只是一种敷衍。
“平等”首先意味着人们在社会上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这个权利当然包括受教育的权利。所谓“受教育的权利”应体现在两个方面：入学的权利和在学校接受人格引导、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权利。——对前者，人们一般都比较关注（比如对“普九”的重视）；而对后者，人们却往往忽视。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只要学生进了学校，他受教育的权利就已经得到了保障和尊重。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如果说适龄儿童入学权利的保障，更多是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的话，那么，在校学生是否真正享受到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是否真正平等地尊重每一个学生。这方面的“侵权”现象经常不知不觉地发生着。
有一年我去山西某地讲学，应一所中学要求上一堂语文公开课。上课前走进教室我发现只有40名学生，我开始还以为他们当地的教学班就这么多学生。后来得知，因为怕效果不好，老师便把20多个成绩不好的学生“淘汰”了。我当即表示，把没来的学生全部叫齐，“一个都不能少”！否则我就罢教。后来所有学生都坐在教室里了，我才开始上课。课结束后，许多人说我“很正直”，即使上公开课也不弄虚作假。我说：“不，这首先不是我是否弄虚作假的问题，而是我是否尊重这个班的每一个学生的问题。这样的公开课，哪怕缺一个学生，对这个学生来说，他的权利都受到了侵犯，他的尊严都受到了伤害！”
在我所工作过的成都武侯实验中学，曾发生过这样一件让我感动的事——
几年前，当朱怀元老师刚刚接手初一（4）班时，面对队列素质操比赛，他犯难了，因为班上有一个叫汪宏（化名）的孩子脚有残疾。从训练中看，汪宏无论怎样认真，他的动作都不标准，也无法标准。本来按比赛规则，学生是可以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请假的，但汪宏参与集体活动的迫切愿望和他训练时的认真劲儿，让朱老师实在不忍心将他排除在集体之外。于是，朱老师决定宁可不拿名次，也要让汪宏参赛。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初一（4）班没有拿到任何名次。因为比赛中，汪宏每一个动作都比同学们慢一拍，这意味着每一个动作都可能被扣分。但没有一个同学埋怨汪宏，相反汪宏的精神让所有人都很感动。以后每年的队列素质操比赛，汪宏都参加训练、参加比赛，朱老师班的学生从来都是整体上场，一个都不少。尽管年年都同样没有拿到名次，但全班同学都很自豪，为自己的集体而自豪。
我是有一天在食堂吃午饭时，偶然听坐在我旁边的朱老师说起这事的。说到汪宏，朱老师说：“他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留下后遗症，所以个子也不高，但一直很积极向上。平时课间跑步，他跑不快，但又希望和同学们一起跑，我便请他在前面跑，想怎么跑就怎么跑，同学们从不嘲笑他。每年的队列素质操比赛，同学们都很理解他。只要全班学生都参加，展示了集体的风貌，拿不到名次也不要紧。作为老师，是班级名次重要，还是学生的尊严和权利重要？当然是学生的尊严和权利重要！班主任所带的班取得了名次，当然很光荣。但我不能为了自己的面子而剥夺学生的尊严和权利。何况汪宏参与训练和比赛的过程，也是磨砺自己的过程，因为他以后还要面对生活，还要面对许多挫折。我不能剥夺他参与班级活动的机会，不能让他的心灵受到伤害。其实，汪宏的行动对其他同学也是一种激励。训练中，我经常对同学们说，同样的动作，大家没出汗，汪宏却出汗了，大家还有什么理由不刻苦训练呢？同学们对汪宏的尊重让汪宏很感动，尽管他是个普通同学，不是班干部，但平时非常乐意为同学们做事，为集体服务，比如经常帮助课代表收作业。”
老师和同学们被汪宏所感动，因而给他以平等的尊重；汪宏被老师和同学们所感动，因而竭尽全力参与集体活动，为同学们服务。在朱老师的班上，没有关于“平等”、关于“尊重”的任何说教，也没有类似的演讲比赛，但因为有了一个汪宏，三年来，“平等”与“尊重”意识已经渗透于班集体中，成为他们的生活常态。这不是刻意的“德育”，但这是最好的德育。
我们要让学生意识到：同在蓝天下，都是大写的人！人与人之间的智力、才能、学习成绩、性格特点、家庭经济情况等存在着客观差别，但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都是绝对相等的。
平等只能在平等中培养——今天的教师如何对待学生，明天的学生就会如何去对待他人。
（责 编 卢丽君）
借杯子、借笔引发的思考
没有老师会否认自己对教育平等价值的追求，但我们常常忽略了日常生活中师生交往不平等的现象。
这种不平等我也经历过。
课间休息，一女生来到办公室：“李老师，我想借个杯子喝水服感冒药。”我坐在椅子上，用手指了指角落的书柜：“喏，第二格抽屉里有，自己拿吧！”学生找到杯子，自己倒开水服了药，说：“谢谢李老师！”然后走了。
上课了，是作文课。学生在下面写作文，我在讲台上批改作业。这时，手中的红色圆珠笔没油了。于是，我轻声地问前排学生：“谁有红色圆珠笔？借来用用。”虽然是轻声，但许多学生都听见了。于是，坐在前几排的学生都争先恐后地从书包里拿出文具盒，然后以最快速度打开，找出圆珠笔。他们纷纷把握着笔的手伸向我：“李老师，用我的笔吧！”“李老师，用我的！”每一双眼睛都充满了真诚的渴望。还是那位课间向我借杯子的女生反应敏捷，坐在第三排的她几乎是小跑着上前，把笔递到我的手中——在递到我手中之前，她还细心地将笔芯旋转了一下，把原来的蓝色旋转成红色。
这是许多年前的一幕，虽然是很普通的事，但至今仍历历在目。
尽管不一定每个学生都向老师借过杯子，但我相信几乎所有老师都曾向学生借过笔，并享受过学生争先恐后递笔的热情。
我由这件小事往深处思考：为什么学生向我借杯子，我想都没有想过把杯子递给她呢？而我向学生借笔时，为什么学生没有对我说：“喏，文具盒里有，自己拿吧！”
我当然不是说，我向学生借笔时学生让我自己拿才是正常的；不，我认为学生把笔递给我是对人起码的尊重。问题是，学生向我借水杯时，我为什么没有把水杯递给她呢？——说实话，当时我连想都没想过要这样做！
在我的潜意识里，学生毕恭毕敬地把笔递给我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们是学生；而如果我把水杯毕恭毕敬地递给学生则是有失体统的，因为我是老师！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以前我没有这样问过，现在我却要这样问我自己。
而且这样的“为什么”还可以问许多：为什么校园里师生相逢，往往是学生先向老师打招呼，而不是老师先招呼学生（而且有时学生招呼老师，老师还爱理不理的）？为什么上课前学生毕恭毕敬地向老师鞠躬：“老师好！”而老师往往只是走过场地说声“同学们好”，甚至只是“嗯”一声？为什么学生到医院看望老师不过是“应有的礼貌”，而如果老师到医院看望病中的学生就成了难能可贵的“感人事迹”？为什么老师去家访时，学生总会为老师搬来椅子，而学生来到办公室很少享受“请坐”的待遇？为什么学生违反了校纪被处分是“理所当然”，而老师犯了错误接受班规惩罚就成了“品德高尚”……
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
一切都源于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师生是不平等的。
师生平等与否，往往通过一些司空见惯的细节表现出来，而这些细节都是不经意的，但也许恰恰通过这些“不经意”的“细节”，我们就在为未来社会培养着公民或顺民。
既然民主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态度，那么，这种态度在日常生活中，更多是表现为人际关系之间的平等。让学生从小在心灵深处确立平等观念并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这种平等，这是教育的分内之事。我们要让学生认识到，现代社会生活要求人与人之间拥有人格上的独立与平等。我们还要使学生了解社会主义公民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等性以及在法纪面前的一视同仁，懂得尊重、维护自身与他人权利的道理，努力使学生具备尊重自己，同时又尊重他人、善于交往、善于与人合作、重视各种横向联系的生活态度。
基础教育界近来流行一句话：“蹲下来和孩子说话。”这相对于过去教师伟岸地站在讲台上俯视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我理解这句话中“蹲下来”的本意主要不是指肢体的蹲下而是“心灵的蹲下”，即教师要在心灵深处平视学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蹲下来和孩子说话”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更高境界的师德——如果“蹲下来”纯粹成了一种姿态，那说明教师的心并没有“蹲下来”，所谓肢体的“蹲下来”不过是居高临下的“平易近人”而已，骨子里还是把自己看得比学生高。
我这样说，是想特别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不仅仅由教师的所谓“师德”决定，也是教师职业特点所蕴涵的必然要求。教师在从事教育或教学工作时绝不可能是单向地发号施令，因为他面对的是同样有思想、感情、精神世界的人，因此，教育的实施必然是师生双向互动。教师必须有赖于学生多方面合作——即使是被动合作，才能完成其教育任务。如果学生不配合，教师的教育任务不可能完成。换句话说，教师的教育教学是一种授受一体的关系，是双向互利性的，而不是一种单向施与。学生作为合作者客观上襄助老师得以履职尽责、致对方“获利”，理当从对方——老师那里获得平等礼待，老师没有理由对他们居高俯视。
关于师生平等，陶行知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我们希望今后办训育的人要打破侦探的技术，丢开判官的面具。他们应当与学生共生活、共甘苦，做他们的朋友，帮助学生在积极活动上行走。”我理解，所谓“打破侦探的技术”就是不要与学生为敌；所谓“丢开判官的面具”就是不要以真理的仲裁者自居。为了师生平等，陶行知甚至提倡教师在精神上变成儿童：“您若变成小孩子，便有惊人的奇迹出现：师生立刻成为朋友，学校立刻成为乐园；您立刻觉得是和小孩子一般儿大，一块儿玩，一处儿做工，谁也不觉得您是先生，您便成了真正的先生。”在先生那里，师爱的最高境界不是母爱，也不是父爱，而是朋友之爱、同志之爱，因为这种爱的基础是平等：以感情赢得感情，以心灵感受心灵。
作为肩负教育使命和引领责任的教师，当然应该在思想上比学生更成熟、在学识上比学生更渊博，但这不妨碍我们拥有一颗孩子般的童心，童心与童心的相遇，才是真正自然而然的平等。因此，教师要尽量使自己具备“孩子的心灵”——用“孩子的耳朵”去倾听，用“孩子的眼光”去观察，用“孩子的兴趣”去探寻，用“孩子的大脑”去思考，用“孩子的情感”去热爱！
对教育者来说，培养学生的平等观念，与其说是煞费苦心的教育，不如说是潜移默化的感染，即通过教师本人心灵深处平等意识的自然流露，给学生以润物无声的影响：教师走进课堂，学生起立齐声说“老师好”，教师应该真诚地鞠躬回应“同学们好”；需要帮助的学生被叫到办公室，教师应该首先请学生坐下；校园师生相逢，教师主动招呼学生，或者面对学生的问好，教师也应该真诚地向学生问好；课余，教师和学生不妨一起嬉戏娱乐……这都是自然而然地体现出师生人格平等的细节。
平等对待不一样的孩子
在营造班级人际平等氛围的过程中，教师还应注意唤起一些后进生内在的尊严感。往往有这种情况，对于自卑感很重的学生来说，无论同学们怎样对他友好，他都表现出一种孤傲和冷漠。在这种情况下，同学们的热情成了礼貌，而他的勉强应酬则成了客套。这不是真正的平等精神。
因此，唤起部分后进生的尊严，是使他们具有平等意识的关键。尽管现在的学校教育大多是把学生的尊严体现在分数与名次上，但是，我们班主任应该善于帮助学生发现并发展他自己独特的禀赋与才能，使他们产生“我有自己独有的智慧”的自信与自尊。
我愿意再次重复苏霍姆林斯基的这段话：“共产主义教育的英明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于：要在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他那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劳动的源泉，帮助每一个人打开眼界看到自己，使他看见、理解和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人类自豪感的火花，从而成为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成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可战胜的战士。”而唯有使每个学生都成为这样的“战士”，平等意识才会真正深入他们的心灵，成为理性的认识，而不仅仅是一种礼貌甚至只是一种敷衍。
“平等”首先意味着人们在社会上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这个权利当然包括受教育的权利。所谓“受教育的权利”应体现在两个方面：入学的权利和在学校接受人格引导、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权利。——对前者，人们一般都比较关注（比如对“普九”的重视）；而对后者，人们却往往忽视。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只要学生进了学校，他受教育的权利就已经得到了保障和尊重。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如果说适龄儿童入学权利的保障，更多是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的话，那么，在校学生是否真正享受到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是否真正平等地尊重每一个学生。这方面的“侵权”现象经常不知不觉地发生着。
有一年我去山西某地讲学，应一所中学要求上一堂语文公开课。上课前走进教室我发现只有40名学生，我开始还以为他们当地的教学班就这么多学生。后来得知，因为怕效果不好，老师便把20多个成绩不好的学生“淘汰”了。我当即表示，把没来的学生全部叫齐，“一个都不能少”！否则我就罢教。后来所有学生都坐在教室里了，我才开始上课。课结束后，许多人说我“很正直”，即使上公开课也不弄虚作假。我说：“不，这首先不是我是否弄虚作假的问题，而是我是否尊重这个班的每一个学生的问题。这样的公开课，哪怕缺一个学生，对这个学生来说，他的权利都受到了侵犯，他的尊严都受到了伤害！”
在我所工作过的成都武侯实验中学，曾发生过这样一件让我感动的事——
几年前，当朱怀元老师刚刚接手初一（4）班时，面对队列素质操比赛，他犯难了，因为班上有一个叫汪宏（化名）的孩子脚有残疾。从训练中看，汪宏无论怎样认真，他的动作都不标准，也无法标准。本来按比赛规则，学生是可以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请假的，但汪宏参与集体活动的迫切愿望和他训练时的认真劲儿，让朱老师实在不忍心将他排除在集体之外。于是，朱老师决定宁可不拿名次，也要让汪宏参赛。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初一（4）班没有拿到任何名次。因为比赛中，汪宏每一个动作都比同学们慢一拍，这意味着每一个动作都可能被扣分。但没有一个同学埋怨汪宏，相反汪宏的精神让所有人都很感动。以后每年的队列素质操比赛，汪宏都参加训练、参加比赛，朱老师班的学生从来都是整体上场，一个都不少。尽管年年都同样没有拿到名次，但全班同学都很自豪，为自己的集体而自豪。
我是有一天在食堂吃午饭时，偶然听坐在我旁边的朱老师说起这事的。说到汪宏，朱老师说：“他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留下后遗症，所以个子也不高，但一直很积极向上。平时课间跑步，他跑不快，但又希望和同学们一起跑，我便请他在前面跑，想怎么跑就怎么跑，同学们从不嘲笑他。每年的队列素质操比赛，同学们都很理解他。只要全班学生都参加，展示了集体的风貌，拿不到名次也不要紧。作为老师，是班级名次重要，还是学生的尊严和权利重要？当然是学生的尊严和权利重要！班主任所带的班取得了名次，当然很光荣。但我不能为了自己的面子而剥夺学生的尊严和权利。何况汪宏参与训练和比赛的过程，也是磨砺自己的过程，因为他以后还要面对生活，还要面对许多挫折。我不能剥夺他参与班级活动的机会，不能让他的心灵受到伤害。其实，汪宏的行动对其他同学也是一种激励。训练中，我经常对同学们说，同样的动作，大家没出汗，汪宏却出汗了，大家还有什么理由不刻苦训练呢？同学们对汪宏的尊重让汪宏很感动，尽管他是个普通同学，不是班干部，但平时非常乐意为同学们做事，为集体服务，比如经常帮助课代表收作业。”
老师和同学们被汪宏所感动，因而给他以平等的尊重；汪宏被老师和同学们所感动，因而竭尽全力参与集体活动，为同学们服务。在朱老师的班上，没有关于“平等”、关于“尊重”的任何说教，也没有类似的演讲比赛，但因为有了一个汪宏，三年来，“平等”与“尊重”意识已经渗透于班集体中，成为他们的生活常态。这不是刻意的“德育”，但这是最好的德育。
我们要让学生意识到：同在蓝天下，都是大写的人！人与人之间的智力、才能、学习成绩、性格特点、家庭经济情况等存在着客观差别，但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都是绝对相等的。
平等只能在平等中培养——今天的教师如何对待学生，明天的学生就会如何去对待他人。
（责 编 卢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