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儿科医生遇到自己孩子发烧，输液还是吃药？

    綦伟++何亚林

    每个家长都要面对孩子发烧的问题，小宝贝一发烧，全家不宁。而当一个儿科医生遇到自己孩子发烧，他会怎么应对？既要扮演患者家长的角色，又要承担医生的角色，他要经历哪些冲突？在当前医患关系下，医生和家长这两者要如何共同努力，才能让孩子得到科学适度的医疗？

    在深圳一家三甲医院任小儿外科副主任医师的裴洪岗发现，由于自己的职业身份，在面对自己的孩子生病时，要经受外人想不到的矛盾和冲突。而这些矛盾和冲突，正折射了当下中国医疗环境和医患关系的一些问题。

    女儿发烧引起的争吵

    面对记者，裴洪岗首先说的，是女儿还不满1岁时的第一次高烧。

    当时，小宝贝的体温迅速超过39摄氏度，一家人顿时紧张起来。他见孩子除了流点鼻涕外没有其他症状，听听肺部、看看喉咙也无异常，判断是病毒感染，嘱咐家人多给孩子喂些水，体温太高时就给她喝点布洛芬颗粒。

    家里可不单单裴洪岗一个医生，他的妻子是超声科医生，他的岳母是退休中医。裴洪岗说，孩子发烧第一天，她俩还基本听他这个儿科医生的安排，但第二天见孩子烧还没退，她俩就有点扛不住了。岳母说，还是去医院打一下针吧。妻子道，还是去找个内科医生看看。

    拗不过“轰炸”，裴洪岗妥协。看了血常规检验结果，内科医生的诊断还是病毒感染，并说发烧有个过程，继续观察就好。家人于是安宁了一天。

    孩子发烧进入第4天，裴洪岗与岳母发生了争吵。孩子的外婆一定要带孩子去打针，裴洪岗顽强坚持不必去。第5天孩子仍然高烧，妻子和岳母已经不同他说话了。

    转机终于在第5天的中午到来。女儿的体温逐渐下降，到下午恢复正常，然后全身出了大片的疹子。“这是幼儿急疹，一种病毒感染引起的自限性疾病。”他终于长吁一口气。

    这件事让裴洪岗想了很多。“一家人的愿望肯定都是希望孩子好，本该信任无间，但由于对疾病的认识和判断存在差异，还是产生了分歧矛盾。试想，如果我不是孩子的父亲而是别的医生，她们会怎么看待这个医生？面对她们的质疑，这个医生还会这样坚持原则吗？”他问。

    对输液和抗生素的迷信

    今年春节前，裴洪岗又有了一次印象很深的应对孩子发烧的经历。

    这次，女儿跟着妻子回老家，发烧迅速烧到40.2摄氏度。经过幼儿急疹以及此后多次验证，他在孩子健康问题上已有了话语权，所以妻子第一时间将电话打给他。

    这是女儿第一次不在自己身边时生病，他心急如焚，想到孩子走前已有些呼吸道感染症状，现在又叫耳朵疼，他赶忙联系当地儿童医院的同学找到一位内科主任诊治。医生诊断为化脓性扁桃体发炎，建议打针并开了头孢噻肟钠（第三代头孢菌素，抗菌谱广）。

    裴洪岗认为直接给孩子注射头孢三代针剂有些过了。他采纳了这位小儿内科主任的诊断，但没有用她开的药，让孩子吃了两天阿莫西林，烧退了。

    他稍后把这个经历发到微博上，北京一家医院的儿科同行说，如果遇上这种病自己也会直接开方注射头孢三代针剂。联系当下医患关系，他理解了这种用药思路。很多人到医院就是要求立马解决孩子的病痛，不然就要问责医生，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更强力的广谱药物，选择起效更快的静脉给药，短期效果又快又好，病人欢喜，医生说不定还能获利，于是皆大欢喜。

    这种对输液和抗生素的迷信始自何时？近段时间在微信中广泛转发的彼路易·切奇博士来中国诊病的故事，其实是2002年的旧闻。文中，这位有着30多年临床经验的意大利儿科专家一句“你们习惯打吊针，好让发烧的孩子体温降下来，那是靠药物强制性降体温，对孩子病情的恢复没有积极的意义”，隔了12年后，如今又在年轻家长的朋友圈中疯转。

    这位老专家当时还说，意大利的妈妈们在30年前也是这样想的，认为输液要比口服的药物药效发生得更快，这是家长的问题。

    但彼路易·切奇医生可能未料到，在中国“家长的问题”有时会演变成暴力事件。大年初二，就在裴洪岗成功用几粒阿莫西林给女儿退烧后不久，他的一位年轻同事因坚持认为不必给一个因病毒感染而发烧的1岁小孩输液，被孩子的父亲一拳击中面部。

    震惊之余，裴洪岗反思了问题的另一面：中国如今成为“输液大国”和“抗生素大国”，医疗界难道是清白的？其中难道没有来自医生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让孩子远离“过度医疗”

    裴洪岗把女儿两次发烧的事发到微博和微信上，得到不少同行转发和很多家长共鸣。

    但他很快感到不对头。因为有些人据此文得出结论，认为孩子发烧就不应该用抗生素，不需要打针输液，而应该在家观察，等待孩子自身免疫系统的抵抗。他觉得这是“过度解读”。

    神化或妖魔化，都不是科学的态度。他清楚表达对输液和抗生素的看法：不排斥，但前提是合理，如果病情需要，只要利大于弊，会毫不犹豫地使用。

    但在强调患者还是要相信医生时，他却不得不面临尴尬了。他坦言：“作为医生，我当然希望病人信任自己，但作为患者，我对当前这个医疗体系也会投不信任票。”

    采访中，正在医院里陪着2岁女儿治疗手足口病的年轻妈妈王琴悄悄对记者说，一方面担心女儿的病是不是真那么严重，另一方面也担心医生是存心想多弄点钱所以才要女儿住院打针，现在打了3天吊针就已经用了4000多块钱。另一个4岁男孩的妈妈说：“我跟老公商量了，以后多学点医学知识和处理方法，实在不行非得看医生，就托关系找个熟人。”

    而医生对患者，现在又何尝不是着意防备？裴洪岗说，“迁就患者+保护自己”已成为很多医生的用药选择。

    利与弊，病与疗，这些矛盾与辩证的理念无时无刻不在医疗中体现，但当下的医患关系，却已经超出了对科学适度医疗的考量。当患者就医时从怀疑医疗水平演变为猜疑医疗动机，当医生诊治时从追求药到病除异化为企求“药到祸除”，要保护孩子们远离那些不该吃的药、不该输的液，该有多么困难？

    12年前，彼路易·切奇医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医生和家长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把孩子的病情讲得很清楚，医生要多和家长交流，教育家长如何看待孩子的病，同时向家长普及医疗卫生常识，这要花一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