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俭戒奢：康熙帝与畅春园

    阚红柳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勤俭帝王，躬行节俭贯穿其治国理政之始终。其子雍正帝赞颂他，“至若躬行节俭，而大官服御，务崇朴素之风；秉德谦冲，而徽号鸿名，屡却廷臣之请。”追溯渊源，康熙帝节俭的治国理念来自于其父顺治帝，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帝）仁恕恭俭，一本自然。”深受“敬天法祖”观念影响的康熙帝对父亲尊敬备至，在宫内见顺治帝所书《陋室铭》，他感叹，“以万乘之崇高不忘草茅之卑末，于其所居若有取焉，而亲为书其辞，则圣心之所存于此亦可见焉。”以帝王之尊而时刻记挂民间百姓，戒除奢华，崇尚节俭的精神对康熙帝影响至深。康熙帝对畅春园之兴建、扩建乃至日常管理无一不体现这种理念。

    一、永唯俭德，初建畅春

    康熙帝初建畅春园，选址在明代武清侯李伟所建的清华园。明代清华园曾是京城首屈一指的私家园林，其规模雄伟，风光秀丽，“在都下为名园第一”。但经明清之际多年战乱人祸，入清后又遭圈占易主，园景已不复从前。康熙帝选址之时，昔时名胜之地清华园不免残破，很多园中景观只留下残迹依稀可寻。但在康熙帝看来，一方面其地泉水甘甜，自然风光宜人，适合闲游休憩；另一方面，清华园已有规模和格局可以为新建园林之基础，遂下定决心依旧园建新园。

    依旧建新，即在原清华园基础上“少加规度”，“依高为阜，即卑成池。相体势之自然，取石甓夫固有。计庸畀值，不役一夫。宫馆苑御，足为宁神怡性之所。永唯俭德，捐泰去雕”，尽量避免工役，减少花费。畅春园的规模不大，仅占原清华园的十之六七。用康熙帝自己的话来说，“其轩墀爽垲以听政事，曲房邃宇以贮简编，茅屋涂次，略无藻饰。于焉架以桥梁，济以舟楫，间以篱落，周以缭垣，如是焉而已矣。”在兴建宫廷苑囿方面，康熙帝十分警惕，他熟读史书，自觉与古代帝王的奢靡相区别，他说，“若乃秦有阿房，汉有上林，唐有绣岭，宋有艮岳，金红壁带之饰，包山跨谷之广，朕固不能为，亦意所弗取。朕匪敢希踪古人，媲美囊轨，安土阶之陋，惜露台之费，亦惟是顺时宣滞，承颜致养，期万类之乂和，思大化之周浃。一民一物，念兹在兹，朕之心岂有已哉？”抚育万民之帝王，却珍惜财物，关注民生，其节俭治国的政治理念赋予了畅春园独特的朴素之美。

    清朝初年，得以一览畅春景观的文人墨客、外国来使、耶稣会士，都留下了固定的印象，即畅春园不事奢华，淳朴而自然，甚至还有一些简陋。经常出入畅春园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康熙帝传》中这样记述畅春园：“康熙皇帝曾经派人在北京郊外二法里处造了一座他很喜爱的苑囿，每年要在那里度过相当一段时间。里面除了他命人开凿的两个大水池和几条河道外，再也没有什么使人感到与一个既富有又强盛的君主所应有的豪华气派相称的东西了。那里的一切确实非常洁净。它的建筑，它的庭院，它的布置，比起巴黎郊区一些王侯爵爷的别墅来，要逊色得多。”康熙五十二年（1713），畅春园已经扩建，但在来京的扬州盐商程庭眼中，仍旧是朴素而不事华丽的建筑，称其“土阜平坨，不尚奇峰怪石也；轩楹雅素，不事藻绘雕工也。”朝鲜使臣洪大容游览畅春园，看到“墙高不过二尺，循墙而望，不见峻薨，宜之楼榭荣观。门侧环列坟园，松柏翳郁，其法制之简质可知。阍收甚严，虽不入门窥望，量其地方，才三里。门亦单檐，丹艧朴素”。于是，他盛赞康熙帝，“六十年天下之奉。宫室之卑俭如此，宜其威服海内，恩浃华夷，至于今，称其圣也”。

    尽管朴实无华，不事雕琢，但在康熙帝看来，畅春园已满足其对离宫御苑功能的所有期待，既可以欣赏自然田园之美，又可了解百姓日常生活之辛苦；既可用以奉养慈母，又可读书、藏书，甚至完成治国、理政的繁重事务。

    二、缓兴土木，次第扩建

    畅春园建成后，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康熙帝均居住于此，除了怡情养性，休闲游憩之外，还处理政务、接见臣僚，畅春园的职能遂不断扩充，成为与紫禁城功能相近的政治中心。随着园林功能的扩大，畅春园的扩建问题也逐步提上日程。

    据现有史料所见，康熙帝扩建畅春园，也以节俭为核心，采取的是缓兴土木，次第扩建的原则。首先，畅春园内的听政之地陆续兴建。据《康熙起居注》来看，畅春园兴建之初，康熙帝在园内并无单独的理政和听政场所。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二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御畅春园内门处理政事；二月二十八日，御畅春园内门处理政事；二月三十日，御畅春园内门处理政事。而到了次年，康熙帝开始在澹宁居处理政事，此后处理政事的场所一直在澹宁居，但没有使用“听政”一词，可见，是临时性的听政场所。到了康熙四十五年（1706），《起居注》明确说明康熙开始御澹宁居听政，到此时，畅春园内听政场所方固定下来。可以看出，康熙帝在园林内部陆续扩建了一些建筑，以满足治国理政的需要，但这种扩建进展缓慢，与其节俭的理念相吻合。

    其次，皇太后行宫的扩建。据《康熙起居注》，皇太后在畅春园内的住处也是陆续扩建完成的。畅春园兴建之初，实录和起居注中均有康熙帝奉皇太后幸畅春园的记录，如“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壬子，上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幸畅春园。”但未明确两皇太后行宫位于园内何处。自康熙四十五年（1706）之后，起居注中开始明确载有畅春园内有澹泊为德行宫，是皇太后居住之所，康熙帝常去问安，并呈常态化。可以推知，澹泊为德行宫也在畅春园扩建的范围之内。自康熙五十三年（1714）正月开始，康熙帝诣镜峰问皇太后安。这当是起居注中出现的另外一处新建皇太后行宫。崇尚孝道的康熙帝在皇太后行宫的扩建问题上，仍然采取的是一视同仁的节俭原则，陆续缓建。

    再次，关于朝正蒙古外藩的场所。据《康熙起居注》，康熙帝在畅春园内赐宴给朝正外藩蒙古，场所也陆续变动。康熙四十五年（1706）正月十五，在畅春园内万树红霞赐宴；康熙五十三年（1714），地点改为园内万寿亭；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十四，场所再次发生变化，在九经三事殿赐宴。可知，接见少数民族使节以及赐宴群臣之场所也在陆续扩建之中。这些变化既体现了畅春园功能的日益增多，也体现出为了满足新的园林职能，畅春园非常“低调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扩建工程。

    已出版的清代档案中，有一则史料体现出畅春园的扩建情况，即康熙五十二年（1713）六月十六日，内务府总管赫奕上奏关于畅春园新建大殿的费用问题，这次扩建大概是康熙在位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包括新建畅春园二道门前大殿七间、万树红霞之南大殿七间以及在瑞景轩、云涯馆等处的扩建，按照赫奕的预算，所需经费为“八万九千九百九十八两九分四厘”，对此预算康熙帝所做的批示是“此所算之各项俱似超额”。应该说，康熙帝对宫殿建筑用工用料的估算以及判断不是凭空而来的，据《清实录》可知，康熙帝积极吸取明代皇帝“生于深宫、长于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的经验教训，对百姓民间生活积极考察，故而熟知日常用品的价格，并多次要求臣下悉心详察，以求估价公允。

    康熙帝从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中积极总结，在他看来，明代君主宫廷用度之奢华是招致亡国命运的历史根源，曾感叹，“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一日之费可抵今一年之用”。为此，他一贯强调要以节俭治天下，以求足国足民。在畅春园的扩建问题上康熙帝有始有终地贯彻了节俭的原则。故而，畅春园作为离宫御苑，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康熙帝的节俭治国理念密切相关，至今仍发人深思。

    三、精打细算，妥善管理

    除了兴建与扩建之外，康熙帝对畅春园内日常的内部管理也采取了厉行节约的原则，精打细算。其主要行为包括：

    （一）精简人员

    精简人员以节省开支，是康熙帝在畅春园所采用的实际作法，人员的精简包含园内服务的匠役。畅春园内负责皇帝和皇太后御膳房事务的妇女，如御膳妇、茶妇、牲妇、果子妇、小黄米饽饽妇、麦面饽饽妇等系从紫禁城内调拨来园，按日坐班，计日领薪，以减少设立专职人员而造成的不必要开销。因皇帝和皇太后在紫禁城和畅春园往来，如两边均设职任相同的匠役，必然导致人员重置和费用增大，为此，在畅春园内提供饮食服务的厨妇，没有额外招募，设立固定的职位，而是从紫禁城皇宫内携带，按期到畅春园值守，以节约宫廷开支。

    （二）俭省物资

    畅春园物资的使用，也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以过冬所需炭、木柴为例，每年冬天过后余剩下的炭和木柴都要清查数字，作为次年所需的基础，换言之，每年冬天所需木炭的数额是头年剩下数额的补充数，这样年年累计，以杜绝燃料的浪费。每年内务府总管要核查数字，确保“购备、用过、余剩数目俱各相符”，这一报计柴炭的惯例一直延续到圆明园的燃料管理。

    康熙三十九年（1700）内务府郎中佛保发现畅春园的土冰窖条件简陋，保温效果差，请求调拨银两，修建坚固耐用、砖瓦结构的冰窖。康熙很快批准，但是明确指出，“紫禁城内存有一定数量的砖瓦，可以用于修建畅春园冰窖。”紫禁城和畅春园内原先存留的建筑物资，如石块、城砖、木料等等，都在这次工程之中得到了合理地使用。一土一木，均思来之不易，时时刻刻以节俭为先，康熙帝在园林管理方面确立了良好的典范。

    在畅春园管理方面的节俭方针亦为后来的乾隆皇帝所继承。乾隆十二年（1748），畅春园郎中翁悟托因失职被惩戒，其原因就是在日常管理中不知节俭，一年之内用于打扫御苑的扫帚竟然多至七百余把，如此靡费钱粮，郎中翁悟托被罚俸六个月。可见自康熙以来皇家园林之内节俭用度的原则已经在清代皇室传袭开来，影响深远。

    （三）精减守军

    康熙在位期间，畅春园守兵不多，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曾出现九经三事殿遭遇盗匪事件。据当时畅春园参将何详舒、苑副丙额禀报：“六月十五日黎明之时，九经三事之殿养犬狂吠，养犬太监李经孝、范景星、刘金玉、邢进忠等即起，牵犬行走，犬向东角狂吠，观之，有一人蹲坐在东小门台上，另四人看守，李经孝即告于总管太监李凤祥。丙额我在内置办，我一同李凤祥及大太监张四娃，率苑户、太监等，捆绑进入之人，开西板门出，交付守备李凤春等情。”

    经查实，这次盗匪事件的起因是一个名叫马林的人，原属山西汾州府所属平遥县人，前来京城乞讨，在凌晨出门乞讨时，来到畅春园宫墙之下，看到宫内树上有鹰栖息，于是借由宫墙外的树木蹿上墙头，向园林内跳落，被值班的汛兵林朝福发现。此时园内狗叫不已，引起九经三事殿内值班太监的警觉，出外查看，于是内外守兵联合抓捕，逮获马林。这起发生在畅春园的盗匪案非常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畅春园的守军情况。根据涉案人等的供词，可以看出，畅春园守兵不多，来回巡视密度不够大，故而疯癫乞丐马林竟然得以从容攀树上墙，跳入园内，而宫墙内外互不统辖，也限制了抓捕的效率，影响到畅春园的安全。此次事件过后，时为步军统领的隆科多一直对畅春园的守军问题有所思考，故康熙崩逝，雍正即位之后，在畅春园附近为皇子修建园林，借此机会，他很快就提出了增添畅春园守兵的要求。“畅春园现有马兵六十、步兵三百二十，人不敷用，故以各班减员充军。畅春园地方关系綦重。今见贼盗唯避开堆子而行。对此若派马兵四十，四面为屏，夜间于周围无设堆子之路巡查，贼盗则无出路也。”

    据隆科多所上呈请可以看出，康熙统治时期畅春园的守兵长期在人员不充足的情况下运转，为了保证宿卫安全，不得不减员值班。兵营堆子密度不足，导致贼盗专伺无堆子处下手，而且马兵不足，步兵巡视时间间隔长，也容易引起宿卫安全方面的隐患。这些情况，对兵营行伍十分熟悉的康熙帝应该说不会有所不知，但为了节省畅春园的开销，康熙帝还是采取了精兵减员的原则；与之相应地，对守军则通过实行严格的管理，及时采取严厉的惩处措施，以确保其恪遵职守，在兵员不足的情况下保证离宫御苑的安全。以九经三事殿匪盗案为例，相关人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值班步兵、守备、参将等分别受到鞭责、罚俸等处罚。

    如此节俭，其目的不是惜名爱名，而是出于一片爱民之心。康熙帝曾说过，“朕平日躬行节俭，一丝一粟，未尝轻费。所以如此简约者，无非爱养物力，为优恤元元之地。”此外，以节俭治国，进而达到教化天下，蔚为风尚的目的，是康熙帝的治国目标。正如康熙帝所言，“帝王致治，首在维持风化，辨别等威，崇尚节俭，禁止奢侈。故能使人心淳朴，治化休隆。”他认为，“夫惇厚以立德，节俭以足用，厉俗之良规也。”畅春园，这座离宫御苑之中蕴含的帝王治国之深意，是足以供后人总结和纪念的宝贵文化遗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