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社区治理中的众包模式：实践、逻辑、效用与构建

2024.02.17

陈昊++刘剑明

摘要：众包模式以其高效性和有序性在社区治理应用中已初见成效。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社区治理主体的发包动机、社区居民的接包动机以及多元互动社区治理新模式的构建需求愈发强烈。因此，构建科学、高效的社区众包模式已成为必然。社区众包模式作为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新途径，将有助于建立和规范社区参与机制，确保公共政策的有效运行，不断推动社区治理的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众包模式;社区治理;社区居民;大数据时代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7）03-0031-10

收稿日期：2016-12-02

作者简介：陈昊（1992—），男，江蘇南通人，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府改革;刘剑明（1979—），男，内蒙古太仆寺旗人，中共吉林省委党校《长白学刊》编辑部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府改革。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吉林省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4B316;吉林省科技厅软课题“吉林省公共服务领域‘PPP模式应用与策略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60418066FG.

社区居民是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是社区治理的本质特征和必要条件。目前，我国依靠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来推动社区建设与治理已成为现实选择。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服务与社区建设的程度不断提高，然而与之相适应的参与渠道却有待拓宽。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预测：信息时代的政治形式是“共同参与制”，继而社区居民完全可以凭借信息技术，通过上网对社区规划、社区建设、公共服务等公共事务充分发表意见。由此可见，借助于大数据时代的“动力”，社区治理主体急需在拓宽社区居民有序参与渠道上下功夫。而今，被许多企业逐步运用的一种新型模式——众包，已经成为商业领域发展的黄金法则。同时，众包模式也相继被运用到公共管理领域尤其被运用到社区治理中。由于社区这一小型场域具有独特的属性，这就使得社区治理中的众包模式能够发挥组织社区居民有序参与的作用。因此，社区众包模式已成为大数据时代破解社区居民参与难题的有效之策，同时也是一个亟待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一、众包模式在社区治理中的实践

（一）众包的缘起

“众包”这一概念是由美国《连线》杂志记者杰夫·豪在2006年6月提出的。他将众包定义为：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最早实施众包的“创新中心”是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奖励激励制的网络社区，其名字取自Innovation（创新）和Incentive（激励），创立于2001年。“‘创新中心聚集了全球125个国家的10余万名科研人才，其用户包括波音、杜邦以及宝洁等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其他相似的网络平台包括YourEncore、NineSigma和Yet2等，这些网络社区充当中介人的角色，将个人的智慧和企业的创新问题连接起来，推动了企业创新的高效率。”[1]随着众包的价值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认可，有关众包的新的具体模式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众包模式开启了企业新纪元，“这种看似‘无为而治的治理模式和‘分布式解码的大数据思维也逐步影响至其他组织，特别是包括政府、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以及拥有公共决策权的组织”。[2]

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首次将众包模式引进公共管理领域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美国的这次众包“试水”取名为“莱克伍德方案”。“此方案通过服务框架协议将基本类型的公共服务项目外包给大众市场和社会，方案实施后大大降低了政府部门的服务成本，精简了政府机构，维系了地方自治”。[3]同样，新加坡政府也将众包理念引入到公共管理当中，通过合理有效配置政府资源，将城市排水系统设计、医疗技术研究等非政府“擅长”的工作采取合同外包的方式交给中介机构和社会专业组织，补齐了政府在专业性事务管理和服务上的短板，优化了政府职能体系。此外，2010年9月，美国政府还利用众包思维再次推出政府挑战网。“这是一个由联邦政府机构运行的众包竞赛平台，将复杂的公共问题通过发布挑战和奖励竞赛的方式进行众包，充分运用公众的才能和集体智慧寻求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实现政府的开放创新。”[4]

（二）众包模式在我国社区治理中的应用实践

在我国，社区是众包模式在公共管理领域中首个“试验”基地。由于社区这一小型“社会”具有相对区域性且社区居民具有共同的利益关系，这在无形中给众包模式的引入创造了良好的“气候”，使得众包模式能在一定场域内快速地“对症下药”。社区标识征集活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众包案例。社区标识设计、使用、管理工作是社区建设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它既能增强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又能增强社区居民对于社区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于社区建设来说，这项工作起步较晚，发展不平衡，然而“社区标识设计征集网络平台”将数万居民聚集在了一起，形成了包括接包者姓名、年龄、职业、文化程度、设计作品、备注说明为主要资料的“作品信息清单”。在社区居民充分发挥自己创作能力的同时，社区的美术爱好者、美术家、设计专家也为社区标识设计建言献策，形成了支撑科学决策的“专业指导中心”的雏形。最终，来自网络平台的海量设计元素与产自专家团队的作品都由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标识征集办公室的专家委员会进行作品筛选、整理、存储、分析及反馈。社区标识设计的征集，不自觉地运用了一次众包模式，从搭建网络平台、需求发包、设计操作系统、接包者身份准入到构建专业指导中心、进行信息整合和大数据分析，无不阐释着众包模式的核心内涵，折射出模型构建的基本步骤。这是社区治理“走向更加科学化、民主化的突破性尝试，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正在与决策民主有机融合的完美彰显”。[5]

此外，众包模式在社区治理中还有其他方面的应用。例如2016年初，一款名叫“爱助家”的手机APP在各大社区推出。“爱助家”以社区生活服务为主打，倡导业主智能生活服务平台+物业高效信息管理平台+商家一站式整合营销服务平台的理念。为给业主日常生活提供方便，其通过手机实现了智能开门、快递收取、停车管理、快捷购物、到家服务、社区医疗、养老助老等功能。通过移动智慧物业平台，构建了一个物业与商家、业主直接对接服务的众包平台，提升了物业的营业收入和管理效率，也使居民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同时，“爱助家”还为商家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功能强大的移动商品销售平台，让商家借助“爱助家”的线上线下平台获取流量和订单，并实现了供应链向社区的下沉”。[6]“爱助家”手机APP成功地将众包模式带入社区并创造了巨大价值。但遗憾的是，作为一个集业、物、商为一体的智能服务平台，“爱助家”模式并未被系统性地推广，同样，众包模式在社区治理中也没有得到推广。社区这一场域有它独特的依存性即社区归属感，社区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并维持在相互依存和互惠的基础上的，它有别于各级政府间的上下级关系，并且除了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街道办事处是政府派出机构外，其他治理主体皆为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因此，在社区这一特定区域内构建众包模式更易操作，并且能够进一步提升居民的归属感，有利于社区治理。

二、众包模式在社区治理中的逻辑构成

作为大数据时代公众参与创新的一种工具，众包模式在社区治理中具备三重逻辑构成：社区治理主体的发包动机、社区居民的接包动机、众包重构多元互动的社区治理新模式。“这三重生成机制是众包模式具备构建公共参与平台，推进公共决策民主效用的基础和前提”。[7]

（一）社区治理主体的发包动机

社区治理主体按其性质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政府组织，如区政府及其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一类是企业组织，如物业管理公司;“还有一类就是介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之间的中介组织，如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8]应该指出的是，中介组织在我国通常被理解为“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或“第三部门”。这三类主体的最终目的都是服务于社区。社区治理主体发包是指社区治理主体将社区亟待解决、杂乱性的公共事务分解打包后通过特定的网络平台（如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平台、官方微信平台等）公开发布的过程。

首先，社区治理主体将公共事务发包出去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由于社区的人口要素、结构要素和社会心理要素等众多要素导致社区治理具有复杂性，社区管理者每天都会接触大量有关社区服务、社区卫生、社区环境、社区治安以及社区教育等琐碎的公共事务，因此，将一些专业性极强（如修理家用电器等）以及亟待解决的公共事务发包出去，会节省社区管理者的时间和精力。

其次，社区治理主体将公共事务发包出去是为了进一步培育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是促使他们广泛参与社区建设与管理活动的思想基础。”[9]社区治理主体将业务发包出去，实际上是一种权利的适当让渡，社区居民虽然很想参与社区建设与管理，但缺乏必要的条件和途径，而这种社区治理的“起承转合”不仅实现了与社区居民的有机互动，而且能够激发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

再次，社区治理主体将公共事务发包出去是为了促进互利互惠、资源共享。社区参与的主体包括社区居民、社区单位以及社区自治组织等。然而，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社区共建尚未进入制度化阶段，相当多的社区单位、社区自治组织均缺乏社区参与意识和参与行动。而一些社区单位、社区自治组织有着充足的资源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应当根据不同单位和组织的作用来设置发包内容，充分调动社区单位和自治组织的“力量”，大力营造社区共建的氛围。

（二）社区居民的接包动机

首先，参与意识的增强是社区居民接包的前提。过去，就参与意识而言，相当一部分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都比较淡薄。“他们虽然生活在社区，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社区建设与管理的主体，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应该对社区的建设与管理尽一份责任和义务，甚至有人误以为社区建设与管理完全是政府的事。”[10]然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会不由自主地参与到社区建设与管理当中，他们的个人权益迫切需要通过社区来体现，因此，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不断增强，这是社区居民接包的重要前提。

其次，社区居民接包是信息时代社区治理的必然选择。21世纪，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互联网社交平台不断涌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1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应用网络社交平台的网民占总网民的95%以上。其中，在家里使用电脑接入互联网的网民占总网民的87.7%，也就是说社区中的网民占大多数。由此可见，社区居民的网络互动社交动机越来越强烈。因此，科技进步在带给社区居民海量信息的同时也成为社区居民网络参与的必然选择。

再次，社区居民接包满足了自身的社区参与需求。社区居民自身的社区参与需求即获得契约性的物质回报或非盈利性满足，社区治理主体在发包之前必将付出一定的财政支出作为居民接包的“诱饵”，其“诱饵”既可以是实物性的奖励，也可以是精神方面的，如公告表扬。当然，如前所述，社区居民参与意识的增强、信息时代的必然选择“以及网络参与成本的低廉都使得居民不再单向看重自身参与成本的弥补，而更多地是为了获得非盈利性满足”。[11]例如：在接包时学到的知识、形成的人脉关系或者一定意义上的个人成就等，是社区居民接包最直接、最现实的动机。

（三）众包重构多元互动的社区治理新模式

在社区建设实践中，国家民政部提出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的“金字塔”式管理体制。“‘两级政府是指市、区政府;‘三级管理是指市、区和街道的管理，强调街道层面的管理;‘四级落实是指市、区、街道、居委会四级的组织落实。‘二三四管理体制的重点在于加强街道和居委会建设，关键在于市、区两级政府要逐步放权给街道，建立责权利统一、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社区管理体制。”[12]然而，在我国社区管理中，“二三四”管理体制的落实并不令人滿意，我国目前的社区管理大多采取半行政性与半自治性相结合的模式，实际上是以政府管理为主，居民自我管理为辅的模式，社区居民往往被排除在社区管理核心体系之外，这显然有悖于社区治理的本质。

然而，众包模式很好地利用了信息技术的交互性，从而破坏了“金字塔”式的管理体制结构。由原本单一、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转变为以领导机构为核心的发散性、融合式的多元互动治理模式，突出了“重心下移，立足基层”“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党政主导，各方参与”“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社区治理模式构建原则。由此可见，信息时代众包模式不仅符合国家治理的新导向，同时也将成为社区治理的必然选择，并正以强有力的“阵势”重构着多元互动的社区治理新模式（见图1）。

三、众包模式在社区治理中的效用分析

众包模式以其强大的网络社会生产力已成为现代企业发展的无形资产，同样，众包模式有益于社区治理的发展，有益于建立和规范社区参与机制，开拓社区自治空间，增加公共决策民主的广度和深度，确保公共政策的有效运行。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组织结构，众包模式能够成为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推进社区治理进程的有效工具，进而孕育自由、平等、创新的社会文化。

（一）社区众包模式有助于建立和规范社区参与机制

在长期的精英式管理模式下，相当一部分居民已经习惯了政府主导的管理方法，他们认为，社区建设与治理完全是政府职责，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社区建设与治理的主体。然而，信息时代为每个人提供了“说话”的机会，并且随着居民素质尤其是法律意识的大幅度提升，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公共决策中来，以维护自身的权益。因此，建立和规范社区居民有序参与机制已成为社区治理的重中之重。众包模式不仅是社区居民参与的有效途径，其整个模型的构建也给社区居民有序参与提供了一个范式，“1+1”双线模式并驾齐驱，五大系统递进融合，大数据分析科学助力，共同构成了一个规范、完整的多元互动参与系统。由此可见，社区众包模式不仅拓宽了社区居民有序参与渠道，而且建立和规范了社区参与机制。

（二）社区众包模式有助于确保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

首先，社区众包模式有利于确保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至少需要符合三方面的要求：一是目标导向性，即公共政策必须解决公共问题，以维护或增进公共利益为目标。网络众包模式是社区居民有序参与的途径，在社区治理中构建众包模式的基本动机就是为了解决社区公共决策中存在的问题，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无疑具有目标导向性。二是社会可行性，即公共政策在执行中能够得到社会较为广泛的支持和认同，“与此同时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13]在社区治理中构建众包模式，可以在信息发布平台上实现社区居民与政府间的信息交流，专业咨询团队也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提供有关政策问题的信息，在整个众包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集中社区多元主体的智慧，确保科学决策。另外，大数据分析功能会对不合理的政策信息进行必要的调整，能够减少公共政策的失误，保证公共政策的社会可行性。三是经济效益性，即“公共政策尽可能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产出，形成最佳投入产出比”。[14]在众包模式构建中，最初的数据库建设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成本支出，而一旦数据库系统建成，则长期利益必将大于成本支出;因为数据库的构建包含了社区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这就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或者执行都变得相对容易，因此也就大大降低了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成本，从而使公共政策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得到保证。

其次，社区众包模式有利于公共政策的实施。由于众包模式的构建过程需要社区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所以，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一般都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这样，“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程序之下制定的政策就更具权威性与合法性”。[15]换言之，社区居民能够充分地理解符合自己意愿的政策，众包模式实施起来也就减少了许多阻力，因而有利于公共政策的实施。

（三）社区众包模式有助于推动社区治理的民主化进程

民主是人类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社区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推动社区建设发展和进步，必须大力发展民主。众包模式能够融合社区多元主体，促进社区居民不断参与，能够保证社区居民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一个社会实现民主的程度，同其成员参与的广度、深度及其范围密切相关，对于社区这一特定的社会来说也是如此，民主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公众参与不断扩大和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16]众包模式几乎将社区全体成员“邀请”进来，共同参与到社区公共决策制定和执行中来;同时，众包模式还利用先进的大数据分析技术，为社区居民的有序参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进一步提高了社区居民的参与水平。

总之，在社区这一小范围的场域内实行众包模式是现阶段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一个可行性方案，众包模式不仅能够推进社区居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制定，保证公共政策的科学性，还能够凝聚集体力量，处理与社区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琐事，最终促进社区和谐、稳定、健康发展。

四、构建更高水平的社区众包模式

众包模式与社区治理相结合已成为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其保障社区居民有序参与和提升社区治理的功效已有目共睹。然而，由于众包模式嵌入社区治理过程的复杂性以及人们对“大数据”这一新鲜事物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使得社区治理中的众包模式尚不完善且不成型，因此，构建一个更高水平、科学有效的社区众包模式则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笔者认为，应将众包模式的整体框架归结为“1+1”模型，即“一条业务线加一条大数据分析线”模型。其中，业务线包括身份确认系统、业务发包系统、信息发布平台系统、业务接包系统以及监督评价系统，业务线与大数据分析线呈两条平行线方阵同时展开，大数据分析穿插于整个业务线综合作业。

（一）社区众包模式的启动形式

从模型构建的视角来看，网络众包模式有两种基本的启动形式：“一种是PRAM形式，在国际商务谈判策略中，PRAM谈判模式惯用于表示参与谈判的双方都达成一致进行协商并作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因此，PRAM谈判模式被视作一种‘合作共赢模式”。[17]引用于此，意在表明这种启动形式是指社区治理主体主动“发包”，以向整个社区发出邀请的姿态“请出民意”，让居民“接包”，简言之，这是一种政府“搭台”，多主体“唱戏”的启动形式。“另一种是阵地型形式，是指社区治理主体与居民协商困難，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因而这种启动模式往往表现为居民的突发性、群体性的‘对抗式解码”。[18]可见，社区众包模式的启动形式应该采取社区治理主体主动“搭台”，邀请多元主体参与的PRAM形式。

（二）社区众包模式的“业务线”构建

社区众包模式的“业务线”是整个模型的核心作业“线”，身份确认系统、业务发包系统、信息发布平台系统、业务接包系统、监督评价系统五大系统层层递进、相辅相成。业务线的构建由社区的多元主体合作完成。

⒈身份确认系统。身份确认系统是针对社区场域内所有主体所做的一项信息登记工作，所有主体包括社区治理主体以及社区参与主体等全体社区成员。信息登记包括所有想要自发进入到业务发包、接包系统中参与社区共同决策的人或组织机构。在进行身份确认的同时还需要对所有参与主体进行实名制验证，例如：以个人为单位参与决策的，必须提供个人身份证扫描件上传进行验证，机构组织则需要提供本机构的营业执照或相关证明等进行验证，以利于后期出现问题时直接定位追踪业务责任人。这种做法是为了确保所有参与主体必须对每次业务执行过程负责，同时，身份信息登记也方便查找每一个参与主体。当实名验证成功后，系统就会自动地对所有参与者的信息进行分类汇总，同时也会过滤掉一些无效成员（不是本社区场域内的或者有欺骗嫌疑的参与者）。分类汇总后的信息将会为下一步的“发包”类别选项做好对接准备（见图2）。身份确认系统与公众有序参与密切相关，是社区众包模式构建的前提条件。

⒉业务发包系统。业务发包系统首先要构建的是业务筛选环节，也就是对公共决策事务进行分类处理。不是所有的公共决策事务都可以被发包到平台上，某些重大决策则不适宜通过众包来“解码”。业务发包系统会把即将发布的业务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组织机构业务，也就是街道办事处、社区单位、社区中介组织或物业管理公司以集体名义发包的业务;一类则是个人业务，即以个人名义发包的业务。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个人业务发包系统须做好第二道甄别、遴选通道，谨防不法分子趁机利用。做好业务筛选后，系统要将业务统一部署，对发包业务进行二次分析，描述发包核心业务并预测关键信息需求，再次对业务进行发布前的预分类，以便进入下一步信息发布对接工作。与此同时，业务发包系统还需引进专业咨询团队为发包作政策性指导，避免出现“原则性”漏洞，让众包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当然，专业咨询团队也可以作为发包的主体对象一同参与整个众包过程（见图3）。业务发包系统是整个众包模式构建的“咽喉要道”，“牵一发而动全身”，同样，业务发包系统中的专业咨询团队构建也是整个众包模式最关键的法律“保护膜”。

⒊信息发布平台系统。首先，信息发布平台系统包括生活、教育、医疗、环境、治安五个平台。其中，生活业务包含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关系到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公共决策制定，这些都是我国现阶段社区治理的主要内容。所以，信息发布平台的搭建实则是将社区治理的公共决策内容以及私人问题融合后放到一个虚拟的“桌面”上供大家共同商讨，但需要注意的是，每个平台都允许个人或者组织机构发布众包信息，这一点不仅体现了众包模式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特点，同时也使社区治理过程更加透明化。其次，在信息发布平台搭建方面，要发挥两项辅助功能：一是分析发包业务信息以便归类;二是分析接包者信息，将发包与接包实现“点对点”的无缝对接，以保障发包工作顺利进行。同样，专业咨询团队的参与也将贯穿于整个信息发布过程中，为信息发布内容提供专业方面的参考。再次，信息发布平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发包者在平台上发布任务的同时必须提供接包者可获得回报的信息以及完成任务的时限要求，因为这将决定接包者是否选择接包（见图4）。可以说，信息发布平台是连接业务发包系统与业务接包系统的桥梁。

⒋业务接包系统。当发包业务发布到信息平台上时，业务接包平台第一时间就要对发包业务进行细分。业务细分分为两个纵向维度，首先，对适合个人接包还是集体接包的业务进行划分，有的业务是个人可以解决的，那么接包系统就直接定点推送给个人;有的业务需要团队合作才能解决，那么系统就直接推送给组织机构。其次，对接包者的擅长领域进行划分，哪些业务在哪个领域范围内，适合哪个接包者，系统将作出快速识别并定点即时推送，这里要解释的是接包者的擅长领域在身份确认系统中已经被记录，无需二次分类。此外，接包者在接到任务的同时还将收到获得回报的信息和完成任务的时间期限，如果个人觉得回报或时间期限不能接受则可以取消接包，系统将会把业务分配给下一位接包者，当然，获得的回报和时间限制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因此，当接包者选择接受任务后，就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否则就可能得不到相应的回报或者在监督评价系统中获得“差评”。与此同时，业务接包系统将继续沿用专业咨询团队，为业务接包的法律和技术层面“保驾护航”（见图5）。

⒌监督评价系统。监督评价系统既是整个众包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当接包者完成任务后，会将相关报告及完成情况提交给系统，系统会自动推送给原发包者并由发包者审核监督后进行评价。在审核监督的过程中，接包者只能获取一部分回报，待业务全部完成并得到发包者满意评价后，接包者才能得到全部回报。若审核监督过程中发现问题，接包者需配合发包者的要求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当然，最终评价系统会启用双方互评原则，从而避免发包者故意為难接包者;同时系统还设置了申诉功能，申诉最终由专业咨询团队出具结果清单。当发包者对接包者完成的任务作出了满意评价后，接包者也会得到相应的回报，整个众包过程则全部结束（见图6）。

（三）社区众包模式“大数据分析线”的构建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应用也在不断地“升温”，作为众包过程的“幕后主力”，大数据分析线将严把众包模式应用的“关卡”。

⒈数据库建设。数据库建设应由社区治理的主体——政府牵头行动，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作，必须拥有先进的设备技术，具备相关专业的人才。数据库包括用来存储海量的发包、接包者身份信息和发包、接包的任务信息以及专业知识和法律政策咨询信息，数据库建设必须在最初就收集众包参与者的各项数据并及时更新参与者的数据，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与此同时，数据库建设要做好参与者有效身份审核和隐私安全防护工作，定时维护数据库设备，避免数据丢失，保障众包参与者的信息安全。

⒉大数据分析。大数据的分析功能贯穿于整个众包过程。首先，在身份确认系统中，大数据会把无效的参与者过滤掉，减少数据库存储压力，保持信息畅通。此外，大数据还会对个人或集体参与者自动辨别归类，將参与者的涉猎领域自动归类，为接下来的工作找到“捷径”。其次，在业务发包系统中，大数据会把发包的业务进行类别分析。专业咨询团队会对发包业务进行分析，把不适合众包的业务过滤掉。大数据会把发包业务分为个人业务和集体业务，紧接着会对个人业务和集体业务按照具体业务内容进行再分类。再次，在业务接包系统中，大数据会对接包者进行分析，把合适的任务定向推送给接包者。最后，在监督评价系统中，原发包者对接包者作出的评价将会直接记录到数据库并作为该接包者的信用值，为系统选择下一次接包者提供参考依据;反之，接包者对发包者作出的评价也是如此。整个大数据分析不仅能够提高社区众包模式的效率，其快速、准确的识别能力也能够给众包过程带来极大的便利。

【参考文献】

[1]（美）杰夫·豪.众包——大众力量缘何推动商业未来[M].牛文静译.中信出版社，2009.12.

[2][17][18]王谦，代佳欣.政府治理中网络众包模式的生成、构建及效用[J].公共管理学报，2014，（10）.

[3]王旭.“莱克伍德方案”与美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模式[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06）.

[4]齐宁，李兆友.美国政府管理中众包模式的应用及启示[J].领导科学，2016，（04）.

[5]卢剑锋.网络参与的意义与局限——政府决策的视域[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1，（01）.

[6]爱助家打造一站式社区服务平台助力社区商业形态升级[EB/OL].中国经济观察网，http：//www.eo-china.com.cn/Html/16802.html，2016-08-02.

[7]杨成虎.公众网络参与若干问题探析[J].云南社会科学，2010，（03）.

[8][9][10][12]汪大海，魏娜，郇建立.社区管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6，47，48.

[11]叶伟巍，朱凌.面向创新的网络众包模式特征及实现路径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2，（01）.

[13][14]杨孝艳，张勇刚.城市社区管理中的居民参与[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报，2010，（06）.

[15][16]马西恒.社区治理框架中的居民参与问题：一项反思性的考察[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12）.

（责任编辑：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