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理念引领广播电视理论研究
龚荣生+陈道生
摘要：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打破了既有的传播秩序与格局，以往基于大众传播的一些传播学理论已经不适用于研究新的传播现象。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这样的发展前提下，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要发展就需要新的理念来引领。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导向，坚持“深入浅出”的思路，坚持“就事论势”的大局观念，坚持引入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结合的目標，就能切实做好广电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
关键词：新理念 广播电视 理论研究 方法
当前，广播电视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新闻舆论工作多次作出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广播电视工作者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注重在热运行中进行冷思考，既要干又要看更要想，并进行科学总结，辩证思考，不断把广电理论研究引向深入。
为什么要坚持以发展新理念引领广电改革新发展？
首先，出于大局大势的考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要贯彻好党的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谋求广播电视行业的新发展，需要我们把握新要求，贯彻新理念。其次，是基于学术研究的判断。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打破了既有的传播秩序与格局，以往基于大众传播的一些传播学理论已经不太适用于研究新的传播现象，需要新的理念来研究和引领广播电视的发展。比如议程设置论，议程设置是传播者通过信息传播，将公众的注意力向传播者想要的方向聚集。在新媒体环境中，传播形态和渠道多样，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呈现自主化、个性化，这和议程设置同一化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又比如培养理论，是媒介有选择地在一个较长时间段里将受众注意力吸引在某一领域，从而培养公众对某方面的兴趣。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的自主性加强，如果一个媒体长时间提供某一领域的信息，受众可能会厌烦，从而选择其他的媒体。
当前广电理论研究存在哪些问题？
目前，广播电视行业的理论研究气氛比较浓厚，大家都认识到了加强理论研究的重要性，都在为广播电视发展找思路、想办法、寻对策，都有通过理论研究提升实际工作水平的愿望，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当前的广电理论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研讨会的话题集中度差，难以形成研讨的氛围。广播电视工作的涉及面广，有舆论引导方面的，有产业经营方面的，有科技创新方面的，还有行业管理方面的，可供研究的课题较多。综观广播电视领域各种研讨会（高校或研究机构的专题论坛除外），由于与会者的研究方向和兴趣不同，存在话题集中度差的问题。虽然都是来自一线的工作思考和总结，虽然都在研讨会主题的广义范围之内，但很多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对话，难以营造互动的研讨氛围，不能产生拾遗补缺式的集思广益，不能形成观点碰撞的“头脑风暴”。因此，研讨会要有氛围、有成果、有共识，就要集中话题。
二、用理论来套现实问题，论文的创新性不够。从各大新闻专业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来看，许多作者喜欢用一些现成的理论去生搬硬套现实问题，得出简单的结论，字面上涉及施拉姆、麦克卢汉、波兹曼等传播学家的理论到处都是。有时一篇五千字左右论文，引用的观点和理论有三十处之多。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多为三段论，即国家和社会层面要制定相关法规，加强他律；行业、机构层面要制定相关制度，加强自律；个体、个人层面要加强学习，提高素养。虽然套路较多，但都司空见惯。推进理论创新，从何入手？创新有几种，一是原始创新，也叫原创，就是“人无我有”，这种创新比较难；二是在别人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也可以叫再创新，“人有我优”；三是集成创新，把不同角度的东西有机地组合起来，这叫“人有我全”。我们推进理论创新，就要善于运用各种创新方法。
三、视野比较小，容易陷入自圆自话的境地。我们常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中庸》里也讲要“致广大而尽精微”。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开篇是这样的：“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文章首先是鸟瞰全景，再从大到小，自远而近，一步一步地把读者引入佳境。论文写作也要这样。目前不少业务论文的立足点较低，只是站在本单位、本部门角度考虑问题，很少有站在全局或全行业思考问题的。比如电视媒体融合发展方面，行业现状是：“两微一端”几乎成了标配，内容生产方面则是娱乐IP化、新闻数据化。生产流程方面，中央厨房式的全媒体生产也不鲜见。未来趋势是：随着媒体融合窗口期的出现，格局上出现两级分化，“马太效应”很快再现；运营手段上，湖南台的“造船出海”和全国其他台包括中央电视台的“借船出海”两种模式的效益日益显露；互联网电视成为未来融合业务重点；跨屏移动端商业经营空间巨大。只有了解这些现状和趋势，媒体融合方面的研究前瞻性和指导性才会得到加强。
四、研究缺乏连贯性，难以形成具有说服力的成果。有些作者在一个领域刚刚有一点成果，就迫不及待地进入另一个话题领域，跨度很大。比如同一个作者去年还在想媒体融合的问题，今年却在思考主持人如何现场应变；还有作者去年在写自办栏目如何运营，今年的论文标题却是舆论引导如何创新。这种浅尝辄止的态度是理论研究的大忌。只有长期专注于一个方面或者一个领域的研究，才能集腋成裘，积小胜为大胜。理论研究需要水滴石穿的精神，需要坐冷板凳的精神，需要穷追不舍的精神，需要舍我其谁的精神。
如何提高广电理论研究水平？
一是要坚持正确的导向。要认真钻研，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真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基石，是广播电视新发展方向的航标。
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必须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尤其是要重点学习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会见中国记协第九届理事会全体代表和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获奖者代表时的重要讲话。我们除了学习他关于新闻、宣传、舆论、网络的一系列讲话外，还要学习他的其他著述。例如，他在福建宁德工作时的文章《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中指出：“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这段话包含三个层次的思想，第一层是“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这是不言而喻的。第二层是“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划清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其他新闻观的界限。第三层是“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则是结论，得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两个要点：坚持党性，遵循新闻规律。这两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
又比如，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新闻工作基本方针“正面宣传为主”讲得更加清楚明白。他说：“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同时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显然，以往有的同志把正面宣传理解为“报喜不报忧”是错误的。习近平同志要求我们做两个“直面”，不是回避或拐弯抹角地报道存在的问题，而要“激浊扬清、针砭时弊”，批评报道也是为了取得正面效果。
习近平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论述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如“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看不见的宣传”“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等，都需要我们用心研读原著，悟透原理，学思践悟，才能了解清楚，化为行动。
二是要坚持正确的思路。研究选题要“三性合一”，即注重时代性、现实性、学术性的有机结合。叙述要包括“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样”，层次分明。内容要避免“炒剩饭”“玩高深”和“跟时髦”。论文评价要用“现实的”“历史的”“理论的”“实践的”四个维度交叉进行评判。
同时，要把握好“深”和“浅”的关系。好的学术论文奥秘就在于“深”和“浅”的辩证运用。“深入深出”是假学问，照搬照说，满足于观点的“拷贝”，说出来很深奥，充其量是理论的“搬运工”。“浅入深出”是装学问，钻研得很肤浅，却想表现得很深沉，以其昏昏难以使人昭昭，“头重脚轻根底浅”。“浅入浅出”是没学问，满足于浅尝辄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识其表不入其里。“深入浅出”才是真学问，钻研得很深刻，表达得很通俗，融会贯通，娓娓道来，依靠真理的权威、逻辑的力量、语言的魅力来说服人。
三是要坚持正确的方法。尤其是要掌握新的研究方法，善于运用跨学科理论研究。
首先，我们可以更多地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来说明各种新的传播现象，形成新的适应新传播环境的理论。比如社会学与传播学天然就具有理论的共通性，一方面，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构成了社会学考察社会变迁深层原因的基本要素；另一方面，社会学本来就是传播学形成的理论来源之一。眼下正在发生的剧烈社会变迁，以及互联网等新媒体带来的种种社会现象，诸如数字鸿沟、网络成瘾、信息无序和信息过载等，可以运用社会学进行社会化的分析并提供解决方法。再如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人参与社会实践离不开心理活动，特别是信息传播过程，总能在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找到合理的解释。互联网时代，传播行为趋于个性化，从个人的心理活动出发解释个人的传播行为更重要也更有效。还比如经济学的长尾理论，其要义是足够多的非热门产品组合在一起，可以形成和热门产品竞争的格局。
其次，我们要引入更多的研究方法来丰富理论研究。例如，我们正处在大数据时代的发韧期，处理互联网等新媒体传播的各种数据以及大数据新闻，需要运用一定的计算模型来处理和鉴别，为此，传播学研究者有时还要具备一定的高等数学知识。又比如对于媒体数据的统计，目前还没有可以从样本推论整体的可靠研究方法，我们现在用得最多的是收视率调查和统计法，虽然广为诟病，但在没有比它更有说服力的統计办法出来之前，我们还不得不用它，它一时还难以淡出历史舞台。所以，创新互联网条件下的科学方法论，还需要传播学与统计学的结盟才有可能。
四是要坚持正确的文风。要切实改变文风，学会科学的表达方法。《新闻记者》2016年第8期刊文显示，对15位研究生导师的访谈表明，近年来硕士研究生论文写作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根本没有研究方法，二是为了方法而方法，三是方法与问题之间缺少逻辑关系，四是对研究方法掌握不熟练，五是罗列多种研究方法。这些问题我们在进行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时都要努力规避。我们认为，有两句话可以为学会科学的表达方法和切实改变文风提供借鉴。
一句话是“不光就事论事，还要就事论势”。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的研究不能只顾一地之域、一时之间、一举之动，而要从某一具体事情入手谋求大局，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透过事件的苗头预测发展的结局，透过单个偶发行为判断群体必然走向。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8·19”讲话中曾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要求：“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这也是对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的要求。
另一句话是借用“是真佛只说家常话”。研究过佛学的人知道，佛经中晦涩难懂的说理成分并不多，许多佛经甚至通篇不谈佛理，譬如《坛经》，只是介绍了六祖慧能的生平事迹，但信众能从其中“风动还是幡动”以及“菩提本无树，何处惹尘埃”等小故事中，方便而深刻地领会佛理。又譬如《百喻经》每篇都采用两步式，第一步是讲故事，作为引子；第二步是作比喻，阐述佛学义理。理论研究者能用“众生”都听得懂的语言，讲通“上智”的道理，才是真本领。这和新闻宣传“讲故事，讲好故事”同理。
五是要坚持正确的目标。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结合。问题和效果联系起来才有意义。不能光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一个先进的政党，总是善于在众声喧哗中听清楚时代的声音，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对陈毅说，脑子里要经常装几个问题，留心观察，注意研究，不可懈怠。可以说，什么是问题，如何看待问题，如何研究问题，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基本前提和逻辑起点。所谓问题，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影响人们自身及社会发展并需要我们努力解决的矛盾和疑惑。矛盾的存在是永恒的，“有问题”不必大惊小怪，人类社会正是在矛盾和问题中生存，在解决矛盾和问题中前进、发展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哪门科学、哪本巨著能说自己没有问题了，就是马克思主义，它的创始人也没有说它已经终结，而是提出要不断地发展。当前，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矛盾，问题还远未解决。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有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了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也是如此，正是我们面临一个又一个问题，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才得到发展，得到进步。现实问题是一切研究的源头，关注社会，与时俱进是所有理论研究者的职责。
宣传报道有纪律，理论研究无禁区。在理论研究中，我们要在新观点、新发现、新视野、新理论、新文献、新方法、新表述等某一方面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要创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畅所欲言、各抒已见”的良好研讨氛围，要提倡不同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的相互切磋、平等讨论。只允许一个提法、一个概念、一个模式的做法不利于理论研究和科学发展，有比较、有鉴别才能发展，真理越辨越明，才能为更多人接受。
归结起来，我们要坚持以价值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导向，以效果为导向，切实做好广电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龚荣生系江西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台长，陈道生系《声屏世界》杂志编辑部主任）栏目责编：邵满春
参考文献：1.陈力丹，宋晓雯，邵 楠：《传播学面临的危机与出路》，《新闻记者》，2016（8）。
2.陈力丹：《要切实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当代传播》，2016（5）。
3.赵振宇：《把握发展大势，倡导科学精神》，《青年记者》，2016（10）下。
摘要：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打破了既有的传播秩序与格局，以往基于大众传播的一些传播学理论已经不适用于研究新的传播现象。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这样的发展前提下，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要发展就需要新的理念来引领。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导向，坚持“深入浅出”的思路，坚持“就事论势”的大局观念，坚持引入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结合的目標，就能切实做好广电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
关键词：新理念 广播电视 理论研究 方法
当前，广播电视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新闻舆论工作多次作出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广播电视工作者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注重在热运行中进行冷思考，既要干又要看更要想，并进行科学总结，辩证思考，不断把广电理论研究引向深入。
为什么要坚持以发展新理念引领广电改革新发展？
首先，出于大局大势的考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要贯彻好党的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谋求广播电视行业的新发展，需要我们把握新要求，贯彻新理念。其次，是基于学术研究的判断。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打破了既有的传播秩序与格局，以往基于大众传播的一些传播学理论已经不太适用于研究新的传播现象，需要新的理念来研究和引领广播电视的发展。比如议程设置论，议程设置是传播者通过信息传播，将公众的注意力向传播者想要的方向聚集。在新媒体环境中，传播形态和渠道多样，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呈现自主化、个性化，这和议程设置同一化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又比如培养理论，是媒介有选择地在一个较长时间段里将受众注意力吸引在某一领域，从而培养公众对某方面的兴趣。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的自主性加强，如果一个媒体长时间提供某一领域的信息，受众可能会厌烦，从而选择其他的媒体。
当前广电理论研究存在哪些问题？
目前，广播电视行业的理论研究气氛比较浓厚，大家都认识到了加强理论研究的重要性，都在为广播电视发展找思路、想办法、寻对策，都有通过理论研究提升实际工作水平的愿望，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当前的广电理论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研讨会的话题集中度差，难以形成研讨的氛围。广播电视工作的涉及面广，有舆论引导方面的，有产业经营方面的，有科技创新方面的，还有行业管理方面的，可供研究的课题较多。综观广播电视领域各种研讨会（高校或研究机构的专题论坛除外），由于与会者的研究方向和兴趣不同，存在话题集中度差的问题。虽然都是来自一线的工作思考和总结，虽然都在研讨会主题的广义范围之内，但很多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对话，难以营造互动的研讨氛围，不能产生拾遗补缺式的集思广益，不能形成观点碰撞的“头脑风暴”。因此，研讨会要有氛围、有成果、有共识，就要集中话题。
二、用理论来套现实问题，论文的创新性不够。从各大新闻专业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来看，许多作者喜欢用一些现成的理论去生搬硬套现实问题，得出简单的结论，字面上涉及施拉姆、麦克卢汉、波兹曼等传播学家的理论到处都是。有时一篇五千字左右论文，引用的观点和理论有三十处之多。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多为三段论，即国家和社会层面要制定相关法规，加强他律；行业、机构层面要制定相关制度，加强自律；个体、个人层面要加强学习，提高素养。虽然套路较多，但都司空见惯。推进理论创新，从何入手？创新有几种，一是原始创新，也叫原创，就是“人无我有”，这种创新比较难；二是在别人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也可以叫再创新，“人有我优”；三是集成创新，把不同角度的东西有机地组合起来，这叫“人有我全”。我们推进理论创新，就要善于运用各种创新方法。
三、视野比较小，容易陷入自圆自话的境地。我们常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中庸》里也讲要“致广大而尽精微”。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开篇是这样的：“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文章首先是鸟瞰全景，再从大到小，自远而近，一步一步地把读者引入佳境。论文写作也要这样。目前不少业务论文的立足点较低，只是站在本单位、本部门角度考虑问题，很少有站在全局或全行业思考问题的。比如电视媒体融合发展方面，行业现状是：“两微一端”几乎成了标配，内容生产方面则是娱乐IP化、新闻数据化。生产流程方面，中央厨房式的全媒体生产也不鲜见。未来趋势是：随着媒体融合窗口期的出现，格局上出现两级分化，“马太效应”很快再现；运营手段上，湖南台的“造船出海”和全国其他台包括中央电视台的“借船出海”两种模式的效益日益显露；互联网电视成为未来融合业务重点；跨屏移动端商业经营空间巨大。只有了解这些现状和趋势，媒体融合方面的研究前瞻性和指导性才会得到加强。
四、研究缺乏连贯性，难以形成具有说服力的成果。有些作者在一个领域刚刚有一点成果，就迫不及待地进入另一个话题领域，跨度很大。比如同一个作者去年还在想媒体融合的问题，今年却在思考主持人如何现场应变；还有作者去年在写自办栏目如何运营，今年的论文标题却是舆论引导如何创新。这种浅尝辄止的态度是理论研究的大忌。只有长期专注于一个方面或者一个领域的研究，才能集腋成裘，积小胜为大胜。理论研究需要水滴石穿的精神，需要坐冷板凳的精神，需要穷追不舍的精神，需要舍我其谁的精神。
如何提高广电理论研究水平？
一是要坚持正确的导向。要认真钻研，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真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基石，是广播电视新发展方向的航标。
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必须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尤其是要重点学习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会见中国记协第九届理事会全体代表和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获奖者代表时的重要讲话。我们除了学习他关于新闻、宣传、舆论、网络的一系列讲话外，还要学习他的其他著述。例如，他在福建宁德工作时的文章《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中指出：“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这段话包含三个层次的思想，第一层是“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这是不言而喻的。第二层是“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划清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其他新闻观的界限。第三层是“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则是结论，得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两个要点：坚持党性，遵循新闻规律。这两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
又比如，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新闻工作基本方针“正面宣传为主”讲得更加清楚明白。他说：“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同时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显然，以往有的同志把正面宣传理解为“报喜不报忧”是错误的。习近平同志要求我们做两个“直面”，不是回避或拐弯抹角地报道存在的问题，而要“激浊扬清、针砭时弊”，批评报道也是为了取得正面效果。
习近平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论述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如“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看不见的宣传”“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等，都需要我们用心研读原著，悟透原理，学思践悟，才能了解清楚，化为行动。
二是要坚持正确的思路。研究选题要“三性合一”，即注重时代性、现实性、学术性的有机结合。叙述要包括“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样”，层次分明。内容要避免“炒剩饭”“玩高深”和“跟时髦”。论文评价要用“现实的”“历史的”“理论的”“实践的”四个维度交叉进行评判。
同时，要把握好“深”和“浅”的关系。好的学术论文奥秘就在于“深”和“浅”的辩证运用。“深入深出”是假学问，照搬照说，满足于观点的“拷贝”，说出来很深奥，充其量是理论的“搬运工”。“浅入深出”是装学问，钻研得很肤浅，却想表现得很深沉，以其昏昏难以使人昭昭，“头重脚轻根底浅”。“浅入浅出”是没学问，满足于浅尝辄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识其表不入其里。“深入浅出”才是真学问，钻研得很深刻，表达得很通俗，融会贯通，娓娓道来，依靠真理的权威、逻辑的力量、语言的魅力来说服人。
三是要坚持正确的方法。尤其是要掌握新的研究方法，善于运用跨学科理论研究。
首先，我们可以更多地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来说明各种新的传播现象，形成新的适应新传播环境的理论。比如社会学与传播学天然就具有理论的共通性，一方面，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构成了社会学考察社会变迁深层原因的基本要素；另一方面，社会学本来就是传播学形成的理论来源之一。眼下正在发生的剧烈社会变迁，以及互联网等新媒体带来的种种社会现象，诸如数字鸿沟、网络成瘾、信息无序和信息过载等，可以运用社会学进行社会化的分析并提供解决方法。再如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人参与社会实践离不开心理活动，特别是信息传播过程，总能在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找到合理的解释。互联网时代，传播行为趋于个性化，从个人的心理活动出发解释个人的传播行为更重要也更有效。还比如经济学的长尾理论，其要义是足够多的非热门产品组合在一起，可以形成和热门产品竞争的格局。
其次，我们要引入更多的研究方法来丰富理论研究。例如，我们正处在大数据时代的发韧期，处理互联网等新媒体传播的各种数据以及大数据新闻，需要运用一定的计算模型来处理和鉴别，为此，传播学研究者有时还要具备一定的高等数学知识。又比如对于媒体数据的统计，目前还没有可以从样本推论整体的可靠研究方法，我们现在用得最多的是收视率调查和统计法，虽然广为诟病，但在没有比它更有说服力的統计办法出来之前，我们还不得不用它，它一时还难以淡出历史舞台。所以，创新互联网条件下的科学方法论，还需要传播学与统计学的结盟才有可能。
四是要坚持正确的文风。要切实改变文风，学会科学的表达方法。《新闻记者》2016年第8期刊文显示，对15位研究生导师的访谈表明，近年来硕士研究生论文写作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根本没有研究方法，二是为了方法而方法，三是方法与问题之间缺少逻辑关系，四是对研究方法掌握不熟练，五是罗列多种研究方法。这些问题我们在进行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时都要努力规避。我们认为，有两句话可以为学会科学的表达方法和切实改变文风提供借鉴。
一句话是“不光就事论事，还要就事论势”。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的研究不能只顾一地之域、一时之间、一举之动，而要从某一具体事情入手谋求大局，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透过事件的苗头预测发展的结局，透过单个偶发行为判断群体必然走向。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8·19”讲话中曾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要求：“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这也是对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的要求。
另一句话是借用“是真佛只说家常话”。研究过佛学的人知道，佛经中晦涩难懂的说理成分并不多，许多佛经甚至通篇不谈佛理，譬如《坛经》，只是介绍了六祖慧能的生平事迹，但信众能从其中“风动还是幡动”以及“菩提本无树，何处惹尘埃”等小故事中，方便而深刻地领会佛理。又譬如《百喻经》每篇都采用两步式，第一步是讲故事，作为引子；第二步是作比喻，阐述佛学义理。理论研究者能用“众生”都听得懂的语言，讲通“上智”的道理，才是真本领。这和新闻宣传“讲故事，讲好故事”同理。
五是要坚持正确的目标。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结合。问题和效果联系起来才有意义。不能光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一个先进的政党，总是善于在众声喧哗中听清楚时代的声音，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对陈毅说，脑子里要经常装几个问题，留心观察，注意研究，不可懈怠。可以说，什么是问题，如何看待问题，如何研究问题，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基本前提和逻辑起点。所谓问题，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影响人们自身及社会发展并需要我们努力解决的矛盾和疑惑。矛盾的存在是永恒的，“有问题”不必大惊小怪，人类社会正是在矛盾和问题中生存，在解决矛盾和问题中前进、发展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哪门科学、哪本巨著能说自己没有问题了，就是马克思主义，它的创始人也没有说它已经终结，而是提出要不断地发展。当前，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矛盾，问题还远未解决。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有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了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也是如此，正是我们面临一个又一个问题，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才得到发展，得到进步。现实问题是一切研究的源头，关注社会，与时俱进是所有理论研究者的职责。
宣传报道有纪律，理论研究无禁区。在理论研究中，我们要在新观点、新发现、新视野、新理论、新文献、新方法、新表述等某一方面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要创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畅所欲言、各抒已见”的良好研讨氛围，要提倡不同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的相互切磋、平等讨论。只允许一个提法、一个概念、一个模式的做法不利于理论研究和科学发展，有比较、有鉴别才能发展，真理越辨越明，才能为更多人接受。
归结起来，我们要坚持以价值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导向，以效果为导向，切实做好广电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龚荣生系江西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台长，陈道生系《声屏世界》杂志编辑部主任）栏目责编：邵满春
参考文献：1.陈力丹，宋晓雯，邵 楠：《传播学面临的危机与出路》，《新闻记者》，2016（8）。
2.陈力丹：《要切实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当代传播》，2016（5）。
3.赵振宇：《把握发展大势，倡导科学精神》，《青年记者》，2016（10）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