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最少民族”的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研究
李先
摘 要：“人口最少民族”的概念是在现有“人口较少民族”的概念之下规定出来的新概念，严格说来它算不上一个概念的创新。但“人口最少民族”的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研究对于“人口较多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研究却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人口；经济；民族
引言：2011年国家民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出台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中，可以清楚看出对于“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工作对于我们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维护边疆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早在2005年，国家已经开始第一轮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工作，在此次工作中总投资近37.51亿元。“规划”实施的六年中，虽基本完成了国家所预设的目标，但对于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工作仍旧存在着“贫困问题突出”、“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特色产业支持，群众收入仍然较低。”等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因而，针对于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发展研究仍旧是一个国家亟待需要的具有高度实践意义的研究议题。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少数民族中的人口数量因素，来分析不同人口数量因素对于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和保护“民族性”之间会产生何种变化及影响。因而笔者为了方便研究，在“人口较少民族”的概念之下，规定了一个新概念，即“人口最少民族”；在“人口较少民族”的概念之上规定了一个新概念，即“人口较多民族”。严格说来它算不上一个概念的创新，但“人口最少民族”的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研究对于“人口较多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研究却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人口最少民族”和“人口较多民族”的规定
本文依照“规划”中对人口较少民族人口数量的规定作为“人口最少民族”和“人口较多民族”的参照，对二者以人口数量为基础，对我国少数民族整个群体划分出了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人口较少民族”，本文沿用“规划”中的定义。“人口较少民族”是指全国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下的28个民族，其中以珞巴族及高山族为代表。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28个人口较少民族的总人口为169.5万人。第二个层次，“人口较多民族”，是指在少数民族总人口的集合之内，相对于“人口较少民族”而形成的一个相对概念。我国有少数民族55个，“人口较少民族”28个，因此以“规划”为基础的“人口较多民族”数量为27个，其中以壮族、回族为代表。第三个层次，“人口最少民族”，是指在“人口较少民族”的集合之内，一个处于人口“极小值”的民族。“人口最少民族”从广义来说，它并不是特指某个民族，它仅仅是从历史长河中抽象出一个“一般性”概念。但，“人口最少民族”从狭义来说，对于某个时间段或者时间点上，它又是有着具体民族的特指的。在我们这个时间段中，对于我国的现实国情来说，它所特指的就是“珞巴族”。
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关系分析
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在业内是一个不断探寻中且尚未被解决的疑难问题。可以说，民族性既催生了少数民族经济，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反过来说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也会对“民族性”进行扬弃。就如杨思远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少数民族生产方式研究》中，以“藏药”为案例所阐述的那样，藏药的出路不在于将其规模扩大的产业化，而是对“藏药”的小农经济做现代技术的改造，从而走向“专业化”和“市场化”。从“藏药”的案例中我们得知，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并不是“有你没我”的完全对立关系。二者关系虽然相克但更重要的是可以互相促进并得到融合。
三、“人口最少民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特殊关系分析
一般说来，民族的形成与地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地域占据的大小就要靠人的多少来决定了。相比于“人口较少民族”，“人口较多民族”就更有利于该民族占据一定区域来形成自己特有的民族性。在“人口较多民族”、“人口较少民族”及“人口最少民族”这三者中，只有“人口最少民族”丧失了人口的优势，从而该民族占据的地域就很小，其“民族性”受到的威胁也就最大。在现阶段，我国“人口最少民族”具体表现为珞巴族，我们就以珞巴族为例。珞巴族是55个中国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主要分布在西藏东南郡、雅鲁藏布江以南的珞瑜地区。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国内的珞巴族仅有3682人。
解放前，珞巴族人生活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受到了西藏三大领主（地方政府、贵族和寺院）的强烈压迫和凌辱，致使生存在恶劣条件下的珞巴族人口数量急剧下降。解放后，珞巴族人见到了胜利的光芒，但到2005年珞巴族依然是我国最穷的几个民族之一。随着国家对珞巴族的两轮发展扶持，珞巴族民族性也受到市场经济的严重的冲击。在杨坤、符琼《珞巴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影响对策——以西藏米林县南伊乡琼林村为例》中写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琼林村珞巴族与外界接触日益增多，在强势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珞巴族传统文化正在面临衰落或者消亡的危机。”他们文章中还提到了一些很具有民族性的传统文化如语言、住房、宗教节日等都正在衰落，而原有的珞巴族文化已经消失了。
杨思远教授说：“我们相信，一切经济的民族性均将在经济发展中最终消亡，人只是人。”很明显，“人口最少民族”珞巴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关系是特殊的。它不能像“人口较多民族”一样，还有可以在经济发展和保护民族性上做一个偏重的选择，因为珞巴族人只是人，人是要生存，所以他们必须选择经济发展。
四、总结
马克思说：“每个民族都有优点，只不过在当时的阶段，不同民族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存在先进和落后的差别，不存在优等和劣等民族之分。”他还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即每个民族的“民族性”都是应该受到尊重，且应该予以保护传承的。
研究人口较少民族的意义就在于，如果在保护不当的情况下，那么每一个民族都有可能成为“人口最少民族”，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该民族的“民族性”就会受到消失的威胁。分析“人口最少民族”的经济发展问题，并不是在学术上做文字的功夫，仔细研究下来笔者发现其现实意义亦不可以小觑。民族经济发展是延续该民族的“民族性”的重要手段之一，这既要靠外力推动，也要靠内里补充。在外力推动方面，国家早在2005年便开始了关注“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并大量的投入资金及基础设施建设，为促进其经济发展做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内里补充方面，刘永佶教授认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然与民族地区的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若想实现劳动者社会地位的提高，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一个民族的强大，亦是一个民族民族性的强大，这需要内因与外因的结合。关注“人口最少民族”经济发展的研究，试图保护和传承该民族的优秀文化，是笔者的初衷，也是写作本文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 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
[2] 刘永佶.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摘 要：“人口最少民族”的概念是在现有“人口较少民族”的概念之下规定出来的新概念，严格说来它算不上一个概念的创新。但“人口最少民族”的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研究对于“人口较多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研究却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人口；经济；民族
引言：2011年国家民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出台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中，可以清楚看出对于“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工作对于我们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维护边疆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早在2005年，国家已经开始第一轮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工作，在此次工作中总投资近37.51亿元。“规划”实施的六年中，虽基本完成了国家所预设的目标，但对于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工作仍旧存在着“贫困问题突出”、“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特色产业支持，群众收入仍然较低。”等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因而，针对于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发展研究仍旧是一个国家亟待需要的具有高度实践意义的研究议题。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少数民族中的人口数量因素，来分析不同人口数量因素对于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和保护“民族性”之间会产生何种变化及影响。因而笔者为了方便研究，在“人口较少民族”的概念之下，规定了一个新概念，即“人口最少民族”；在“人口较少民族”的概念之上规定了一个新概念，即“人口较多民族”。严格说来它算不上一个概念的创新，但“人口最少民族”的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研究对于“人口较多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研究却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人口最少民族”和“人口较多民族”的规定
本文依照“规划”中对人口较少民族人口数量的规定作为“人口最少民族”和“人口较多民族”的参照，对二者以人口数量为基础，对我国少数民族整个群体划分出了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人口较少民族”，本文沿用“规划”中的定义。“人口较少民族”是指全国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下的28个民族，其中以珞巴族及高山族为代表。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28个人口较少民族的总人口为169.5万人。第二个层次，“人口较多民族”，是指在少数民族总人口的集合之内，相对于“人口较少民族”而形成的一个相对概念。我国有少数民族55个，“人口较少民族”28个，因此以“规划”为基础的“人口较多民族”数量为27个，其中以壮族、回族为代表。第三个层次，“人口最少民族”，是指在“人口较少民族”的集合之内，一个处于人口“极小值”的民族。“人口最少民族”从广义来说，它并不是特指某个民族，它仅仅是从历史长河中抽象出一个“一般性”概念。但，“人口最少民族”从狭义来说，对于某个时间段或者时间点上，它又是有着具体民族的特指的。在我们这个时间段中，对于我国的现实国情来说，它所特指的就是“珞巴族”。
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关系分析
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在业内是一个不断探寻中且尚未被解决的疑难问题。可以说，民族性既催生了少数民族经济，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反过来说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也会对“民族性”进行扬弃。就如杨思远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少数民族生产方式研究》中，以“藏药”为案例所阐述的那样，藏药的出路不在于将其规模扩大的产业化，而是对“藏药”的小农经济做现代技术的改造，从而走向“专业化”和“市场化”。从“藏药”的案例中我们得知，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并不是“有你没我”的完全对立关系。二者关系虽然相克但更重要的是可以互相促进并得到融合。
三、“人口最少民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特殊关系分析
一般说来，民族的形成与地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地域占据的大小就要靠人的多少来决定了。相比于“人口较少民族”，“人口较多民族”就更有利于该民族占据一定区域来形成自己特有的民族性。在“人口较多民族”、“人口较少民族”及“人口最少民族”这三者中，只有“人口最少民族”丧失了人口的优势，从而该民族占据的地域就很小，其“民族性”受到的威胁也就最大。在现阶段，我国“人口最少民族”具体表现为珞巴族，我们就以珞巴族为例。珞巴族是55个中国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主要分布在西藏东南郡、雅鲁藏布江以南的珞瑜地区。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国内的珞巴族仅有3682人。
解放前，珞巴族人生活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受到了西藏三大领主（地方政府、贵族和寺院）的强烈压迫和凌辱，致使生存在恶劣条件下的珞巴族人口数量急剧下降。解放后，珞巴族人见到了胜利的光芒，但到2005年珞巴族依然是我国最穷的几个民族之一。随着国家对珞巴族的两轮发展扶持，珞巴族民族性也受到市场经济的严重的冲击。在杨坤、符琼《珞巴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影响对策——以西藏米林县南伊乡琼林村为例》中写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琼林村珞巴族与外界接触日益增多，在强势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珞巴族传统文化正在面临衰落或者消亡的危机。”他们文章中还提到了一些很具有民族性的传统文化如语言、住房、宗教节日等都正在衰落，而原有的珞巴族文化已经消失了。
杨思远教授说：“我们相信，一切经济的民族性均将在经济发展中最终消亡，人只是人。”很明显，“人口最少民族”珞巴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关系是特殊的。它不能像“人口较多民族”一样，还有可以在经济发展和保护民族性上做一个偏重的选择，因为珞巴族人只是人，人是要生存，所以他们必须选择经济发展。
四、总结
马克思说：“每个民族都有优点，只不过在当时的阶段，不同民族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存在先进和落后的差别，不存在优等和劣等民族之分。”他还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即每个民族的“民族性”都是应该受到尊重，且应该予以保护传承的。
研究人口较少民族的意义就在于，如果在保护不当的情况下，那么每一个民族都有可能成为“人口最少民族”，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该民族的“民族性”就会受到消失的威胁。分析“人口最少民族”的经济发展问题，并不是在学术上做文字的功夫，仔细研究下来笔者发现其现实意义亦不可以小觑。民族经济发展是延续该民族的“民族性”的重要手段之一，这既要靠外力推动，也要靠内里补充。在外力推动方面，国家早在2005年便开始了关注“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并大量的投入资金及基础设施建设，为促进其经济发展做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内里补充方面，刘永佶教授认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然与民族地区的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若想实现劳动者社会地位的提高，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一个民族的强大，亦是一个民族民族性的强大，这需要内因与外因的结合。关注“人口最少民族”经济发展的研究，试图保护和传承该民族的优秀文化，是笔者的初衷，也是写作本文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 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
[2] 刘永佶.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