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涵发展中保持特色追求一流
文/+本刊记者:李艺英+本刊特约记者:唐宇明
陶坚，男，1963年出生于浙江舟山。曾就读于杭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学士、法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年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从事世界经济和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研究工作，1999年起担任副院长，博士生导师。2011年出任国际关系学院校长。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立德树人，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国际关系学院作为一所以外语、国际关系及国家安全为教学科研重点的大学，一直秉持“政治建校”、质量为先的办学理念，坚持小班教学和精细化培养，努力向着“富有特色的一流大学”迈进。
走进这所久负盛名的全国重点大学，第一印象就是小。不到3,000名学生，不到200名专任教师，不用多久就能转遍的校园。但正是从这所“小学校”里，走出了共和国第一批“将军大使”，走出了国际问题学界的不少重量级专家学者，以及众多活跃在外交战线和政法部门的骨干人才；就是在这所“小学校”里，一届又一届的学生牢记校训，强化了国家观，树立了国际观，增强了使命感和责任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小国关承载大梦想”，就是这所精英学校的真实写照。
日前，记者就办学特色、人才培养等方面问题采访了校长陶坚。
记者：去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明确提出：“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而早在1994年国际关系学院校庆45周年之际，江泽民总书记就亲笔题词：“努力把国际关系学院办成富有特色的一流大学”。对此您有何体会？
陶坚：从“办成富有特色的一流大学”到“办出特色争创一流”，两个提法之间虽相隔了20年，对象所指也看似不同，表述内涵却惊人地一致，其中的逻辑脉络是一贯的，都展现了国家对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共同要求和期望。在这20年里，特别是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外延式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大幅更新，招生规模迅猛扩大，同时也造成了质量下降、特色减退、人才培养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脱节等后果，引起了社会对高校的普遍垢病。因此，高等教育要转向内涵式发展，要进行教育体制的全面综合改革。这段历史经验证明，高校只有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才有可能实现“特色”和“一流”的大目标。
有人把国内高校这段大规模扩招、扩容的历史，戏称为“高校大跃进”。国际关系学院牢记自己的使命，虽没搭上这班车，遗憾之余，却庆幸自己基本保持了原来的传统，如坚守外语加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教学资源集中于本科生教育，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全部实行小班教学，精细严格的学生管理等。我们在那些超快发展、超大规模的综合性大学面前，虽有很大的失落感，但也增添了“小就是美”的自豪感。作为行业院校，特色是立足之本，特色是优势所在。套用一句流行语，特色不是万能的，没有特色却是万万不能的。如果没有学科专业的特色，没有人才培养的特色，千校一面，高校的生命力就会枯萎。在发展中形成和突出特色，也是高等教育竞争的规律使然。要让我国的大多数高校都做到“大而强”，既不现实，更无必要。“小而精”是一个可行的发展路径，这已被国外高校的经验所证明。一些国外著名的高等院校，规模并不大，学科也不全，但凭借着独特的定位、优势的专业、出色的师资和高素质的学生，依旧是百年老店名声在外。我体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实际上给全国高校指出了更加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要求我们在创建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原有的特色要保持，没有特色的要凝练出特色来。
记者：高校是人才培养的重镇，承担着实现人力资源强国的重任，但对人才培养目标的理解因人因校而异，您的理解是？
陶坚：国家现在提倡内涵式发展，不是说一下子要把高校的规模和数量都压下来，更加重视的是在由外延发展向内涵发展转变的过程中，对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理念进行革命性的变革。
高校的核心任务是解决好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以及怎么培养的问题。从人才培养目标来讲，通常是比较空泛地提“服务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但落实到每所学校，应该更具体、更有指向性。例如，美国有的大学把为国家和世界培养领袖作为自己的使命，而有的大学则主要为华尔街输送高级白领。现代大学的竞争力，源于为人类创造知识、技能与满足人才市场的精细化需求两者相结合，而我们的某些高校管理者恰恰忘记了这一点，采取“培养出来再说”的态度。以这样不负责任的态度办学，既无法体现学校的特色和毕业生的特点，又无法与社会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相适应相匹配。当然，我们不能用职业学校的标准来办大学，但若高校在培养人才的时候，目标定位更明晰些，针对性更强一些，那么学科专业建设的路径就容易清晰，特色专业建设就有了持续的动力，就能够更好地因材施教，让自己校门走出来的学生“与众不同”。
人才培养的目标并非一成不变。所以，作为大学的管理者，要有超前意识。比如，我作为国际关系学院的校长就要考虑，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外事人才和政法人才？什么样的毕业生才能够很好地践行“走出去”的国家大战略？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培养我校学生的世界大国意识、大国精神、大国责任感和使命感？
记者：作为高校管理者，您认为落实人才培养理念和方式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陶坚：培养理念也有一个“为了谁”的问题。为别人培养还是为自己培养，两者的结果大不一样。如果培养的是你未来的同事、同行甚至是接班人，那么你的用心程度绝对不一样。从长远看，用心程度的不同，最终会让大学之间的差别显现出来。
上个学期北京市教委来学校进行体育工作评估的时候，肯定了我校对学生体育工作的重视。当时，我用了两个“假如”来回答我们这么做的原因。第一，假如学生是你的孩子，你会希望他学完4年走入社会参加工作时，眼睛更近视、身体更弱吗？第二，假如学生是你未来的下属或同事，你希望他三天两头请病假，正干着要紧的活就突然掉链子了吗？我觉得这两个“假如”同样适用于高校的人才培养理念。如果是你的孩子，你就会带着感情去施教，更多地考虑他的全面发展和未来前途；如果是你的未来同事，你就会带着责任心去施教，更多地关心他的品格养成和身心健康。也就不会简单地把课程知识“灌输”给学生，考试过关了，毕业了，离校了，学校就算完成任务了。大学校园应该是一个丰富并完善生命的场，是学生成长的第二个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大学就办得很失败。
记者：“像培养自己未来的同事那样培养学生”，这是一种很接地气、很有意思的提法，那么如何实践这种培养理念呢？
陶坚：大学的主体是学生，要用“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从本源上认识和重塑高等教育。换一句简单朴实的话来表达，就是“建设一流大学要从尊重和善待学生做起”。
在我看来，学生如果在学校里都受不到尊重，又如何去社会上尊重别人；如果在学校都不被善待，今后又如何去社会上善待他人。不尊重和善待学生的大学，配不上一流大学的称号。
尊重和善待学生，其实是国关的一种精神传统。国关是新中国成立后依托“将军大使班”发展壮大起来的，早年，学生人数很少，有的学科专业中，教师甚至比学生还多。当时的“小国关”拥有20多位洋博士，可以说汇聚了一批国内最优秀的教师。他们专业素养高，教学理念先进，更重要的是把教书育人当作事业一样投入，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师生感情极为深厚。听返校的老校友讲，母校给予他们最宝贵的记忆有两个，一是“延安精神”在校园文化中的传递，“进来就是主人”的神圣感，二是高水平的教师发自内心的关心和教诲，使学生宛若置身一个大家庭。虽然现在时代背景和教育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学校的这一好传统始终以某种方式延续着。
我在工作中也有意凸显这样的传统。善待学生，首先要把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而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机器。学校多年坚持专业基础课小班教学，近年来不断创新，引入研讨式教学法、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法（PBL），让学生担当课堂的主角，体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主动学习过程。善待学生，要尽其所能地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国关规模小，办学成本高，但仍下决心从2013年开设“国际化小学期”，从境外聘请优秀教师进行全英文授课，供学生免费选修。除了网球、健美操等传统特色运动以外，还新开了高尔夫球、瑜伽、台球等课程，学生们抢着报这些“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体育课。善待学生，要真诚、平等地与学生沟通。我校领导与学生的直接沟通，方式多样、不设层级、反馈高效。从提高网速，增设个人储物空间，到调整课程设置，不少工作的改进都来源于学生的一手建议。善待学生，要将有限的经费优先用到学生身上。比如，我校新获一笔社会捐赠，没做他用，而是全额用于每年奖励优秀毕业生出国，这就是把钱用在了刀刃上。善待学生，还要鼓励成功，宽容失败。我校创造条件，鼓励学生参与学科竞赛、文体活动、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按本科生1,000元、研究生2,000元的生均标准，单独设立大学生学术支持计划，已经运行两年多了。其着眼点并不在于研究成果的价值，而在于鼓励学生参与科学实践过程，掌握运用研究方法，增强批判精神，勇于科学探索，甚至学会面对失败。
记者：“建设一流大学从善待学生开始”，令人耳目一新。那么，您又如何看待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学校是不是也存在尊重和善待教师的问题呢？
陶坚：你问得很对，这正是我接下来要强调的。我校的完整提法是，“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根本”。教师在高校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尊重和善待教师是必须的。没有教师的尊严，没有学术的尊严，哪来大学的尊严。
我们经常要求教师不要把学生当作学习机器，但很少去想我们把教师当作了什么，有没有把教师当作教书的机器、生产论文的机器？现在的大学越办越大，学生越来越多，教师的教学负担重，对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教师，待遇不高，生活压力大，面对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刚性指标”，疲于应付。也有个别教师上课像钟点工，对教学没有热情，对学生没有感情。故而，国外同行甚至表示中国的教师并不值得尊敬，因为“他们把教育事业作为生活糊口的工具，而不是对这项事业热爱和投入”。这一评价针对的不只是我们的教师群体，更是触及了我国大学体制和教育制度的深层问题。
中国的大学承担着很多“附加的”社会义务，即要为中小学阶段和家庭教育应做而未做所留下的缺陷“补课”，帮助大学生形成完善的人格、独立的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团队精神，甚至进行基本的道德规范约束。与此同时，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学生掌握的书本知识更新速度快，能够在将来生活中实际运用的东西可能不多，但教师通过自身言行举止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却有可能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终身受益。尽管如今沟通方式多样、通讯便利，但都无法替代师生间的朝夕相处和面对面的交流，如香港中文大学的书院制度，就是成功的例子。学校也于2012年全面实行了本科生导师制。
高校迫切需要广大教师融入学生中去，了解学生、关爱学生，在教给学生知识的同时教会学生做人做事。而要做到这一点并持久保持下去，大学管理者就更应尊重和善待教师，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学和科研工作，鼓励教师热情地投入教书育人，用高尚情操来感染学生，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记者：几次到学校来，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个提法：“小国关承载大梦想”，您怎样理解这句话呢？
陶坚：国际关系学院说小也大。小，指的是面积小，人数少；大，指的是国关人胸怀中国梦，抱有强烈的世界大国使命感和责任感，并已经成为学校的文化血脉传承。这就是“小国关承载大梦想”的涵义。
国际关系学院对学生的要求说低也高。在新生入学时，我只提了“诚实的品行、良好的修养、健康的体魄”三点要求，不可谓高。国关的校训是“忠诚、勤奋、求实、创新”，这又是与用人单位的需求对接程度最高的校训：对自己所服务的单位、企业，对自己的国家忠诚奉献的人，最受人尊重；勤奋敬业的员工，到哪儿都受欢迎；踏实认真，勇于进取，又是任何事业成功的先决条件；而创新则是个人、社会乃至全人类发展向前的核心推动力。要是能按国关校训培养出这样的学生—心气不低，能力不弱，形象不差，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不少，那么，即便是上不了那些用量化指标算出来的大学排名榜，也一定会是一所得到学生认同、同行认可、有社会良好口碑的，有特色高水平的一流大学。
[责任编辑：蔡桂兰]
陶坚，男，1963年出生于浙江舟山。曾就读于杭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学士、法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年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从事世界经济和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研究工作，1999年起担任副院长，博士生导师。2011年出任国际关系学院校长。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立德树人，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国际关系学院作为一所以外语、国际关系及国家安全为教学科研重点的大学，一直秉持“政治建校”、质量为先的办学理念，坚持小班教学和精细化培养，努力向着“富有特色的一流大学”迈进。
走进这所久负盛名的全国重点大学，第一印象就是小。不到3,000名学生，不到200名专任教师，不用多久就能转遍的校园。但正是从这所“小学校”里，走出了共和国第一批“将军大使”，走出了国际问题学界的不少重量级专家学者，以及众多活跃在外交战线和政法部门的骨干人才；就是在这所“小学校”里，一届又一届的学生牢记校训，强化了国家观，树立了国际观，增强了使命感和责任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小国关承载大梦想”，就是这所精英学校的真实写照。
日前，记者就办学特色、人才培养等方面问题采访了校长陶坚。
记者：去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明确提出：“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而早在1994年国际关系学院校庆45周年之际，江泽民总书记就亲笔题词：“努力把国际关系学院办成富有特色的一流大学”。对此您有何体会？
陶坚：从“办成富有特色的一流大学”到“办出特色争创一流”，两个提法之间虽相隔了20年，对象所指也看似不同，表述内涵却惊人地一致，其中的逻辑脉络是一贯的，都展现了国家对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共同要求和期望。在这20年里，特别是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外延式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大幅更新，招生规模迅猛扩大，同时也造成了质量下降、特色减退、人才培养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脱节等后果，引起了社会对高校的普遍垢病。因此，高等教育要转向内涵式发展，要进行教育体制的全面综合改革。这段历史经验证明，高校只有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才有可能实现“特色”和“一流”的大目标。
有人把国内高校这段大规模扩招、扩容的历史，戏称为“高校大跃进”。国际关系学院牢记自己的使命，虽没搭上这班车，遗憾之余，却庆幸自己基本保持了原来的传统，如坚守外语加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教学资源集中于本科生教育，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全部实行小班教学，精细严格的学生管理等。我们在那些超快发展、超大规模的综合性大学面前，虽有很大的失落感，但也增添了“小就是美”的自豪感。作为行业院校，特色是立足之本，特色是优势所在。套用一句流行语，特色不是万能的，没有特色却是万万不能的。如果没有学科专业的特色，没有人才培养的特色，千校一面，高校的生命力就会枯萎。在发展中形成和突出特色，也是高等教育竞争的规律使然。要让我国的大多数高校都做到“大而强”，既不现实，更无必要。“小而精”是一个可行的发展路径，这已被国外高校的经验所证明。一些国外著名的高等院校，规模并不大，学科也不全，但凭借着独特的定位、优势的专业、出色的师资和高素质的学生，依旧是百年老店名声在外。我体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实际上给全国高校指出了更加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要求我们在创建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原有的特色要保持，没有特色的要凝练出特色来。
记者：高校是人才培养的重镇，承担着实现人力资源强国的重任，但对人才培养目标的理解因人因校而异，您的理解是？
陶坚：国家现在提倡内涵式发展，不是说一下子要把高校的规模和数量都压下来，更加重视的是在由外延发展向内涵发展转变的过程中，对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理念进行革命性的变革。
高校的核心任务是解决好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以及怎么培养的问题。从人才培养目标来讲，通常是比较空泛地提“服务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但落实到每所学校，应该更具体、更有指向性。例如，美国有的大学把为国家和世界培养领袖作为自己的使命，而有的大学则主要为华尔街输送高级白领。现代大学的竞争力，源于为人类创造知识、技能与满足人才市场的精细化需求两者相结合，而我们的某些高校管理者恰恰忘记了这一点，采取“培养出来再说”的态度。以这样不负责任的态度办学，既无法体现学校的特色和毕业生的特点，又无法与社会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相适应相匹配。当然，我们不能用职业学校的标准来办大学，但若高校在培养人才的时候，目标定位更明晰些，针对性更强一些，那么学科专业建设的路径就容易清晰，特色专业建设就有了持续的动力，就能够更好地因材施教，让自己校门走出来的学生“与众不同”。
人才培养的目标并非一成不变。所以，作为大学的管理者，要有超前意识。比如，我作为国际关系学院的校长就要考虑，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外事人才和政法人才？什么样的毕业生才能够很好地践行“走出去”的国家大战略？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培养我校学生的世界大国意识、大国精神、大国责任感和使命感？
记者：作为高校管理者，您认为落实人才培养理念和方式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陶坚：培养理念也有一个“为了谁”的问题。为别人培养还是为自己培养，两者的结果大不一样。如果培养的是你未来的同事、同行甚至是接班人，那么你的用心程度绝对不一样。从长远看，用心程度的不同，最终会让大学之间的差别显现出来。
上个学期北京市教委来学校进行体育工作评估的时候，肯定了我校对学生体育工作的重视。当时，我用了两个“假如”来回答我们这么做的原因。第一，假如学生是你的孩子，你会希望他学完4年走入社会参加工作时，眼睛更近视、身体更弱吗？第二，假如学生是你未来的下属或同事，你希望他三天两头请病假，正干着要紧的活就突然掉链子了吗？我觉得这两个“假如”同样适用于高校的人才培养理念。如果是你的孩子，你就会带着感情去施教，更多地考虑他的全面发展和未来前途；如果是你的未来同事，你就会带着责任心去施教，更多地关心他的品格养成和身心健康。也就不会简单地把课程知识“灌输”给学生，考试过关了，毕业了，离校了，学校就算完成任务了。大学校园应该是一个丰富并完善生命的场，是学生成长的第二个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大学就办得很失败。
记者：“像培养自己未来的同事那样培养学生”，这是一种很接地气、很有意思的提法，那么如何实践这种培养理念呢？
陶坚：大学的主体是学生，要用“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从本源上认识和重塑高等教育。换一句简单朴实的话来表达，就是“建设一流大学要从尊重和善待学生做起”。
在我看来，学生如果在学校里都受不到尊重，又如何去社会上尊重别人；如果在学校都不被善待，今后又如何去社会上善待他人。不尊重和善待学生的大学，配不上一流大学的称号。
尊重和善待学生，其实是国关的一种精神传统。国关是新中国成立后依托“将军大使班”发展壮大起来的，早年，学生人数很少，有的学科专业中，教师甚至比学生还多。当时的“小国关”拥有20多位洋博士，可以说汇聚了一批国内最优秀的教师。他们专业素养高，教学理念先进，更重要的是把教书育人当作事业一样投入，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师生感情极为深厚。听返校的老校友讲，母校给予他们最宝贵的记忆有两个，一是“延安精神”在校园文化中的传递，“进来就是主人”的神圣感，二是高水平的教师发自内心的关心和教诲，使学生宛若置身一个大家庭。虽然现在时代背景和教育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学校的这一好传统始终以某种方式延续着。
我在工作中也有意凸显这样的传统。善待学生，首先要把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而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机器。学校多年坚持专业基础课小班教学，近年来不断创新，引入研讨式教学法、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法（PBL），让学生担当课堂的主角，体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主动学习过程。善待学生，要尽其所能地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国关规模小，办学成本高，但仍下决心从2013年开设“国际化小学期”，从境外聘请优秀教师进行全英文授课，供学生免费选修。除了网球、健美操等传统特色运动以外，还新开了高尔夫球、瑜伽、台球等课程，学生们抢着报这些“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体育课。善待学生，要真诚、平等地与学生沟通。我校领导与学生的直接沟通，方式多样、不设层级、反馈高效。从提高网速，增设个人储物空间，到调整课程设置，不少工作的改进都来源于学生的一手建议。善待学生，要将有限的经费优先用到学生身上。比如，我校新获一笔社会捐赠，没做他用，而是全额用于每年奖励优秀毕业生出国，这就是把钱用在了刀刃上。善待学生，还要鼓励成功，宽容失败。我校创造条件，鼓励学生参与学科竞赛、文体活动、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按本科生1,000元、研究生2,000元的生均标准，单独设立大学生学术支持计划，已经运行两年多了。其着眼点并不在于研究成果的价值，而在于鼓励学生参与科学实践过程，掌握运用研究方法，增强批判精神，勇于科学探索，甚至学会面对失败。
记者：“建设一流大学从善待学生开始”，令人耳目一新。那么，您又如何看待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学校是不是也存在尊重和善待教师的问题呢？
陶坚：你问得很对，这正是我接下来要强调的。我校的完整提法是，“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根本”。教师在高校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尊重和善待教师是必须的。没有教师的尊严，没有学术的尊严，哪来大学的尊严。
我们经常要求教师不要把学生当作学习机器，但很少去想我们把教师当作了什么，有没有把教师当作教书的机器、生产论文的机器？现在的大学越办越大，学生越来越多，教师的教学负担重，对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教师，待遇不高，生活压力大，面对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刚性指标”，疲于应付。也有个别教师上课像钟点工，对教学没有热情，对学生没有感情。故而，国外同行甚至表示中国的教师并不值得尊敬，因为“他们把教育事业作为生活糊口的工具，而不是对这项事业热爱和投入”。这一评价针对的不只是我们的教师群体，更是触及了我国大学体制和教育制度的深层问题。
中国的大学承担着很多“附加的”社会义务，即要为中小学阶段和家庭教育应做而未做所留下的缺陷“补课”，帮助大学生形成完善的人格、独立的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团队精神，甚至进行基本的道德规范约束。与此同时，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学生掌握的书本知识更新速度快，能够在将来生活中实际运用的东西可能不多，但教师通过自身言行举止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却有可能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终身受益。尽管如今沟通方式多样、通讯便利，但都无法替代师生间的朝夕相处和面对面的交流，如香港中文大学的书院制度，就是成功的例子。学校也于2012年全面实行了本科生导师制。
高校迫切需要广大教师融入学生中去，了解学生、关爱学生，在教给学生知识的同时教会学生做人做事。而要做到这一点并持久保持下去，大学管理者就更应尊重和善待教师，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学和科研工作，鼓励教师热情地投入教书育人，用高尚情操来感染学生，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记者：几次到学校来，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个提法：“小国关承载大梦想”，您怎样理解这句话呢？
陶坚：国际关系学院说小也大。小，指的是面积小，人数少；大，指的是国关人胸怀中国梦，抱有强烈的世界大国使命感和责任感，并已经成为学校的文化血脉传承。这就是“小国关承载大梦想”的涵义。
国际关系学院对学生的要求说低也高。在新生入学时，我只提了“诚实的品行、良好的修养、健康的体魄”三点要求，不可谓高。国关的校训是“忠诚、勤奋、求实、创新”，这又是与用人单位的需求对接程度最高的校训：对自己所服务的单位、企业，对自己的国家忠诚奉献的人，最受人尊重；勤奋敬业的员工，到哪儿都受欢迎；踏实认真，勇于进取，又是任何事业成功的先决条件；而创新则是个人、社会乃至全人类发展向前的核心推动力。要是能按国关校训培养出这样的学生—心气不低，能力不弱，形象不差，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不少，那么，即便是上不了那些用量化指标算出来的大学排名榜，也一定会是一所得到学生认同、同行认可、有社会良好口碑的，有特色高水平的一流大学。
[责任编辑：蔡桂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