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创作队伍与创作现状分析

    张婕

    中国电视纪录片走过了5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真正被人们熟知和喜爱是在改革开放后的这30多年，而最近10多年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黄金时期。

    我国的电视纪录片正处在一个空前繁荣发展的时代，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国外有关如何发展纪录片的研究成果不断给我们提供参考，而适合我国受众口味的国产优秀电视纪录片更值得我们研究。研究这些作品能更贴近我国受众，更接近真实的中国电视纪录片。

    一、纪录片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纪录片起步于1958年，在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它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发展脉络和完整的风格群体，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一）初期的纪录片（1958年~1978年）

    这一时期的纪录片以宣传为主导，从理念、选材、主题等方面都突出了纪录片的宣教功能，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要求，内容大多为国家社会的大事、英雄人物的赞歌，拍摄的模式大多为画面加解说。纪录片《海河战歌》《黄河万里行》《红旗渠》《泰山压顶不弯腰》《牧马姑娘》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是当时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写照和这一时代最真实的记录。其中《收租院》（1965年）是这一时期公认的纪录片代表之作，也是这个特定年代文化、传播与教育面貌的文献纪录，其解说词更被收入语文教学课本中，成为那一代人的深刻记忆。

    （二）改革开放后的繁荣期（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上半期）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纪录片逐步进入以纪实主义为主的黄金期，纪录片制作者的激情和理想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各类题材的影片蜂拥而来，如风光文化片《话说长江》（1983年）、《泰山》（1984年），历史纪录片《莫忘八·二九》（1990年），政论片《让历史告诉未来》（1987年），人物片《雕塑家刘焕章》（1983年）。这些优秀的影片，为中国纪录片史谱写了新的篇章，留下了辉煌的一笔。20世纪90年代的《望长城》开启了中国纪录片创作的新阶段，形成了中国纪录片的写实风格，这一次空前的成功探索，创新了这一时代纪录片制作的艺术观念、艺术形态，告别了传统的创作方法，博采众长，把西方多学派写实技法和艺术策略融入东方虚实相济的艺术传统中，铸成新的记录方法和风格，实现了“以拆散模式合成模式”。这种全新的艺术风格既与国内同类题材作品不同，也与同时摄制的日本版《万里长城》不同，生活化的模式、真实的自然效果、视听并重的创作理念都是其突出之处。《望长城》的播出，在同行和观众中引起了极轰动的反响，对我国纪录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独立纪录片的崛起（1990年至今）

    1990年，由吴文光制作的《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问世，这一纪录片的出现，标志着独立纪录片在我国的诞生，为我国纪录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随后，在1999年，独立制作人杨天乙和朱明传的成功更成为独立纪录片进入“黄金期”的标志性时间。在这一年，两人分别拍摄的《老头》《北京弹匠》均在日本山形电影节获得殊荣。他们的影片令影视界大为震撼，这透视着旺盛生命力的作品标志着新纪录时代——DV时代的到来：门槛低、作品多、视角广、激情高。在“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的宣言下，一时间，大量业余独立纪录片制作人浮出水面，各城市的民间观影社团相继兴起，比如北京的实践社、上海的101工作室、南京的后窗看电影等等，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批优秀的纪录片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如2002年，由贾樟柯编导的《公共场合》获得法国马赛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纪录大奖， 2003年，由王兵编导的《西铁区》荣获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马赛电影节、日本山形电影节大奖等等。通过这些获奖的独立纪录片，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独立纪录片近些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二、中国纪录片发展形成的鲜明特点

    随着中国纪录片的不断摸索、发展和进步，中国纪录片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道路仍然很漫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纪录片发展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一）纪录片制作理念不断发展，趋于成熟

    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理念都充当着关键性的主导作用。随着我国社会变革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纪录片的制作理念也日渐成熟。早期纪录片的制作理念表现为教化，从选材、主题等方面都突出纪录片的宣教功能，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要求。直到20世纪90年代，纪录片才开始出现客观与再现的创作方式，迎来了纪录片发展史上第一个春天。世纪之交，随着思维上的不断突破，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主观与表现的理念在纪录片的制作过程中日趋发展，符号语言的大量使用，故事化、戏剧化的明显突出，个性化创作的观念开始慢慢被认同，中国纪录片创作形态进入了一个多元融合的新时代，其创作理念逐步成熟。

    传统的影视美学在新纪录电影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下，纪录片不再是对历史的简单还原，数字技术等创作手段的成熟使电视纪录片的创作趋于多元化，如何让电视纪录片有更强的生命力，电视纪录片的发展成为研究者争相讨论的话题。电视纪录片的栏目化、故事化、网络化等研究，都是希望为电视纪录片的发展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而就创作本身来说，只有抓好每一部作品的品质，我国电视纪录片的整体质量才会真正的提高，因此研究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特色有利于我国电视纪录片的长足发展。

    （二）专业性纪录片频道立足稳定，影响扩大，纪录片数量大增

    1993年，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和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相继开播，这两个纪录片专栏性节目以纪实的风格作品讲述了老百姓的故事，其播出的反映小人物的命运和市民悲喜的优秀作品更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街谈巷议的话题。《德兴坊》《十字街头》《大凤、小凤》《重逢的日子》《下岗以后》《毛毛告状》《泰福祥日记》《第一次上镜》《姐姐》等，都是这两个平民题材纪录片专栏佳作的代表。2006年，我国第一个纪录片频道——上海纪实频道在开播三年后开始盈利，并拍出了《唐山大地震》《风雨历程——中共中央早期在上海》《董家渡》等一系列优秀作品。北京的《纪录》、天津的《中国人》、山东的《中华儿女》、吉林的《回家》等纪录片专栏节目，涌现了大批佳作，受到了观众和业内外的广泛好评。

    （三）视听并重，纪实方法的普及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审看新闻片时曾向工作人员表示：“能不能让老百姓在片子里面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呢？”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国家领导人的期望，纪录片人的奢望，终于随着物质技术条件和艺术观念的变化成为了现实。《望长城》的出现，成为了视听并重、跟踪拍摄纪实观念普及的典范，堪称90年代纪录片发展提高的主要标志。从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的短片到大型系列政论片、文献片的优秀之作，人们无不品味到视听双信息源对纪录片的意义。在评论作品时，“视听效果双佳者优”已成公众和业内共识。1991年的《沙与海》正是以视听并佳的艺术效果荣获亚广联大奖，为中国赢得第一个国际纪录片大奖。国际评委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出色地反映了人类的特性以及全人类基本相似的概念。”同时，它也成为中国电视纪录片人认识并掌握了新式影视纪实语言与世界沟通的标志。跟踪拍摄与视听并重这种创作理念，是中国纪录片人通过对国际写实学派的借鉴与消化后开创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东方纪实风格。

    （四）反映现实的佳作，彰显舆论监督功能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曾用四句话褒奖和评价《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这一对电视舆论监督的历史性总结，同样适用于纪录片，在新时期很多的纪录片创作都是深入社会深层，积极干预生活，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如：纪录片《报复的代价》（2000年）、《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2001年）等作品，都是通过典型案例而深入触及社会负面现象，唤起社会对特殊弱势群体的关注；《世纪之患——新毒品》（2001年）则是深入剖析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出现的官场腐败等社会问题，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黑肺》（2006年）、《三里洞》（2007年）等作品，曝光、批判了某些高危行业管理不善，只顾赚钱而不讲科学，不管职工健康，引发严重职业病乃至发生严重灾难等惊心动魄的现象。纪录片所反映的种种丑恶现象多为百姓所熟悉、所痛恨的，因而一旦播出每每引起巨大反响，惊动了各级主管乃至国家领导人，达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

    中国视协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是中国纪录片界最重要的学术性社团组织，主要从事纪录片创作、推广及学术评奖、培训、交流等相关活动。一位资深的国际纪录片专家在了解了中国纪录片创作队伍的情况之后感叹道：“中国人的这种热情和欲望（纪录片创作）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专业人士无法做到的。”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纪录片创作已经或者即将具备跻身世界纪录片创作之林的实力。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中国纪录片仍然需要理论上的驾驭、创作上的争鸣和实践中的突围。特别是面对整个世界，中国纪录片眼下缺乏的不是热情和勇气，而是清醒的发展路线，以及由这条发展路线引发出来的理智、秩序和到位的创作方式。

    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影视艺术形态中，纪录片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贵族，它真实、客观，文化底蕴丰富而又理性、深刻，这些特点决定了纪录片比其他影视形式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而实践也证明，我国获得国际大奖最多的依然是纪录片，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探索、创新，电视纪录片必将成为荧屏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它的影响力也将惠及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