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乐戏院话今昔
张卫东
旧时，京城百姓将营业性演出场所统称为茶园，这与古代的茶肆、酒楼的演出形式分不开，古称勾栏、瓦肆。无论宫廷戏台、庙宇戏台、府邸戏台、会馆戏台、饭庄戏台等在戏曲演出史上有过多么重要的地位，但是真正为观众服务的商业性茶园戏台才是戏曲演出的重要部分。京城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这里的商业性茶园戏台在清代堪称全国之冠。
清代有明文规定内城不准开设茶园演戏，演戏场所主要分布在前门大街两旁以及大栅栏一带。彼时，茶园是商业演剧场所的通称，一般简称为“园”，而后出现戏园、戏院、舞台等称谓。李畅先生的《清代以来的北京剧场》中，载有当时北京共30多个商业剧场，其中最著名的有广和楼、广德楼、庆乐园、三庆园、同乐园、庆和园、中和园、广兴园、天乐园、燕喜堂、大亨园、大舞台、文明园、民乐园、吉祥茶园、丹桂茶园等。
最初，这些营业性演出场所几乎都是木结构建筑，比其他任何戏台建筑规模都要简陋。建造这种戏园，只需有戏台和能容纳观众的较大空间即可。后台的化妆间也很狭小，戏台基本设施也十分简洁。因清代不准妇女看戏，所以在戏园根本不设厕所，想方便的人们，就在戏园甬道的墙根处解决问题。冬天没有取暖设施，春、夏、秋三季，这种戏园无一不臭。听戏的人们，吃着瓜子花生，抽着旱烟，喝着酽茶，擦着手巾把儿，醺然陶醉，似乎只是用眼睛和耳朵来欣赏艺术。对那些上了年纪或行动不便，以及有钱摆谱不想行动的人们，园子里还有一种有偿的“方便”服务，专门有伙计提着尿壶为听客接尿，计算好几次，最后同茶食、戏资、小费等一起收钱，可谓周到之至。
清代的北京公共场所在阶级上没有什么标准，不论什么人都能到这种营业性的茶园听戏。戏园子里奴才和主子一同听戏，平民可以同官僚一起听戏。那时官居显赫之人到戏园子听戏只带几个侍从，下贱人与上等人相互之间没有任何隔阂。这种看戏状况在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是没有的，当代北京的剧场亦较少见。
随着社会的发展，旧茶园有废有改，在民国时期这种旧式戏台就已更新改建，基本都变成从上海借鉴的欧洲风格以及半中不洋的镜框式舞台。
街南街北是界限
民国初年，北京天桥一带逐渐成为大型的平民市场，曾经有过两次很严重的火灾，但戏园继而又陆续建造。天乐戏院也是由最初的戏棚子发展起来的简易剧场，那时已经很少用纯木结构建造戏园，一般多是土木结构的西式外形，屋顶却是最为简易的铁皮顶子，使得天乐戏院冬不暖、夏不凉，演出就怕下大雨，只要雨点一响，台上唱什么几乎都听不到。这所天乐戏院是在1933年建成，由一位离开军界的官员集股兴建，这就是而今“德云社”占据的天桥乐茶园。
民国中期的戏院，观众席已经一改原来的茶园方式，由原来观众趴在长条桌侧看舞台的方式改学洋式剧场，一排排的大长板凳正向舞台。最初观众进去看戏没有编号，只是随便进去而已，后来才慢慢发展为戏票计时收费。在当时天乐戏院附近还有小桃园戏院、万胜轩戏院、小小戏院、吉祥戏院等戏园，在这里演出的剧种也比较丰富，除天乐戏院上演京剧以外，其他戏园还上演梆子、评戏等，可以说这里是北京戏园聚集区的地方戏市场，在其他戏园很难看到这么丰富的地方戏剧目。
清末以来，天桥地区是平民闹市区，虽有些剧场设施，却不能与前门外的几个大型剧场相比，甚至在研究北京剧场的论文中都很少提及。经常出入这里的流动观众较多，文化素质以及戏园服务水平也很一般，因此在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用街南街北划出界限，以此来划分戏园与戏班的档次。以珠市口大街为界，街北是大栅栏和肉市一带的高级戏园和戏班，而街南则是天桥一带的戏园和戏班了。在这里演出的戏班大都不能在梨园行会挂号登记，有些名演员要是没有门户就永远不能到街北演出，而这里的表演风格以及戏班制度也与街北大戏班不同。
民国七年，鲜灵芝在天桥成立梆子、二黄“两下锅”群益社科班，培养了60几位青年演员，他们出科后都不能到街北搭班唱戏，除在天桥的几个小戏园子演出外，还被迫到通县、马驹桥、采育一带唱野台子戏。后来，这个科班内部闹纠纷，几个入股的老板纷纷撤回本金，武行教习张起带着剩下的十几个孩子组班四处奔走。他们在京东演了一个时期的野台子戏后，又经过了几年的不懈努力，张起与儿子张宝华和群益社曾经培养的梁益鸣、王益禄联合在一起，在天乐戏院站住脚跟后，形成天桥京戏班最强大的阵容。
当时恰逢京剧马派创始人马连良红极一时，梁益鸣同身边的配角们一同观摩偷学，还请一些与马先生合作的配角们帮助排练数十出马派经典剧目，在北京观众中获得“天桥马连良”的美誉。这些马派剧目都是诞生在天乐戏院，而马连良却从来没有见过梁益鸣，直到解放后，由北京市文化局长张梦庚引荐梁益鸣拜师马连良。
张宝华的武戏在天乐戏院最为出众，当时的叫座率很高。他的《通天犀》曾经被上海三家大戏院约走，他在上海一炮打红后，并没有放下原来的师兄弟，还回到天乐戏院与他们一起演出，始终没有离开天桥这个大舞台。
王益禄的关公戏在天桥很有观众基础，他不仅是文武全才，且各个行当皆能表演，在外地也是很有影响的关戏名家。在天乐戏院的舞台上演了许多不同行当的角色，常在《群英会》中串演周瑜。有一次上演《红娘》，演小生的演员闹情绪临时罢演，王益禄为了救场，愤然扮上小生张君瑞。
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至五十年代中后期，由张起组织梁益鸣、张宝华、王益禄为主演的鸣华社一直在天乐戏院演出，而后这个来自天桥的京剧团终于从街南转战街北，可以率团到长安大戏院和前门外的庆乐戏院、大众剧场、中和戏院演出，最终落脚在庆乐戏院，打破了街南的戏班不能到街北演出的潜规则。
“文革”后期的天桥礼堂
自从鸣华京剧团离开天乐戏院后，这里曾作为天桥街道办事处文化站的所在地，天乐戏院没有了昔日的营业剧场价值，平时多是作为街道组织开会联欢使用。
1977年，天乐戏院在原来的基础上翻新重建，建筑风格是当时的中型剧场格局，红砖混凝土浇筑圈梁，棚顶用木结构加盖水泥瓦。镜框式舞台格局，三排聚光灯吊杆，后台是在台板下的地下室，前台用当时剧场的新式折叠椅。台口坐南向北，门厅开设在西北方向，安装的是两扇弹簧门，进去正对着男女厕所。木质楼梯上去便是二楼的电影放映室，另两间屋是天桥街道办事处的文化站办公室。
天乐戏院翻建后易名“天桥礼堂”，虽然名字改变但是大家依然常用“天乐”作为简称，只有外地人或是不知者才用天桥礼堂的称谓。
不久传统戏曲全面复苏，在文化站的支持下成立了天桥老艺人评剧团，还恢复了上演评书等曲艺类节目。当时只是向观众索取5分钱的开水费，没有什么演出票价可言。观众群体除了当地退休老人以及戏曲爱好者，还有些从郊区专程赶来的老观众，也有一些在天桥长途汽车站滞留的旅客，临时找个有水喝的暖和礼堂耗时间。
1983年，文化站的负责人刘堃还是个年仅20岁的青年，怀着对京剧的满腔热情组织起京剧队。这是一支以原北京实验京剧团的老演员周成贤为首的业余票房，还聘请了北京京剧团花脸老前辈李德奎先生做艺术指导，后来又陆续有韩玉峰、郑瑶苔、李宝利、阎元靖、杨荣斌、王元赞、陈庆增等参与指导排练。京剧队团结京城各路京剧专业名家以及业余名票在此演出。除了每周二、周六两场以外，还参加年节庙会表演，曾有一年创下演出120多场的记录，应算是天桥礼堂接待观众最频繁的时期。与此同时，这里还开设了曲艺说唱票房，请京城民间艺人以及八角鼓名票演唱单弦、岔曲、京韵大鼓、梅花大鼓、京东大鼓、联珠快书、双簧、相声等。各级工会组织的各种补习班也经常在此上课，那时的天桥礼堂利用率极高，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人群光顾。
1988年，由政协委员黄宗汉先生牵头发起打造北京天桥文化，并装修天桥礼堂。装修后不久京剧队重新在此开台，还按照古法表演了“跳加官”和“跳财神”。
1993年，由于打造天桥的文化公司领导改组，使得京剧队也面临着服务旅游经济的演出任务，因此天桥礼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变身为“天桥乐茶园”文化产业。
“天桥乐茶园”的崭新时代
在剧场运作经营上，“天桥乐茶园”也经过了几年的摸索，但始终没有摆脱经营困境，从领队组织旅游团观看京剧，到出售各类京味儿小吃以及旅游小商品，这种茶园时代的经营模式还是面临亏损的窘境。以至于坚持了数十年的京剧队无奈宣布解散，由宣武区风雷京剧团负责承包演出旅游剧目。说来也巧，这个剧团恰是当年张起率领梁益鸣、张宝华、王益禄的那个剧团的班底，虽然这些老人已经不再上舞台，但他们的弟子辈们依然活跃在舞台上。
1995年，风雷京剧团还在这里排演了京味儿民俗节目，聘请解放前曾在天桥撂地的拉洋片的老艺人焦秀岩先生亲自指导，焦先生是在天桥拉洋片的绰号“大金牙”的焦金池的儿子，当时已经70多岁了。风雷京剧团除了上演牛胯骨数来宝、相声、叫卖、拉洋片，还有当年天桥老艺人杜三宝、郑福顺的双簧表演。由此，天桥乐茶园拉开了经常上演曲艺说唱的特色，而京剧、河北梆子等旅游剧目逐渐淡出。
2004年，“天桥乐茶园”又重新装修，变身为以著名草根相声艺人郭德纲组织的“德云社”。自此，这个曾经的天乐戏院又出现了当年梁益鸣演出时代的盛况，不仅是场场爆满而且预约票都有限制，几乎到北京的旅游者们白天逛了故宫、颐和园、长城等名胜，晚上必要到天桥乐茶园来听相声。自从德云社在此作场专演相声，戏园前的黄牛倒票者亦是络绎不绝，这里的仿古装修反衬着当今时髦社会的各色人等，舞台上尖酸刻薄的京话相声，看客中此起彼伏的喷饭大笑，殊不知这就是从“天乐戏院”到“天桥乐茶园”80多年来走过的兴亡梦幻……
近来，在改造天桥市场的规划中，必然有天桥乐茶园，不知将来是否可以恢复原名，还是依然叫“天桥乐”……
（作者系国家一级昆曲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