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古城 见证晋商的荣光与悲辛

    曾经盛极一时、并有可能孕育现代金融体系的平遥,最终落得“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仅存一座空荡荡的古城。

    稿件来源:乐途旅游网与专栏作家示之

    2012年,《纽约时报》将杭州和平遥同时评为2011年全球最值得旅游的41个地方之一。旅行家丹·莱文的推荐词是:“在完整保留明代建筑时,现代文化开始扎根。”同年,《纽约时报》刊登一篇介绍山西平遥的专文。文章与一百多年前的帝国金融有关,认为,山西票号经营与壮大的基础,关键在于:操守、纪律、道德。清道光三年(1823),日升昌票号在平遥诞生。至全盛时期,平遥票号多达20余家,并在天津、上海、汉口、广州、成都诸处设立分号,经营贷款及汇兑业务。平遥之外,山西另有太谷与祁县,与平遥鼎足三立。民国财政部长兼行政院长孔祥熙即从太谷帮发迹起家。百余年里,平遥和晋中的财富一直占据着帝国的中心地位。那时候的中国金融中心,不在上海,不在天津,也不在首善之都,而是隐藏在零落而又规整的晋中大地的那些村落之中。

    明清街,见证昔日帝国金融中心的荣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盛夏,八国联军轰开北京城门。慈禧接连五次召见军机王大臣等,决定“出京”作“暂避之计”。一个多月后,慈禧一行抵达平遥,“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百川通”等数十家商号的财东们百十人亲至洪善驿接驾。在此地,为供应慈禧一路上的花费,四川合江县道员陈光弼捐出一万两白银,受到慈禧的奖赏。“以捐馕万金赏四川合江县道员陈光弼头品顶戴。”

    就在庚子之变的五年前(1885),红顶商人胡雪岩黯然离世。时间再往前倒退两年,这个帝国最为富裕且地位最为尊崇的商人所经营的庞大商业、金融帝国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曾因资助清廷平定长毛的胡雪岩,在这一年,花上千万两购买的蚕丝全部烂掉,汇丰银行到期的四百万两贷款亦被李鸿章扣住不能用。尤为致命的是,胡雪岩在办理外国银行贷款时多报利息的事情败露后,慈禧太后大怒,不仅责令胡雪岩加倍赔偿还要严加处理,李鸿章趁机煽动储户挤兑,终于让盛极一时的阜康钱庄顷刻轰塌。

    晋商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危机后面混乱的帝国体制。

    其实,从今日来看,真正导致那一场无法逆转的危机的,既不是蚕丝贸易战,也不是蚕瘟病,而是金融危机。危机背后,是帝国体制的混乱、资本市场发育的不完全和曾被平遥晋商奉为圭臬、却又被胡雪岩抛弃的操守、纪律与道德。抽取外国银行贷款利息的,不止胡雪岩一个。每家外国银行都迅速接受并融入了帝国上下盛行的潜规则中。在对外借款中真正发财的大头,其实是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员,甚至,包括慈禧太后。慈禧的震怒,与李鸿章的告密与煽动挤兑,表面看是对商人牟取暴利的不满;本质上,则是权力对商业规则和资本市场的无所不在的掌控与肆意的蔑视。

    晋商衰落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将财富退守为土地,却难以增值。

    也许正是出于对帝国体制和权力的恐惧,乔致庸终于一改过去不修家宅的传统,于同治初年(1862)将积年所得购置地皮、大兴土木,即后来闻名天下的“乔家大院”。而这一年,正是慈禧以西太后的名义垂帘听政之始,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余绪未了,南方的太平天国正如日中天,李鸿章的淮军则刚刚于正月组建成立。乔致庸的退守,代表着晋商的衰落。但这衰落,与战乱无关,帝国体制的混乱与自身的泥土沉重才是真正的原因。土地固然是财富之母,但在中国人眼里,在无孔不入的权力缝隙中,土地却是几乎唯一相对可以确定保值的私有财产。财富之母,意味着土地成为进取的资本;财产,则意味着,土地仅仅成为保值的手段。平遥金融帝国在各地票号所获得的源源不断的财富,直接转化为晋中平原一座座规模宏大的明清大宅。无一例外,这些大宅都在显要的位置悬挂牌匾,或镌刻碑铭,以表明自己“守拙”、“退守”的处世哲学。欲自外于权力之外,退守乡土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平遥南门瓮城。

    至今在平遥的深宅大院里,屋檐上仍可望见傲然昂立的龙头,却始终摆脱不了那一身晦暗的颜色。在权力面前,资本一无长处;当遭遇更为标准、规范而讲求信用的外国银行时,这些来自华北广袤平原村庄的农民金融家,亦无可凭恃,既无帝国行政体制的保护,亦无充分发育的资本市场予以支持,就连曾经“巡幸”的慈禧太后,亦只想着从平遥商人的口袋里伸手要钱而从未想着施以必要的扶助,哪怕只是形式上的“关心和帮助”。对她而言,天下莫非她“家”;召见地方官,第一件事不是想着如何将数百公里之外的侵略者赶出中国,而是吩咐当地官员,要求清剿当地驱逐洋人的义和团,“多杀几个当头的”。在这之前,太后和整个帝国上下对义和团可谓委以重任、并视之为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

    王家大院。

    平遥在慈禧眼里,哪是《纽约时报》所称道的帝国金融发源地,不过是个短暂的“行在”;即便是赵举人献出的大宅,也被李连英嫌弃了好久。光绪十九年(1893)应试中举的平遥人宋梦槐(1853-1938)因在庚子之乱中获军饷巨款得以起步发家,民国初年曾劝退袁世凯派来讨伐阎锡山的卢永祥而使平遥免受其害,后在北京、太原、平遥置业钱庄、银号,抗战时窖藏抗日国军高桂滋部军官30余人,其在晚年时即慨叹道:“西太后平遥一日耗费的银子,顶得上十八九万平遥百姓一年的用度。”

    吊诡的是,平遥城里的小民,却因西太后的“巡幸”而倍感荣幸并以此夸耀。乡民卢四则与人打架,被打倒在地,肩头被重重踢了一脚,卢四则立即大怒道:“老子这肩膀是抬过慈禧太后的,你畜牲敢踢它!”那人立时吓得跪地向卢四则求饶,任凭被卢四则打得口鼻流血也再不敢还手。杭州和平遥同时入选最值得旅游的城市,自然有其原因。我从这个巧合中想到的恰恰是:风雨飘摇的晚清帝国,杭州城里的胡雪岩,与平遥城里的乔致庸,同时体味帝国的荣光与悲辛。

    正如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所说:“中国人的币制永远存在问题,一个地方的银票到了另一个地方就不能通行”,帝国的混乱让这些勤俭、守信而不免固执的晋商们遭遇了危机,曾经盛极一时、并有可能孕育现代金融体系的平遥,最终落得“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仅存一座空荡荡的古城。

    (推送编辑: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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