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变迁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摘 要：从文化或价值观念的角度探寻经济增长的动因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经典研究范式。然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逐渐遮蔽了此范式的研究进展，诺斯等学者建立的产权制度理论不仅在理论上占据了主流，而且成为许多后发转型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实践。本文试图跳出对制度范式的盲目信从，以比较历史的视野梳理和探寻了经济转型的精神动因，并尝试以此视角来解释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
关 键 词：观念变迁；价值诱导；观念调控；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4）04-0031-06
收稿日期：2013-11-26
作者简介：张建伟（1983—），男，河北廊坊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与政党政治、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
一、解释经济增长：从地理环境、科学技术到制度范式
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国家繁荣的基础，因此，维护和促进稳定的经济增长，构成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发展的任务更为迫切。在这样的现实图景中，探寻经济增长的原因，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使命。
对于经济增长的原因，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学说。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地理环境决定论
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往往决定了其经济增长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贾雷德·戴蒙德从终极原因的角度解释人类社会的不同命运。他认为，历史进程中的地区差异实际上从公元前11000前就已奠定，各大洲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其是否适宜粮食生产和驯化动物：那些适宜粮食生产和动物驯化的地区，顺利地进入农业社会，为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奠定了基础，社会财富和文明得以持续发展；而那些不适宜粮食生产和动物驯化的地区，则被地理环境长期锁定在较低的文明形态中。[1]戴维·兰德斯也认为，大自然是不平等的，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说，富国大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而穷国则多位于热带和亚热带。除了强调热带地区的降水状况不适宜耕种之外，他还认为，以疟疾、血吸虫病等为代表的各种热带疾病也是阻碍热带地区发展进步的重要原因，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欧洲和中国都位于温带，则并非出于偶然。[2]除了强调地理环境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外，还有学者从地里环境对制度的移植与成长产生约束的角度探索了地理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机制。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Daron Acemoglu教授通过定量研究发现，殖民地的不同地理条件，通过制度中介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经济绩效：对于那些死亡率较低而适宜定居的殖民地，殖民者们定居下来并确立了有效的产权制度，从而带来了当今良好的经济表现；而对于那些死亡率较高而不宜定居的殖民地，殖民者们则采取了抽取掠夺型制度，其后果就是如今这些地区的经济表现大都不佳。[3]
以地理环境来解释经济增长，从长远的历史视野来看具有合理性。特别是历史越往前追溯，地理环境对人类发展的影响越明显。人类从周围地理环境获得衣食之源，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构成了人类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人类也就始终无法摆脱自然环境的约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直接约束度在降低。如果说自然环境对处于热带的非洲构成了发展瓶颈的话，那又该如何解释同处北温带的西欧与中国的发展差异呢？西欧近代以来率先进入现代工业社会，而早熟的中国却长期处在农业社会徘徊不前。另外，在地理条件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改革开放前与开放后的中国为何具有截然不同的经济表现？还有，为何地理资源贫瘠的日本却成为发达的现代国家，而中东和北非的一些产油国却陷入了资源的诅咒中？可见，影响经济发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由于技术的进步直接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地理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就有必要考察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将现代经济增长归因于技术的进步。正是西欧独特的科技造就了西欧独特的经济形态，为其持续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现代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技术进步，但技术决定论也面临着解释困境：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曾长期领先于欧洲，为何却是相对落后的欧洲先于中国实现了大工业生产的工业革命？如果将科学技术的进步归位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和文化，那又该如何解释当今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高度发达的科技呢？其实，在中国，技术的创意从不缺乏，据《资治通鉴》记载，中国早在唐代就有官员发明了温室技术，从而能在北方的冬天生产新鲜蔬菜，但这位官员的技术创新却被斥为“奇技淫巧”。由此可见，技术创新需要特定的制度提供保护和激励才能不断地得到应用和发展，在不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中，任何技术创新都无法发挥作用。这样，我们的关注点就很自然地从技术转向了制度。显然，相比于技术因素，制度在决定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的作用更为根本。
（三）制度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将经济增长的最终根源归因于有效的制度设计。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成为解释西方世界兴起的核心范式。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界定清晰的产权制度构成了市场交易的前提，也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激励机制。通过对公元900年到1700年间西方经济史的考察，诺斯得出的结论是：有效率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产生一种激励效应，根据对交易费用大小的权衡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诺斯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有效的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后来的制度学派不得不在诺斯的这一命题下开展研究。而对于制度变迁的原因，则有不同的解释。诺斯将制度变迁的根源追溯到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其他的学者则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追溯：Dagon Acemoglu将其归因于大西洋贸易，大西洋贸易提升了商人群体的力量，使商人群体可以成功地约束君主的权力，从而建立了有利于保护商人产权的制度；[4]张宇燕将西欧制度变迁的源头追溯到海外金银的流入，美洲新大陆发现后，大量的贵重金属涌入欧洲，造成财富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重新分配，财富重新分配的结果是改变了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从而引发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5]
除了从阶级力量的重组角度解释制度变迁之外，还有学者从国家行为的角度解释了现代市场制度出现的根源。波兰尼认为，具有自我调控功能的市场制度并非是社会的自发产物，西欧国家的国内市场实际上是由国家干预所创造出来的，国家干预发挥着“解围之手”的功能，将市场从社会中脱嵌出来。他注意到：“在15和16世纪，欧洲各国有计划地将商业制度强加于具有强烈保守主义倾向的城镇和公国头上。通过打破横在地方性贸易和城市间贸易这两种非竞争性的商业之间的隔阂，”[6]（p57）国家由此就为全国性市场的出现扫清了道路。与波兰尼的观点相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S.R.爱泼斯坦教授则认为，欧洲现代市场体系的出现并非国家有意构建的结果，而是国家在努力扩张主权过程中的副产品，“即这个市场体系是国家无心插柳之荫，而不是政治改革有心栽花之果。”[7]（p169）但无论是强调国家的有意为之，还是强调国家的非意图性后果，实际上二者都强调了国家在现代市场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制度角度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源，比强调地理因素和技术更有解释力，也更为接近事实的本质。如果进一步思考的话，制度解释范式也面临着根本性的困境。如果制度是有效的，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地区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绩效？拿中国和印度来说，两国都是具有悠久文明的人口大国，有着宪政民主制度和有效产权制度的印度的经济增长为何不如中国？即使是中国内部，同样的产权制度下又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地区发展差异？如果要对此作出解释，我们就必须找到影响制度发挥作用的核心条件。深入探究下去可以发现，产权制度基础是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只有人们成为普遍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载体，产权制度才能按照其应有的逻辑产生激励效果。而社会学和人类学早已指出，人是处于文化之中的，人的意义世界是极为复杂的，将所有个体都化约为纯粹自利的“经济人”，不仅与历史事实不符，更有将人“单向度化”的危险。人的本性是在社会中形成的，必然会受到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理性”：一方面，作为“理性”内核的目标函数，是反映文化传统塑造的偏好和社会结构的外在约束的；另一方面，作为“理性”特征的“最大化追求”，同样是受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约束的。“理性”只能是具体时空条件下的“理性”，用脱离了具体时空条件下的“理性”来建构理论，本身就面临着危险。
因此，影响制度发挥作用的因素就是人们的价值偏好。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也就很自然地转向了探索社会成员（尤其是精英）的价值偏好（文化观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方面。蓦然发现，我们又回到了韦伯式的命题，即现代经济增长与特定的伦理之间的关系上。
二、观念变迁与经济增长：东西方的历史比较
（一）西方经济增长的价值根基：从宗教教义到民族主义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认为：“人是悬挂在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8]（p5）因此，人的价值偏好必然受到其所生存的社会文化的塑造。在前现代社会，与其说制约经济增长的是制度，毋宁说是文化的约束，从东西方的历史中都可以找出有力的证据来对此作出证明。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英格尔哈特发现，前工业社会的文化系统大都不鼓励社会流动，社会规范鼓励个人接受与生俱来的社会地位以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这种固化的社会秩序实际上不利于财富的积累。
诺斯同样认为，在传统的封闭社会中，经济增长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在其最新的研究中，他将人类社会秩序模式分为三类：“原始社会”、“有限通路社会”，“开放通路社会”。大约在10000年前，有限通路秩序开始获得发展，其特征是通过政治体系去限制经济的准入门槛，并以此创造的租金收入来维护社会秩序。在有限通路社会中，通向政治和经济的渠道只对有限的社会成员开放，并不存在普遍的社会竞争，政治与经济没有实现分化，经济镶嵌在政治之中，因此难以容纳无限式增长。诺斯认为，有限通路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他将处于此阶段的国家称之“自然国家”。至于自然国家得以维持的机制，他认为是通过国家对贸易的垄断和对建构组织的限制来实现的。[9]诺斯的框架极具解释力，但他忽视了宗教因素在使自然国家得以维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如果没有宗教所发挥的强大的合法化说服功能，无论是国家对贸易的垄断，还是对建构组织的限制，都是很难长久维持的。尽管在西欧国家中存在着政教二元权力结构，但政教却并非处于截然对立的地位，二者在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基础。我们可以通过中世纪的宗教对高利贷的态度来观察文化力量对经济增长所发挥的制约作用。法国学者勒高夫通过对中世纪政治与宗教的考察发现，高利贷行为曾被宗教定义为“罪”，那些放高利贷的商人死后是不能进入天堂而只能进入地狱的，由此宗教的设定给商人们了极大的精神压力，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障碍成功地束缚和阻挠了一种新的经济体系的发展。直到后来出现了“炼狱”的观念，才缓解和疏松了意识形态限制，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种经济系统，只有在经历了所有类型的障碍长跑以后，才能取代另一种系统。历史，就是人。资本主义的启蒙者，就是高利贷者们。他们是未来的商人，是时间的商人，……让他们在资本主义的门槛上踯躅的，并不是尘世教会对高利贷的判决，而是恐惧。是对地狱的、令人不安的恐惧。在一个任何意识都是宗教意识的社会，障碍首先——或者终极的——是宗教的。通过炼狱而逃离地狱的希望，让高利贷者得以推动13世纪的经济和社会朝着资本主义发展。”[10]（p106）
勒高夫看到了中世纪时期宗教伦理观念的变化对经济行为产生的影响，而韦伯则进一步证明了宗教改革之后新教伦理尤其是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促进作用。在韦伯看来，加尔文教派的宿命论和“天职观”发挥了使追逐利润的行为重新定向和使其合理化的功能，对 “财富的追求因其与严肃勤奋的事业结合在一起而得到了道德上的认可，只有在被用于一种空虚、奢侈或者放纵的生活时，财富才会遭到诅咒。”[11]（p22）自韦伯的上述命题提出之后，就遭到了不计其数的批评。然而，不论韦伯的命题在事实上能否成立，批评者们始终无法回避的是，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受意义调节和支配的，正如格林菲尔德所言：“（人类）社会活动的区别性特征使其在本质上有别于其他物种，甚至那些能够完成非常复杂的合作式活动的物种，该区别性特征就是其有意义的目的性特点。这一原理进而表示，若想使目的性和意义性的社会活动一以贯之地导向某个特定的方向，就必须赋予这种活动一种正面的意义：它必须是社会许可的目标，确定为合理、合法并且在道德上是值得颂扬的。换言之，它必须在某种伦理体系内寻求支持。持久地重新定位于特定类型的社会活动（例如，经济）意味着它自身的重新解释和新动力机制的发展以及参与者意图的改变，而所有这一切均以新的伦理标准的出现为先决条件。”[12]（p20-21）沿着这样的思路，格林菲尔德把现代经济增长的伦理动因从宗教教义转移到民族主义身上。在格林菲尔德看来，正是靠着民族主义的支撑和激励，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才得以维持。欧洲近代民族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促使各国的经济政策日趋合理化来实现最大的财富增长，由此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足以使财富追求冲破宗教伦理的约束而获得道德上的正当性。“民族主义对英格兰的经济影响是巨大惊人的，因为正是将英国重新定位为民族国家，才使经济从传统上隶属于政治及宗教机构的地位中脱颖而出，并得以建构——即体制化——于价值层级制的顶层。”[13]（p72）
（二）价值诱导型吸纳：中国历史上经济转型失败之源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佩里·安德森就认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往往是观念形态支配着物质形态。历史上的中国曾两次失去经济转型和腾飞的机会，第一次是在18世纪，在远比西欧国家更为有利的条件下，中国没能实现经济转型；第二次是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早期，中国和日本共同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挑战的情况下，日本成功地发展为工业和军事强国，而中国则再一次失败了。[14]如果说第二次失败源于国内的军阀割据与战争的话，那么第一次失败则肯定是中国内部的某种固有缺陷所致。按照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的研究结果，当时的中国无论在人口、经济规模还是技术等方面都要优于欧洲，看不出当时的欧洲有任何率先崛起的迹象，更应该率先崛起的恰恰应该是中国。由此可见，从客观物质层面难以对此作出有效解释。于是，一些学者就转向了制度层面的解释。这些学者受新制度主义的影响较深，他们沿着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试图将中国第一次经济转型归因与缺乏有效的产权制度。杨光斌就将当时中国资本主义萌而不发的原因归到有效产权的缺失上。由于缺乏有效的产权保护，新兴的商人阶级无法抵制国家的掠夺，从而使资本的积累难以实现。[15]张宇燕同样试图从制度的角度探寻晚明错过经济起飞（第一转型失败）的原因。与杨光斌不同的是，张宇燕除了留意到国家的掠夺行为之外，还发现了官商勾结的官僚制度本身固有的产权保护因素，一方面削弱了制度创新的因素，另一方面又使产权制度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正是这样的复杂背景导致了中国第一次的转型没有发生。[16]
与杨光斌完全否认帝制中国的产权制度不同，张宇燕的研究则更接近于事实。但两人共同的局限在于，他们建构理论的着眼点都是直接从西方的理论预设出发，根据理论去裁剪中国的现实。在帝制中国，掠夺确实存在，但其程度和普遍性是否得达到了吞噬产权制度的程度，则很值得怀疑。奉儒家意识形态为圭臬得帝制王朝，实际上是以轻徭薄赋为常态的，仅以明朝为例：在土地税方面，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维持在总产量的5%，要远远低于其他农业社会；[17]（p303）在商业税方面，明末的商税大概只占财政收入的1%，远远低于西欧国家。这就使我们怀疑，能否以产权制度来有效解释中国错过第一次经济腾飞的机会？单纯套用产权理论是否遮盖了更为根本的原因？
毫无疑问，中国的学者极易陷入西方的理论陷阱之中。理论是对现实的解释，因此西方学者所建构的理论大都依据于西方的历史和现实。当我们把他们的理论移植过来解释我们的历史和现实时，理论的适用性问题会就凸显出来。针对上述问题，单纯的应用产权理论显然难于解释中国的历史。通过对明清商人集团的研究发现，明清商业经济的发展之所以无法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根本原因还在于政治方面，但阻碍经济转型的与其说是压制性的产权缺失，而不如说是诱导型的体制吸纳：国家对精神性权威价值（社会地位、荣誉等）的成功垄断，塑造了商人群体的终极价值追求，使商业精英自觉地转向政治领域的功名追求，由此造成的两大后果就是商人集团无法成为独立阶级和资本无法积累，最终使晚期的中华帝国失去了经济腾飞的机会。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曾深刻地指出：“正常说来，发财的商人会耐不住文人生活的诱惑，经不住权力的吸引，从而参加著名的科举考试……这至少是中国社会为何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发展为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之一。”[18]（p194）
三、观念调控：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与东欧及前苏联相比，中国改革的最大特色在于以渐进式方式成功实现了经济转型，逐步废除僵化的计划经济，将国家的发展模式引导到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上。对于中国的转型过程来说，市场秩序的产生和扩展并非是自发的过程，而是国家主动培育和塑造的过程。国家以有形之手，一方面通过制度、政策等方式塑造了市场运行的物质环境；另一方面，国家也通过观念的调整重塑了人们的价值追求，为市场制度的有效运行提供了适宜的观念环境。
然而，主流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强调产权制度作为外在激励因素时，却往往忽视了人们内在价值偏好对制度运行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历史经验已揭示，没有内在价值观念的调适，外生的产权制度是无法发挥出其理想的激励作用的。特别是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经过了长期的“文革”岁月，整个社会的价值追求早已被政治权力所强塑，任何追求私人经济利益的想法和行为都曾遭到无情的批判和审查。在“文革”中，政治权力将追求私利定义为一种“罪”，长期的外在强制会导致内在的自我强制，在灵魂遭受长期外在规训的情况下，人们就会失去追求个人私利的勇气，甚至到了“谈利色变”的境地。在此情况下，即便政府可以在短期内通过制度和政策的调整，创造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一切外在制度条件和物质资源，但如果没有观念的动员和转变，市场经济也无法有效的启动和运转。
传统的儒家思想没有为个人追求私利留下充足的空间，但儒家从未幻想彻底地根除人之私利，至多只是使私利的追求符合社会伦理道德，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并完成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后，毛泽东最关心的是革命以后的中国，“资产阶级态度”如贪恋金钱、享受和特权等等是否会复活的问题。在他看来，物质报酬上的不平等会助长这种偏向……但归根结底，他更关心的是改造“内心”或“灵魂”的斗争。如何制止权力对人性的腐蚀呢？他认为根本的办法就是对人性的彻底改造。只有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斗私批修”，将私的观念从每个人的头脑中清扫出去，塑造出无私的灵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府权力强力抑制人们追求私人经济利益的动机，运动式的“斗私批修”的效果甚至远甚于宗教教义在中世纪所发挥的作用。人们的欲望几乎都被权力导向政治斗争领域，而这恰与赫希曼所说的那种从“欲望”到“利益”的现代价值变迁方向相反。[19]（p11）这种反向的观念调节，不仅对社会成员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抑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机，最终威胁到权力自身的合法性。
改革的过程可以看成是观念的“拨乱反正”的过程，通过观念的调控过程，国家不但成功地将人们的“欲望”导向“利益”渠道，而是微观个体的成就动机得以激发出来。在主流的官方话语中，国家对观念调控的过程被称为“思想解放”。从改革至今，正是通过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20]市场取向的改革才得以制度化和合法化。“思想解放”有着特定的政治内涵，它不是指赋予人们追求个人权利的广泛自由，而由国家权力确定合法边界（如四项基本原则）并由其引导的观念调控过程，通过这样的调控达到赋予市场化以合法性和赋予人们追求私人经济利益的正当性的目的。国家权力的观念调控过程发挥了价值过滤与筛选的功能，它可以让特定的观念滤出并使其合法化，也可以锁住特定的观念并使其妖魔化。用形象的比喻来说，如果说观念是水流的话，那么国家权力就是安装了滤网的水龙头，水龙头控制者水流的流向和流速。通过这样的观念调控过程，国家权力成功地将改革前被束缚的欲望变成为“被承认的利益”，由此建立了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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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牟春野）
Abstract：Exploring the incentives of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view or view of value is what Max Weber has raised as the classic research mode.However，the rise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has covered the process of this research mode.The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system founded by North and other scholars not only has been dominant theoretically，but also became the policy guidance of those many later transformational countries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This paper aims to jump out of the blind follow of the research mode by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try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spiritual incentive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ltimately try to explain the curren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from a contrastive perspective.
Key words：the change of concepts；value guidance；concept regulation；economic grow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