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家对健康权与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平衡
摘 要：健康权在任何与健康照护议题有关的政策上（包括药品知识产权制度）都不可忽略。然而，《多哈宣言》与2003年决议仍未触及药品知识产权保障与健康权冲突的核心问题，这就需要将健康权作为一项政策工具对药品知识产权的影响做补充性的解释。国家保障药物获得权利的义务应根据其实质内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掺入防卫权的特色；换言之，药品获得权应区分为国家仅有义务渐进实现的受益权与国家有义务立即实现的受益权。这种通过细化国家保障药品获得权的义务，在具有相同重要性的健康权及药品知识产权产生冲突时，便有足够的基础从权利本质审视两者在冲突时的平衡关系是否适当。
关 键 词：健康权；药品知识产权；防卫权；受益权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4）01-0082-08
收稿日期：2013-10-15
作者简介：范文舟（1966—），男，安徽芜湖人，北方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医药法学。
健康权与药品知识产权间的平衡关系，不可能靠市场机制来实现，也不可能靠社会力量去获得。而从TRIPS的与药品知识产权有关的规范内容及其相关的国际规范内容审视，国际药品知识产权规范对公共健康的负面影响，应视为系因国际经贸与国际人权两种不同规范的不同内涵所造成。因为TRIPS相关规范作为国家经贸法规范的一环，既重视国际间私有部门间自由贸易互动的相关议题与规范，所规范者应局限于国家的消极义务，亦规范限制国家“不得”为一定行为的义务，[1]从而被认为对公益领域或国家应为一定作为的积极义务（如提供可负担的药品）往往较不重视；[2]因此，在TRIPS的保障规范上，便可能忽略应如何调和药品知识产权与国际健康权冲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但若因此遂仅以国际经贸规范审视TRIPS相关规范，却又会不可避免地忽略国际人权规范所坚持的不同价值与目的，而给予国家在缺乏正当性审视的情况下，恣意将药品知识产权的保障置于健康权之上。举例而言，TRIPS-plus的出现实际上是反映了国际经贸关系中的权力不对称，而这种权力不对称对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若单纯从经贸规范的角度观察，往往被视为国家本身在衡量经贸自由和公共卫生时所存在的不同“自愿性偏好”。因此，如国际体系欲在药品知识产权与健康权（或放大为经贸利益与公共健康的范围）间取得平衡，便需要解决不同国际经贸规范与国际人权规范间的不相容处，并尝试建立独立且连贯一致的概念逻辑。[3]
一、从健康权内容审视药品知识产权规范
如果要将健康权的规范体系纳入国际药品知识产权保障的框架中，可能出现反对的声浪。
首先，自GATT时代始，国际间对于贸易与人权的处理态度往往较为保守，对于非贸易关切的事项（如健康议题）多将其排除在贸易政策讨论的范围外，认为除非在追求经济发展及强化人类福祉的规范目的下才有讨论的必要性。造成这种截然二分体系的原因在于，国际法对国际贸易与国际人权两者的规范本就属不同的价值体系，规范的内容与对象均不相同——国际药品知识产权（属国际贸易的一环）涉及产品与智力成果的跨境流通与交换价值的实现，而健康权则体现对个人自由平等的生存与发展等各项权利的尊重、保障与实现；因此，国际贸易法规范与国际人权法规范通常被认为（包括参与TRIPS谈判的各国代表）仅需考虑各自体系内的法条与规则即可，[4]若任意将健康权规范强加于国际药品知识产权的体系上，不仅会模糊后者维护发明创作人（原开发药厂）排他性权利保障、促进知识创造与商业开发、加速新知识技术的广泛传播等规范目的，亦会使原本即难达成共识的贸易多边谈判陷入停顿，反倒使健康权本欲达成的生存与发展等社会福利目标（其可能需要药品知识产权的保障作为工具以协助达成该目标）更加难以达成。[5]因此，如《多哈宣言》第4条虽重申对于TRIPS协定支持的立场，并“再次申明TRIPS可在某种基础上，特别是在于增进使用医疗药品的机会上，重新诠释及执行以支持WTO会员国保护公共卫生的权利”，但却未提及相关国际人权（包括健康权）主张及保障的基础。[6]
其次，也有学者认为药品知识产权与健康权间并非完全是互斥的关系，因提供药品知识产权更完整的保障，将可进一步协助健康权的实现。[7]如果欠缺知识产权的保障，不论是发达国家的医疗研发产业，抑或是发展中国家的学名药产业，均难以成长繁荣，社会亦缺乏创新的诱因动力对公共健康带来正面的贡献；而在国际法上，因药品的产销流程在国际化的今日常需横跨不同的法律领域，若各国对药品知识产权的保障不同，或国际上欠缺对药品知识产权的规范，对于该商品的流通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干扰，并将进一步对国际贸易造成障碍，并严重影响各国的经济利益。凡此种种，均将直接或间接地对公众健康权的保障造成侵害。因此，发展中国家若能改变药品知识产权欠缺保障的状况，则不仅能刺激该国药品产业的发展与创新，并将科技知识于其经济体中作适当的散布；进一步尚可促进贸易的自由流通，借此作为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与经济增长的动力——如制药产业的进步与贸易的增加将扩大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就业机会与工资的提高，使其在健康照护上有更多的资源可资运用。既然健康权的保障已隐含在国际药品知识产权的规范体系中，且TRIPS规范中对公益与私益的调和已有所规范（第7条），并作为排他性权利例外限制措施的基础（如第8.1条及第31条），再争论是否应额外以健康人权规范审视既有的国际药品知识产权规范，似乎并无实益。
但前述将健康权与国际药品知识产权完全脱钩的作法并不适当，以下将分别从健康权的普及性与健康权、药品知识产权与贸易自由化间的关系分别加以说明。
（一）健康权的普及性
虽然TRIPS及相关规范并未于条文中对健康权议题作直接规范，但并非表示会员国便因此不具备任何实践人权的义务；因WTO的会员国均签署至少一项以上的国际人权公约[包括规范健康权的UDHR（《世界人权宣言》）、ICESCR（《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CEDAW（《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RC（《儿童权利公约》）等]；[8]因此，会员国尊重、保障、实践健康权的义务并不因国际贸易法规范未于条文中对健康权议题作直接规范而消失，其仍有义务依照国际人权法的相关规范，采取适当措施以满足公众对健康权的权利主张。[9]换言之，虽然国际药品知识产权与国际健康权的规范价值体系有所不同，但因TRIPS会员国仍受其所签署国际人权公约的约束，因此便有义务遵照多数国际人权公约所揭示保障健康权的精神，作为分析药品知识产权政策的基础。2006年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WHA）亦通过一项关于贸易与健康的决议，并要求会员国在不同方面讨论国际贸易（包括药品知识产权）与健康权的互动与影响。[10]因此既然二分地将健康权规范自国际药品知识产权体系框架中移除或是忽略其影响，或仅将药品知识产权视为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下的一环，均可能过度简化国际法规范体系的复杂性与关联性。[11]
同时，多数批准至少一项保障健康权的国家，多已承认健康或健康照护作为维持个人尊严与发挥潜能的基本需求，并将与健康照护相关的权利内容纳入宪法保障，承认其社会成员应有健康照护服务的请求权，以确保社会发展与对民众权益的积极保障功能；如芬兰宪法第19条、[12]南非宪法第27条、[13]日本宪法第25条、[14]爱尔兰宪法第45.4.2条，[15]并规范政府有义务保障民众获得健康照护服务的权利。各国法院亦不乏直接援引国际健康权的概念作为解释其宪法条文的理论基础。如南非最高法院在Soobramoney v.Minister of Health、[16]Minister of Health v.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17]Minister of Health v. New Clicks South Africa（Pty）Ltd.[18]等案中便用ICESCR及CESCR General Comment No.14等文件解释南非宪法对健康权的保障内涵；[19]印度最高法院同样在Paschim Banga Khet Mazdoor Samity v.West Bengal[20]等案中引用国际人权法来处理与健康权有关的案件。
即使少数未批准ICESCR的国家（如美国），虽然对健康照护是否为宪法上可得主张的权利仍然多有争论，[21]但在具体个案中却不难发现，[22]美国法院并不完全排斥直接援引ICESCR作为判决基础的案例（如Lipscomb v.Simmons、[23]Tayyari v.N.M.State univ.[24]），故健康权许多重要的内涵实已受到相关医疗卫生法规范（如Economic of Bill of Rights of 1944、[25]National Health Planning and Resources Development Act of 1974）[26]或法院判决（如Youngberg v.Romeo、[27]Estelle v.Gamble）[28]的确认与保障；因此，即令这类保障多涵摄在政治权利或其他权利（如平等权）的框架下，[29]而非独立的权利体系——如在Youngberg v.Romeo及Estelle v.gamble的判决中，这类健康照护权利往往被视为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免受酷刑权利”的延伸（因此受保障的对象亦仅限于非自愿住院隔离的精神病患者及在监犯人）；但有学者（如Kenneth Wing）仍认为在实务上该权利的延伸应可被视为广义的健康权，并对一般民众健康照护相关权利有所保障。[30]再从国际习惯法的角度出发，因多数国家均已签署ICESCR并承认对健康权的保障，且健康权的概念亦为不同国际公约（如CEDAW、CRC）及各国宪法所援引规范（如前所述，有些国家如南非是直接以健康权作为权利基础加以规范，有些国家如爱尔兰则以宣示性条款规范立法政策与法院判决应对健康权做适当的保障）；[31]对健康权如此广泛的运用应足以使健康权规范构成国际法院规约第38.1.b条或第38.1.c条，国际法院于陈诉各项争端时所适用的“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之国际习惯”或是“为文明各国所承认之一般法律原则”，并直接对国家产生道德上的说服力及（潜在的）政治压力。
综上所述，健康权实具有其普世价值的地位，[32]在任何与健康照护议题有关的政策上（包括药品知识产权制度），均不能亦不应被任意地忽略。
（二）WTO体系中药品的法律特性
TRIPS与《多哈宣言》的例外规定虽然尝试调和公益与私益间的冲突，但不可否认，其仍欠缺与健康权间的直接对话，并可能忽略药品与健康、生命间密切的关联性。因药品对民众健康的维护与疾病的治疗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遂使药品的商品特许不同于一般商品；但TRIPS与《多哈宣言》的相关规范却未将此特性纳入规范的考量中，仅以国际贸易规范的角度思考药品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将会使药品知识产权保障与健康权维护间产生鸿沟。因此，在国际药品知识产权规范中应同时纳入健康权保障的理由，并非要改变既有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而是希望能增加不同的角度（而非从国际贸易片面且单一的角度）重新且全面审视药品知识产权在公益与私益间所造成的冲突。
举例而言，《多哈宣言》主要延续TRIPS第31.b条的规定，强调仅在国家紧急状况时（即与HIV/AIDS、结核病、疟疾、其他传染病有关的公共健康危机）可得强制授权制造必要的学名药（如前文所述）；但该宣言似乎着重在促进民众获得与生命相关的药物，其内涵显然与WHO所揭示的健康概念（即生理、心理、社会之安适状态）不同而且是大幅限缩；只将民众获得药品的机会局限在国家紧急状况，这与健康权的实践不应因健康事件轻重而不同显然有异。且即便是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国家也应优先将资源置于与民众生命密切关联的传染性疾病，故将强制授权的对象局限于与民众生命密切相关的传染性疾病有其正当性；但依据CESCR general comment no.14第44条的规定，国家的优先义务却不仅限于传染性疾病，尚包括孕妇及婴幼儿的健康照护、疫苗注射等，ICSECR第12条第2项也将降低死胎率和婴幼儿死亡率视为国家实践健康照护人权的必要步骤，但《多哈宣言》却未将此类健康照护的需要纳入考量，尤其孕妇及婴幼儿的健康照护与疫苗注射[33]是否能被视为国家紧急状况亦不无疑问。因此，《多哈宣言》与2003年决议显然仍未触及药品知识产权保障与健康权冲突的核心问题，而需要健康权作为一项政策工具对药品知识产权的影响做补充性的解释。[34]
（三）健康权、药品知识产权与贸易自由化间的关系
虽然药品知识产权的保障对国际贸易的正常运作有其正面的影响，但不可否认，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药品知识产权的保障却可能成为富有国家对贫穷国家的剥削，或是弱势国家陷于发展陷阱的推动因素。首先，单凭药品知识产权的保障并不必然能保障对发展中国家学名药产业的发展有所帮助。许多国家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药品知识产权的保障不仅将显著地增加原厂药的价格，如南非竞争委员会便发现原厂药的价格约为学名药的230%；[35]S Chaudhuri及C Fink也发现印度在知识产权制度实施后，原厂药价约增长200%-750%，[36]形成对民众获得该药物的经济上障碍，而且，原开发药厂往往通过不同方式（如同质药的开发、大量申请二线专利以作为日后控告的基础、不公平的联合竞争[37]等）延缓或组织学名药的上市。因此，药品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是否能进一步协助学名药产业的发展，显然取决于不同机制的配合，而非仅从知识产权的角度出发便可达成；如许多国家便认为前述不正当合作所造成的公平交易议题，将可能造成延缓学名药上市的结果，遂另行订立许多规范约束这类行为。其次，在知识产权保障下，有论者希望通过排除合法贸易障碍的方式，确保国际贸易的正常运作，并在自由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引导下达到快速的经济成长，间接扩大健康照护的资源以保障健康权。但问题在于，经济自由化、国际化与健康权保障间的关系是否呈现正相关，并非毫无疑问。Amartya sen的研究发现，自由市场经济与全球化虽然能引导快速的经济成长，但若该成长不能进一步或扩展至相关基本社会服务（如医疗、教育、社会安全等），则不仅该国国民的生活品质将大幅受限，经济成长也将遇到瓶颈。[38]举例而言，东亚国家或地区（如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对基础教育与健康医疗的重视所营造的社会机会扩张，便进一步促进了高就业的经济发展，并为死亡率降低与平均寿命增加创造了有利环境；但少数同样有高经济成长的国家（如巴西），却因为对民众基本需要的忽视而在经济成长之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对立（如社会不均、失业、忽略公共保健），不仅民众的平均寿命较短，且无法达成有效普遍的经济参与，并进一步影响产业经济的发展。[39]Jeffery Sachs也指出，非洲国家即使有相同的经济自由，其成长速度仍然较同一层次的国家低约3%，而主要原因便在于包括疾病与健康照护在内的基础公共建设等议题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被忽略。因此，不论自由经济或药品知识产权，对于公众福利或健康环境的改善绝对有其正面的帮助，但却不能将其视为唯一的手段。
然而，笔者仍须承认，药品知识产权有其不可忽视的正面功能；但由前述的分析不难发现，知识产权虽是解决药品在国际贸易中所面临自由贸易障碍的一项基本手段，却不应忽视其对其他层面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宜仅以规范体系的不同而主张以市场作为主宰医疗保健等公众基本需求的终极手段。因为若仅单纯从药品知识产权规范的观点出发，并不一定能适当地实现该制度设计上原本所希望实现的所有目标；倘能凭借不同且多元价值观的协助（如人权规范的参与，或如Sen所强调的经济发展应在重视社会机会平等的前提下规范）及其他社会配套措施，则应能使药品知识产权的制度性设计更为安全，也有助于实现其所希望的促进自由贸易与增进发展的主要目标。
二、对国家保障药物获得权义务的省思
既然以健康权的内容标准审视国际药品知识产权体系有其必要性，且药品获得为健康权的基本要素，接下来所要讨论的便是国家保障该权利的义务强度问题。由于学者间对于健康权的性质究系属于实质的法律权利或软性的道德权利仍有争论，故对于国家作为国际条约的当事国，其所负担尊重、实践、保障健康人权义务的界限与内涵便产生疑义；而此种疑义可能影响国家在面对药品知识产权与健康权冲突时所采取的策略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判断。
健康权在相关国际人权法的规范上虽已被视为实质的法律权利，但该权利的约束力范围为何，尤其是在与资源竞争密切相关的前提下，国家是否有义务无限制地耗费资源以满足公众健康权，便有不同的观点。传统上，因健康权属受益权的范围，系属具给付功能的权利，因此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国家仅须负担渐进满足公众健康权的有限义务，而不需要负担穷尽一切资源以立即满足该权利的义务。[40]因为依据ICESCR规范，国家仅须承担尽最大能力所能采取的个别步骤，或经由国际援助与合作等适当方法（包括立法方法），逐渐达到健康权的充分实现。[41]另参考南非Soobramoney v.Minister of Health[42]一案，南非最高法院便承认国家实践健康权的义务[43]有其界限，而有限资源的配置便可作为国家限制公众健康权的正当化理由；在Minister of Health v.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44]一案中，南非最高法院延续既有的判断基础，认为在药厂以低价供应Nevirapine（防止艾滋病垂直感染的药物）给公立医院的前提下，此时公立医院仍拒绝提供罹患后天免疫不全症候群的孕妇适当药物以防止垂直感染系属违宪侵害公众健康照护权的行为——因药厂既已低价供应适当药物予公立医院，国家即难再以提供该药物将竭尽国家资源为理由拒绝提供该健康照护。因此，不论是UDHR第25条第1项所强调的“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的原则，或是WHO宪章或ICESCR第12条的规定，虽可视为国际间所共同同意对健康照护权所采取的保障态度，而对国家的政策形成实质的约束力（法律权利）而非仅为宣示性的道德权利；但国家尊重、保障与实现该权利的义务，仍以国家在其可运用的有限资源内为相关的保障为界限。
然而，这种对国家实践健康权的义务采渐进满足的见解——即国家仅负担在可运用资源范围内渐进保障该权利的义务，[45]却可能在药品知识产权与药品获得权的冲突中形成负面影响：
（一）国家可以以药品知识产权的保障而限缩国家资源作为理由，正当化其无法提供民众适当健康照护服务而对健康权所形成的限制，来忽略该限制对健康权实质内涵的影响
以Minister of Health v.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的判决观察，若药厂仍以既定价格供应Nevirapine而对健康照护资源形成排挤，则国家无法保障或限制民众使用Nevirapine便似具有正当性，而不被视为侵害受国际人权公约所保障的获得药物权。
详言之，相对于国家实践健康权义务的宽松，国际贸易法赋予国家的义务却十分严格。这种国家义务的不对称，对如何平衡健康权与药品知识产权便可能形成障碍。举例来说，若将实践健康权的渐进义务概念套用在国际贸易法对药品智慧财产权之保护体系下，则国际人权法规范便需尊重各国在整体衡量国内资源的前提下对保障其国民健康需要及保障其健康措施的不同认知，并给予国家极大的裁量权在药品智慧财产权与人权的冲突间寻求平衡，从而使健康权成为国际贸易规范体系中的一项考虑因素，而非规范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例如，若某国采行某项贸易措施导致国内公众的健康可能受到影响，因国家仅具有道德义务渐进地实践健康权，则该国是可以较轻易地通过检验而正当化其限制公众健康权的相关政策措施的；但相对而言，对药品知识产权的限制却显然没有那么简单，若某国欲主张其公众的健康权可能受到侵害，欲依国际贸易法相关例外规定采取强制授权的措施，便需证明该措施的必要性，而不能仅以健康权保障作为正当化的唯一理由。因此，在TRIPS例外规定过于空泛的前提下，软性的健康权往往使国家有机会任意地以资源有限或追求经济效率（如必须保障药品知识产权以促进产业升级与发展）作为限制健康权的理由。但究竟受保障的权利（药品知识产权）与受限制的权利（健康权）间的权利内涵是否对等适当，便受到忽视而未经充分讨论与审视。
（二）仅赋予国家渐进满足健康权的义务，会忽略健康权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因上述观点将健康权一体视为无规范拘束力的法律权利，将使得健康权的核心价值被贬低，并可能低估其作为基本权利以保障公众健康的重要性，从而低估药品知识产权与健康权分别保障的权利内涵冲突时，寻求合理适当的平衡关系的重要性。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14第43条规定，国家具有核心义务对公众获得基本/必要药物的权利为最低限度的保障；但基本药物的判断标准系以有效性与安全性、相对成本效益、品质、公共卫生相关性等，且必要药物通常为single compound[fixed dose combination products须在紧急状态（如疟疾、肺结核、AIDS）下始得列为必要药物]。[46]但依照2003年决议，一般认为仅有部分及重要的基本药物可被国家紧急状态或其他极度危急环境的定义所含括；其他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的药物（如WHO基本药物清单所列的麻醉药、镇痛药、解热药、治疗痛风药物、治疗类风湿性疾病药物、抗过敏药物等）则不在可强制授权的范围内；这与国家保障健康权的核心义务有所出入。即令WHO的基本药物清单虽仅具有参考价值，各国有权力制定该国的个别基本药品清单；但该清单亦不应与WHO的标准相距太远，因此其范围较2003决议所定的国家紧急状态或其他极度危急环境宽松。此时，国家保障公众获得基本药品的义务与保障药品知识产权的义务便可能出现冲突；倘国家在此争议中仅需满足健康权的义务，则国家便可轻易以其他利益追求为理由，正当化其对民众健康权的限制，而不需证明所侵害权利与所保障利益间是否符合适当的比例关系。
因此笔者认为，国家保障药物获得权利的义务应跳出传统受益权的框架，而根据其实质内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掺入防卫权的特色。换言之，药物获得权应进一步区分为国家仅有义务渐进实现的受益权与国家有义务立即实现的受益权（而不再受到资源有限条件的限制）。如2000年联合国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便指出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包括健康人权）不应一体视为受益权，其中应有部分权利内容系具有防卫权的特色，而应受到国家穷尽一切资源以立即满足的实践、尊重或保障。[47]而在南非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v. Grootboom[48]一案中，最高法院亦认为提供儿童适当的居住房屋系属于国家应穷尽一切资源以立即满足的权利；亦即该权利虽属于传统人权体系中的受益权范畴，但却与防卫权具有同样的特性，从而使得国家不得以资源有限为理由正当化其拒绝实现该权利的政策。而对于儿童居住权利的保障，应可类推到健康权中对于儿童健康照护权利的保障，如CESCR general comment 14即将对孕妇及儿童的健康照护服务视为医疗人权中的核心权利；而这类权利似属于受益权的防卫功能的范畴，国家不应以资源有限作为其限制该权利的理由，而应负担穷尽资源以立即保障该权利的义务。南非Minister of Health v.New Clicks South Africa（Pty）Ltd.[49]一案中似亦同意类似的观点。在本案中，最高法院便强调，排除不合理的药品利润以保障公众药品获得权，并非可选择不执行的选项而实为国家不得回避之义务；[50]因此，该判决乃超越Soobramoney v.Minister of Health与Minister of Health v.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所主张，若健康权的实践可能对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造成影响时，国家仅负担渐进满足该权利的思维，而强调相冲突的公共或私人利益不应不合理地限制个人权利。[51]换言之，对公众获得药品权利的保障，不再是一体适用于传统受益权的概念或是单纯以效益主义衡量权利间的冲突（如药品知识产权与药品获得权的冲突），亦不再是不问药品种类而仅要求国家在资源有限的范围内负担渐进满足的义务；药物禁用作为社会集体责任的一环，便应将不同药物对弱势族群的影响做详细评估，并从分配正义的角度思考限制公众获得某项特定药物的权利是否影响其平等的机会，在实质负面影响发生时，由国家立即排除对公众药品获得权的限制，回复对其平等机会所造成的限缩。
通过细致化国家保障药品获得权的义务，在具有相同重要性的健康权与药品知识产权产生冲突时，便有足够的基础从权利本质审视两者在冲突时的平衡关系是否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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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ames Harrison，the human rights impact of the word trade organization 43（2007）.
[12]§19 of finish constitution，“（1）Those who cannot obtain the means necessary for a life of dignity have the right to receive indispensable subsistence and care.（2）Everyone shall be guaranteed by an Act the right to basic subsistence in the event of unemployment，illness，and disability and during old age as well as at the birth of a child or the loss of a provider.（3）The public authorities shall guarantee for everyone，as provided in more detail by an act，adequate social，health and medical services and promote the health of the population. Moreover，the public authorities shall support families and other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for children so that they have the ability to ensure the wellbeing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ren.（4）The public authorities shall promote the right of everyone to housing and the opportunity to arrange their own housing.”
[13]§27 of South Africa final Constitution，“（1）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have access to-（a）health care services，including reproductive health care；（b）sufficient food and water；and（c）social security，including，if they are unable to support themselves and their dependants，appropriate，appropriate social assistance.（2）The state must take reasonable legislative and other measures，within its available resources，to achieve the progressive realization of each of these rights.（3）No one may be refused emergency medical treatment.”
[14]§25 of Japan Constitution，“All people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maintain the minimum standards of wholesome and cultured living.In all spheres of life，the State shall use its endeavors for the promotion and extension of social welfare and security，and of public health.”
[15]Article 45.4.2 of the Irish Constitution，“The State shall endeavor to ensure that the strength and health of workers，men and women，and the tender age of children shall not be abused and that citizens shall not be forced by economic necessity to enter avocations unsuited to their sex，age or strength.”
[16]Soobramoney v. Minister of Health，KwaZulu-Natal，1997 （12）BCLR 1696（CC）， 1997 SACLR LEXIS 4.
[17]Minister of health and others v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 and Others，2002 SACLR LEXIS 26，79-107（2002）.
[18]Minister of Health & Professor D. Mcintyre No v. New clicks south Africa （Pty） Ltd & others，Constitutional Court of South Africa，Case CCT 59/04（2005）.
[19]inister of health and others v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 and Others，2002 SACLR LEXIS 26，32-33（2002）.
[20]Paschim Banga Khet Mazdoor Samity v.West Bengal，（1996）Supp. Vol. 2 S. C. R. 331.
[21]Kenneth wing，The Right to Health Care in United States，2 Annals Health L. 161，163（1993）.
[22] Maher v. Roe，97 S. Ct. 2376（1977）.
[23]Lipscomb v.simmons，884 F.2d 1242，1244 n.1（9 th Cir. 1989）.
[24]Tayyari v. N.M. State Univ.，495F. Supp.1365，1378-79（D.N.M. 1980）.
[25]Economic Bill of rights of 1944 ，90 Cong. Rec. 55-57（1944）.
[26]National Health Planning and Resources Development Act of 1974， 42 U.S.C.§300K（1974）.
[27]OConnor v. Donaldson，422 U.S.563（1975）.
[28]Estelle v. gamble，429 U.S.97（1976）.
[29]Kenneth Wing，The Right to Health Care in United States，2 Annals Health L. 161，161（1993）.
[30]Kenneth Wing，The Right to Health Care in United States，2 Annals Health L. 161，163（1993）.
[31]Patrick L. Wojahn，A conflict of rights：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rips，the Right to Health，and AIDS Drugs，6 UCLA J. IntI L.& Foreign Aff.463，495（2002）.
[32]Philip Alston，Making Space for New Human Rights：the Case of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1 Harv. Hum. Rts. Y.B.3，3（1988）.
[33]Carlos M. Correa，Implications of the Doha Declaration on the TRIPS Agreement and Public Health，available at http：//www.who.int/medicines/areas/policy/WHO-EDM-PAR-2002.3.pdf（last modified onj Oct. 10.14， 2009）.
[34]Andrew T. F. Lang， Re-Thinking Trade and Human Rights， 15 Tul. J. IntI & Comp. L. 335，376-77（2007）.
[35]Competition Commission of South Africa，Hazel Tau et al v GlaxoSmithKline，Boehringer Ingelheim et al.Law and treatment access united of the AIDS law project and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the price of life. Hazel tau and others vs Hazel Tau et al v GlaxoSmithKline，Boehringer Ingelheim：A report on the excessive pricing complaint to south Africas competition commission（2003）.
[36]C Fink，How Stronger Patent Protection in India Might Affect the Behavior of Transnational Pharmaceutical，Industries，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2352，42（2000）（suggesting prices increases for india of well over 200%）.
[37]Valley drug v. Geneva pharmaceuticals，350 F. 3d 1181（2003）.
[38]Amartya Sen，Development as Freedom，53（New York：Anchor，1999）.
[39]Id. at 46-49.
[40]The immediate re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means that state parties have the obligation to immediately respect，protect，and fulfill human rights regardless of whether enough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or not. And the progressive realizations of human rights means that state parties obligation to respect，protect，and fulfill human rights should be limited to taking reasonable legislative measures within its available resources. There are more discussions about the roles of immediate and progressive realizations in the framework of rights to health care in section 9.3.3.
[41]Article2.1 of the ICESCR，“Each State Party to the present Covenant undertakes to take steps，individually and through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especially economic and technical，to the maximum of its available resources，with a view to achieving progressively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the rights of recognized in the present Covenant by all appropriate means，including particularly the adoptionof legislative measures.”
[42]Soobramoney v. Minister of Health，KwaZulu-Natal，1997（12）BCLR 1696（CC），1997 SACLR LEXIS 4.
[43]Section 27（2） of the South African Final Constitution confines the right to health care to the state，which “must take reasonable legislative and other measures，within its available resources，to achieve the progressive realization of each of these rights”even when Section 27（1） states that “Everyone has the right of access to （a） health care services，including reproductive health care；（b）sufficient food and water；and （c） social security，including if they are unable to support themselves and their dependents，appropriate social assistance”；and Section 27（3） states that “[n]no one may be refused emergency medical treatment.”
[44]Minister of Health and Others v.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 and Others，2002 SACLR LEXIS 26，79-107（2002）.
[45]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vs. Grootboom，2000 SACLR LEXIS 6，13（2000）.
[46]WHO Policy Perspectives on Medicine.The Selection of Essential Medicines，available at http：//whqlibdoc.who.int/hq/2002/WHO_EDM_2002.2.2.pdf（last modified on Oct.15， 2012）.
[47]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0，93（2000）.
[48]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and Others v. Grootboom and Others，2000 （11） BCLR 1169 （CC）， 2000 SACLR LEXIS 6.
[49]Minister of Health & Professor D. Mcintyre No v. New Clicks South Africa （Pty） Ltd & others，Constitutional Court of South Africa，Case CCT 59/04（2005）.
[50]Minister of Health v. New Clicks South Africa （Pty） Ltd.， para.660.
[51]Lisa Forman，Justice and Justiciability：Advancing Solidarity and Justice Through South Africans Right to Health Jurisprudence，27 Med. & L.661，679（2008）.
（责任编辑：徐 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