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乐于做个边缘人
赵晓兰
早就听说郑也夫个性强，言辞犀利，被称为“学术圈的刺头”“超龄愤青”，据说曾有摄影记者请他在接受采访时换个姿势，配合照相，他一口回绝：“我就这样坐着，边聊边拍，我不表演。”
说起问题丛生的教育现状，郑也夫开口即是一腔愤懑，这股愤懑也是他编著《吾国教育病理》《科场现形记》这两部姊妹篇的原动力。但是愤懑情绪并没有简单地转化为“骂街”，而是化作了对问题的刨根问底，对种种不合理现象的嫉恶如仇。
在公众领域掀起话题
郑也夫初中没毕业就赶上“文革”，学校不办了，1968年，他奔赴北大荒当了知青。1977年回城后，他开始“恶补”，先是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一年半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哲学硕士，后来他又申请到美国丹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攻下社会学硕士。美国导师建议他继续读博士，但这时他的个性已经彰显出来，他觉得自己年过30，不想再“伺候”一门门的学科了，而更想获得独立研究的机会。
回国工作后，郑也夫先后就职于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作为老师，郑也夫学术文章众多，能言善辩，深受学生欢迎；作为学者，他在观察真实生活的基础上，对社会发展持冷静和批判的态度，在公众领域经常掀起话题。
郑也夫研究范围极广：他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他对知识分子与大众、知识分子与政治关系的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提出反对发展私家车，还主编了《轿车大论战》一书，为了营造旗鼓相当的争论，他甚至帮对方组织文章。世纪之交，假冒商品、欠债不还、考试作弊、学术腐败……针对社会出现的一系列信任危机，他在国内学界最早开启了信任研究。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高达1亿元，他提出以借贷和奖励取代资助，成果审核公开化。近些年，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他提出：快乐、幸福的感受和物质消费、物质资源的占有没有直接关联。当各地政府呼吁消灭城中村时，他发言称：“消灭贫民窟”给贫民造成了很多不便。当各地房价飞涨，他提出住房消费和保障要坚持适用原则。他还抨击“中国特色”的VIP，认为决策者更愿意享受“定制”服务，不愿加入公共服务系统，比如坐公车，导致公共服务效率低下。
郑也夫曾是“电视明星学者”，主持过《东方之子》，做过《实话实说》总策划，还在《百家讲坛》、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等节目中频频露脸。但很快，他就失去了兴趣，因为“管制太重、谈论空间狭窄”，“有朋友找我做策划，给多少钱我都不干。我给你提10个建议，你只用一个，最好的都枪毙了”。
他总要跟你呛着来
郑也夫曾这样描述自己：“以暴热的态度，对待阴冷地带。”“懒散，不整衣冠，精神上却颇有洁癖，不参加规则不公正的游戏。微染自虐狂，少时练中长跑，年近五十患冬泳症。”
出版人黄集伟这样描述郑也夫：“这人太杠头。你说什么，他总要跟你呛着来。”有一次，他约郑也夫做访谈。节目前俩人并没有太多交流，一到实录，郑也夫上来就毫不留情地质疑节目设置，结果这期节目居然非常有看点。
郑也夫是个体育爱好者，在平日里他也总带着那种运动场上的攻击性，他自己也承认：“我就是一个很好斗的人。”他曾在博客上“搂胳膊，卷袖子”地写了一篇质疑文章，指名道姓地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景天魁是二流学者。两人素日无怨，郑也夫却突然开炮：“社会学界其实和中国足球一样，也有假球、黑哨之类的，好不到哪里去。”
频繁地换单位，也被赵也夫解释为“不愿面对不公正的游戏规则”，“走也是一种表达”。比如，离开人大，是因为人大有一项规定，干满5年必须完成国家级项目课题，否则要降级。而郑也夫从来不申请课题，但他的教学、科研任务都早已超额完成了。出走，就是恪守自己2002年对于社科基金制度的批判：“高校项目制是一种绝对的腐败，不断制造出一些学术垃圾。”频繁跳槽让他在学界受到一些非议，他倒是乐在其中：“很高兴一直在流动，始终是边缘人，得以冷眼旁观周围的一切。”
除了不申请课题，郑也夫还不接受官方的任何奖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领导觉得他快退休了，就说把系里当年的优秀教师名额给他，郑也夫却不领情：“谢谢，我不参加！”
因为言辞尖锐、直指病灶，郑也夫每次出书都很困难。为避免被大面积“阉割”，他经常自己买书号，自付成本，然后还要自己骑着自行车给大大小小的书店送书。
《吾国教育病理》《科场现形记》这两本书的出版也费了些周折，它们的成书源于郑也夫在北大开设的教育社会学选修课。《吾国教育病理》是郑也夫的专著，由解析“素质教育”概念开始，从社会学、伦理学、生物学、哲学等角度，一边反思中国教育之痛，一边积极考虑应对之策。而《科场现形记》则是学生的课程作业，有的学生洋洋洒洒写了几万字，认真程度和有感而发让他深受触动，他选择了一些优秀的作品结集成书，他坦言“学生的文字比我的更好看”。
比起扩招，分流更符合人性
记者：您对如今的中国教育怎么评价？
郑也夫：非常糟糕。我是个体育爱好者，咱们就拿体育举例子吧。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每次开校运会，所有同学都高兴得像过节一样。过多少年了，我们聚会的时候，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跑200米时谁在最后超过了谁。这就是体育的真正目的，让你有兴趣，有热情。教育也是一样的，不是说要去追求高分，而是要培养你的兴趣。可如今的教育呢，搞得大多数人对学习没兴趣——这是教育工作者的失败。
记者：您说的教育问题，是您自己在当老师过程中亲身体验到的吗？
郑也夫：有一句格言“事实比想象更离奇”，中国教育的各种现状比想象离奇多了。有一次，一个考生来参加北大社会学系研究生复试，他本科就是北大的，曾经因为两门课不及格被学校开除了，其中有一门是数学。我问他：你数学不好吗？他说他拿过全国数学竞赛优胜奖，但只是为了能高考加分——是高考把一个好苗子的兴趣给扼杀了。
还有一次，我问一位老教育工作者：某著名中学的升学“奇迹”，绝招在哪里？他说：哪有什么奇迹，像这些学校都有“星探”，把别的学校的好苗子拉过去，还不惜重奖。好学生用来创牌子，坏学生就交钱，这也叫教育？
记者：在您看来，教育出现这么多问题，症结在哪儿？
郑也夫：当下教育生态的本质是什么？军备竞赛，即教育的过度竞争。如何缓解这样的过度竞争？现在用的招数是扩招，但我认为这没用。读书是为了考大学，到社会上找个好工作，但是社会上好工作太少了，是呈金字塔形的。所以，扩招是个假招，就像通货膨胀——扩招就是学历的通货膨胀。
记者：该怎么解决呢？
郑也夫：我觉得分流更符合人性，不是所有的学生都适合上大学。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不要迷信读书，学个手艺也很好。
记者：国家也在提倡职业教育，但很多学生和家长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大学。分流到底难在哪？
郑也夫：教育改革是镶嵌在社会中的，社会生态不理想，教育改革也很难成功。和教育直接相关的，一个是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导致家长谨小慎微，不敢冒险。父母的全部情感集于一身，不好吗？当然不好！因为它有悖于漫长进化中的生存状态及与之相适应的品格。再一个就是城乡户籍差异的问题。一个农民子弟想留在城市，解决办法唯有考上一个好大学，否则就很可能沦为“二等公民”。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提高蓝领的收入，让他们有其他渠道获得城市户口，活得有尊严，这样才能使人们自愿分流。
“素质教育”是个伪命题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在批评教育，但大多把矛头对准了应试教育，认为要提倡素质教育，但您书中对素质教育也进行了批评。
郑也夫：素质教育的概念本身就是荒诞的，是个伪命题，甚至连措辞都是错的。“素”在《辞海》里的解释是“生丝、未染色”；“质”是原来的样子。比如“文质彬彬”，“文”是后来的加工，“质”是爹妈给的，所以“素质”这个词相当于天赋。什么是天赋教育？天赋是爹妈给的，教育是后天的，这前后的意思正好相反。抛开语言学，咱们再来说说什么叫“素质教育”。音体美这些科目要不要进高考项目？不进，人家就不学；进，马上就异化。比如考体育，你说要考单杠，学生们就不会去练双杠；考田径，就不练游泳。结果，所有练习都只是升学考试的敲门砖，而体育最本真的内涵——让你能从中感到乐趣，却根本没人关注。如此功利的态度可以将一切学习异化，而如此异化的学习又会颠覆一切考试。
记者：那在您心目中，理想的教育是什么样的？
郑也夫：一个民族的教育，如果把很多人弄得灰头土脸、垂头丧气，这个民族的教育就太糟糕了！好的教育应该让孩子们能愉快健康地成长，成为个性阳光、活泼的人。一个人选择什么职业，是天分、教育、缘分的事情；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要看手里拿的是什么牌。
我认识一个企业家，他建了个学院。他反对把学生弄得内向、忧郁，一直在那苦读。他说：“我这儿的学生在知识水平上没有那些正规大学的强，但活得高兴，在情商、文体方面比他们强。”
我希望能够形成多样化的学校，当然政府要越来越开放，允许办更多的私立大学、中学、小学。中学有混校，也可以有男校、女校，高等教育也应该有综合大学、专业学院以及各式各样的职业学校，形成多样化。
记者：对于学生、家长以及教育者们来说，要改变教育现状，应该怎么做？
郑也夫：对绝大多数事情，我们都应该积极去面对，但也有少数要消极一点。就好比养花，因为你面对的是生命，它们本身有一种自主性，能够自己运转和康复。我父亲养花，动辄换一个花盆，花好长时间不长，有时还死掉了。孩子们是更复杂的生命，每个孩子自身都有一个小宇宙。
有两个字：一个是“教”，一个是“学”，它们现在非常不平衡。我主张“教”消极一点，重要的是“学”，学生愿意学，有兴趣、有积极性，那么一切都有了。反之，老干扰，学生产生不了自主性，就废了。在《论语》里，“学”出现了56次，“教”只出现7次。老话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现在，这样的话却没有人愿意去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