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峡江女性的形象

    张伟然

    古代巴楚之交的峡江一带，作为其表征的文化现象在唐宋时期相当耀眼，其中包含有很多女性因素。

    峡江地区本来是以出美女而著名的，它是传说有“落雁”之貌的王昭君的故乡。南宋诗人范成大曾在归州（今湖北秭归县归州镇）写下诗句：“东邻男儿得湘累，西舍女儿生汉妃”。汉妃，指的就是王昭君。照理，这方水土养育的女子，总该钟灵毓秀，艳丽过人。可是她们给别人留下的印象竟偏偏是形象欠佳。早在唐代，诗人张九龄就曾委婉地对此提出过批评：“楚国兹故都，兰台有余址……方此全盛时，岂无婵娟子？”杜甫还为之辩解，说到：“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到了宋代，指责的口气更加尖锐，“夔女寝陋男不文”的恶谧，恰恰就写在王昭君的故宅。

    这种对峡江女子的评价可谓富有戏剧性。笔者研究发现，峡江女子的“寝陋”是由很多因素导致的。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峡江女子在唐宋时期流行文面的习俗。她们喜欢在脸上烧灼出几点斑痕。白居易在《过昭君村》诗中就有云：“村中有遗老，指点为我言；不取往者戒，恐贻来者冤；至今村女面，烧灼成斑痕”。诗人并没有附加过多的情感，但不难看出他也认为村女是在自毁容颜。当地人称，这一举动是为了避免重蹈王昭君远嫁异域的覆辙。这一说法乍看似乎很有道理，但其实令人难以置信：假如真要故意弄得自己难看，索性邋里邋遢也就足够了，何必弄得如此麻烦和痛苦？其实文面只是文身习俗中的一种，而文身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少见，海南的黎人就有相同的习俗。如果按照其本来的观念，这一举动其实是为了增添其美丽。

    古人云“三分人才七分打扮”。偏偏峡江女子并不具备这种幸运，由于该地特有的风俗习惯，女性在生活中要承担大量的劳动，这不能不说是影响她们容颜的人文因素。王维从巴峡经过时就看到“晴江一女浣，朝日众鸡鸣”的景象。但这其实并不是她们最为常见的劳动，她们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善于负重。在唐宋人眼里，峡江女子最有诗意的劳动是负水，即背水。由于峡江地区并不是每个地方引水都便利，而且人们已经认识到江涧水体易诱发瘿病，因此从地下水的露头取水，也就成了这一地区每日必做的功课。按照当地的习俗，此项任务一般都是由女性来完成。而且取水的方式也很独特，多为背负。刘禹锡就曾写道：“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这一习俗直至宋代都没有改变。由于峡江一带地形崎岖、道路逼仄，挑担行走十分不便，因此除了负水外，其他物品的地面运输也都是采用背负的形式，而这些工作仍然由女性来承担，充分反映了该地女性的勤劳。其中，真正称得上高强度的活计是背柴火。峡江地处山区，森林资源十分丰富，居民生火用的主要是柴薪。尽管砍伐的工序大都是由男人承担，但把柴火从山上背到山下这一步骤，则主要是由女子来完成。这一习俗在峡江西部的夔州尤为显著。早在唐代，杜甫就曾为此深深地感动，并专门创作了一篇《负薪行》，慨叹峡江女子“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从中也可以看出峡江女子的背负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尽管“寝陋”，但唐宋时期的峡江女子是不乏爱美天性的，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如她们头上变换多姿的发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该地女子大都梳着很高的发髻，如一位诗人所吟咏的：“女儿高髻学昭君”。发髻耸然而立，上面还插上银钗等饰物，足见其爱美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