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志愿军战俘到崆峒高僧

    吉　路

    搜索“崆峒”一词,无意间在甘肃省静宁县民政局的网上看到《从志愿军战俘到崆峒高僧》(魏柏树/《驼铃》一九九九年四月号)。这篇纪实文学是在十年前发表的,看得出作者费了很大功夫采访,许多细节做了一定的核实,力求还原现场,很是难能可贵。此文不失为对史料的一种补救,有助于我们了解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自一九七九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到现在已整整三十年过去。期间,京台两地的人员往来从无到有、从单向到双向、从民间到政党、到官方,如今是遍及多领域、多层次,交流与合作络绎不绝。时光不会倒转,但台湾工作者、文史工作者、档案工作者或许都有责任在前进中回望历史,为后人留下研究相关文史、档案的实证和佐证。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台湾当局宣布解除在岛内实行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体制。过了五十天,我和同事第一次接待绕道日本回来的在台志愿军战俘,他就是张旗,同时,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接待台湾僧人,他就是释会善。

    九月五日上午,张旗从北京站下了火车。出站后,他向一位出租车司机打听,那位师傅直接把他送到北京市台湾同胞接待办公室问讯处。

    接到信息,小彭带我赶了过去。见到穿着灰蓝色袈裟的客人,我们愣住,一下子不知道怎么称呼好,还在犹豫是不是称“师父”,他先爽快地说:“我叫张旗。”我们赶紧顺着称呼他“张先生”,他反而说:“还是叫我‘张旗比较好。”

    张旗把身份证件给我们看,是中国驻日使馆签发的旅行证,写着“持此证者系台湾同胞”(大意)等字样。他自述原名叫张琦,是甘肃人,当过和尚、乡长,后来又当了和尚。一九五一年参加志愿军、赴朝参战,受伤,被俘,进战俘营,一九五四年被强迫去了台湾。在台湾,住过监狱,当过苦工,最后又当了和尚,云游四方。他一口气讲完曲折的人生,我们听得都懵了。

    下午,我和小彭回单位后迅速报告接待情况,主任与有关方面联系、协调之后,由中旅北京分社台胞接待部负责安排张旗的食宿。经理李自卫亲自送张旗在侨园饭店住下。

    张旗住在侨园时,我陪主任去看望,同他交谈。他非常健谈,非常激动,谈了几个小时还停不下来。谈到他在巨济岛战俘营的苦难,他先把袖子挽起,后又把领襟拉下,揭开他觉得最耻辱的部分(“反共”内容的刺青)给我们看。看着他手臂、后背上被暴力刻下的字和他经年刮磨留下的伤疤,真是“一字一泪,如泣如诉,令人不忍卒读”。

    我们按照与他交谈的内容以及他所希望的,如实向上简报了他有关在台志愿军战俘境遇和心路的反映。

    张旗是两万多去台志愿军战俘中的一员,他反映的情况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我们交谈后不到两个月,即十一月二日,台湾当局有限度地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台湾老兵如潮水般向大陆涌来,一如舆评说的:他们“一天也不愿再多等”,只是多数的志愿军战俘,还缺少张旗那样的勇气,他们宁愿先等一等、看一看再说,强忍住对父母妻儿的无尽思念。他们内心深处最大的犹豫和顾虑,不能不说就是身上的“字”,一些人最终还是选择了走进美容院去“洗字”,尽管那很痛,也很贵。

    张旗是拜观音菩萨、皈依净土宗的。回到故乡,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对台办根据张旗本人的意愿,将他安置在天水市崆峒山,由政府每月发给生活费用。

    每每见到来京的甘肃台办同事,我们总会问到张旗,因为见过他后都有几分牵挂。我们知道,省里对他还是尽力照顾的,他很信任省台办的一位老主任,有事没事都会找他,和他聊上一阵子。

    很快,二十年过去了。在二〇〇七年二月十四日的《平凉日报》上,有以《甘肃省台办领导看望慰问台胞台属》为标题的一条消息,报道说:“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甘肃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赵少智一行四人,在平凉市、崆峒区台办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带着慰问金和礼品登门看望了平凉市台湾籍人士林爱玉女士、定居台胞王清海、张旗老人及其家属,向他们送上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问候。”这条消息传达的意思就是“张旗还好”。

    张旗给过我一张名片,是油印的那种,上面极其简单地写着“观音阁 主持释会善 平凉市崆峒山”,没有联系电话,没有通信邮编。

    崆峒山,看过金庸武侠小说的,都会对它神往。资料介绍它位于甘肃省平凉市西十一公里处,属六盘山的支脉,佛、道、儒三教并存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在崆峒山管理局信息中心的网页,官方发布有关资料如是说:“观音阁,旧址在月石峡路口东侧。元代创建,清咸丰年间废。一九九七年,由台湾归来和尚释会善多方募资复建,大殿三楹、厢房六间。” 尽管是寥寥数语,其中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