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路径分析
姚宇+边卫军
摘 要： 与全国其他地区比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于陕西省更为关键。研究通过构造陕西能源环境压力与经济产出分离关系之间的因果链，运用LYQ模型对陕西工业支柱产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路径进行分析，认为推进陕西工业支柱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应重点强化以下方面：一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新技术引领陕西工业支柱产业发展，提升陕西工业支柱产业价值创造能力；二是不断扩大内需和提高内陆型经济比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升陕西工业支柱产业价值创造的抗风险能力；三是不断加大各类节能法律法规的推广和实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提升陕西工业支柱产业能源使用效率；四是引入碳平衡约束机制，积极推进碳汇产业下的城乡统筹发展，提升陕西工业支柱产业减排目标实现能力。
关键词： 陕西省； 工业支柱产业； 经济； 增长路径
中图分类号： DF41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4.023
一、问题的提出
建国以后，经济增长路径选择就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讨论主要围绕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与经济增长路径选择，吴海若（1957）[1]、张华夏（1957）[2]和刘国光（1962）[3]等人均认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实学（1961）[4]和宋则行（1961）[5]等人认为经济增长应兼具两大部类的平衡性。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一次大讨论则主要围绕技术迁移和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对于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如王梦奎（1982）[6]认为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规律是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特别是在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经济规律。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大讨论则主要围绕经济体制转型，如厉以宁（1989）[7]通过对计划体制有效率的前提假设的分析，指出明确国有企业产权、政企分开和市场化才是实现我国公有制下公平效率协调的关键。进入21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面对能源危机、气候变暖、全球经济趋缓和我国劳动力成本提升等多种挑战，新一轮关于经济增长路径的大讨论又一次展开。刘少武（2000）[8]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提出，要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必须对经济活动的组织制度、产权制度、分配制度进行创新；高峰（2005）[9]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着若干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既决定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也决定了增长方式转变的特点；黄泰岩 （ 2007）[10] 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包括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举转变，向经济结构全面优化转变，向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方式转变；蒋伏心（2008）[11]认为，增长方式比较不是经济的技术水平和质量的比较，而是增长动力和机制的比较；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12]认为技术进步和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提高正在替代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姚宇（2013）[13]认为劳动力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应当成为未来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途径；鲁万波、仇婷婷、杜磊（2013）[14]从碳排放角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分析；唐未兵、傅元海、王展祥（2014）[15]认为坚持通过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战略和强化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上研究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但将资源环境约束和经济效益提升置于同一视野下的分析还不多见，笔者希望在此方面进行尝试。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与全国其他地区比较，这一问题对于陕西省更为关键：首先，陕西地处我国西部，生态环境脆弱，生态自然补偿能力严重不足；其次，陕西是我国经济欠发达省份，工业化动力更加强劲，经济发展的强烈内在要求必然不断推进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第三，资源禀赋，特别是石化能源丰富既是陕西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也带来了陕西产业的高能耗、高排放。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将陕西省列为全国首批低碳试点地区，说明了国家对陕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要性和典型性的高度重视。因此，基于陕西工业，特别是工业支柱产业经济增长方式路径转变的研究意义重大。
二、模型构建和方法使用
（一）模型构建
200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了名为“Indicators to measure Decoupling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的报告[16]，报告中指出“The term decoupling refers to breaking the link between‘environmental badsand‘environmental goods”，由此创立了“脱钩”概念，并将其用于描述切断产业环境污染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2005年芬兰未来研究中心的Petri Tapio针对OECD脱钩评价由于基期选择主观性所导致的评价结果不能客观反映经济可持续增长状态这一缺陷，提出采用弹性脱钩（decoupling elasticity）的方法对经济增长路径二维目标进行评价。[17] 李忠民、姚宇、庆东瑞、韩翠翠和陈向涛等人（2010、2011和2012）[18][19][20][21]沿着这一思路对脱钩方法进行了进一步发展。通过构造能源环境压力与经济产出分离关系之间的因果链，可以达到对脱钩目标的分解目的，因果链可以选择一个中间变量，也可以选择多个中间变量，但变量之间应具有明确的逻辑相关关系，通过两个连续变量之间弹性脱钩值的相乘可以得到最终经济驱动力与环境驱动力之间的脱钩关系，而每两个连续变量之间弹性脱钩值大小可以说明该影响因素对最终结果的影响程度，由此可以得到基础的LYQ分析模型，即公式1：
Tx0，xn=Ti （1）
其中Ti=（%△xi-1/xi-1）/（%△xi/xi）。
基于弹性脱钩的定义，上式可以进一步表达为式2：
Tx0，xn= （2）
其中Vi=（%△xi/xi）。为研究某一较长时期的主导性因素，可以通过如下方法计算该时期内相关变量的变化速度：
xt=x0×（1+Vx）t （3）
式中，xt代表变量x的t时期数据，x0代表变量i的基期数据，Vx代表变量x在0到t时期的变化速度。
通过对等式两边分别求log值，可以将各影响因素的影响力程度标准化，得到式4：
1=logTx0，xnTi （4）
通过定义影响因素的权重函数WT，可以达到对不同因素影响力的直接判断，即公式5：
WT=-log
log
式中，
WT
=1确保了对影响力评价的标准化和可比较性。
本研究将基于这一模型对陕西工业支柱产业经济增长与能源环境脱钩的各影响因素的影响力和变动趋势进行分析，探寻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分析方法
基于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的特点，对形成其最终经济驱动力与环境驱动力之间的脱钩关系的因果性，可以构造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逻辑因果链，即“工业碳排放——工业能耗（减排因素）——工业资产规模（节能因素）——工业产出规模（资产利用效率因素）——工业增加值（价值创造能力因素）”。基于这一因果链，工业支柱产业碳排放与经济产出脱钩关系的因素包括四个，即能源结构改善（减排）、节能技术提升、资产利用效率提高和价值创造能力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思路，应用构建模型可以得到陕西工业支柱产业主导因素分析方法，即式6：
TCO∶GDP=TCO∶E×TE∶S×TS∶OUT×TOUT∶GDP （6）
其中，TCO∶GDP代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整体脱钩弹性，脱钩反映单位经济产出的碳排放量减少，即地区的碳强度下降；TCO∶E可以称作减排脱钩弹性，代表减排因素对整体脱钩的影响，脱钩反映单位能耗的碳排放量减少，其主要决定于地区能源结构改善；TE∶S可以称作节能脱钩弹性，代表节能因素对整体脱钩的影响，脱钩反映单位工业资产规模的能耗降低，其主要决定于能源使用效率提高；TS∶OUT可以称作资产效率脱钩弹性，代表资产效率因素对整体脱钩的影响，脱钩反映单位工业产出的资产规模减小，其主要决定于工业产业的资产利用效率改善；TOUT∶GDP可以称作价值创造能力脱钩弹性，代表价值创造能力对整体脱钩的影响，脱钩反映单位经济增加值的工业产出减小，其主要决定于工业的社会价值创造能力提升。同时，各因素脱钩值越接近于1，反映该因素状态越稳定，越缺乏变化，越不具备调节的可能性；脱钩值越远离于1，反映该因素状态越不稳定，越富于变化，越具备调节的可能性。
基于脱钩定义，上式还可以表达为式7：
TCO∶GDP=VCO/VE×VE/VS×VS/VOUT×VOUT/VGDP （7）
其中，VCO代表碳排放增长速度，VE代表能耗增长速度，VS代表工业资产增长速度，VOUT代表工业产出增长速度，VGDP 代表GDP增长速度。由此，可以利用公式2求得影响整体脱钩的主导因素。这一分析同时包含了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和能源压力的分离过程。
三、数据分析
（一）数据的获得和计算方法
基于不同工业产业在陕西省经济发展和碳排放中的影响力差异，本研究选用陕西省统计局所甄选的陕西省工业八大柱产业，即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能源化工工业、装备制造工业、医药制造业、食品工业、纺织服装工业、非金属矿物质制品业、有色冶金业，作为本研究所确定的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
本研究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地区GDP和工业总资产等经济数据来自2004年至2014年《陕西省统计年鉴》、《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能耗计算方法采用《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进行计算，碳排放计算按照IPCC的推荐方法，潜在的碳排放系数采用IPCC（2006）缺省数据，脱钩弹性状态评价依据Tapio P.（2005）[17]所提出的评价标准。
（二）脱钩因素影响力分析
基于式3计算可得2003年到2013年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碳排放、能耗、工业总资产、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分别为：23.12%、19.91%、19.98%、28.98%和26.94%，基于式2和式5可以计算对应的脱钩弹性值和影响力并评价弹性状态，如下表：
不难看出，2003年到2013年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分离状况并不明显，整体脱钩弹性值仅为0.8582，尽管该值小于1但Tapio弹性评价仍为增长连接，说明环境和能源压力仍然非常严峻；通过对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包括减排因素、节能因素、资产效率因素和价值创造能力因素在内的所有因素都未呈现出强劲的脱钩趋势，其脱钩状态要么处于增长连接，要么处于增长连接与弱脱钩的边界；从现有脱钩过程分析，主导因素来自于资产效率使用环节，其弹性脱钩值为0.6894，尽管该因素也处于增长连接和弱脱钩的边界上，但正向贡献最大，为2.4319，说明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单位资产的生产能力是处于缓慢提升状态的；其他三个因素对整体经济增长与能源环境压力分离的影响非常小，脱钩状态都是增长连接，其中节能因素弹性值0.9965、微弱正向贡献为0.0229，说明单位资产规模能耗略有下降，而减排因素弹性值1.1612、负向贡献为-0.9775，说明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能源结构并未得到改善甚至有所恶化，价值创造因素弹性值1.0757、负向贡献为-0.4773，说明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单位产值的价值创造能力不但并未提升反而是在缓慢下降。
（三）脱钩因素变化过程分析
进一步对各影响因素脱钩过程分析如下：
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减排脱钩弹性评价在2003年至2013年间一直表现为稳定的增长连接状态，说明了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能源结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能轻易改变。这一方面是因为并没有足以撼动工业革命之后化石能源主体地位的科技革新出现，另一方面政府在核能等清洁能源使用上还存在一定顾虑。可以看出，上述两个原因对于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都是不能左右的外部因素，其要么决定于国家整体决策，要么决定于科技的突变性革新。
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节能脱钩弹性评价在2003年至2013年间一直表现为强烈的波动状态，强脱钩、负脱钩、弱脱钩和增长连结状态呈现相互交错，反映了单位资产规模的能耗受外部因素强烈扰动。这是因为能耗因素具有经济内生的改进性，能耗降低有利于企业成本控制和盈利增加，特别当外部需求出现大幅波动会出现资产闲置和能源投入减少，2004年、2005年和2009年出现的就是这种情况，当国家加大节能规定推行力度时，节能状态也会得到改善，2007年和2008年的状态就是基于《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的推行，2012年和2013年则是借力了陕西省低碳经济试点省份的东风。但当经济工业化内驱力强劲时，经济收益的动机会超过能耗成本压力，节能弹性会表现为类似2006年和2011年的情况。
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资产效率脱钩弹性评价在2003年至2013年间一直表现为强烈的波动状态，这种波动主要表现为外部的强烈干扰，即2003年和2009年的负脱钩状态，其余年份多呈现出弱脱钩状态，反映了单位工业产出资产规模受外部因素强烈扰动，在不受干扰情况下企业资产能够自发的实现优化。具体来说就是当前经济对欧美经济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加之2002年之后欧美经济不断出现大幅波动，导致陕西工业支柱产业的资产使用率呈现波动，2003年和2009年的负脱钩就是911事件和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
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价值创造脱钩弹性评价在2003年至2013年间除2003年外，一直表现为负脱钩和增长连接交互出现的状态，反映了单位工业产出的价值创造能力不断持续下滑，这其中两次弱脱钩状态均处在增长连接的边缘，负脱钩状态出现了三次，增长连接状态出现了五次，后两种状态主要出现在2009年以后，说明金融危机之后单纯依靠投资规模驱动的陕西工业支柱产业价值创造能力的下滑趋势非常稳定，初级产品加工业低附加值特点越来越表现出来，如不再加以遏制，势必严重影响陕西经济今后的可持续发展。
三、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对2003年至2013年陕西工业支柱产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分离过程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2003年到2013年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分离状况并不明显，包括减排因素、节能因素、资产效率因素和价值创造能力因素在内的所有因素都未呈现出强劲的脱钩趋势，脱钩主导因素来自于资产效率使用环节，反应能源结构的减排环节表现出负向贡献说明能源结构仍有恶化趋势，反映能耗的节能环节微小正向贡献也不足以形成陕西支柱工业与碳排放的根本脱钩，价值创造能力负向贡献则说明单纯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只能缓解经济短期疲软，不能实现陕西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产业减排脱钩弹性状态一直表现为稳定的增长连接状态，针对陕西工业能源结构调整政策难度较大；节能脱钩弹性受政策推行和外部环境影响较大，呈现出波动状态，推行节能政策具有明显效果；资产效率脱钩弹性受企业内生优化动机作用，多呈现出弱脱钩状态，但对于超出企业预期的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其状态会大幅恶化；价值创造脱钩弹性一直表现为负脱钩和增长连接状态，说明价值创造能力的下滑趋势非常稳定，依靠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扩大对此无益，初级产品加工业低附加值特点越来越彰显出来，必须加以遏制。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推进陕西工业支柱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应重点强化以下方面：
1.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新技术引领陕西工业支柱产业发展，提升陕西工业支柱产业价值创造能力。价值创造能力因素长期以来是抑制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能源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脱钩的重要原因，其长期处于负脱钩和增长连接状态，说明价值创造能力的下滑趋势非常稳定，初级产品加工业低附加值特点越来越表现出来。面对严峻的国际竞争新形势，依靠规模扩张的经济时代已经过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其关乎陕西经济的长久可持续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政策对价值创造能力衰退予以根本的扭转。但价值创造能力的保持也殊为不易，在竞争性的世界市场条件下，经济效益和价值创造能力如同逆水行舟：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世界经济发展整体趋缓、甚至停滞，我国依靠外需的传统产业产品需求受到极大抑制；另一方面，初级工业品生产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日趋外溢，其供给能力正在得到不断提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压力都要求我国经济尽快实现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在于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0年9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会议指出，加快培育和发展以重大技术突破、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我国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陕西战略性新兴产业种类较为齐全，国家规划加快发展的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经济区内均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如集中在西安、咸阳、宝鸡电子信息产业，集中在西安、杨凌的生物医药产业，集中在西安、宝鸡的新材料产业，集中在西安、咸阳、宝鸡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以太阳能光伏产业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集中在西安、咸阳、宝鸡的航空航天产业等等，均有较强实力。同时，为产业发展提供聚集动力和聚集优势的产业园区也在陕西初见规模，陕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产业园区，已初步形成了产业集群。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抓手，积极推进陕西的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陕西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的价值创造能力下降，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这正是实现陕西工业支柱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最理想途径。
2. 不断扩大内需和提高内陆型经济比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升陕西工业支柱产业价值创造的抗风险能力。资产效率因素对于外部冲击的负向反映是制约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能源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脱钩的另一重要原因，新世纪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不断经历着911袭击、全球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事件的冲击，并且这一冲击还未停止，因此扩大内需和提高内陆型经济比重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和陕西经济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务。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体现了国家对国际经济布局的重视，坚定不移地推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发展内陆型经济是我国规避因发达国家经济动荡引起贸易环境恶化的根本道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各区域之中，陕西拥有得天独厚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具有承担引领丝绸之路复兴的历史责任和先天地理优势，首先陕西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文化上具有号召力，作为能源大省，具有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东西枢纽的良好基础，作为交通中心所发挥的贸易带动效果对丝绸之路经济带道路联通和贸易畅通具有关键作用，强大的科技软实力有理由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科技中心，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较高的金融聚集度使其具有成为金融中心的潜力和基础。陕西省的工业支柱产业应以此为契机抓住新国际环境下的崭新机遇，在不断提升自身抗风险能力的同时，引领陕西经济走出一条更为稳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 不断加大各类节能法律法规的推广和实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提升陕西工业支柱产业能源使用效率。节能因素的波动性体现了该因素具有经济内生性和政策管理性的特点，历史经验和本文基于陕西实证均表明，在节能政策推进和企业内在要求的双重作用下，节能因素对推进经济增长和能源环境压力分离可以起到正向作用，特别需要予以重视。节能政策是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常抓不懈的一项重要工作，从1978年至今，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节约能源工作的报告》（1980）、《对工矿企业和城市节约能源的若干具体要求（试行）》（1981）、《国家经委关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1985）、《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1986）、《企业节约能源管理升级（定级）暂行规定》（1987）、《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1997）、《中国节能产品认证管理办法》（1999）、《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草案）》（2004）、《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2005）、《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2006）和《“十一五”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2007）。这些法律、规定和通知从生产、生活和社会宣传不同角度对国家的节能工作提出了标准和要求，是过去节能因素在减排过程中正向贡献的基础，未来要保持这一趋势还需要政策上坚定不移的进一步提高节能要求并坚定执行，坚决推广节能技术和淘汰各类高耗能设施设备。陕西省作为资源大省，能源消耗很大，而且由于粗放式发展模式还未根本改变，作为国家的低碳经济试点省份，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应不断加大节能法律法规的推广和实施，坚决果断地淘汰落后产能。
4. 引入碳平衡约束机制，积极推进碳汇产业下的城乡统筹发展，提升陕西工业支柱产业减排目标实现能力。尽管基于能源结构的减排因素难以通过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局部政策得以改善，但通过引入碳平衡的约束机制，引导陕西工业支柱产业的碳汇投资，仍可以起到实现陕西工业支柱产业碳排放下降的最终目的。碳平衡机制，即是通过碳源企业投资碳汇或向碳汇企业购买碳汇的形式，基于市场机制以利益引导实现减排目标的最终实现。农业生产，包括农林牧副渔在内的共同特点就在于其在一般商品生产的同时还进行着对以碳环境为代表的生态补偿，这与工业生产形成鲜明对照，后者尽管在一般商品生产上体现着多样性和高附加值的特点，但与之伴随的却是大量的碳排放和环境破坏。作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产出增加和环境改善是两个基本目标，需要同时加以实现，由此导致了以往单一方向的二元经济转化理论在发展路径设计上出现了严重困局。低碳经济所赋予新农村建设的新内涵使得这一困局具有了解决的前提条件，通过工农互动和城乡互动，两个基本目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实现平衡关系，就可以达到城乡统筹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尽管在能源结构上无法解决陕西工业支柱产业高排放的问题，但依靠碳平衡机制和农业碳汇投资，减排目标同样可以得以实现。引入碳平衡约束机制，积极推进碳汇产业下的城乡统筹发展，是提升陕西工业支柱产业减排目标和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可行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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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摘 要： 与全国其他地区比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于陕西省更为关键。研究通过构造陕西能源环境压力与经济产出分离关系之间的因果链，运用LYQ模型对陕西工业支柱产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路径进行分析，认为推进陕西工业支柱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应重点强化以下方面：一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新技术引领陕西工业支柱产业发展，提升陕西工业支柱产业价值创造能力；二是不断扩大内需和提高内陆型经济比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升陕西工业支柱产业价值创造的抗风险能力；三是不断加大各类节能法律法规的推广和实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提升陕西工业支柱产业能源使用效率；四是引入碳平衡约束机制，积极推进碳汇产业下的城乡统筹发展，提升陕西工业支柱产业减排目标实现能力。
关键词： 陕西省； 工业支柱产业； 经济； 增长路径
中图分类号： DF41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4.023
一、问题的提出
建国以后，经济增长路径选择就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讨论主要围绕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与经济增长路径选择，吴海若（1957）[1]、张华夏（1957）[2]和刘国光（1962）[3]等人均认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实学（1961）[4]和宋则行（1961）[5]等人认为经济增长应兼具两大部类的平衡性。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一次大讨论则主要围绕技术迁移和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对于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如王梦奎（1982）[6]认为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规律是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特别是在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经济规律。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大讨论则主要围绕经济体制转型，如厉以宁（1989）[7]通过对计划体制有效率的前提假设的分析，指出明确国有企业产权、政企分开和市场化才是实现我国公有制下公平效率协调的关键。进入21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面对能源危机、气候变暖、全球经济趋缓和我国劳动力成本提升等多种挑战，新一轮关于经济增长路径的大讨论又一次展开。刘少武（2000）[8]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提出，要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必须对经济活动的组织制度、产权制度、分配制度进行创新；高峰（2005）[9]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着若干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既决定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也决定了增长方式转变的特点；黄泰岩 （ 2007）[10] 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包括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举转变，向经济结构全面优化转变，向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方式转变；蒋伏心（2008）[11]认为，增长方式比较不是经济的技术水平和质量的比较，而是增长动力和机制的比较；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12]认为技术进步和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提高正在替代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姚宇（2013）[13]认为劳动力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应当成为未来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途径；鲁万波、仇婷婷、杜磊（2013）[14]从碳排放角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分析；唐未兵、傅元海、王展祥（2014）[15]认为坚持通过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战略和强化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上研究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但将资源环境约束和经济效益提升置于同一视野下的分析还不多见，笔者希望在此方面进行尝试。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与全国其他地区比较，这一问题对于陕西省更为关键：首先，陕西地处我国西部，生态环境脆弱，生态自然补偿能力严重不足；其次，陕西是我国经济欠发达省份，工业化动力更加强劲，经济发展的强烈内在要求必然不断推进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第三，资源禀赋，特别是石化能源丰富既是陕西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也带来了陕西产业的高能耗、高排放。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将陕西省列为全国首批低碳试点地区，说明了国家对陕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要性和典型性的高度重视。因此，基于陕西工业，特别是工业支柱产业经济增长方式路径转变的研究意义重大。
二、模型构建和方法使用
（一）模型构建
200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了名为“Indicators to measure Decoupling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的报告[16]，报告中指出“The term decoupling refers to breaking the link between‘environmental badsand‘environmental goods”，由此创立了“脱钩”概念，并将其用于描述切断产业环境污染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2005年芬兰未来研究中心的Petri Tapio针对OECD脱钩评价由于基期选择主观性所导致的评价结果不能客观反映经济可持续增长状态这一缺陷，提出采用弹性脱钩（decoupling elasticity）的方法对经济增长路径二维目标进行评价。[17] 李忠民、姚宇、庆东瑞、韩翠翠和陈向涛等人（2010、2011和2012）[18][19][20][21]沿着这一思路对脱钩方法进行了进一步发展。通过构造能源环境压力与经济产出分离关系之间的因果链，可以达到对脱钩目标的分解目的，因果链可以选择一个中间变量，也可以选择多个中间变量，但变量之间应具有明确的逻辑相关关系，通过两个连续变量之间弹性脱钩值的相乘可以得到最终经济驱动力与环境驱动力之间的脱钩关系，而每两个连续变量之间弹性脱钩值大小可以说明该影响因素对最终结果的影响程度，由此可以得到基础的LYQ分析模型，即公式1：
Tx0，xn=Ti （1）
其中Ti=（%△xi-1/xi-1）/（%△xi/xi）。
基于弹性脱钩的定义，上式可以进一步表达为式2：
Tx0，xn= （2）
其中Vi=（%△xi/xi）。为研究某一较长时期的主导性因素，可以通过如下方法计算该时期内相关变量的变化速度：
xt=x0×（1+Vx）t （3）
式中，xt代表变量x的t时期数据，x0代表变量i的基期数据，Vx代表变量x在0到t时期的变化速度。
通过对等式两边分别求log值，可以将各影响因素的影响力程度标准化，得到式4：
1=logTx0，xnTi （4）
通过定义影响因素的权重函数WT，可以达到对不同因素影响力的直接判断，即公式5：
WT=-log
log
式中，
WT
=1确保了对影响力评价的标准化和可比较性。
本研究将基于这一模型对陕西工业支柱产业经济增长与能源环境脱钩的各影响因素的影响力和变动趋势进行分析，探寻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分析方法
基于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的特点，对形成其最终经济驱动力与环境驱动力之间的脱钩关系的因果性，可以构造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逻辑因果链，即“工业碳排放——工业能耗（减排因素）——工业资产规模（节能因素）——工业产出规模（资产利用效率因素）——工业增加值（价值创造能力因素）”。基于这一因果链，工业支柱产业碳排放与经济产出脱钩关系的因素包括四个，即能源结构改善（减排）、节能技术提升、资产利用效率提高和价值创造能力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思路，应用构建模型可以得到陕西工业支柱产业主导因素分析方法，即式6：
TCO∶GDP=TCO∶E×TE∶S×TS∶OUT×TOUT∶GDP （6）
其中，TCO∶GDP代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整体脱钩弹性，脱钩反映单位经济产出的碳排放量减少，即地区的碳强度下降；TCO∶E可以称作减排脱钩弹性，代表减排因素对整体脱钩的影响，脱钩反映单位能耗的碳排放量减少，其主要决定于地区能源结构改善；TE∶S可以称作节能脱钩弹性，代表节能因素对整体脱钩的影响，脱钩反映单位工业资产规模的能耗降低，其主要决定于能源使用效率提高；TS∶OUT可以称作资产效率脱钩弹性，代表资产效率因素对整体脱钩的影响，脱钩反映单位工业产出的资产规模减小，其主要决定于工业产业的资产利用效率改善；TOUT∶GDP可以称作价值创造能力脱钩弹性，代表价值创造能力对整体脱钩的影响，脱钩反映单位经济增加值的工业产出减小，其主要决定于工业的社会价值创造能力提升。同时，各因素脱钩值越接近于1，反映该因素状态越稳定，越缺乏变化，越不具备调节的可能性；脱钩值越远离于1，反映该因素状态越不稳定，越富于变化，越具备调节的可能性。
基于脱钩定义，上式还可以表达为式7：
TCO∶GDP=VCO/VE×VE/VS×VS/VOUT×VOUT/VGDP （7）
其中，VCO代表碳排放增长速度，VE代表能耗增长速度，VS代表工业资产增长速度，VOUT代表工业产出增长速度，VGDP 代表GDP增长速度。由此，可以利用公式2求得影响整体脱钩的主导因素。这一分析同时包含了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和能源压力的分离过程。
三、数据分析
（一）数据的获得和计算方法
基于不同工业产业在陕西省经济发展和碳排放中的影响力差异，本研究选用陕西省统计局所甄选的陕西省工业八大柱产业，即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能源化工工业、装备制造工业、医药制造业、食品工业、纺织服装工业、非金属矿物质制品业、有色冶金业，作为本研究所确定的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
本研究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地区GDP和工业总资产等经济数据来自2004年至2014年《陕西省统计年鉴》、《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能耗计算方法采用《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进行计算，碳排放计算按照IPCC的推荐方法，潜在的碳排放系数采用IPCC（2006）缺省数据，脱钩弹性状态评价依据Tapio P.（2005）[17]所提出的评价标准。
（二）脱钩因素影响力分析
基于式3计算可得2003年到2013年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碳排放、能耗、工业总资产、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分别为：23.12%、19.91%、19.98%、28.98%和26.94%，基于式2和式5可以计算对应的脱钩弹性值和影响力并评价弹性状态，如下表：
不难看出，2003年到2013年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分离状况并不明显，整体脱钩弹性值仅为0.8582，尽管该值小于1但Tapio弹性评价仍为增长连接，说明环境和能源压力仍然非常严峻；通过对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包括减排因素、节能因素、资产效率因素和价值创造能力因素在内的所有因素都未呈现出强劲的脱钩趋势，其脱钩状态要么处于增长连接，要么处于增长连接与弱脱钩的边界；从现有脱钩过程分析，主导因素来自于资产效率使用环节，其弹性脱钩值为0.6894，尽管该因素也处于增长连接和弱脱钩的边界上，但正向贡献最大，为2.4319，说明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单位资产的生产能力是处于缓慢提升状态的；其他三个因素对整体经济增长与能源环境压力分离的影响非常小，脱钩状态都是增长连接，其中节能因素弹性值0.9965、微弱正向贡献为0.0229，说明单位资产规模能耗略有下降，而减排因素弹性值1.1612、负向贡献为-0.9775，说明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能源结构并未得到改善甚至有所恶化，价值创造因素弹性值1.0757、负向贡献为-0.4773，说明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单位产值的价值创造能力不但并未提升反而是在缓慢下降。
（三）脱钩因素变化过程分析
进一步对各影响因素脱钩过程分析如下：
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减排脱钩弹性评价在2003年至2013年间一直表现为稳定的增长连接状态，说明了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能源结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能轻易改变。这一方面是因为并没有足以撼动工业革命之后化石能源主体地位的科技革新出现，另一方面政府在核能等清洁能源使用上还存在一定顾虑。可以看出，上述两个原因对于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都是不能左右的外部因素，其要么决定于国家整体决策，要么决定于科技的突变性革新。
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节能脱钩弹性评价在2003年至2013年间一直表现为强烈的波动状态，强脱钩、负脱钩、弱脱钩和增长连结状态呈现相互交错，反映了单位资产规模的能耗受外部因素强烈扰动。这是因为能耗因素具有经济内生的改进性，能耗降低有利于企业成本控制和盈利增加，特别当外部需求出现大幅波动会出现资产闲置和能源投入减少，2004年、2005年和2009年出现的就是这种情况，当国家加大节能规定推行力度时，节能状态也会得到改善，2007年和2008年的状态就是基于《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的推行，2012年和2013年则是借力了陕西省低碳经济试点省份的东风。但当经济工业化内驱力强劲时，经济收益的动机会超过能耗成本压力，节能弹性会表现为类似2006年和2011年的情况。
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资产效率脱钩弹性评价在2003年至2013年间一直表现为强烈的波动状态，这种波动主要表现为外部的强烈干扰，即2003年和2009年的负脱钩状态，其余年份多呈现出弱脱钩状态，反映了单位工业产出资产规模受外部因素强烈扰动，在不受干扰情况下企业资产能够自发的实现优化。具体来说就是当前经济对欧美经济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加之2002年之后欧美经济不断出现大幅波动，导致陕西工业支柱产业的资产使用率呈现波动，2003年和2009年的负脱钩就是911事件和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
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价值创造脱钩弹性评价在2003年至2013年间除2003年外，一直表现为负脱钩和增长连接交互出现的状态，反映了单位工业产出的价值创造能力不断持续下滑，这其中两次弱脱钩状态均处在增长连接的边缘，负脱钩状态出现了三次，增长连接状态出现了五次，后两种状态主要出现在2009年以后，说明金融危机之后单纯依靠投资规模驱动的陕西工业支柱产业价值创造能力的下滑趋势非常稳定，初级产品加工业低附加值特点越来越表现出来，如不再加以遏制，势必严重影响陕西经济今后的可持续发展。
三、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对2003年至2013年陕西工业支柱产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分离过程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2003年到2013年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分离状况并不明显，包括减排因素、节能因素、资产效率因素和价值创造能力因素在内的所有因素都未呈现出强劲的脱钩趋势，脱钩主导因素来自于资产效率使用环节，反应能源结构的减排环节表现出负向贡献说明能源结构仍有恶化趋势，反映能耗的节能环节微小正向贡献也不足以形成陕西支柱工业与碳排放的根本脱钩，价值创造能力负向贡献则说明单纯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只能缓解经济短期疲软，不能实现陕西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产业减排脱钩弹性状态一直表现为稳定的增长连接状态，针对陕西工业能源结构调整政策难度较大；节能脱钩弹性受政策推行和外部环境影响较大，呈现出波动状态，推行节能政策具有明显效果；资产效率脱钩弹性受企业内生优化动机作用，多呈现出弱脱钩状态，但对于超出企业预期的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其状态会大幅恶化；价值创造脱钩弹性一直表现为负脱钩和增长连接状态，说明价值创造能力的下滑趋势非常稳定，依靠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扩大对此无益，初级产品加工业低附加值特点越来越彰显出来，必须加以遏制。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推进陕西工业支柱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应重点强化以下方面：
1.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新技术引领陕西工业支柱产业发展，提升陕西工业支柱产业价值创造能力。价值创造能力因素长期以来是抑制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能源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脱钩的重要原因，其长期处于负脱钩和增长连接状态，说明价值创造能力的下滑趋势非常稳定，初级产品加工业低附加值特点越来越表现出来。面对严峻的国际竞争新形势，依靠规模扩张的经济时代已经过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其关乎陕西经济的长久可持续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政策对价值创造能力衰退予以根本的扭转。但价值创造能力的保持也殊为不易，在竞争性的世界市场条件下，经济效益和价值创造能力如同逆水行舟：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世界经济发展整体趋缓、甚至停滞，我国依靠外需的传统产业产品需求受到极大抑制；另一方面，初级工业品生产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日趋外溢，其供给能力正在得到不断提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压力都要求我国经济尽快实现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在于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0年9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会议指出，加快培育和发展以重大技术突破、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我国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陕西战略性新兴产业种类较为齐全，国家规划加快发展的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经济区内均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如集中在西安、咸阳、宝鸡电子信息产业，集中在西安、杨凌的生物医药产业，集中在西安、宝鸡的新材料产业，集中在西安、咸阳、宝鸡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以太阳能光伏产业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集中在西安、咸阳、宝鸡的航空航天产业等等，均有较强实力。同时，为产业发展提供聚集动力和聚集优势的产业园区也在陕西初见规模，陕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产业园区，已初步形成了产业集群。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抓手，积极推进陕西的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陕西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的价值创造能力下降，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这正是实现陕西工业支柱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最理想途径。
2. 不断扩大内需和提高内陆型经济比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升陕西工业支柱产业价值创造的抗风险能力。资产效率因素对于外部冲击的负向反映是制约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能源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脱钩的另一重要原因，新世纪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不断经历着911袭击、全球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事件的冲击，并且这一冲击还未停止，因此扩大内需和提高内陆型经济比重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和陕西经济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务。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体现了国家对国际经济布局的重视，坚定不移地推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发展内陆型经济是我国规避因发达国家经济动荡引起贸易环境恶化的根本道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各区域之中，陕西拥有得天独厚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具有承担引领丝绸之路复兴的历史责任和先天地理优势，首先陕西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文化上具有号召力，作为能源大省，具有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东西枢纽的良好基础，作为交通中心所发挥的贸易带动效果对丝绸之路经济带道路联通和贸易畅通具有关键作用，强大的科技软实力有理由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科技中心，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较高的金融聚集度使其具有成为金融中心的潜力和基础。陕西省的工业支柱产业应以此为契机抓住新国际环境下的崭新机遇，在不断提升自身抗风险能力的同时，引领陕西经济走出一条更为稳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 不断加大各类节能法律法规的推广和实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提升陕西工业支柱产业能源使用效率。节能因素的波动性体现了该因素具有经济内生性和政策管理性的特点，历史经验和本文基于陕西实证均表明，在节能政策推进和企业内在要求的双重作用下，节能因素对推进经济增长和能源环境压力分离可以起到正向作用，特别需要予以重视。节能政策是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常抓不懈的一项重要工作，从1978年至今，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节约能源工作的报告》（1980）、《对工矿企业和城市节约能源的若干具体要求（试行）》（1981）、《国家经委关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1985）、《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1986）、《企业节约能源管理升级（定级）暂行规定》（1987）、《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1997）、《中国节能产品认证管理办法》（1999）、《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草案）》（2004）、《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2005）、《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2006）和《“十一五”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2007）。这些法律、规定和通知从生产、生活和社会宣传不同角度对国家的节能工作提出了标准和要求，是过去节能因素在减排过程中正向贡献的基础，未来要保持这一趋势还需要政策上坚定不移的进一步提高节能要求并坚定执行，坚决推广节能技术和淘汰各类高耗能设施设备。陕西省作为资源大省，能源消耗很大，而且由于粗放式发展模式还未根本改变，作为国家的低碳经济试点省份，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应不断加大节能法律法规的推广和实施，坚决果断地淘汰落后产能。
4. 引入碳平衡约束机制，积极推进碳汇产业下的城乡统筹发展，提升陕西工业支柱产业减排目标实现能力。尽管基于能源结构的减排因素难以通过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局部政策得以改善，但通过引入碳平衡的约束机制，引导陕西工业支柱产业的碳汇投资，仍可以起到实现陕西工业支柱产业碳排放下降的最终目的。碳平衡机制，即是通过碳源企业投资碳汇或向碳汇企业购买碳汇的形式，基于市场机制以利益引导实现减排目标的最终实现。农业生产，包括农林牧副渔在内的共同特点就在于其在一般商品生产的同时还进行着对以碳环境为代表的生态补偿，这与工业生产形成鲜明对照，后者尽管在一般商品生产上体现着多样性和高附加值的特点，但与之伴随的却是大量的碳排放和环境破坏。作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产出增加和环境改善是两个基本目标，需要同时加以实现，由此导致了以往单一方向的二元经济转化理论在发展路径设计上出现了严重困局。低碳经济所赋予新农村建设的新内涵使得这一困局具有了解决的前提条件，通过工农互动和城乡互动，两个基本目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实现平衡关系，就可以达到城乡统筹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尽管在能源结构上无法解决陕西工业支柱产业高排放的问题，但依靠碳平衡机制和农业碳汇投资，减排目标同样可以得以实现。引入碳平衡约束机制，积极推进碳汇产业下的城乡统筹发展，是提升陕西工业支柱产业减排目标和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可行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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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