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主义与奥巴马主义比较分析
蒋人文+刘柏骏
摘 要：尼克松主义与奥巴马主义是美国实行战略收缩的典型代表，亚太联盟转型则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两次亚太联盟转型具有极为相似的背景环境，但在联盟形式、联盟结构及联盟内容等方面存在差异。对此，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在一以贯之地追求全球及地区领导权过程中，网络化和机制化构建将成为其亚太联盟体系建设的重点与核心。同时，同盟困境的不可避免为我们应对日益稳固的联盟体系打开了缺口。
关键词：尼克松主义；奥巴马主义；亚太联盟；比较分析
1 问题的提出
1969年初，尼克松入主白宫之时，面对“冷战以来最分歧破碎的国内环境”[1]和越南战场继“春节攻势”后的一波波强袭，尼克松于1969年7月出访亚洲途经关岛时，发表了“新亚洲政策”，宣称美国在处理与亚太盟友关系时“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向其亚太盟友保证“将恪守条约承诺”[2]；二是在内政或军事防御问题上，除非涉及核武大国的威胁，美国鼓励其亚洲盟友逐步承担起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此外，他还总结说，在近期同几位亚洲盟国领导人初步交谈过程中，“他们表示将愿意承担这一责任”[3]。尼克松此次“关岛讲话”后来被称为狭义的“尼克松主义”。本文所涉及的“尼克松主义”在不作说明的情况下均指狭义的“尼克松主义”。
继“尼克松主义”后第二次对亚太联盟重新定向的是奥巴马政府制定并实施的“再平衡”战略，即“奥巴马主义”的主要内容，其主要目标是通过构建亚太地区新规范以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奥巴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以战略收缩为主要特征的对外战略调整，具体到亚太联盟方面，包括推动“霸权分责”、构建“小多边主义”合作平台、转移联盟合作重心，以及优化资源配置等从大环境看，2008年爆发的“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使得美国经济严重受挫。同时，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招致越来越多人的批判，奥巴马在其竞选演说中更承诺要“负责任地结束两场战争”。由此可见，缓解经济危机、避免在中东投入过多精力成为奥巴马亚太联盟转型的逻辑起点。
从美国亚太联盟的视角纵观两个“主义”，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包含诸多异同。本文试图通过对尼克松主义与奥巴马主义比较分析，探讨美国两次战略收缩进程中对其亚太联盟的调整，以期对后奥巴马时期美国亚太联盟政策作出预判。
2 美国两次亚太联盟转型比较分析
美国实力下降，国际政治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美国不得不承认自身力量存在限度。在战略收缩的背景下，美国开始遵从霸权分责的原则指导，通过转变联盟形式、联盟结构以及联盟内容，以期给予盟友或多或少的期望，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
（一）联盟形式转型比较
奥巴马政府在实用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推动其亚太联盟体系向“小多边主义”方向发展。奥巴马上台后，非国家行为体的增多导致世界权力日益分散，这与美国强调的旧多边主义联盟秩序矛盾日益凸显。因此，奥巴马政府通过践行“巧实力”外交，逐步构建网络化的小多边主义亚太联盟机制，借此维系其地区霸权。一方面，美国加紧编织亚太联盟网络体系，逐步建设美日澳、美日韩、美日印、美印澳三重对话机制。另一方面，美国更加强调“伙伴关系”，在强化与传统盟国关系的同时，努力与新兴伙伴国家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美、澳、日各国战略研究智库和国际政策学者在“印太战略弧”概念互动上可谓是遥相呼应。此外，美国还加紧同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的新兴伙伴关系建设。
反观尼克松时期美国亚太联盟转型。70年代初期，在尼克松主义出台的大背景下，联盟形式保持以“轮幅式”体系稳步发展，在联盟形式上并无大的突破与转变。
（二）联盟结构转型比较
联盟结构转型指联盟内部之间的功能再协调和权力再分配。尼克松主义出台以后，美国亚太联盟结构开始从单边主导向冷控制过渡。所谓冷控制，是指介于对称型和非对称型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既给予盟友适当自主发展的空间，又在适当时机加强同盟友合作以对盟友施加影响力。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国主动给予盟友更大的自主空间。二是相关盟国的离心倾向明显增强。美国的脱身政策引发盟友国家的忧虑，为此，盟友国家纷纷出台新的安全防务政策。三是美国要求盟友与其加强军事合作。
奥巴马则在霸权分责的过程中将其亚太联盟从单边主导向“离岸平衡”过渡。一方面，鼓励盟友在地区安全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日本国内政治上，美国默许日本政府积极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使自身在应对周边安全问题上拥有使用军事力量的更大空间。另一方面，借助地区安全热点事件提升同盟承诺。如高调介入南海热点问题强化美菲、美越关系，利用“延坪岛炮击”事件、“天安舰”事件强化美日、美韩同盟，进一步凸显联盟应对地区安全的重要性。
对比美国两次亚太联盟结构转型，我们可以发现，两次调整均以霸权分责为主要目标。然而不同的是，尼克松注重霸权分责的同时对其盟友的离心倾向施加控制，而奥巴马则通过给予同盟承诺实现霸权分则，这也体现了奥巴马政府介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战略思维模式。
（三）联盟内容转型比较
联盟内容一般包含两层内涵，一是联盟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二是根据前者所衍生出的联盟性质和功能。美国的两次联盟内容转型的不同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军事前沿存在部署上存在差异。尼克松时期的亚太联盟转型更多地体现其撤军政策。该政策的主要出发点是通过削减兵员和军费，缓和国内要求削减军费开支的压力。为此，美国削减驻亚太地区的部队，从1968年的11个师减为1973年的2个师。到1971年底，美国在亚洲的兵力由1969年1月的727300人减少到284000人。
二是在盟友合作的具体内容上存在差异。尼克松时期美国注重将与盟友的合作领域由军事向经济过渡。奥巴马则注重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架构。着眼确保美国在国际舞台的优势地位，增进联盟在全球经济、贸易、能源等领域的规则制定方面的协调配合。
三是在同盟友的制度化水平上存在差异。尼克松时期，美国亚太联盟制度化建设成果甚少。而奥巴马政府则更加注重同盟制度化建设。一是通过两国外长和防长参加磋商会议（“2+2”会谈）强化防务合作、协调地区事务。例如在2013年10月举行的由美日两国外长和防长参加的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上，两国自1997年以来首次更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并于2015年4月27日正式通过。二是通过东盟地区论坛、香格里拉会议、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等地区或全球会议拓宽沟通渠道。三是通过例行年度军演加强军事交流合作。例如“金色眼镜蛇2015”多国联合军演、美韩“关键决断”和“秃鹫”联合演习等。四是塑造以TPP为标志的自由贸易经济新秩序。
3 结论与启示
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在其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对联盟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基于权力的视角，摩根索认为联盟是国家增加权力的一种重要方式，国家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可以与其他国家进行结盟，进而达到权力均衡的状态。以其权力政治逻辑推之，尼克松和奥巴马的两次亚太联盟调整正是基于权力斗争的变化而进行的调整与变革。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第一，不论是尼克松主义的以退为进，还是奥巴马主义的以进为退，都是美国根据其国际安全环境和美国地位认知变化进行的战略调适，归结到战略思维层次上是一种实用主义指导下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回归与融合。每每重大战争后，美国实行战略收缩似乎成为必然。正如罗伯特·卡根所言，美国阶段性地寻求塑造国际环境，但厌倦随之而来的负担、缺陷、失败和失误，随后希望从中抽身。[4]不论收缩的形式如何变化，不变的是美国对世界和地区领导权的追求与维护。
第二，从尼克松主义到奥巴马主义，经历了从注重同盟内容转型到形式内容齐头并进的战略调适手段。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网络化构建将成为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建设的重点与核心。网络化趋势将产生“集群效应”[5]，合作机制化与安全合作深化将是美国推动网络化的重要抓手。
第三，同盟内部的不信任会随同盟主导国的战略调适消长。对此，中国应当认清形势、冷静应对。一方面将同盟困境作为突破口，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强化中国同美国亚太盟友经济合作、促使其形成经济依赖，从而削弱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凝聚力；另一方面要加强防范、主动作为，避免美通过“巧实力”外交方式抵消中国的影响力。
注释
[1]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664页。
[2]Richard Nixon， “Informal Remarks in Guam With Newsmen”， July 25， 1969，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140. （上网时间：2016年1月15日）
[3]Richard Nixon， “Informal Remarks in Guam With Newsmen”， July 25， 1969，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140. （上网时间：2016年1月15日）
[4]Kagan R.， “The Ambivalent Superpower”， Politico Magazine， 2014.
[5]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第40-43页。
参考文献
[1]樊吉社. 奥巴马主义： 美国外交的战略调适[J].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2015， 1： 004.
[2]冯东兴. 尼克松政府撤退驻韩美军问题述论[J]. 军事历史研究， 2015 （4）： 76-84.
[3]高奇琦. 从单因解释到多因分析： 比较方法的研究转向[J]. 政治学研究， 2014 （3）： 3-17.
[4]凌胜利. 联盟的转型： 一项概念分析[J]. 太平洋学报， 2015， 23（3）： 11-20.
[5]凌胜利. 美国亚太联盟转型： 在中美权力与信任之间[J]. 当代亚太， 2012， 5： 005.
[6]BeesonM.Invasionbyinvitation：theroleofalliancesintheAsia-Pacific[J].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5， 69（3）： 305-320.
[7]NakayamaT.StrategicPatienceinaTurbulentWorld：TheObamaDoctrineanditsApproachtotheWorld[J]. Asia-Pacific Review， 2015， 22（1）： 1-15.
作者简介
蒋人文（1992—），男，山东省荣成市人，洛阳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
摘 要：尼克松主义与奥巴马主义是美国实行战略收缩的典型代表，亚太联盟转型则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两次亚太联盟转型具有极为相似的背景环境，但在联盟形式、联盟结构及联盟内容等方面存在差异。对此，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在一以贯之地追求全球及地区领导权过程中，网络化和机制化构建将成为其亚太联盟体系建设的重点与核心。同时，同盟困境的不可避免为我们应对日益稳固的联盟体系打开了缺口。
关键词：尼克松主义；奥巴马主义；亚太联盟；比较分析
1 问题的提出
1969年初，尼克松入主白宫之时，面对“冷战以来最分歧破碎的国内环境”[1]和越南战场继“春节攻势”后的一波波强袭，尼克松于1969年7月出访亚洲途经关岛时，发表了“新亚洲政策”，宣称美国在处理与亚太盟友关系时“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向其亚太盟友保证“将恪守条约承诺”[2]；二是在内政或军事防御问题上，除非涉及核武大国的威胁，美国鼓励其亚洲盟友逐步承担起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此外，他还总结说，在近期同几位亚洲盟国领导人初步交谈过程中，“他们表示将愿意承担这一责任”[3]。尼克松此次“关岛讲话”后来被称为狭义的“尼克松主义”。本文所涉及的“尼克松主义”在不作说明的情况下均指狭义的“尼克松主义”。
继“尼克松主义”后第二次对亚太联盟重新定向的是奥巴马政府制定并实施的“再平衡”战略，即“奥巴马主义”的主要内容，其主要目标是通过构建亚太地区新规范以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奥巴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以战略收缩为主要特征的对外战略调整，具体到亚太联盟方面，包括推动“霸权分责”、构建“小多边主义”合作平台、转移联盟合作重心，以及优化资源配置等从大环境看，2008年爆发的“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使得美国经济严重受挫。同时，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招致越来越多人的批判，奥巴马在其竞选演说中更承诺要“负责任地结束两场战争”。由此可见，缓解经济危机、避免在中东投入过多精力成为奥巴马亚太联盟转型的逻辑起点。
从美国亚太联盟的视角纵观两个“主义”，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包含诸多异同。本文试图通过对尼克松主义与奥巴马主义比较分析，探讨美国两次战略收缩进程中对其亚太联盟的调整，以期对后奥巴马时期美国亚太联盟政策作出预判。
2 美国两次亚太联盟转型比较分析
美国实力下降，国际政治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美国不得不承认自身力量存在限度。在战略收缩的背景下，美国开始遵从霸权分责的原则指导，通过转变联盟形式、联盟结构以及联盟内容，以期给予盟友或多或少的期望，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
（一）联盟形式转型比较
奥巴马政府在实用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推动其亚太联盟体系向“小多边主义”方向发展。奥巴马上台后，非国家行为体的增多导致世界权力日益分散，这与美国强调的旧多边主义联盟秩序矛盾日益凸显。因此，奥巴马政府通过践行“巧实力”外交，逐步构建网络化的小多边主义亚太联盟机制，借此维系其地区霸权。一方面，美国加紧编织亚太联盟网络体系，逐步建设美日澳、美日韩、美日印、美印澳三重对话机制。另一方面，美国更加强调“伙伴关系”，在强化与传统盟国关系的同时，努力与新兴伙伴国家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美、澳、日各国战略研究智库和国际政策学者在“印太战略弧”概念互动上可谓是遥相呼应。此外，美国还加紧同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的新兴伙伴关系建设。
反观尼克松时期美国亚太联盟转型。70年代初期，在尼克松主义出台的大背景下，联盟形式保持以“轮幅式”体系稳步发展，在联盟形式上并无大的突破与转变。
（二）联盟结构转型比较
联盟结构转型指联盟内部之间的功能再协调和权力再分配。尼克松主义出台以后，美国亚太联盟结构开始从单边主导向冷控制过渡。所谓冷控制，是指介于对称型和非对称型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既给予盟友适当自主发展的空间，又在适当时机加强同盟友合作以对盟友施加影响力。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国主动给予盟友更大的自主空间。二是相关盟国的离心倾向明显增强。美国的脱身政策引发盟友国家的忧虑，为此，盟友国家纷纷出台新的安全防务政策。三是美国要求盟友与其加强军事合作。
奥巴马则在霸权分责的过程中将其亚太联盟从单边主导向“离岸平衡”过渡。一方面，鼓励盟友在地区安全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日本国内政治上，美国默许日本政府积极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使自身在应对周边安全问题上拥有使用军事力量的更大空间。另一方面，借助地区安全热点事件提升同盟承诺。如高调介入南海热点问题强化美菲、美越关系，利用“延坪岛炮击”事件、“天安舰”事件强化美日、美韩同盟，进一步凸显联盟应对地区安全的重要性。
对比美国两次亚太联盟结构转型，我们可以发现，两次调整均以霸权分责为主要目标。然而不同的是，尼克松注重霸权分责的同时对其盟友的离心倾向施加控制，而奥巴马则通过给予同盟承诺实现霸权分则，这也体现了奥巴马政府介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战略思维模式。
（三）联盟内容转型比较
联盟内容一般包含两层内涵，一是联盟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二是根据前者所衍生出的联盟性质和功能。美国的两次联盟内容转型的不同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军事前沿存在部署上存在差异。尼克松时期的亚太联盟转型更多地体现其撤军政策。该政策的主要出发点是通过削减兵员和军费，缓和国内要求削减军费开支的压力。为此，美国削减驻亚太地区的部队，从1968年的11个师减为1973年的2个师。到1971年底，美国在亚洲的兵力由1969年1月的727300人减少到284000人。
二是在盟友合作的具体内容上存在差异。尼克松时期美国注重将与盟友的合作领域由军事向经济过渡。奥巴马则注重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架构。着眼确保美国在国际舞台的优势地位，增进联盟在全球经济、贸易、能源等领域的规则制定方面的协调配合。
三是在同盟友的制度化水平上存在差异。尼克松时期，美国亚太联盟制度化建设成果甚少。而奥巴马政府则更加注重同盟制度化建设。一是通过两国外长和防长参加磋商会议（“2+2”会谈）强化防务合作、协调地区事务。例如在2013年10月举行的由美日两国外长和防长参加的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上，两国自1997年以来首次更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并于2015年4月27日正式通过。二是通过东盟地区论坛、香格里拉会议、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等地区或全球会议拓宽沟通渠道。三是通过例行年度军演加强军事交流合作。例如“金色眼镜蛇2015”多国联合军演、美韩“关键决断”和“秃鹫”联合演习等。四是塑造以TPP为标志的自由贸易经济新秩序。
3 结论与启示
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在其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对联盟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基于权力的视角，摩根索认为联盟是国家增加权力的一种重要方式，国家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可以与其他国家进行结盟，进而达到权力均衡的状态。以其权力政治逻辑推之，尼克松和奥巴马的两次亚太联盟调整正是基于权力斗争的变化而进行的调整与变革。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第一，不论是尼克松主义的以退为进，还是奥巴马主义的以进为退，都是美国根据其国际安全环境和美国地位认知变化进行的战略调适，归结到战略思维层次上是一种实用主义指导下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回归与融合。每每重大战争后，美国实行战略收缩似乎成为必然。正如罗伯特·卡根所言，美国阶段性地寻求塑造国际环境，但厌倦随之而来的负担、缺陷、失败和失误，随后希望从中抽身。[4]不论收缩的形式如何变化，不变的是美国对世界和地区领导权的追求与维护。
第二，从尼克松主义到奥巴马主义，经历了从注重同盟内容转型到形式内容齐头并进的战略调适手段。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网络化构建将成为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建设的重点与核心。网络化趋势将产生“集群效应”[5]，合作机制化与安全合作深化将是美国推动网络化的重要抓手。
第三，同盟内部的不信任会随同盟主导国的战略调适消长。对此，中国应当认清形势、冷静应对。一方面将同盟困境作为突破口，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强化中国同美国亚太盟友经济合作、促使其形成经济依赖，从而削弱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凝聚力；另一方面要加强防范、主动作为，避免美通过“巧实力”外交方式抵消中国的影响力。
注释
[1]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664页。
[2]Richard Nixon， “Informal Remarks in Guam With Newsmen”， July 25， 1969，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140. （上网时间：2016年1月15日）
[3]Richard Nixon， “Informal Remarks in Guam With Newsmen”， July 25， 1969，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140. （上网时间：2016年1月15日）
[4]Kagan R.， “The Ambivalent Superpower”， Politico Magazine， 2014.
[5]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第40-43页。
参考文献
[1]樊吉社. 奥巴马主义： 美国外交的战略调适[J].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2015， 1： 004.
[2]冯东兴. 尼克松政府撤退驻韩美军问题述论[J]. 军事历史研究， 2015 （4）： 76-84.
[3]高奇琦. 从单因解释到多因分析： 比较方法的研究转向[J]. 政治学研究， 2014 （3）： 3-17.
[4]凌胜利. 联盟的转型： 一项概念分析[J]. 太平洋学报， 2015， 23（3）： 11-20.
[5]凌胜利. 美国亚太联盟转型： 在中美权力与信任之间[J]. 当代亚太， 2012， 5： 005.
[6]BeesonM.Invasionbyinvitation：theroleofalliancesintheAsia-Pacific[J].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5， 69（3）： 305-320.
[7]NakayamaT.StrategicPatienceinaTurbulentWorld：TheObamaDoctrineanditsApproachtotheWorld[J]. Asia-Pacific Review， 2015， 22（1）： 1-15.
作者简介
蒋人文（1992—），男，山东省荣成市人，洛阳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