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军队的学说研究
袁新涛
摘 要： 军队是国家和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工具，不同性质的军队具有不同的职能作用。反动军队是对内实行专制统治、对外为统治阶级掠夺战争效命的驯服工具。革命军队是被压迫被剥削人民反对压迫者剥削者的工具。革命军队使命任务的有效履行，有赖于加强军队官兵素质、教育训练、编制体制等各方面建设。随着军事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军队必须不断推进以提高战斗力为根本目的改革创新。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 革命军队； 军队改革； 使命任务
中图分类号： A11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4.006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始终高度关注军队问题，撰写了大量相关著作，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军队的本质特征、职能作用、使命任务、建设发展、改革创新等方面内容，形成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关于军队的学说。
一、军队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
军队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它的本质又是什么？在历史唯物主义出现以前，没有人做出过科学的回答。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军队的起源和本质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做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论断。
（一）军队产生于氏族制度解体和国家形成时期
在阶级出现以前的社会里，并不存在作为专门军事武装力量组织的军队。那时的武装力量，是全体成年居民为保护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而集合在一起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它既不是氏族公社内部的压迫手段，也不是奴役其他部落的工具。随着社会大分工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加剧，原始氏族制度及其武装力量组织开始瓦解。“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摆脱了自己在民族中，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物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1]181 这样，军队就伴随着国家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了。
（二）军队是国家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1884年3-5月，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186-187国家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主要地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为了控制公民使之服从，军队也成为必要了。军队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
（三）军队是国家和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工具
军队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武装力量组织，是构成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暴力工具。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1]193 因此，国家的实质，就是运用“公共权力”强迫被压迫被剥削阶级服从统治阶级的意志，把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行为控制在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秩序”范围之内。“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1]188 国家建立起专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武装力量，这种武装力量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成为它以暴力手段来实行阶级统治的驯服工具。
二、反动军队是对内实行专制统治，对外为统治阶级掠夺战争效命的驯服工具
19世纪中后期，是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的重要时期。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搜敛财富，对内加紧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对外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从而使这些国家军队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同，军队的性质也就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是“对内实现专制制度的目的、对外进行寡头统治集团所需要的战争的驯服的工具”。[2]114 （一）反动军队被用于严酷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
1848年6月，恩格斯在谈到法国巴黎无产阶级起义受挫时指出：“共和国近卫军和别动队的行为简直坏透了。经过改编和清洗的共和国近卫军非常残酷地镇压工人，他们以镇压工人为共和国市近卫军争得了声名。”[3]151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组织的反动军队深恶痛绝，严厉斥责他们的罪恶行径。他指出，别动队的成员“由于薪俸优厚，在短期内就成了每次都替当权者卖命的御用军”，“他们被收买了并且同意以一天30苏的代价去屠杀自己的弟兄”，[3]151 枪杀最优秀最革命的巴黎工人。1860年8月，恩格斯在《加里波第的运动》中评析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国军队的作用时说，尽管这支军队名义上已超过15万人，但“这是一支怎样的军队呵！表面上，在书呆子看来，它是十分中看的，然而这支军队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爱国热忱……这不是民族的军队，这纯粹是国王的军队。征集和组织这支军队仅仅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使人民俯首听命”。[4]
（二）反动军队被用于进行殖民和掠夺战争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一批反映欧洲殖民者依靠军队在中国攫取利益、侵犯中国主权的文章。1853年5月，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指出：“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已尽……同时，这个帝国的银元——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5]779 1857年3月，马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指出：“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至少那些愿意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非难是多么虚伪和空洞。”[5] 792-793 殖民国家为了维持其对殖民地的长久统治，不得不在当地派驻一定数量的军队，或建立受宗主国军人控制的土著军队。1857年6月，马克思在《印度军队的起义》中谈到军队在稳固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中所起的作用时，指出：“两亿当地居民被英国军官指挥的20万土著军队所控制，而土著军队则又控制在仅有4万人的英国军队的手里。”[6] 可见，殖民国家如果缺少军队这一重要工具，要统治人口比自己多得多的殖民地是不可能的。
（三）反动军队被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争霸战争
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是一个在欧洲奉行同其他列强争霸的国家。1870年10月，恩格斯在《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原则》中指出：“普鲁士王朝和普鲁士政府只要继续奉行自己的传统政策，他们就需要一支军队作为执行这个政策的驯服工具”，[2]133-134 即“建立一支以实行寡头政治的对外政策和反动的对内政策为目的的庞大的军队”。[2]134 1876年9月-1878年6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揭露了反动军队的性质职能，指出普法战争是一个转折点。“这一战争迫使欧洲大陆上的一切大国在国内采用更严格的普鲁士式的后备军制度，因而加重了军事负担，而在这种重担之下，它们过不了几年就一定要陷入崩溃。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7]550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列强的军队用于同别国争霸的职能大大增强，从而存在着引发一场世界大战的危险。
三、革命军队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被压迫人民反对压迫者剥削者的工具
革命军队的对内职能主要是以武装力量推翻压迫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把劳动人民从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它的对外职能主要是抵御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力量的干涉和侵略，捍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一）革命军队代表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利益
不论在哪个历史时代，社会上拿起武器投身革命的，总是那些在经济上、政治上遭受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劳动人民，因而革命军队是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群众的武装力量。1857年5月，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中指出：“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5]798 恩格斯在分析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抗英起义部队屡败英国殖民军的史实时，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起义者“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所以并不像雇佣兵那样临阵脱逃。”[7]548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军队是革命的军队，但它与历史上有过的革命军队都不一样，它是以科学社会主义武装起来的新型革命军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阶级本质是反人民的，所以资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家总是竭力掩饰军队的阶级本质，把军队说成是超阶级的、不受政治支配的、代表全民利益的国家组织。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却公开宣布无产阶级军队的阶级原则，强调它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服务的。
（二）革命军队有着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1845年2月，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谈到了18世纪末法国革命军在粉碎欧洲反革命干涉的作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崇高精神风貌，强调理想信念所能赋予革命军队的巨大精神力量。他说：“请你们注意一下，一旦发生战争（当然这种战争只能是对付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的），这个社会的成员一定会保卫真正的祖国、真正的家园，因此他们将精神焕发、坚毅勇敢地作战，使受过机械化训练的现代军队也要望风披靡。你们想一想，在1792年到1799年这个时期革命军队，即仅仅为了一种幻想、为了想像的祖国而战的军队因情绪激昂而作出了怎样的奇迹，你们就会明白，不是为了幻想、而是为了一个实在的可以捉摸的目标而战的军队将具有什么样的力量。”[8]
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军队的勇气和士气对于取得战争胜利具有重大作用。1848年6月，恩格斯在评述巴黎六月革命期间法国工人浴血奋战的情景时，对工人起义队伍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和敢于战斗的精神倍加赞誉。他在《6月25日》中写道：“工人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英勇精神真是令人惊叹。三四万工人整整坚持了3天，来对付8万多士兵和10万国民自卫军，对付霰弹、榴弹和燃烧弹，对付那些不惜采用阿尔及利亚作战方法的将军们的‘宝贵的军事经验！”[3]151 他在《六月革命（巴黎起义的经过）》中写道：“我们所以要对这一斗争作纯军事的叙述，是为了告诉我们的读者：巴黎工人作战多么英勇，多么齐心，多么有纪律，多么有军事素养。4万工人同4倍于自己的敌人鏖战了4天，而且差一点就要获得胜利。”[3]175 1858年3-6月，恩格斯在《骑兵》中指出，当骑兵对骑兵冲锋时，“精神因素，勇敢，在这里立即化为物质力量；最勇敢的骑兵连就将极其沉着、坚决、勇猛、协调一致和齐心合力地前进。因此，任何骑兵如不‘勇猛，就不可能有所建树”。[9]319 正如恩格斯所说：“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4]232因为“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10]
（三）革命军队善于在作战方式方法上不断创新
1851年4月，恩格斯在《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中指出：“现在的作战方法以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为前提，它是这种解放在军事上的表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特殊的表现，并且将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新的作战方法。”[11]332 恩格斯举例说，如果不用蒸汽力代替人力，不创造与旧的手工织机大不相同的新的生产手段，织布机的生产率便不能提高，同样，在军事技术上也不可能用旧的手段取得新的成果。“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取得新的、更重大的成果。每个在战史上因为采用新的战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统帅，不是亲自发明了新的物质手段，就是首先发现了正确运用在他之前所发明的新的物质手段的方法。”[11]335-336 总之，革命军队必须及时适应社会的新发展和战争的新需求，采取新的作战方式方法。
革命军队只有在作战方式方法上不断创新，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而游击战就是这样的方式。1854年8-11月，马克思在《革命的西班牙》中对西班牙人民群众对付法国军队的游击战作战方式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法国人的每一个行动都被几百双眼睛盯着。同时又不可能一下子消灭这种组织形式。法国人不得不时刻戒备着对付这些出没无常的敌人，这些敌人看不见，又到处存在，因为每一个山头都是他们的掩蔽所。”[12]536 这样一来，“把法国人弄得精疲力尽的不是会战，也不是战斗，而是看不见的敌人的不断骚扰，这些敌人遭到追击就立刻在人民群众中消失，不久又以新的力量重新出现，寓言中被蚊子折磨得要死的狮子，就是法国军队的真实写照”。[12]536-537
四、军队职能使命的有效履行，有赖于军队加强各方面建设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著卷帙浩繁，其中很多篇章是关于军队建设问题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包括官兵素质、教育训练、编制体制、军事管理、作战指挥等。每一个方面的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做了深刻而详细的阐述，但都始终围绕如何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一）科学文化素质是军队官兵的必备素质，是军队完成使命任务的可靠保证
恩格斯在研究战争中人和武器的关系时，总是把人和武器看作是一个辩证统一体，是构成战斗力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互为依托。他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和量以及技术。”[7]551 在武器装备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战体系，要求官兵具备机智和灵活的头脑，善于根据战场实际处理复杂多变的情况，敏捷地作出反应，而这都依赖于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他在《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中谈到拿破仑所创造的、适应于现代战争要求的作战体系的基本特点之一的“运动性”时指出：“军队的这种运动性，也是和兵士的一定的文化水平相联系的，因为他们在许多场合必须善于独立行动。这里是指下列各点而言，巡逻、粮秣征发、前哨勤务等大为发展；每个兵士要有较大的积极性；兵士常常必须单独行动并依靠自己的智力行事；散兵战获有重大意义而其结果则视每一单个兵士的知识、判断力和精力如何而定，——所有这些都要求士官和兵士具有比老弗里茨军队里所曾有的更高的文化水平。”[13]558-559
军官的军事理论素质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基本要素之一，具有较高军事理论素质的军队战斗能力强。1855年6-9月，恩格斯在《欧洲军队——普鲁士军队》中评述普鲁士军官素质时说：“普鲁士军官在全世界的同行中是最有学识的。在他们接受普通学科的考试时，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中都高得多。在各旅、各师中都附设有学校以提高军官的理论知识；至于更高深的军事专业知识，军官还可以在许多军事学校中获得。”[14]499 与之相比，英国军官的军事理论素质要低得多。“不列颠军队的战斗素质由于军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无知而大大地降低了。”[14]485 “不列颠军队在克里木失利一半是由于它的所有军官不称职。”[14]486
（二）军事教育训练要以提高战斗力为目的，坚决摒弃一切形式主义的花架子
恩格斯一向十分重视军事教育训练在提高军队战斗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兵士不进行严格教育训练就无法掌握先进武器装备并发挥其最大效益，“每一个自觉的兵士都应当知道自己的武器的构造原理和性能”，[4]241 “虽然民族热忱对战斗有巨大的意义，但是如果缺乏训练和组织而仅凭热忱，任何人都不能打胜仗”。[15] 只有通过严格的教育训练，兵士才能具备良好的作风、顽强的意志、强健的体魄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恩格斯对法国军队注重实战，不搞花架子的作风大为赞赏。1860年9-10月，恩格斯在《法国轻步兵》中指出，法国军队“采用一切办法使兵士成为强壮、灵活而机智的人；使他们学会迅速判断有利地形或在困难情况下迅速定下决心；竭力提高他们对自己、对伙伴以及对武器的信心”。[4]186 因而，法国军队的兵士不仅能够吃苦耐劳，而且十分灵活，当他们成散开队形作战时，“善于奔跑、猛扑、卧倒、跃起，同时装弹、射击、进攻和退却、散开和重新集结以及变换队形”，[14]477 表现出比对手具有加倍的运动性和机智性。
与之相比，英国军队在兵士的教育训练方面存在严重缺陷。1862年8月，恩格斯在《英国的志愿兵检阅》中评述英国志愿部队的教育训练时指出：“志愿兵已经相当熟悉了营的主要队形变换；他们排成纵队，或者以纵队和横队展开或行进，都相当稳定，有时甚至十分稳定。但是，如果能使他们摆脱英国操典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操典还明文规定的那些矫揉造作的展开和反转行进，那是一件不坏的事。散兵战始终是英国人的弱点，对于这样的战斗，志愿兵所知道的也只限于他们在练兵场上所能学到的。”[4]573 这种矫揉造作的教育训练，只能培养出适合阅兵式的兵士，而培养不出战场需要的兵士。因此，军队的教育训练应“只教给士兵们在打仗时有用的东西，而使他们不在传统的旧事物上白白浪费时间”。[16]445-446
（三）军队的编制体制应科学合理，有利于集中统一指挥和提高管理及作战效益
编制体制是把军队各个要素有机联系起来的中介，体现了军队各级指挥机构、各军兵种、各部队之间的相互关系。编制体制是否科学合理深刻影响着军队战斗力的高低，科学合理的编制体制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手段。1858年3-6月，恩格斯在《骑兵》中指出，非正规骑兵队形散乱，冲锋时互不协调和没有严整的阵列，而善于保持战术协调和队形严整的一方，必将大大优于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另一方，正因为如此，非正规骑兵无论怎样善战，数量怎样众多，也不能击溃正规骑兵。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拿破仑的龙骑兵在埃及的作战。“无疑地，它是当时最坏的正规骑兵，但总是打败最出色的非正规的骑手——马木留克兵。拿破仑谈到马木留克兵时说，2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9]320 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充分说明了编制体制科学合理的军队比缺乏严密编制体制的军队更有战斗力。
领导体制是军队编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组织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及其所担负的特殊任务，决定了它必须实行集中统一指挥和管理的领导体制。司令部是军队作战必不可少的指挥中枢，加强其建设对于提高作战的组织性、计划性和实效性十分必要。1857年8-9月，恩格斯在《军队》中专门谈到司令部问题，对司令部的职能作用作了概述：“为了使军团司令、军长和师长能够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指挥所属军队，除英国军队外，所有国家的军队都设有全由军官组成的一种专门的业务机关，叫做司令部。这些军官的任务是对军队行军所经过的或者可能经过的地形进行侦查和目测；帮助制定作战计划并且明确计划的各个细节，使军队不致丧失时机，不致引起混乱，不致白白地消耗体力。”[9]48 恩格斯还指出，司令部是规模庞大、组织复杂的军队的指挥中枢，它在军队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在司令部工作的军官必须是从最有才干的人员中选拔出来的，他们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并熟悉每一兵种在行军和作战中的能力。
五、随着军事科技的进步，军队必须不断改革创新
军事发展从来离不开科技的进步，科技的进步给军队带来的变化是根本且全面的。任何一支军队要想自立于世界武装力量之林，在建设上就决不能落后，必须始终保持先进，而这关键的一着在改革。改革出先进的战略战术思想、出科学合理的编制体制、出新式的武器装备、出催人奋进的精神面貌。一句话，改革出效益、出战斗力。
（一）军队改革的基础是对整个社会变革所提供机遇的准确把握
军队改革作为政治上层建筑改革的一部分，它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就是这种总变革的直接产物。“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知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6]546 成功的军事改革家的高明之处不在于他们进行了什么“知性的自由创造”，而在于他们能比别人更快而又更深刻地觉察到客观世界的变化，准确把握整个社会变革所提供的机遇，并懂得利用业已变化的条件去创造适合于新形势下军队活动特点的方式方法。
（二）军队改革的实质是战胜保守思想以适应时代发展
军事自诞生之日起，就是社会生活中利用科技成果最多最快的一个领域，而且许多科技发明就是在军事领域中取得的。恩格斯指出：“现在未必能再找到另一个像军事这样革命的领域”，“技术每天都在无情地把一切东西、甚至是刚刚开始使用的东西当作已经无用的东西加以抛弃”。[16]444 军事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要求从事军事活动的人，必须自觉地根据这种发展不断改变相互关系，调整活动方式，更新活动观念。但是，军队往往又是比较容易滋生保守思想的地方，军队的改革总是伴随着与保守思想的斗争。1893年2月，恩格斯在《欧洲能否裁军？》中指出：德国的高级军事权威在自己的领域内大部分都保守得可怕。“就在整个军事这样不断地、愈来愈快地发生变革的情况下，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样的军事权威，他们五年前还在强行给自己的军队灌输早已从战场上消失了的老弗里茨的线式战术的各种传统礼仪和惊险技艺，他们虔诚地抱住这样一个条例，这个条例教导说：只要部队在右翼展开而在左翼无展开余地时，就可能遭到失败！”[16]445 恩格斯针对这种情况指出，如果去听从军事权威的意见，那么事情当然就不是这样了，“奉劝大家正是对军事‘权威的意见要抱最不信任的态度”。[16]443 恩格斯强调：“在一支军队里被捧上天的东西，在另一支军队里却被宣布为毫无用处；我曾在实际上屡次看到，最夙著声誉和最受赞扬的条例和队形，在敌人面前简直就是荒谬的东西。”[16]443对德国军队来说，“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让这些保守的偏见在军队中占统治地位，是没有好处的。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16]445
（三）军队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部队战斗力
衡量一次军事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标准是看改革后的军队能否经受住未来战争的考验。1860年1-2月，恩格斯在《德国的军事改革》中指出：“当军服样式和关于旅的定员和编制的高明见解吸引着全部注意力的时候，德国军事制度的大缺点和症结却被忽视了。军官们对一条裤子或一条衣领的式样争论得不可开交，而对德意志联邦军队中有20来种不同的野炮口径和差不多数不清的各种小型火器口径却安之若素，对于这样的军官们，老实说，我们应该作何感想呢？”[4]23 恩格斯一贯主张，建立军队是为了打仗，进行军队改革是为了从根本上提高部队战斗力。1860年10月，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批评了普鲁士军队在改革中不从实战需要出发而只搞花架子的现象。他写道：“他们以演习的形式为自己创造了一种人为的、程式化的战争，那里的一切都跟在真正的战争中完全不同，它简直是教官兵学会以各种借口不采取主动行动，并给他们灌输一些完全不切实际的概念。”[17]99-100 恩格斯明确指出，采取这种方式来“组织和训练自己的军队是一定要被打败的”。[17]99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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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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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25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09-610.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59.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03.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责任编辑、校对：党 婷]
摘 要： 军队是国家和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工具，不同性质的军队具有不同的职能作用。反动军队是对内实行专制统治、对外为统治阶级掠夺战争效命的驯服工具。革命军队是被压迫被剥削人民反对压迫者剥削者的工具。革命军队使命任务的有效履行，有赖于加强军队官兵素质、教育训练、编制体制等各方面建设。随着军事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军队必须不断推进以提高战斗力为根本目的改革创新。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 革命军队； 军队改革； 使命任务
中图分类号： A11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4.006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始终高度关注军队问题，撰写了大量相关著作，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军队的本质特征、职能作用、使命任务、建设发展、改革创新等方面内容，形成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关于军队的学说。
一、军队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
军队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它的本质又是什么？在历史唯物主义出现以前，没有人做出过科学的回答。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军队的起源和本质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做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论断。
（一）军队产生于氏族制度解体和国家形成时期
在阶级出现以前的社会里，并不存在作为专门军事武装力量组织的军队。那时的武装力量，是全体成年居民为保护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而集合在一起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它既不是氏族公社内部的压迫手段，也不是奴役其他部落的工具。随着社会大分工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加剧，原始氏族制度及其武装力量组织开始瓦解。“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摆脱了自己在民族中，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物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1]181 这样，军队就伴随着国家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了。
（二）军队是国家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1884年3-5月，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186-187国家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主要地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为了控制公民使之服从，军队也成为必要了。军队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
（三）军队是国家和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工具
军队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武装力量组织，是构成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暴力工具。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1]193 因此，国家的实质，就是运用“公共权力”强迫被压迫被剥削阶级服从统治阶级的意志，把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行为控制在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秩序”范围之内。“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1]188 国家建立起专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武装力量，这种武装力量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成为它以暴力手段来实行阶级统治的驯服工具。
二、反动军队是对内实行专制统治，对外为统治阶级掠夺战争效命的驯服工具
19世纪中后期，是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的重要时期。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搜敛财富，对内加紧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对外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从而使这些国家军队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同，军队的性质也就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是“对内实现专制制度的目的、对外进行寡头统治集团所需要的战争的驯服的工具”。[2]114 （一）反动军队被用于严酷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
1848年6月，恩格斯在谈到法国巴黎无产阶级起义受挫时指出：“共和国近卫军和别动队的行为简直坏透了。经过改编和清洗的共和国近卫军非常残酷地镇压工人，他们以镇压工人为共和国市近卫军争得了声名。”[3]151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组织的反动军队深恶痛绝，严厉斥责他们的罪恶行径。他指出，别动队的成员“由于薪俸优厚，在短期内就成了每次都替当权者卖命的御用军”，“他们被收买了并且同意以一天30苏的代价去屠杀自己的弟兄”，[3]151 枪杀最优秀最革命的巴黎工人。1860年8月，恩格斯在《加里波第的运动》中评析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国军队的作用时说，尽管这支军队名义上已超过15万人，但“这是一支怎样的军队呵！表面上，在书呆子看来，它是十分中看的，然而这支军队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爱国热忱……这不是民族的军队，这纯粹是国王的军队。征集和组织这支军队仅仅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使人民俯首听命”。[4]
（二）反动军队被用于进行殖民和掠夺战争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一批反映欧洲殖民者依靠军队在中国攫取利益、侵犯中国主权的文章。1853年5月，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指出：“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已尽……同时，这个帝国的银元——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5]779 1857年3月，马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指出：“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至少那些愿意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非难是多么虚伪和空洞。”[5] 792-793 殖民国家为了维持其对殖民地的长久统治，不得不在当地派驻一定数量的军队，或建立受宗主国军人控制的土著军队。1857年6月，马克思在《印度军队的起义》中谈到军队在稳固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中所起的作用时，指出：“两亿当地居民被英国军官指挥的20万土著军队所控制，而土著军队则又控制在仅有4万人的英国军队的手里。”[6] 可见，殖民国家如果缺少军队这一重要工具，要统治人口比自己多得多的殖民地是不可能的。
（三）反动军队被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争霸战争
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是一个在欧洲奉行同其他列强争霸的国家。1870年10月，恩格斯在《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原则》中指出：“普鲁士王朝和普鲁士政府只要继续奉行自己的传统政策，他们就需要一支军队作为执行这个政策的驯服工具”，[2]133-134 即“建立一支以实行寡头政治的对外政策和反动的对内政策为目的的庞大的军队”。[2]134 1876年9月-1878年6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揭露了反动军队的性质职能，指出普法战争是一个转折点。“这一战争迫使欧洲大陆上的一切大国在国内采用更严格的普鲁士式的后备军制度，因而加重了军事负担，而在这种重担之下，它们过不了几年就一定要陷入崩溃。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7]550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列强的军队用于同别国争霸的职能大大增强，从而存在着引发一场世界大战的危险。
三、革命军队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被压迫人民反对压迫者剥削者的工具
革命军队的对内职能主要是以武装力量推翻压迫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把劳动人民从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它的对外职能主要是抵御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力量的干涉和侵略，捍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一）革命军队代表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利益
不论在哪个历史时代，社会上拿起武器投身革命的，总是那些在经济上、政治上遭受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劳动人民，因而革命军队是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群众的武装力量。1857年5月，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中指出：“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5]798 恩格斯在分析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抗英起义部队屡败英国殖民军的史实时，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起义者“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所以并不像雇佣兵那样临阵脱逃。”[7]548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军队是革命的军队，但它与历史上有过的革命军队都不一样，它是以科学社会主义武装起来的新型革命军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阶级本质是反人民的，所以资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家总是竭力掩饰军队的阶级本质，把军队说成是超阶级的、不受政治支配的、代表全民利益的国家组织。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却公开宣布无产阶级军队的阶级原则，强调它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服务的。
（二）革命军队有着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1845年2月，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谈到了18世纪末法国革命军在粉碎欧洲反革命干涉的作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崇高精神风貌，强调理想信念所能赋予革命军队的巨大精神力量。他说：“请你们注意一下，一旦发生战争（当然这种战争只能是对付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的），这个社会的成员一定会保卫真正的祖国、真正的家园，因此他们将精神焕发、坚毅勇敢地作战，使受过机械化训练的现代军队也要望风披靡。你们想一想，在1792年到1799年这个时期革命军队，即仅仅为了一种幻想、为了想像的祖国而战的军队因情绪激昂而作出了怎样的奇迹，你们就会明白，不是为了幻想、而是为了一个实在的可以捉摸的目标而战的军队将具有什么样的力量。”[8]
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军队的勇气和士气对于取得战争胜利具有重大作用。1848年6月，恩格斯在评述巴黎六月革命期间法国工人浴血奋战的情景时，对工人起义队伍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和敢于战斗的精神倍加赞誉。他在《6月25日》中写道：“工人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英勇精神真是令人惊叹。三四万工人整整坚持了3天，来对付8万多士兵和10万国民自卫军，对付霰弹、榴弹和燃烧弹，对付那些不惜采用阿尔及利亚作战方法的将军们的‘宝贵的军事经验！”[3]151 他在《六月革命（巴黎起义的经过）》中写道：“我们所以要对这一斗争作纯军事的叙述，是为了告诉我们的读者：巴黎工人作战多么英勇，多么齐心，多么有纪律，多么有军事素养。4万工人同4倍于自己的敌人鏖战了4天，而且差一点就要获得胜利。”[3]175 1858年3-6月，恩格斯在《骑兵》中指出，当骑兵对骑兵冲锋时，“精神因素，勇敢，在这里立即化为物质力量；最勇敢的骑兵连就将极其沉着、坚决、勇猛、协调一致和齐心合力地前进。因此，任何骑兵如不‘勇猛，就不可能有所建树”。[9]319 正如恩格斯所说：“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4]232因为“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10]
（三）革命军队善于在作战方式方法上不断创新
1851年4月，恩格斯在《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中指出：“现在的作战方法以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为前提，它是这种解放在军事上的表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特殊的表现，并且将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新的作战方法。”[11]332 恩格斯举例说，如果不用蒸汽力代替人力，不创造与旧的手工织机大不相同的新的生产手段，织布机的生产率便不能提高，同样，在军事技术上也不可能用旧的手段取得新的成果。“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取得新的、更重大的成果。每个在战史上因为采用新的战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统帅，不是亲自发明了新的物质手段，就是首先发现了正确运用在他之前所发明的新的物质手段的方法。”[11]335-336 总之，革命军队必须及时适应社会的新发展和战争的新需求，采取新的作战方式方法。
革命军队只有在作战方式方法上不断创新，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而游击战就是这样的方式。1854年8-11月，马克思在《革命的西班牙》中对西班牙人民群众对付法国军队的游击战作战方式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法国人的每一个行动都被几百双眼睛盯着。同时又不可能一下子消灭这种组织形式。法国人不得不时刻戒备着对付这些出没无常的敌人，这些敌人看不见，又到处存在，因为每一个山头都是他们的掩蔽所。”[12]536 这样一来，“把法国人弄得精疲力尽的不是会战，也不是战斗，而是看不见的敌人的不断骚扰，这些敌人遭到追击就立刻在人民群众中消失，不久又以新的力量重新出现，寓言中被蚊子折磨得要死的狮子，就是法国军队的真实写照”。[12]536-537
四、军队职能使命的有效履行，有赖于军队加强各方面建设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著卷帙浩繁，其中很多篇章是关于军队建设问题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包括官兵素质、教育训练、编制体制、军事管理、作战指挥等。每一个方面的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做了深刻而详细的阐述，但都始终围绕如何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一）科学文化素质是军队官兵的必备素质，是军队完成使命任务的可靠保证
恩格斯在研究战争中人和武器的关系时，总是把人和武器看作是一个辩证统一体，是构成战斗力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互为依托。他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和量以及技术。”[7]551 在武器装备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战体系，要求官兵具备机智和灵活的头脑，善于根据战场实际处理复杂多变的情况，敏捷地作出反应，而这都依赖于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他在《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中谈到拿破仑所创造的、适应于现代战争要求的作战体系的基本特点之一的“运动性”时指出：“军队的这种运动性，也是和兵士的一定的文化水平相联系的，因为他们在许多场合必须善于独立行动。这里是指下列各点而言，巡逻、粮秣征发、前哨勤务等大为发展；每个兵士要有较大的积极性；兵士常常必须单独行动并依靠自己的智力行事；散兵战获有重大意义而其结果则视每一单个兵士的知识、判断力和精力如何而定，——所有这些都要求士官和兵士具有比老弗里茨军队里所曾有的更高的文化水平。”[13]558-559
军官的军事理论素质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基本要素之一，具有较高军事理论素质的军队战斗能力强。1855年6-9月，恩格斯在《欧洲军队——普鲁士军队》中评述普鲁士军官素质时说：“普鲁士军官在全世界的同行中是最有学识的。在他们接受普通学科的考试时，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中都高得多。在各旅、各师中都附设有学校以提高军官的理论知识；至于更高深的军事专业知识，军官还可以在许多军事学校中获得。”[14]499 与之相比，英国军官的军事理论素质要低得多。“不列颠军队的战斗素质由于军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无知而大大地降低了。”[14]485 “不列颠军队在克里木失利一半是由于它的所有军官不称职。”[14]486
（二）军事教育训练要以提高战斗力为目的，坚决摒弃一切形式主义的花架子
恩格斯一向十分重视军事教育训练在提高军队战斗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兵士不进行严格教育训练就无法掌握先进武器装备并发挥其最大效益，“每一个自觉的兵士都应当知道自己的武器的构造原理和性能”，[4]241 “虽然民族热忱对战斗有巨大的意义，但是如果缺乏训练和组织而仅凭热忱，任何人都不能打胜仗”。[15] 只有通过严格的教育训练，兵士才能具备良好的作风、顽强的意志、强健的体魄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恩格斯对法国军队注重实战，不搞花架子的作风大为赞赏。1860年9-10月，恩格斯在《法国轻步兵》中指出，法国军队“采用一切办法使兵士成为强壮、灵活而机智的人；使他们学会迅速判断有利地形或在困难情况下迅速定下决心；竭力提高他们对自己、对伙伴以及对武器的信心”。[4]186 因而，法国军队的兵士不仅能够吃苦耐劳，而且十分灵活，当他们成散开队形作战时，“善于奔跑、猛扑、卧倒、跃起，同时装弹、射击、进攻和退却、散开和重新集结以及变换队形”，[14]477 表现出比对手具有加倍的运动性和机智性。
与之相比，英国军队在兵士的教育训练方面存在严重缺陷。1862年8月，恩格斯在《英国的志愿兵检阅》中评述英国志愿部队的教育训练时指出：“志愿兵已经相当熟悉了营的主要队形变换；他们排成纵队，或者以纵队和横队展开或行进，都相当稳定，有时甚至十分稳定。但是，如果能使他们摆脱英国操典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操典还明文规定的那些矫揉造作的展开和反转行进，那是一件不坏的事。散兵战始终是英国人的弱点，对于这样的战斗，志愿兵所知道的也只限于他们在练兵场上所能学到的。”[4]573 这种矫揉造作的教育训练，只能培养出适合阅兵式的兵士，而培养不出战场需要的兵士。因此，军队的教育训练应“只教给士兵们在打仗时有用的东西，而使他们不在传统的旧事物上白白浪费时间”。[16]445-446
（三）军队的编制体制应科学合理，有利于集中统一指挥和提高管理及作战效益
编制体制是把军队各个要素有机联系起来的中介，体现了军队各级指挥机构、各军兵种、各部队之间的相互关系。编制体制是否科学合理深刻影响着军队战斗力的高低，科学合理的编制体制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手段。1858年3-6月，恩格斯在《骑兵》中指出，非正规骑兵队形散乱，冲锋时互不协调和没有严整的阵列，而善于保持战术协调和队形严整的一方，必将大大优于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另一方，正因为如此，非正规骑兵无论怎样善战，数量怎样众多，也不能击溃正规骑兵。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拿破仑的龙骑兵在埃及的作战。“无疑地，它是当时最坏的正规骑兵，但总是打败最出色的非正规的骑手——马木留克兵。拿破仑谈到马木留克兵时说，2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9]320 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充分说明了编制体制科学合理的军队比缺乏严密编制体制的军队更有战斗力。
领导体制是军队编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组织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及其所担负的特殊任务，决定了它必须实行集中统一指挥和管理的领导体制。司令部是军队作战必不可少的指挥中枢，加强其建设对于提高作战的组织性、计划性和实效性十分必要。1857年8-9月，恩格斯在《军队》中专门谈到司令部问题，对司令部的职能作用作了概述：“为了使军团司令、军长和师长能够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指挥所属军队，除英国军队外，所有国家的军队都设有全由军官组成的一种专门的业务机关，叫做司令部。这些军官的任务是对军队行军所经过的或者可能经过的地形进行侦查和目测；帮助制定作战计划并且明确计划的各个细节，使军队不致丧失时机，不致引起混乱，不致白白地消耗体力。”[9]48 恩格斯还指出，司令部是规模庞大、组织复杂的军队的指挥中枢，它在军队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在司令部工作的军官必须是从最有才干的人员中选拔出来的，他们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并熟悉每一兵种在行军和作战中的能力。
五、随着军事科技的进步，军队必须不断改革创新
军事发展从来离不开科技的进步，科技的进步给军队带来的变化是根本且全面的。任何一支军队要想自立于世界武装力量之林，在建设上就决不能落后，必须始终保持先进，而这关键的一着在改革。改革出先进的战略战术思想、出科学合理的编制体制、出新式的武器装备、出催人奋进的精神面貌。一句话，改革出效益、出战斗力。
（一）军队改革的基础是对整个社会变革所提供机遇的准确把握
军队改革作为政治上层建筑改革的一部分，它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就是这种总变革的直接产物。“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知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6]546 成功的军事改革家的高明之处不在于他们进行了什么“知性的自由创造”，而在于他们能比别人更快而又更深刻地觉察到客观世界的变化，准确把握整个社会变革所提供的机遇，并懂得利用业已变化的条件去创造适合于新形势下军队活动特点的方式方法。
（二）军队改革的实质是战胜保守思想以适应时代发展
军事自诞生之日起，就是社会生活中利用科技成果最多最快的一个领域，而且许多科技发明就是在军事领域中取得的。恩格斯指出：“现在未必能再找到另一个像军事这样革命的领域”，“技术每天都在无情地把一切东西、甚至是刚刚开始使用的东西当作已经无用的东西加以抛弃”。[16]444 军事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要求从事军事活动的人，必须自觉地根据这种发展不断改变相互关系，调整活动方式，更新活动观念。但是，军队往往又是比较容易滋生保守思想的地方，军队的改革总是伴随着与保守思想的斗争。1893年2月，恩格斯在《欧洲能否裁军？》中指出：德国的高级军事权威在自己的领域内大部分都保守得可怕。“就在整个军事这样不断地、愈来愈快地发生变革的情况下，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样的军事权威，他们五年前还在强行给自己的军队灌输早已从战场上消失了的老弗里茨的线式战术的各种传统礼仪和惊险技艺，他们虔诚地抱住这样一个条例，这个条例教导说：只要部队在右翼展开而在左翼无展开余地时，就可能遭到失败！”[16]445 恩格斯针对这种情况指出，如果去听从军事权威的意见，那么事情当然就不是这样了，“奉劝大家正是对军事‘权威的意见要抱最不信任的态度”。[16]443 恩格斯强调：“在一支军队里被捧上天的东西，在另一支军队里却被宣布为毫无用处；我曾在实际上屡次看到，最夙著声誉和最受赞扬的条例和队形，在敌人面前简直就是荒谬的东西。”[16]443对德国军队来说，“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让这些保守的偏见在军队中占统治地位，是没有好处的。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16]445
（三）军队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部队战斗力
衡量一次军事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标准是看改革后的军队能否经受住未来战争的考验。1860年1-2月，恩格斯在《德国的军事改革》中指出：“当军服样式和关于旅的定员和编制的高明见解吸引着全部注意力的时候，德国军事制度的大缺点和症结却被忽视了。军官们对一条裤子或一条衣领的式样争论得不可开交，而对德意志联邦军队中有20来种不同的野炮口径和差不多数不清的各种小型火器口径却安之若素，对于这样的军官们，老实说，我们应该作何感想呢？”[4]23 恩格斯一贯主张，建立军队是为了打仗，进行军队改革是为了从根本上提高部队战斗力。1860年10月，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批评了普鲁士军队在改革中不从实战需要出发而只搞花架子的现象。他写道：“他们以演习的形式为自己创造了一种人为的、程式化的战争，那里的一切都跟在真正的战争中完全不同，它简直是教官兵学会以各种借口不采取主动行动，并给他们灌输一些完全不切实际的概念。”[17]99-100 恩格斯明确指出，采取这种方式来“组织和训练自己的军队是一定要被打败的”。[17]9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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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党 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