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郝堂村:画家画出来的中国最美乡村
张湘辉
核心提示:
一会是雨,一会是雪,去往一个豫南小村的路上,水汽淋漓,云山苍茫。这个小村,叫郝堂。村里人说,郝堂很好找,春天跟着映山红和紫云英走,夏天找荷花,秋天遍地野菊带路,冬天最醒目的是那些百年的老树……本期我们一同走进这个画一般的中国最美乡村,探访她的前世今生。
100年来,对乡村建设的探索断续有之,新农村建设的大进程里,从细微处,我们始终观察各种“协作者”如何介入乡村,并不臧否,或有启发。
“郝堂村是集大成者”,此前参与过30多个村子建设,画家孙君老师如此打量郝堂。乡建院甚至准备把他们的总部设在这个中原小村。
荷花盛开的村庄:
离城不远,古井古树,“能建有品位的村子”
河南话里,郝堂同“荷塘”。村里正有160亩荷花,由稻田改的,开得正好,“为将来做服务业搞好环境”,荷花是从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李昌平的老家搞来的。山中还有几万亩板栗,上万亩茶园,做成信阳毛尖。
这是个清秀的山村,照清禅院里400年大银杏枝繁叶茂,而河边大枫杨树则是1958年老人护下来的。这也是李昌平当初选点的理由,有共同山林,有产业前景,离城不远,古井古树,“能建有品位的村子,建好后可就业,在逆城市化中有前景”。
村庄干净。两年前,“小河都被垃圾塞满了”。他们进入的第一步,便是从垃圾分类开始,如今建有资源分类中心。这几乎是他们进入各个村庄最先要做的:先有干净村庄。曾有人不肯搞垃圾。“愿意种花不?”“愿意。”栽上几株花,第二天垃圾就不见了。
这个20平方公里、趋于南方丘陵地区的典型村庄,青山环绕,环境优美。因至今没出过一个科级干部与正规大学生,被认为“风水不好”。2004年才“村村通”,几乎被遗忘的这个村庄,因为乡建院的进入,正在发生着很多你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变化。至少,以前难以看到的区委书记,“有时候一天来一次,小到砍了一棵树都要批评”。
房子:
这个村庄,真的是画家活生生地画出来的
李昌平领我们逛村子,刚进“老张山庄”院门,一只小白狗便扑进他怀里。他抱了老朋友“小虎”一会,才开始介绍,这是1号院——他们改造郝堂村房子的起始,必参观处。房主张厚健是窑湾组的组长,只好拿自己先“示范”。
10多年的两层旧居,当初的白瓷砖保留了部分,砌了新的门楼,用的是看上去如青砖的水泥砖,村中大部分房屋材料都用此免烧“环保砖”。窗户都加了木窗,是当木匠的张组长亲手做的。房子另有杂屋、厕所。屋前的小池塘与植物,其实是个完整的污水处理系统。
房子,是依据孙君老师的“画”改造的。这位安徽马鞍山画家,10年前开始给农民画房子。在信阳市委党校2楼他的工作室里,墙壁上挂着的正儿八经的油画,空白处居然也画上了建筑草图。
1号院的“画”,绘制于2011年6月15日。李昌平在纸上批复:“要以主人家意见为主,是他的家改房,我们只是帮忙,不可添乱。”修改图上,村主任胡静的签字:“主人家同意以此图为主。”每所房屋,主人都根据其功能,可以商量修改意见。比如吴军家,“之前设计了内走廊,那样接待的房间就太小”。这也是中国乡建院一直恪守的原则。改房,全凭自愿,各自喜欢。
张厚健把孙君的手绘图,裱起挂在餐厅。此后村里先后有二三十户开始改造。最让人喜欢的是3号院。一幢独院土坯房、茅草房,墙是夯的那种,裂纹清晰可见。房子早已无人居住,乡建院拿下后,花了20万改造这市值2万的房子,尽量原貌修复。大伙喜欢在3号院喝茶。村官朱菊是本村人,常取井水给客人泡信阳红或毛尖。乡建院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从土里长出来一样的房子。他们也用这房,阻止了拆老房子的步子。
每一个房子,都充满诚意。最让村民感到奇怪的,则是离3号院不远,台湾生态建筑师谢英俊设计的一个房子。“从没见过这样的”,施工者笑,继续用轻钢安装这如积木般的房子。
当然,虽然孙君等人一再强调“自愿”,有一些,显然当初是很勉强说服人家做的,比如必经之地的甘如生家。在1980年代的土坯外糊着稻草状东西,一砖一土两房,“中间不好连接”,用了木头堆砌的门,柴扉轻掩之状。
“很多村子我们改过的,村民首先都觉得丑、落后,在参观者的赞美里,他们才将信将疑,慢慢就觉得好看了。”我问女主人,好看么?她笑了笑,不答。“拿出一叠照片,农民总是挑出最丑的一张觉得最好看”,还好,将人们的审美,从“白白的贴瓷砖的小楼最好看”,改变到周边村镇有人慕名来学,并没花费多少时间。如今回忆起几年前在某村,“把这样丑的房子带到村里,应该把孙老师抓起来”的光景,孙乐呵呵地笑。
盖这些房子,对施工队也是个挑战。一直合作盖房子的大胡子李,是信阳本地人,孙君在山里偶入他家,发现其高脚杯擦得锃亮,自此结下交情,“很难盖,但盖了个好看的房子,有成就感”。作为搭档,主张花小钱建村庄的李昌平虽赞房子好看,也直言不讳地有看法,“有些房子体量太大,花费太高”。
“政府主导的新农村建设,是在农村建构现代文明,而乡建院则是重塑农村文明。”
快要竣工的郝堂村新小学,在村中一块小坡上,可俯瞰村子,设计者在钟楼上给鸟预留了巢。但自学校右转,仅几步路远的郝堂马湾组,与被改造的红心组等核心组相比,显然是两个世界。
郝堂村有18个自然组,目前只有2个示范性组是“幸运”的,村主任家也不在范畴内。马湾路边树下8个坐着聊天的女人,见拍照,略羞涩,“拍拍我们的老古董啦”。对于改房子,虽说“要自己出钱肯定不得改啦”,不过24岁在武汉打工的张涛,已经开始打电话咨询母亲,是否可以改建房子开农家乐。
继续驱车往前,在快要出村处,曹湾组的曹帮启家,也热火朝天将一层楼加盖成两层,新做了个立面,“要花30万”。孙君说,这些肯花30万“天文数字”盖房子的人,对乡建院怀有最大的信任,也对村庄充满希望。
武汉理工大学建筑学博士刘炜慕名而来,也曾参与很多湖北农村设计的他,在3号院喝茶,做了这样的比较:“自己参与的政府主导的新农村建设,是在农村建构现代文明,而乡建院则是重塑农村文明。”
主张“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乡建院,与渴望更“现代”的村民碰撞自然很多。比如新修的进村主道,村民想不明白为何不搞沥青路,孙君坚持用砂石路,“技术处理后也无灰尘,却可以用粗糙压住精致”。
虽然他们认为房子是最不重要的,但目前村子还集中在改造房屋阶段,更多的关于产业支撑、养老村的筹划还在未来。至于此过程中,他们最终的目标,修复乡村文化,则是漫长的过程。郝堂的变化是缓慢的。政府方面有点着急,觉得太慢。李昌平则嫌太快,“没有时间表”。这让也希望“慢”一点的村支书老曹很为难。虽然早做好了“脱三层皮”的准备,依旧没想到,一个村庄的裂变,要经受太多的考验。
对话孙君:
“他们就跟黑夜一样,给一点光亮,萤火虫就飞舞过来”
记者:一个画家,怎么想着给农民画房子?
孙君(以下简称“孙”):现在是一个城市建筑丑、农村建筑也丑的时代。盖房子是农民最大的事情,一有点钱就盖房子,改革开放30年盖了2.5次房子了,但房子基本是框架式、仿欧式建筑,谈不上审美。我们看着有点丑,就帮着弄弄看,把画家的情怀加入进去。
记者:画10年房子,画出感情来了吧?
孙:弄的过程很有意思,从开始不认可,到争先恐后找你设计房子,你会觉得你的作品会有很多读者,最没有文化的农民,不仅理解、参与,还狂热地拜托你,请你吃饭,套近乎。这就是对美的渴望。他们就跟黑夜一样,给一点光亮,萤火虫就飞舞过来。从我们做的一些小案例,清晰感受到,中国农民太需要文化与教育,而社会体系太不关注他们的情感。我们也很尴尬。不做吧,很多人需要。做吧,力量太小。感情像个天平,愈来愈靠近乡村的情感,割舍不下。
记者:你设计的郝堂村的房子风格,是依据什么确立的?
孙:每个地方建筑都不一样。郝堂建筑,挖掘豫南民居典型特点,既有南方的玲珑与精细,又有偏北方的高大。年降水1200mm、房屋高度等,都处于中间阶段。色彩,楚文化比较凝重,所以基本都是墩墩的感觉。我做的也不一定是典型的豫南民居,在资料、档案等方面寻找,最后形成我心中的豫南民居。做到神韵的一种。我的目标是,千万不要建一个20年又要拆的房子。现在做的房子,20年后会更好看。现在的砖头充满火气,比如瓷器,经历岁月之后才温润。
记者:乡建院的建筑设计师是如何组成?一个村子需要风格基本统一吗?
孙:我画的图村民认可后,再交给专业设计师。乡建院除专职设计师外,也与很多相同理念的建筑设计师团队合作,希望建筑语言多元化,将自己的独特情感融入,只要不太出格的。但又需要统一性,要求既有传统的延续,又有现代功能。
记者:我看到过谢英俊老师给河南淅川设计的生态屋,农民愿意接受吗?
孙:还是不太能接受。觉得不牢靠,也没面子。有时造价还更高。但还要努力推动,那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对话李昌平:
大资本搞新农村建设是错的;扶持社区金融才是长效机制
记者:中国农村这样的金融困境,是否是土地集体所有导致的?
李昌平(以下简称“李”):在东亚社会,即使土地私有,在中国台湾,日本,也没有大银行直接对接小农户,都是靠农协内部金融服务小农。在国内,土地承包证等无法成为银行有效抵押,那么就需要在银行与农户之间,建立类似于“夕阳红”这样的社区资金互助社。在中国,做农村金融,政策上是没问题的。但这一部分的管理,从农业部划入了银监会,县级银监会才1~2人,不可能支持农民社区资金互助社发展,就卡在那陷入了困境。这个问题是最亟须解决的。
记者:农村社区互助金融最大的优点在于什么?
李:农村是个村社共同体自治社会。大资本下乡搞新农村建设,会破坏农村共同体,这个要警惕。扶持农村社区互助金融,一可以盘活土地增值资产(抵押贷款),解决资金短缺;二可促进各种要素自由流动,优化配置;三可以促进其他合作和综合发展;四可以壮大集体经济和发展村内公共服务,巩固村社共同体;五可以加强两委战斗力和自治能力。
记者:郝堂村的金融试验进行得如何?
李:还是可以的。速度是慢点,规模是小点,但基础很扎实,管理有进步。至今还没有出现一笔呆死账,积累也有30多万了。
记者:胡静村主任觉得融资难,村民有顾虑,管理也有问题。如果普通村子没有你们这样专业的协作者,搞社区金融是不是更难?
李:村社内部互助金融发展一点也不难,政府每年从新农村建设资金中拿出很少的钱,如每年每村给30万放入互助金融,连续5年,就可以使得每村资金互助规模超500万。此后政府只对资金互助社贴息就可以了。村干部虽觉得好,但又觉得太复杂。如果把政府基层干部都培养成优秀的协作者,帮助农民搞好金融,基础打好,资金规模很快就会上来,郝堂村的资金互助社的资金规模估计两年后会到600万~8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