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该拥有奢侈品的人
闫小青
按照中国官员的正常收入，大部分人应该没有能力购买奢侈品，用奢侈品，对于官员来说，简直就是自招弹劾。
戴包包、名牌主任、时尚贪官、烟票局长、天价烟局长、奢侈品博物馆……这些都是公众给那些落马官员的称谓。
奢侈品显然在中国的一些贪官中流行，一些官员因为奢侈品而下马，还有一些官员在查处后被发现拥有大量奢侈品。
名牌仕途
“皮鞋要经常保养，买支几百块的滋润霜擦下嘛。”
重庆沙区征地办官员丁萌，在给审理他受贿案件的女检察官“上课”。此时的丁萌囚服里穿着一件800元的耐克T恤，这是他档次最低的衣服。
“我的西装没有1万元以下的，我喜欢的是意大利的诺悠翩雅，像几千块的金利来、堡尼等，我是不会去看的，最贵的一套是卡沃奇的，4万多……穿这些名牌我自己都感觉一身轻松，工作起来办事效率都要高些！”
丁萌一点也没有吹牛，办案人员在他的家中搜出了200余双名牌皮鞋，100多件名牌衣裤，全部都是Armani、Versace、Coach这样的世界顶级品牌。
“1000元以下的鞋我认为是垃圾，看都懒得看。”这是丁萌的“成名”豪言。
2009年，经法院审理查明，被称为“最时尚贪官”的丁萌受贿161.4193万元。这些不正当财产，大都用于丁萌消费的奢侈品。
和“时尚贪官”绝配的就是被誉为“名牌主任”的林啸。
1970年出生的林啸大学毕业后，在台州市规划局工作，一直做到了高级工程师、注册规划师。2004年，林啸出任台州市建设规划局路桥规划管理处主任。
这个年轻的主任热爱奢侈品，这一点圈内的朋友都知道，房产业老板也知道。
2006年中秋节前夕，一位房产公司老总打电话约林啸到中盛百货会面。林啸挑了3万元的衣服，那位老总买了单。每年春节林啸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服饰购物券，也有一位老总曾经直接送来价值6000元的LV钱包。对于这些房产公司，林啸都会在验收上给予关照。
2007年底的一天，路桥某集团房地产公司的黄总经理给林啸带了一只价值5万元的诺基亚VERTU2008款的手机，说是借给林啸玩。此后，林啸每次将手机归还，这位黄总都会再送上一款新的高档手机“借”给林啸玩。
“一表人才的林啸，每天穿戴名牌，生活过得过于奢侈。”这是林啸给身边朋友留下的印象。最终林啸也被检察机关锁定目标，经查处入狱6年。
这样的例证实在太多。
10年前被香港记者揪出一身世界名牌的沈阳市长慕绥新；酷爱奢侈品、打扮光鲜入时的国足队长蔚少辉；为情妇一掷千金，香车豪宅名牌包随便挑的雷渊利。显露在贪污受贿认罪书里的奢侈品消费，是官员落马不正当财富的最好证明，而这些黑色财富背后，躲藏的是权力衍生出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
权力的权利
在接受法院审理的时候，林啸为自己辩护。
林啸说自己只是接受一些朋友送的小礼物，是一种“礼尚往来”。案发时从他身上搜出的手机也不过是朋友借来玩玩的，不能算是受贿。
北京体育大学的李满春教授曾说：“就奢侈品本身而言，只要有实力，消费并非不可。但奢侈品与权力扯上关系，则是值得警惕的。”
“官员的不正当财富，真正的来源是其手中的权力。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使得公共财产被不公平分配。”消费社会学专家王宁认为，官场上的“礼尚往来”根本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你手中无权，谁会和你礼尚往来？”
王宁说：“落马官员身上，总能发现这样的特征，他们掌握着关键的权力，他们的背后有一张官商勾结的大网，既得利益者通过这张大网攫取公共财富。”
家里犹如奢侈品博物馆的江润黎忏悔说：“我担任国土规划局局长后，送礼的人越来越多……我从开始的心跳到不以为然，开始在生活上追求穿戴，追求名牌，直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拉江润黎下水的就是需要通过她拿到土地审批的抚顺市原国土局局长罗亚平。
罗亚平在开始自己捞取赃款的计划之初，就在寻找保护伞，同为女干部的顶头上司江润黎无疑是最好的目标。
罗亚平知道江润黎喜欢奢侈品，为了求得庇护，罗不停给江送去商场购物卡。办案人员到江润黎家办案时发现48块劳力士等名牌手表、253个LV等手提包、1246套高级名牌服饰和600多件金银首饰。
江润黎是罗亚平被捕后，第一个被咬出来的官员，如今已经入狱，罗亚平也因贪污、受贿并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依法执行死刑。
不透明的财富
王宁说：“官员财产的不公开、不透明，促生了官场里特有的‘黑色消费。”
黑色消费原特指吸毒行为。王宁将官员的奢侈品消费划归到黑色消费行列，则是因为购买奢侈品财产的来源不公正、不透明。
王宁说：“价格高昂的小件奢侈品，成为了官商文化里权钱交易的新型工具。”但是，无论形式如何隐蔽，都改变不了黑色财产的事实。“现在的官员把财产藏得更深。”
天价烟局长周久耕倒台后，很多习惯了天价烟的官员们不再把烟盒肆无忌惮地随手一放了。他们学会了“韬光养晦”。更有甚者，把天价烟装进普通烟盒里偷梁换柱。
王宁介绍，在广州，官员出门一改往日的奢华。“官员现在成了演员，在公开场合，他们收起了LV，改背价格便宜的安全包，不开豪华车，出门一切从简。只有在私人场合，官员们才敢把奢侈品拿出来，在小范围内互相欣赏。”
有了因奢侈品而落马的警告，官员们的享受不再为人所知。但是，周久耕们不再戴名表，不再抽天价烟了，就真的没有天价烟局长了吗？
几个月前，一块价值17.9万元的手表把北京市国土资源局顺义分局副局长刘宝拉下了马。
事实上，掌握权力的人不恰当地拥有大量奢侈品，本身就是对公众的伤害。
菲律宾前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是政坛著名的“铁蝴蝶”。1986年5月，由于马科斯政权倒台，伊梅尔达随丈夫马科斯仓皇出逃，她穷奢极侈的生活公之于众。
据当时的检察官清点，马科斯夫妇住处有3000余双各式女鞋，足够举办一次鞋展。在伊梅尔达流亡美国的时候，由于手头拮据，她将一双缀满水晶的金银双色高跟鞋拿到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出售，拍出176万美元。
马科斯夫妇出逃后，新政权将马科斯寓所辟为“马科斯博物馆”，作为揭露前总统穷奢极侈的实物展览。
当权者与国家经济整体水平不相符的享受，本就是个自招弹劾的理由。
“群众对于官员使用奢侈品的敏感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渠道去了解官员财产的来源是否公平。”王宁这样解释，公众把奢侈品作为反腐工具，甚至偶有誤伤的情况。“实际上，奢侈品仅仅是冰山一角。”
但是除了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公众没有渠道了解自己的权利是否被侵害，自己创造的财富是否被少数人攫取。奢侈品无奈才成为官员财产公开的消息树。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韩德云已经连续六年提交公务员财产公开立法议案，于个人的坚持而言，可谓屡败屡战；于制度的变革，则是屡战屡败。
王宁说：“用奢侈品诠释落马官员的不正当财富是管中窥豹。但官员财产一天不公开，奢侈品就要多充当一天监察御史的角色，去弹劾那些财产来源不明的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