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要关系：延安整风运动与精兵简政
江兴
摘 要： 在目前的中共党史教学中，往往忽略了一个重大逻辑关系的强调，这就是延安整风与精兵简政的逻辑关系。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和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不仅在时间上继起和交叉，而且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没有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就没有精兵简政政策的出台和顺利实施，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为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精神动力和作风保证，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厘清和强调延安整风与精兵简政的逻辑关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延安整风； 精兵简政； 逻辑关系； 思想基础； 精神动力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2.016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指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的一部分地区。它北起陕西北部的府谷、横山，南达陕西中部的淳化、旬邑，西至甘肃的固原、宁夏的豫旺堡，东临黄河。南北长450公里，东西宽400公里，人口约150万。陕甘宁边区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地，八路军主力奔赴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出发点。从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陕甘宁边区一直是党中央的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和延安被誉为“抗日的灯塔”和“革命圣地”，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和解放战争的总后方，为国内外进步人士所向往。
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在党的建设事业中，在中国人民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历史地位。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许多伟大的理论成果在这里形成，许多重大的活动在这里率先开展，许多重大的方针政策在这里决策并率先实行。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相持阶段，为了渡过难关赢得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就决定率先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全党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和作风整顿活动——延安整风运动；同时，率先在陕甘宁边区实施了指导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军队和政权建设的重要政策——精兵简政政策。
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和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不仅在时间上继起和交叉，而且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没有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就没有精兵简政政策的出台和顺利实施，可以说，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为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精神动力和作风保障。遗憾的是在以往的党史研究中，很少有学者把中共在延安时期的这两个重大事件联系起来进行内在逻辑关系的研究，在大中专学校的党史教学中老师们也忽视了对这一重大逻辑关系的强调，而厘清中共历史上延安时期这两件重大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在党史教学中加以强调，对于同学们全面完整地了解中共党史、中共局部执政史和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史，对于深入理解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四个全面”顶层设计和推进其贯彻落实，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有领导、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的大规模整风运动，它是一次全党范围内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党加强自身建设过程中的一次创造性探索，给我们党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
对于延安整风的时间，一部分学者认为延安整风开始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讲报告，持续到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延安整风顺利结束，历时3年。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延安整风自1941年5月开始，到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束，历时4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更加符合延安整风的实际情况和内在逻辑。虽然我们通常说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讲报告是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的整风动员令，也是延安整风的开始。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中共高层的整风运动却是从1941年5月开始的。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7月和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加强调查研究，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性锻炼。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的错误政治路线，提出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解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同志和六大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遵义会议后任党的总书记的张闻天同志都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政治路线进行了批评，承担了责任并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从而统一了中共高层的思想，为毛泽东同志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向全党发出整风运动的动员令创造了政治条件，奠定了思想基础，所以，确切地说延安整风应该是从1941年5月中央高层的整风运动开始的。[1]
二、精兵简政政策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由于抗日战争前四年的消耗，日寇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和实施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也由于四年来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政、军机构规模的扩大和人员的增加，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了极度且日益加剧的物质困难，根据地的群众生产生活极度困难，根据地的百姓缴纳抗日捐税的负担不堪重负，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财政用度上均出现“食之者众 ， 生之者寡，为之者艰，用之者疾”的状况，怎样度过这场危机，巩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民主政权，以迎来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是摆在中共及其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面前的一道现实考题。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精兵简政”的提案，这一决议案迅速得到边区参议会的审议通过并交边区政府速办，毛泽东对此议案非常重视，称“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亲自指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中共中央连续发出通知，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机关、学校和民众团体普遍地实行起来。
“精兵简政”政策的施行，本质上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所进行的一次由顶层设计的、全面系统的党、政、军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为了贯彻落实“精兵简政”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以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为主任的编整委员会，并向各分区专署及县市发出指示信，给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等机关发出训令，要求边区一级各机关应减去人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凡调整出来的人员一律由编整委员会进行安置，大部分人员用于加强县、区、乡一级行政机构。
1942年6月，边区政府第22次政务会议制定了“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务）事（务）分开，合署办公”的四项办法。根据这一精神，又进行了第二次精兵简政，进一步缩编了边区一级机关和人员。
1943年3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边区政府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人员减至279人。专、县政府内部机构由原来的8-9个减到4-5个，人员也相应减少了三分之一。
部队根据总人数不超过边区居民总人数2%的原则，正规军暂停发展，加强地方武装和不脱产民兵。留守兵团第一次精简了3000人，转入生产战线，1943年，又缩减了1400人。原有自卫军指导员1000多人，由享受政府津贴的军队脱产干部变为不脱产的民兵。
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精兵简政”从1941年11月提出，到1944年1月边区政府作出简政总结，历时2年。[2]“精兵简政”这一“极其重要的政策”不仅在陕甘宁边区，而且在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精兵简政”政策的有效实施加上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的配合，中共局部执政地区党、政、军机构的改革和职能转变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预期效果，极大地减轻了群众负担，密切了党群、干群、军地关系，提高了党和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精兵简政”政策的有效实施及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走出了物质极度短缺的困境，而且实现了丰衣足食，渡过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
三、延安整风与精兵简政的逻辑联系
从延安整风与精兵简政政策提出与实行的时间联系上我们可以看出，“精兵简政”是在延安整风开始以后结束以前，我们党制定和实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但是，延安整风与精兵简政的联系绝不仅仅表现为这种表面上和时间上的继起与交叉，它们之间有着更为本质的内在逻辑联系。可以说，没有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就没有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及其顺利实施，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为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精神动力和作风保障。
（一）延安整风为精兵简政政策的科学制定奠定了思想基础
正因为1941年5月以后在中央机关和高级干部中率先开展了整风运动，肃清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和经验主义做法在中共决策层的影响，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在中共高级干部的头脑中得以确立，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才能战胜一切从本本出发、从教条出发、从经验出发等错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为我们党在艰难困苦的抗战相持阶段作出科学正确的决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面对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艰苦环境和困难局面，中共的决策者们不是到马列经典著作中去寻找现成答案，也不照搬和沿用中央苏区后期在面对强大敌人时一切工作为“扩红”让路的苏区“扩红”做法，而是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和综合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到群众中去寻找答案，到实践中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延安整风使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工作方法拨乱反正，这是“精兵简政”这一重要政策出台和实施的思想前提和方法支撑。
（二）延安整风为精兵简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在延安整风运动伟大实践中形成的以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奉献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整风精神为“精兵简政”这一“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科学精神，我们就不能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所面临的巨大物质困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科学的预见。没有问计于民、问政于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民主精神，我们就不可能体察边区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民众的疾苦，不可能听到根据地老百姓减租、减息、减负、休养生息的强烈呼声；没有浓厚的民主氛围，在敌、我、友关系错综复杂且敌人力量还非常强大的情况下，一个非党的开明绅士不可能在边区参议会上提出一个让共产党自裁羽翼、自缩地盘的议案；没有广纳谏言、择善而行，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民主情怀，没有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科学高效的民主制度，李鼎铭先生“精兵简政”的提案不可能迅速被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审查通过，并成为中共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实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3]
没有广大党员干部在延安整风中发扬光大的无私奉献精神，数百名干部由边区政府机关和县级机关下到区、乡基层岗位，几千名工作人员由财政供养的政府公务员岗位和军队工作岗位转岗到基层生产岗位，去掉逾千名自卫军指导员所享受的政府津贴等，突破现有利益格局的“精兵简政”政策就不可能在短期内顺利地落到实处。
（三）延安整风为精兵简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了作风保障
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党性的决定》、《反对自由主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重要文件，一再强调指出，全面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进行斗争，实现党内思想上行动上的统一。整风开展以来在党内形成了统一的思想和意志，服从统一指挥、去掉游击习气、顾全抗战大局、令行禁止成为党内的新风尚。这一切都为在分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有效地实施“精兵简政”政策提供了作风保证。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在中共党史教学中强调这一重大的逻辑关系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涉险滩和啃硬骨头阶段的今天，厘清和强调延安整风和精兵简政的逻辑关系并从中汲取经验，对于我们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可以提供极具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参考文献：
[1]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J].党的文献，1994，（1）.
[2]本书编辑部.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M].北京：求是出版社，
1982.
[3]范义.延安整风的历史回顾及其启示[N].甘肃日报，2013-08-
22（1）.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摘 要： 在目前的中共党史教学中，往往忽略了一个重大逻辑关系的强调，这就是延安整风与精兵简政的逻辑关系。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和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不仅在时间上继起和交叉，而且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没有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就没有精兵简政政策的出台和顺利实施，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为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精神动力和作风保证，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厘清和强调延安整风与精兵简政的逻辑关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延安整风； 精兵简政； 逻辑关系； 思想基础； 精神动力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2.016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指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的一部分地区。它北起陕西北部的府谷、横山，南达陕西中部的淳化、旬邑，西至甘肃的固原、宁夏的豫旺堡，东临黄河。南北长450公里，东西宽400公里，人口约150万。陕甘宁边区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地，八路军主力奔赴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出发点。从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陕甘宁边区一直是党中央的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和延安被誉为“抗日的灯塔”和“革命圣地”，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和解放战争的总后方，为国内外进步人士所向往。
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在党的建设事业中，在中国人民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历史地位。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许多伟大的理论成果在这里形成，许多重大的活动在这里率先开展，许多重大的方针政策在这里决策并率先实行。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相持阶段，为了渡过难关赢得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就决定率先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全党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和作风整顿活动——延安整风运动；同时，率先在陕甘宁边区实施了指导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军队和政权建设的重要政策——精兵简政政策。
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和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不仅在时间上继起和交叉，而且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没有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就没有精兵简政政策的出台和顺利实施，可以说，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为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精神动力和作风保障。遗憾的是在以往的党史研究中，很少有学者把中共在延安时期的这两个重大事件联系起来进行内在逻辑关系的研究，在大中专学校的党史教学中老师们也忽视了对这一重大逻辑关系的强调，而厘清中共历史上延安时期这两件重大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在党史教学中加以强调，对于同学们全面完整地了解中共党史、中共局部执政史和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史，对于深入理解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四个全面”顶层设计和推进其贯彻落实，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有领导、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的大规模整风运动，它是一次全党范围内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党加强自身建设过程中的一次创造性探索，给我们党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
对于延安整风的时间，一部分学者认为延安整风开始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讲报告，持续到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延安整风顺利结束，历时3年。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延安整风自1941年5月开始，到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束，历时4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更加符合延安整风的实际情况和内在逻辑。虽然我们通常说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讲报告是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的整风动员令，也是延安整风的开始。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中共高层的整风运动却是从1941年5月开始的。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7月和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加强调查研究，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性锻炼。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的错误政治路线，提出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解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同志和六大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遵义会议后任党的总书记的张闻天同志都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政治路线进行了批评，承担了责任并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从而统一了中共高层的思想，为毛泽东同志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向全党发出整风运动的动员令创造了政治条件，奠定了思想基础，所以，确切地说延安整风应该是从1941年5月中央高层的整风运动开始的。[1]
二、精兵简政政策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由于抗日战争前四年的消耗，日寇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和实施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也由于四年来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政、军机构规模的扩大和人员的增加，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了极度且日益加剧的物质困难，根据地的群众生产生活极度困难，根据地的百姓缴纳抗日捐税的负担不堪重负，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财政用度上均出现“食之者众 ， 生之者寡，为之者艰，用之者疾”的状况，怎样度过这场危机，巩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民主政权，以迎来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是摆在中共及其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面前的一道现实考题。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精兵简政”的提案，这一决议案迅速得到边区参议会的审议通过并交边区政府速办，毛泽东对此议案非常重视，称“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亲自指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中共中央连续发出通知，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机关、学校和民众团体普遍地实行起来。
“精兵简政”政策的施行，本质上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所进行的一次由顶层设计的、全面系统的党、政、军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为了贯彻落实“精兵简政”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以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为主任的编整委员会，并向各分区专署及县市发出指示信，给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等机关发出训令，要求边区一级各机关应减去人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凡调整出来的人员一律由编整委员会进行安置，大部分人员用于加强县、区、乡一级行政机构。
1942年6月，边区政府第22次政务会议制定了“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务）事（务）分开，合署办公”的四项办法。根据这一精神，又进行了第二次精兵简政，进一步缩编了边区一级机关和人员。
1943年3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边区政府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人员减至279人。专、县政府内部机构由原来的8-9个减到4-5个，人员也相应减少了三分之一。
部队根据总人数不超过边区居民总人数2%的原则，正规军暂停发展，加强地方武装和不脱产民兵。留守兵团第一次精简了3000人，转入生产战线，1943年，又缩减了1400人。原有自卫军指导员1000多人，由享受政府津贴的军队脱产干部变为不脱产的民兵。
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精兵简政”从1941年11月提出，到1944年1月边区政府作出简政总结，历时2年。[2]“精兵简政”这一“极其重要的政策”不仅在陕甘宁边区，而且在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精兵简政”政策的有效实施加上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的配合，中共局部执政地区党、政、军机构的改革和职能转变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预期效果，极大地减轻了群众负担，密切了党群、干群、军地关系，提高了党和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精兵简政”政策的有效实施及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走出了物质极度短缺的困境，而且实现了丰衣足食，渡过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
三、延安整风与精兵简政的逻辑联系
从延安整风与精兵简政政策提出与实行的时间联系上我们可以看出，“精兵简政”是在延安整风开始以后结束以前，我们党制定和实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但是，延安整风与精兵简政的联系绝不仅仅表现为这种表面上和时间上的继起与交叉，它们之间有着更为本质的内在逻辑联系。可以说，没有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就没有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及其顺利实施，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为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精神动力和作风保障。
（一）延安整风为精兵简政政策的科学制定奠定了思想基础
正因为1941年5月以后在中央机关和高级干部中率先开展了整风运动，肃清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和经验主义做法在中共决策层的影响，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在中共高级干部的头脑中得以确立，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才能战胜一切从本本出发、从教条出发、从经验出发等错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为我们党在艰难困苦的抗战相持阶段作出科学正确的决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面对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艰苦环境和困难局面，中共的决策者们不是到马列经典著作中去寻找现成答案，也不照搬和沿用中央苏区后期在面对强大敌人时一切工作为“扩红”让路的苏区“扩红”做法，而是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和综合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到群众中去寻找答案，到实践中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延安整风使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工作方法拨乱反正，这是“精兵简政”这一重要政策出台和实施的思想前提和方法支撑。
（二）延安整风为精兵简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在延安整风运动伟大实践中形成的以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奉献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整风精神为“精兵简政”这一“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科学精神，我们就不能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所面临的巨大物质困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科学的预见。没有问计于民、问政于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民主精神，我们就不可能体察边区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民众的疾苦，不可能听到根据地老百姓减租、减息、减负、休养生息的强烈呼声；没有浓厚的民主氛围，在敌、我、友关系错综复杂且敌人力量还非常强大的情况下，一个非党的开明绅士不可能在边区参议会上提出一个让共产党自裁羽翼、自缩地盘的议案；没有广纳谏言、择善而行，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民主情怀，没有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科学高效的民主制度，李鼎铭先生“精兵简政”的提案不可能迅速被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审查通过，并成为中共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实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3]
没有广大党员干部在延安整风中发扬光大的无私奉献精神，数百名干部由边区政府机关和县级机关下到区、乡基层岗位，几千名工作人员由财政供养的政府公务员岗位和军队工作岗位转岗到基层生产岗位，去掉逾千名自卫军指导员所享受的政府津贴等，突破现有利益格局的“精兵简政”政策就不可能在短期内顺利地落到实处。
（三）延安整风为精兵简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了作风保障
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党性的决定》、《反对自由主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重要文件，一再强调指出，全面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进行斗争，实现党内思想上行动上的统一。整风开展以来在党内形成了统一的思想和意志，服从统一指挥、去掉游击习气、顾全抗战大局、令行禁止成为党内的新风尚。这一切都为在分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有效地实施“精兵简政”政策提供了作风保证。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在中共党史教学中强调这一重大的逻辑关系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涉险滩和啃硬骨头阶段的今天，厘清和强调延安整风和精兵简政的逻辑关系并从中汲取经验，对于我们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可以提供极具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参考文献：
[1]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J].党的文献，1994，（1）.
[2]本书编辑部.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M].北京：求是出版社，
1982.
[3]范义.延安整风的历史回顾及其启示[N].甘肃日报，2013-08-
22（1）.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