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复兴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分析
夏道玉++左雪松
摘 要： 温州模式是国内区域发展形态的典型代表，在认识论意义上呈现一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温州模式自提出以来饱受各方争议，存在“唱红”、“唱衰”、“唱赞”与“唱响”的多样性解读，其“在场”基于市场决定性等五重逻辑演绎区域发展的本真面貌，其“出场”依赖于政府等五种路径选择来表征其丰富内涵。面对外界质疑与内部困境，温州要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等五大历史机遇实现温州模式复兴，促进科学发展观在区域的当代在场与回归，打造温州模式升级版。
关键词： 温州模式； 改革； 复兴； 确定性； 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2.027
温州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与民营经济的发祥地，在创业创新伟大实践中创造出闻名遐迩的温州模式。作为国内区域发展最具地方特色的典型范例之一，温州模式是从区域发展经验中提炼出来解决地方治贫致富的一种方法论。重新审视这一凝聚民间智慧与基层力量的经典范式，对于推进区域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示范意义。
一、模式理论范式与温州模式范例
模式（Pattern）作为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与操作方案，是将实践经验归纳提升到理论高度的认识论，表现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命题范式。“模式蕴含了在特定条件下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案的本质结构和内在含义”。[1]23这种确定性表现为模式决定性，即合乎规律的发展趋势（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确定性表现为模式选择性，即这样那样的发生可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回溯历史，温州冲破计划经济束缚，率先推进市场化与民营化改革，成就“温州模式”辉煌。一方面，作为确定性模式，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组基本逻辑图示，使其主旨、概念、命题公开化，展现市场化、民本化与实体化等核心价值，便于有章可循，形成路径依赖。另一方面，作为不确定性模式，在内容上侧重突破既有思维定势与惯性制导，不断优化变量来激发模式的适应性。例如温州政府治理从“无为而治”转向“有效治理”。当前温州发展困境在于确定性坚持不够、不确定性把握不足。
二、温州模式解读的多样性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没有哪个区域模式像温州模式这样引起如此广泛的争议，它是改革“开端”还是“异端”成为争论不休的话题。认识温州模式需要对其全面梳理，感悟“温州在外部争论中出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的意蕴。
（一）从“原因归结”角度“唱红”温州模式
从“原因归结”角度解读温州模式，认为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域生动实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决定温州模式存在发展的必要性。习近平同志指出：温州的实践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正确，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正确。[2]488陈湘舸教授认为温州在产权制度、市场机制、治理方式与企业文化方面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温州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样板。”[3]103本土学者戴海东教授认为温州模式是邓小平理论在温州实践的产物，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温州模式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当地实践的产物。“[4]12青年学者左雪松认为温州模式揭示所有制的“辩证”关系与经济体制的“变迁”规律，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经济特色”。“党的非公经济理论创新与温州民营经济实践回应的内在关联中探寻中共经济执政的区域经验”。[5]53温州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理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邓小平指出：“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 从各省的材料看， 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 就是要有创造性。”[6]372
（二）从“问题症结”角度“唱衰”温州模式
当改革累积能量式微，内生动力弱化，先发优势消失，温州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发展困境，一度是学习榜样的温州模式，如今成为多方唱衰的对象。第一，学界终结论。少数学者认为温州模式未老先衰，温州非制度化人格化交易方式导致其封闭，断言温州模式将在25-30年后消失。第二，民间诟病潮。把一些现象与问题强加于“温州模式”，以此证明其日暮途穷。一是产业低端化，“低小散”被视为温州模式落伍标志；二是实业空心化，产业资本“脱实入虚”严重；三是企业家族化，缺乏现代组织创新；四是政府低效化，无为而治演变成公共投入不足。第三，媒介妖魔化。民间借贷危机使温州深陷舆论泥潭，负面报道语出惊人。什么“满城尽是高利贷”，“食利帝国主义”、温州模式是“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拜金主义、拿来主义”、“地域主义”综合体等。
（三）从“历史情结”角度“唱赞”温州模式
作为指引温州人创业创新的明灯与旗帜，多方对温州模式情有独钟。一是群众心声。温州模式最大特色在“民”，在价值论上集中展现温州人民本民富情结，它对民生实质改善与财富内生增长绩效明显，造就藏富于民的典范。二是学者掌声。《解放日报》最早提出的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温州模式”。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温州模式离不开以董辅礽教授为代表的众多学者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提升。三是媒介发声。没有媒介推波助澜就没有温州模式声名远扬。自首见报端，无数目光聚焦温州模式、温州经验、温州道路与温州现象，称赞其为城乡治穷致富典范。2001年9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刊发《温州现象：中国经济发展又一选择》一文，提出温州模式是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四是官员作声。面对质疑与困境，官员纷纷站出来力挺“温州模式”，为其正名鼓劲。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葛慧君指出：温州模式是十分宝贵精神财富，没有过时，具有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温州发展最强音，仍然值得骄傲自豪。
（四）从“经验总结”角度“唱响”温州模式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后，面对各方质疑及改革续弦，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在市委十一届五次全会上作《坚持和发展“温州模式”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报告，郑重宣示温州模式没有过时，指出它是温州改革开放探索的最大成果，并总结出其核心内涵，为温州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温州模式本质是民本经济、精髓是市场经济、基石是实体经济、条件是有限有为有效的政府治理。”[7]12-13温州模式本质符合十八大报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精髓符合《决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选择，基石符合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精神，条件符合《决定》强调“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要求，要坚定对“温州模式”自信，自觉地将其发扬光大。
三、温州模式发展的决定性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585温州模式的时代出场遵循历史、理论与现实的决定性逻辑，彰显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温州模式的市场决定性
《决定》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9]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形成以消费品市场为基础、专业批发市场为骨干、生产资料与要素市场为支撑的市场体系。温州模式说到底是市场模式，让“无形之手”的竞争、价格与供求优势充分发挥，激发民间活力，改变要素配置方式单一，促进资源高效配置。温州市场化改革符合《决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命题。温州实践也证明，只有发挥市场决定性才能更加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激发全民创业热情，在相对劣势环境中制造密集的企业群、产业群与品牌群，通过庞大温商群向外输出温州模式市场决定性的成效，为各地市场创新提供参照。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节点上，温州需进一步强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决定性，打造温州模式升级版。
（二）温州模式的主体决定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决定》指出：人民是改革主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齐心协力推进改革。[9]温州模式不是“舶来品”，它是尊重民众主体地位与首创精神的自主模式。之所以备受世人关注，在于温州向温州人要生产力，温州人“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精神成为区域协同创新的根本动力，温州人是温州奇迹当之无愧的创造者，温州模式最大优势是温州人。在永嘉学派“义利并举”思想影响下，温州成为市场经济最早弄潮儿，全民创业成为区域鲜明时代特征，“上午当老板，下午看黑板，晚上睡地板”成为温商群体的美谈。
（三）温州模式的创新决定性
《礼记·中庸》：破则立，从则平。创新是温州模式的灵魂。习近平指出：温州作为国家和我省多项改革的“试验区”，是个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地方，是个能出经验、出好经验的地方。[2]488费孝通三访温州后惊叹于温州创新：不甘落后，敢为天下先，冲破旧框框，闯出新路子，并且不断创新。温州人善于实现零资源的“无中生有”与“借鸡生蛋”。习近平指出：温州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丰富多彩的创新史。温州率先发展市场经济，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温州的创造功不可没。可以说，温州这个金字招牌，是创新的结果，并以创新为最大内涵。失去了创新，温州也就失去了特色和活力。[2]488-489当前温州要坚定创新自信，在市场机制、社会治理与非公党建方面再创辉煌。习近平指出：我对温州有一个很大的希望，我是希望温州把这部创新史继续写下去，探索新的规律，创造新的业绩，总结新的经验，为全省带好头，也为全国做示范。[2]489
（四）温州模式的实体决定性
实体经济是社会财富的根源及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十八大报告强调：发展实体经济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温州经验表明：实体经济是温州模式的基石，事关温州兴衰荣辱。改革开放以来，温州走实业致富道路，从家庭作坊起步，呈现“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协作”、“小区块、大产业”、“小资本、大制造”的实体特征，建成“中国鞋都”等36个全国性生产基地。近年来由于实业投资利润递减，温州产业资本过多转入非实体领域，一些企业由资产实体演变为融资平台，“脱实入虚”迹象明显，企业为应付不断攀升的生产成本，被迫转向高息民间借贷，严重挤压实业的生存空间，出现企业外迁、人才外流现象，实体经济严重贫血。发展温州模式必须振兴实体经济，固本强基，打通各类要素与实体经济对接通道，有序规范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领域。
（五）温州模式的环境决定性
恩格斯说：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10]383温州模式生成与温州人破解环境瓶颈制约息息相关。温州人常说：温州模式是“逼”出来的。温州人选择发展民营经济是面对“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无奈之举。改革初期，温州是地道的穷乡僻壤，人多地少，基础设施落后，资源匮乏，位于沿海前沿，国家投入甚少，国有经济薄弱。艰难的生存条件与民生多艰的发展处境，是温州人形成强烈致富意愿与保持吃苦耐劳精神的直接动因。温州人不安现状、穷则思变，选择灵活多样的非公经济，走商贸兴市道路，完成从“生存”到“发展”的跨越。
四、温州模式建构的选择性
作为区域自主发展模式的典型，温州模式的出场依赖于特殊的功能选择来表征其丰富内涵，呈现因时因地制宜的结果。
（一）温州模式的政府选择
《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9]打造“有限有为有效”的政府治理是温州模式题中之意，其必遵循“市场决定，政府保障”原则厘清权力边界，市场到位、政府退位，市场缺位、政府补位。改革初期，面对“姓资姓社”争论，政府“无为而治“的积极不作为为温州发展营造了宽松氛围，温州模式呈现“政府放手、社会自治、市场主导”的特征，留下“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著名戏言。如果说“无为而治”是在释放生存空间，那么“有效治理”则是创造发展空间。以往温州高速增长并非由政府强势主导，其在破解地方困局中应发挥“特殊强势”作用，弥补“无为而治”后遗症。国家行政学院韩康教授认为在“后危机时代”，无为而治已经失灵，温州不能再延续“弱政府”模式。
（二）温州模式的空间选择
温州模式在空间适用上绝不仅限于本土地隅，“走出去”成为奇特的地域文化现象。在历史上温州曾三次被辟为对外开放口岸，加上濒海而居及市场先发性孕育温州人开放的性格。恋乡不守土的300多万温商，创造“海外温州”与“市外温州”，形成跨区域、跨国界、跨行业的网络资源共享，人员流动性带来温州模式异地复制，拓展其适用空间，传统地域模式逐渐延伸为文化传承模式。目前温州人经济已形成三大板块：一是900多万温州人的本土板块，二是200多万温州人在全国创业的市外板块，三是70多万温州人在国外经商的海外板块。如今，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温州店（货）、温州街（村）遍地开花，温州人商行天下，不仅输出产品资本，也输出价值观念。
（三）温州模式的形态选择
一直以来，温州以“务虚”的民间金融推动实体经济“务实”增长而闻名。近年来由于产业资本“脱实入虚”严重，温州实体经济低迷不振，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事关温州前途命运。以往温州发达稳健的块状经济与产业集群，为民间借贷等虚拟经济繁荣提供强大物质基础。民间借贷风波深刻昭示：回归实业是固本强基之举。如果没有实体经济支撑，过度依赖虚拟经济膨胀，必然陷入财富传销体系。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与虚拟经济主体，由于长期缺乏正规融资渠道，温州不得不依靠民间金融发展实体经济。当下面对温州万亿民间资本游荡，不能妖魔或放纵民间借贷，要抓住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点的机遇，规范民间资本市场，大力发展现代金融，打造民间资本之都，支持实体经济做大做强。
（四）温州模式的方法选择
温州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创众多“全国第一”的先河，突破现存规范的制度束缚。同时，模式作为一种稳定性规则的沉积与传习，也需突出基本价值、结构与秩序的维护。在某种意义上，温州人的财富源于区域秩序的再建构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传承与创新意蕴不言而喻。信用作为这种秩序与资本的核心，是温州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自古以来温州就通过“呈会”与“拔会钱”，亲帮亲、邻帮邻，温州人正是依靠这一支柱融资创业，以抱团拆借降低成本，造就空前繁荣与高度地域认同的民间借贷。同时，原始自律的民间信用也以“危机“形式，不断鞭策温州加快从主观诚信向信用制度转变，杭州武林门“三把烈火”使“信用温州”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借贷风波使温州人迷途知返、知耻后勇，努力打造诚信政府、信用企业、守信市民“三位一体”信用体系。
（五）温州模式的路径选择
温州作为东南沿海中心城市与浙江三大区域经济中心之一，正在加快大都市区建设进程，这是城市化高阶段的区域空间布局。一般而言，城市化进程加快，则市域聚集功能凸显。由于温州城市工业化与乡村非农化齐头并进，形成市域与镇域并重与城乡均衡态势，“农民城”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乡村非农化与人口集镇化分散抵消了城市化所产生的都市聚集效应。温州事实呈现：走过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过一城又一城，城城像农村。温州应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不是城乡齐头发展，做大都市，做新农村，确立城乡差异定位与功能承接，推动镇域、县域与市域特色错位发展，努力建设生态型、组团型、智慧型大都市区。
五、温州模式重振的机遇性
任何区域发展模式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坚持发展温州模式要抓住区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发挥自身优势，将温州模式发扬光大。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审时度势
党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区域发展变革的先导。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为温州模式转型提供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因此，要利用政策累积优势，打造温州模式升级版。“温州模式”被民众称为“放”出来的模式，它是执政党政策走向的历史缩影。回眸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历程清晰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鼓励发展家庭副业、十二大提出个体经济是必要有益补充、十三大肯定私营经济发展、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形成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大突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十七大强调多种所有制平等发展、十八大倡导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二）温商回归的因势利导
温商是温州赶超发展的第一资源，通过温商回归将温州人崛起“势能”转化为温州发展“动能”，在本土“温情”中激活“雁阵效应”，找到温州与温商最佳“契合点”，形成最佳“合伙人”。当前温商回归恰逢其时：一是政策导航。温州把温商回归列为“一号工程”，坚持“情、义、利”并重打造“归雁经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温商回归工作的若干意见》与实施“温商回归三年超三千亿工程”。二是意愿引航。相知无远近，乡音总关情，心系故里始终是温商回归的情感驱动。三是能力起航。庞大在外温商群体以商业网络架起外引内联的桥梁，助推本土产业升级与市场扩容。四是平台护航。温州在基础设施、战略新兴产业、总部经济、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增势明显。在各方感召下，温商出现企业回迁、资本回流、项目回投与人才回归热潮。
（三）五大国家级改革试点的乘势而上
温州素以改革著称，实干扬名。过去是中国改革的先行区，现在仍是中国改革的试验田。温州有创新精神、创业土壤与创造力量，改革脚步从未停歇。当下金融综合改革、民办教育综合改革、社会资本办医综合改革、民政综合改革、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等五大国家级改革试点正全力推进，在众多领域引领中国改革方向，温州努力把“全国试点”办成“全国示范”，把改革“金字招牌”擦亮，消除外界对温州模式的主观偏见，破解地方发展困境。温州要按照中央决定，发扬敢闯敢试敢干的精神，冲破思想藩篱、撇开外界非议，承担起先行区的试验职责，破除体制障碍，促进民本经济做大做强。
（四）依法治国进程的顺势而为
法治是地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温州要在新常态下深入开展法治温州建设，推动温州模式的法治转型。第一，争取先行先试立法权。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作为改革先行区，温州应积极向国家申请将其列为“较大的市”，赋予地方立法权，做到“先发地区先行法治化”，突破法制障碍，凝结试验成果，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暴露地方立法层面的缺失。第二，重视法治秩序扩展。温州是典型熟人社会与人情社会，区域资源整合很大程度依靠社会资本的关系运作，民主契约精神并没有很好地被贯彻，依靠市场起家的温州，并没有真正意义建立以法治契约为基础的非人格化交易的现代市场体系。温州模式要扩展必须以法务治理模式摆脱其面临“人情泛化”事务困境。“人情的泛化，关系网的存在，使得约定俗成的人情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法律规范，其所导致的人治倾向与现代法治社会是相背离的。”[11]133 第三，挖掘本土法治资源。“如果要论证温州模式下的法治进程及其内在必然性和规律性，则要挖掘和考察温州区域内对法治发展有积极影响的地方法治资源。”[12]50 温州区域发展积淀大量现代社会转型所必需的法治本土资源。由于在历史上深受永嘉学派“事功学说”的影响以及市场经济先发性，温州人权利本位意识较强，社会治理结构中自发、自主、自治与自律原则被普遍推崇。马克思说：先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治。无论是苍南农民包郑照“民告官”催生《行政诉讼法》诞生的轰动一时，还是民间借贷风波倒逼《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出台的举世瞩目，这些法制事件极大推动法治温州进程。
（五）包容性发展的应势而生
《决定》指出：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改革试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宽容改革失误，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社会环境。[9]改革势必与风险失败相伴，要给先行先试者以鼓励扶持，营造包容性发展氛围。温州模式既是底层群众试验的产物，也是基层干部锐意改革、不惧失败、踩线与涉险的结果，改革需强化试验、允许试错，不断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当前温州正处于增速换挡期、调整阵痛期与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加大了温州改革的“风险系数”，为了有效化解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温州及时出台《关于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从教育引导机制、澄清保护机制、容错免责机制三方面营造“鼓励创新、宽容挫折、容忍失败”的良好氛围。
六、温州模式复兴的预期性
复兴，顾名思义就是弥补自身缺点与不足超越以往繁盛的崛起。温州模式的在场不具备超越时代的永恒性，需要赋予新内涵来实现新出场，这种出场的实质是科学发展观在温州的当代在场与回归。
（一）温州模式要成为赶超发展的表率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以往温州凭借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奠定了区域竞争优势，在市场化改革中一马当先，民营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当前温州在全面深化改革征途中要破除“小富即安”与“天花板”心态，切实增强赶超发展的紧迫感，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温州先行先试的引领责任。时下温州正围绕“赶超发展、再创辉煌”的目标，不为舆论所左右，不为纷争所干扰，不为经验所束缚，勇于从求稳思想中解禁出来、从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从挫折心理中解脱出来，坚持“先试不争论、先干不议论、发展下结论”理念，努力打好改革攻坚战。
（二）温州模式当成为以人为本的表率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温州模式要从人本民本转向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人才强市理念，既要培育创业型人才（红花），也要培养专业型人才（绿叶），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区域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以往温州依靠家庭创业人才孵化机制，形成一人创业全家就业模式，出现家家培养创业能人盛况。随着温州人经济崛起与实业空心化加剧，创业型人才流失严重。《决定》提出：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现在温州每万人拥有的人才数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82%，人口素质逆向淘汰明显：出去200多万老板，进来350多万农民工。要加大引进和培养专业性人才，使温州发展切实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与人才素质提高的轨道来。
（三）温州模式应成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表率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决定》指出：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发展温州模式必须注重其转型升级的整体性。一是全面性。以往温州改革较多凸显民营化与市场化的经济层面，当前要在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建体制方面下功夫。二是协调性。要用辩证思维处理模式整体与局部关系、用发展眼光把握温州当前与长远关联，改革坚持目标取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底层创新相结合、存量与增量相结合、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等。三是可持续性。十八大报告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当前温州粗放型发展方式已无力维系区域可持续性发展，必须推进发展方式转变，“腾笼换鸟”，需把“三生融合·幸福温州”作为奋斗目标，努力推进“六城联创”与“两美温州”建设。
（四）温州模式须成为统筹兼顾的表率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温州模式要把握其在时空维度上的关联。一方面，统筹温州模式的前生、今生与来生；回首过去，温州是先行区，创造辉煌的成就，温州模式需要传承与借鉴。审视当今，温州是试验田，承担国家重点领域改革试验任务，温州模式需要深化与突破；展望未来，温州争当排头兵，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温州模式需要自信与自觉。另一方面，统筹温州模式的市外与市内，要跳出温州发展温州模式，利用在外温商人脉优势实施“开放带动”战略，使温州更好地走出去，更多地引进来，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温州内外互动、融合发展。
综上所述，温州模式作为区域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发展图示，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要在坚持中完善、在创新中提升，不断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温州深入实践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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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摘 要： 温州模式是国内区域发展形态的典型代表，在认识论意义上呈现一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温州模式自提出以来饱受各方争议，存在“唱红”、“唱衰”、“唱赞”与“唱响”的多样性解读，其“在场”基于市场决定性等五重逻辑演绎区域发展的本真面貌，其“出场”依赖于政府等五种路径选择来表征其丰富内涵。面对外界质疑与内部困境，温州要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等五大历史机遇实现温州模式复兴，促进科学发展观在区域的当代在场与回归，打造温州模式升级版。
关键词： 温州模式； 改革； 复兴； 确定性； 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2.027
温州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与民营经济的发祥地，在创业创新伟大实践中创造出闻名遐迩的温州模式。作为国内区域发展最具地方特色的典型范例之一，温州模式是从区域发展经验中提炼出来解决地方治贫致富的一种方法论。重新审视这一凝聚民间智慧与基层力量的经典范式，对于推进区域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示范意义。
一、模式理论范式与温州模式范例
模式（Pattern）作为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与操作方案，是将实践经验归纳提升到理论高度的认识论，表现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命题范式。“模式蕴含了在特定条件下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案的本质结构和内在含义”。[1]23这种确定性表现为模式决定性，即合乎规律的发展趋势（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确定性表现为模式选择性，即这样那样的发生可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回溯历史，温州冲破计划经济束缚，率先推进市场化与民营化改革，成就“温州模式”辉煌。一方面，作为确定性模式，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组基本逻辑图示，使其主旨、概念、命题公开化，展现市场化、民本化与实体化等核心价值，便于有章可循，形成路径依赖。另一方面，作为不确定性模式，在内容上侧重突破既有思维定势与惯性制导，不断优化变量来激发模式的适应性。例如温州政府治理从“无为而治”转向“有效治理”。当前温州发展困境在于确定性坚持不够、不确定性把握不足。
二、温州模式解读的多样性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没有哪个区域模式像温州模式这样引起如此广泛的争议，它是改革“开端”还是“异端”成为争论不休的话题。认识温州模式需要对其全面梳理，感悟“温州在外部争论中出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的意蕴。
（一）从“原因归结”角度“唱红”温州模式
从“原因归结”角度解读温州模式，认为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域生动实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决定温州模式存在发展的必要性。习近平同志指出：温州的实践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正确，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正确。[2]488陈湘舸教授认为温州在产权制度、市场机制、治理方式与企业文化方面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温州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样板。”[3]103本土学者戴海东教授认为温州模式是邓小平理论在温州实践的产物，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温州模式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当地实践的产物。“[4]12青年学者左雪松认为温州模式揭示所有制的“辩证”关系与经济体制的“变迁”规律，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经济特色”。“党的非公经济理论创新与温州民营经济实践回应的内在关联中探寻中共经济执政的区域经验”。[5]53温州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理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邓小平指出：“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 从各省的材料看， 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 就是要有创造性。”[6]372
（二）从“问题症结”角度“唱衰”温州模式
当改革累积能量式微，内生动力弱化，先发优势消失，温州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发展困境，一度是学习榜样的温州模式，如今成为多方唱衰的对象。第一，学界终结论。少数学者认为温州模式未老先衰，温州非制度化人格化交易方式导致其封闭，断言温州模式将在25-30年后消失。第二，民间诟病潮。把一些现象与问题强加于“温州模式”，以此证明其日暮途穷。一是产业低端化，“低小散”被视为温州模式落伍标志；二是实业空心化，产业资本“脱实入虚”严重；三是企业家族化，缺乏现代组织创新；四是政府低效化，无为而治演变成公共投入不足。第三，媒介妖魔化。民间借贷危机使温州深陷舆论泥潭，负面报道语出惊人。什么“满城尽是高利贷”，“食利帝国主义”、温州模式是“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拜金主义、拿来主义”、“地域主义”综合体等。
（三）从“历史情结”角度“唱赞”温州模式
作为指引温州人创业创新的明灯与旗帜，多方对温州模式情有独钟。一是群众心声。温州模式最大特色在“民”，在价值论上集中展现温州人民本民富情结，它对民生实质改善与财富内生增长绩效明显，造就藏富于民的典范。二是学者掌声。《解放日报》最早提出的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温州模式”。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温州模式离不开以董辅礽教授为代表的众多学者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提升。三是媒介发声。没有媒介推波助澜就没有温州模式声名远扬。自首见报端，无数目光聚焦温州模式、温州经验、温州道路与温州现象，称赞其为城乡治穷致富典范。2001年9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刊发《温州现象：中国经济发展又一选择》一文，提出温州模式是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四是官员作声。面对质疑与困境，官员纷纷站出来力挺“温州模式”，为其正名鼓劲。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葛慧君指出：温州模式是十分宝贵精神财富，没有过时，具有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温州发展最强音，仍然值得骄傲自豪。
（四）从“经验总结”角度“唱响”温州模式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后，面对各方质疑及改革续弦，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在市委十一届五次全会上作《坚持和发展“温州模式”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报告，郑重宣示温州模式没有过时，指出它是温州改革开放探索的最大成果，并总结出其核心内涵，为温州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温州模式本质是民本经济、精髓是市场经济、基石是实体经济、条件是有限有为有效的政府治理。”[7]12-13温州模式本质符合十八大报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精髓符合《决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选择，基石符合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精神，条件符合《决定》强调“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要求，要坚定对“温州模式”自信，自觉地将其发扬光大。
三、温州模式发展的决定性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585温州模式的时代出场遵循历史、理论与现实的决定性逻辑，彰显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温州模式的市场决定性
《决定》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9]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形成以消费品市场为基础、专业批发市场为骨干、生产资料与要素市场为支撑的市场体系。温州模式说到底是市场模式，让“无形之手”的竞争、价格与供求优势充分发挥，激发民间活力，改变要素配置方式单一，促进资源高效配置。温州市场化改革符合《决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命题。温州实践也证明，只有发挥市场决定性才能更加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激发全民创业热情，在相对劣势环境中制造密集的企业群、产业群与品牌群，通过庞大温商群向外输出温州模式市场决定性的成效，为各地市场创新提供参照。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节点上，温州需进一步强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决定性，打造温州模式升级版。
（二）温州模式的主体决定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决定》指出：人民是改革主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齐心协力推进改革。[9]温州模式不是“舶来品”，它是尊重民众主体地位与首创精神的自主模式。之所以备受世人关注，在于温州向温州人要生产力，温州人“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精神成为区域协同创新的根本动力，温州人是温州奇迹当之无愧的创造者，温州模式最大优势是温州人。在永嘉学派“义利并举”思想影响下，温州成为市场经济最早弄潮儿，全民创业成为区域鲜明时代特征，“上午当老板，下午看黑板，晚上睡地板”成为温商群体的美谈。
（三）温州模式的创新决定性
《礼记·中庸》：破则立，从则平。创新是温州模式的灵魂。习近平指出：温州作为国家和我省多项改革的“试验区”，是个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地方，是个能出经验、出好经验的地方。[2]488费孝通三访温州后惊叹于温州创新：不甘落后，敢为天下先，冲破旧框框，闯出新路子，并且不断创新。温州人善于实现零资源的“无中生有”与“借鸡生蛋”。习近平指出：温州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丰富多彩的创新史。温州率先发展市场经济，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温州的创造功不可没。可以说，温州这个金字招牌，是创新的结果，并以创新为最大内涵。失去了创新，温州也就失去了特色和活力。[2]488-489当前温州要坚定创新自信，在市场机制、社会治理与非公党建方面再创辉煌。习近平指出：我对温州有一个很大的希望，我是希望温州把这部创新史继续写下去，探索新的规律，创造新的业绩，总结新的经验，为全省带好头，也为全国做示范。[2]489
（四）温州模式的实体决定性
实体经济是社会财富的根源及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十八大报告强调：发展实体经济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温州经验表明：实体经济是温州模式的基石，事关温州兴衰荣辱。改革开放以来，温州走实业致富道路，从家庭作坊起步，呈现“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协作”、“小区块、大产业”、“小资本、大制造”的实体特征，建成“中国鞋都”等36个全国性生产基地。近年来由于实业投资利润递减，温州产业资本过多转入非实体领域，一些企业由资产实体演变为融资平台，“脱实入虚”迹象明显，企业为应付不断攀升的生产成本，被迫转向高息民间借贷，严重挤压实业的生存空间，出现企业外迁、人才外流现象，实体经济严重贫血。发展温州模式必须振兴实体经济，固本强基，打通各类要素与实体经济对接通道，有序规范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领域。
（五）温州模式的环境决定性
恩格斯说：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10]383温州模式生成与温州人破解环境瓶颈制约息息相关。温州人常说：温州模式是“逼”出来的。温州人选择发展民营经济是面对“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无奈之举。改革初期，温州是地道的穷乡僻壤，人多地少，基础设施落后，资源匮乏，位于沿海前沿，国家投入甚少，国有经济薄弱。艰难的生存条件与民生多艰的发展处境，是温州人形成强烈致富意愿与保持吃苦耐劳精神的直接动因。温州人不安现状、穷则思变，选择灵活多样的非公经济，走商贸兴市道路，完成从“生存”到“发展”的跨越。
四、温州模式建构的选择性
作为区域自主发展模式的典型，温州模式的出场依赖于特殊的功能选择来表征其丰富内涵，呈现因时因地制宜的结果。
（一）温州模式的政府选择
《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9]打造“有限有为有效”的政府治理是温州模式题中之意，其必遵循“市场决定，政府保障”原则厘清权力边界，市场到位、政府退位，市场缺位、政府补位。改革初期，面对“姓资姓社”争论，政府“无为而治“的积极不作为为温州发展营造了宽松氛围，温州模式呈现“政府放手、社会自治、市场主导”的特征，留下“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著名戏言。如果说“无为而治”是在释放生存空间，那么“有效治理”则是创造发展空间。以往温州高速增长并非由政府强势主导，其在破解地方困局中应发挥“特殊强势”作用，弥补“无为而治”后遗症。国家行政学院韩康教授认为在“后危机时代”，无为而治已经失灵，温州不能再延续“弱政府”模式。
（二）温州模式的空间选择
温州模式在空间适用上绝不仅限于本土地隅，“走出去”成为奇特的地域文化现象。在历史上温州曾三次被辟为对外开放口岸，加上濒海而居及市场先发性孕育温州人开放的性格。恋乡不守土的300多万温商，创造“海外温州”与“市外温州”，形成跨区域、跨国界、跨行业的网络资源共享，人员流动性带来温州模式异地复制，拓展其适用空间，传统地域模式逐渐延伸为文化传承模式。目前温州人经济已形成三大板块：一是900多万温州人的本土板块，二是200多万温州人在全国创业的市外板块，三是70多万温州人在国外经商的海外板块。如今，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温州店（货）、温州街（村）遍地开花，温州人商行天下，不仅输出产品资本，也输出价值观念。
（三）温州模式的形态选择
一直以来，温州以“务虚”的民间金融推动实体经济“务实”增长而闻名。近年来由于产业资本“脱实入虚”严重，温州实体经济低迷不振，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事关温州前途命运。以往温州发达稳健的块状经济与产业集群，为民间借贷等虚拟经济繁荣提供强大物质基础。民间借贷风波深刻昭示：回归实业是固本强基之举。如果没有实体经济支撑，过度依赖虚拟经济膨胀，必然陷入财富传销体系。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与虚拟经济主体，由于长期缺乏正规融资渠道，温州不得不依靠民间金融发展实体经济。当下面对温州万亿民间资本游荡，不能妖魔或放纵民间借贷，要抓住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点的机遇，规范民间资本市场，大力发展现代金融，打造民间资本之都，支持实体经济做大做强。
（四）温州模式的方法选择
温州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创众多“全国第一”的先河，突破现存规范的制度束缚。同时，模式作为一种稳定性规则的沉积与传习，也需突出基本价值、结构与秩序的维护。在某种意义上，温州人的财富源于区域秩序的再建构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传承与创新意蕴不言而喻。信用作为这种秩序与资本的核心，是温州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自古以来温州就通过“呈会”与“拔会钱”，亲帮亲、邻帮邻，温州人正是依靠这一支柱融资创业，以抱团拆借降低成本，造就空前繁荣与高度地域认同的民间借贷。同时，原始自律的民间信用也以“危机“形式，不断鞭策温州加快从主观诚信向信用制度转变，杭州武林门“三把烈火”使“信用温州”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借贷风波使温州人迷途知返、知耻后勇，努力打造诚信政府、信用企业、守信市民“三位一体”信用体系。
（五）温州模式的路径选择
温州作为东南沿海中心城市与浙江三大区域经济中心之一，正在加快大都市区建设进程，这是城市化高阶段的区域空间布局。一般而言，城市化进程加快，则市域聚集功能凸显。由于温州城市工业化与乡村非农化齐头并进，形成市域与镇域并重与城乡均衡态势，“农民城”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乡村非农化与人口集镇化分散抵消了城市化所产生的都市聚集效应。温州事实呈现：走过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过一城又一城，城城像农村。温州应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不是城乡齐头发展，做大都市，做新农村，确立城乡差异定位与功能承接，推动镇域、县域与市域特色错位发展，努力建设生态型、组团型、智慧型大都市区。
五、温州模式重振的机遇性
任何区域发展模式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坚持发展温州模式要抓住区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发挥自身优势，将温州模式发扬光大。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审时度势
党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区域发展变革的先导。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为温州模式转型提供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因此，要利用政策累积优势，打造温州模式升级版。“温州模式”被民众称为“放”出来的模式，它是执政党政策走向的历史缩影。回眸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历程清晰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鼓励发展家庭副业、十二大提出个体经济是必要有益补充、十三大肯定私营经济发展、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形成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大突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十七大强调多种所有制平等发展、十八大倡导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二）温商回归的因势利导
温商是温州赶超发展的第一资源，通过温商回归将温州人崛起“势能”转化为温州发展“动能”，在本土“温情”中激活“雁阵效应”，找到温州与温商最佳“契合点”，形成最佳“合伙人”。当前温商回归恰逢其时：一是政策导航。温州把温商回归列为“一号工程”，坚持“情、义、利”并重打造“归雁经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温商回归工作的若干意见》与实施“温商回归三年超三千亿工程”。二是意愿引航。相知无远近，乡音总关情，心系故里始终是温商回归的情感驱动。三是能力起航。庞大在外温商群体以商业网络架起外引内联的桥梁，助推本土产业升级与市场扩容。四是平台护航。温州在基础设施、战略新兴产业、总部经济、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增势明显。在各方感召下，温商出现企业回迁、资本回流、项目回投与人才回归热潮。
（三）五大国家级改革试点的乘势而上
温州素以改革著称，实干扬名。过去是中国改革的先行区，现在仍是中国改革的试验田。温州有创新精神、创业土壤与创造力量，改革脚步从未停歇。当下金融综合改革、民办教育综合改革、社会资本办医综合改革、民政综合改革、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等五大国家级改革试点正全力推进，在众多领域引领中国改革方向，温州努力把“全国试点”办成“全国示范”，把改革“金字招牌”擦亮，消除外界对温州模式的主观偏见，破解地方发展困境。温州要按照中央决定，发扬敢闯敢试敢干的精神，冲破思想藩篱、撇开外界非议，承担起先行区的试验职责，破除体制障碍，促进民本经济做大做强。
（四）依法治国进程的顺势而为
法治是地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温州要在新常态下深入开展法治温州建设，推动温州模式的法治转型。第一，争取先行先试立法权。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作为改革先行区，温州应积极向国家申请将其列为“较大的市”，赋予地方立法权，做到“先发地区先行法治化”，突破法制障碍，凝结试验成果，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暴露地方立法层面的缺失。第二，重视法治秩序扩展。温州是典型熟人社会与人情社会，区域资源整合很大程度依靠社会资本的关系运作，民主契约精神并没有很好地被贯彻，依靠市场起家的温州，并没有真正意义建立以法治契约为基础的非人格化交易的现代市场体系。温州模式要扩展必须以法务治理模式摆脱其面临“人情泛化”事务困境。“人情的泛化，关系网的存在，使得约定俗成的人情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法律规范，其所导致的人治倾向与现代法治社会是相背离的。”[11]133 第三，挖掘本土法治资源。“如果要论证温州模式下的法治进程及其内在必然性和规律性，则要挖掘和考察温州区域内对法治发展有积极影响的地方法治资源。”[12]50 温州区域发展积淀大量现代社会转型所必需的法治本土资源。由于在历史上深受永嘉学派“事功学说”的影响以及市场经济先发性，温州人权利本位意识较强，社会治理结构中自发、自主、自治与自律原则被普遍推崇。马克思说：先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治。无论是苍南农民包郑照“民告官”催生《行政诉讼法》诞生的轰动一时，还是民间借贷风波倒逼《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出台的举世瞩目，这些法制事件极大推动法治温州进程。
（五）包容性发展的应势而生
《决定》指出：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改革试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宽容改革失误，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社会环境。[9]改革势必与风险失败相伴，要给先行先试者以鼓励扶持，营造包容性发展氛围。温州模式既是底层群众试验的产物，也是基层干部锐意改革、不惧失败、踩线与涉险的结果，改革需强化试验、允许试错，不断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当前温州正处于增速换挡期、调整阵痛期与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加大了温州改革的“风险系数”，为了有效化解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温州及时出台《关于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从教育引导机制、澄清保护机制、容错免责机制三方面营造“鼓励创新、宽容挫折、容忍失败”的良好氛围。
六、温州模式复兴的预期性
复兴，顾名思义就是弥补自身缺点与不足超越以往繁盛的崛起。温州模式的在场不具备超越时代的永恒性，需要赋予新内涵来实现新出场，这种出场的实质是科学发展观在温州的当代在场与回归。
（一）温州模式要成为赶超发展的表率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以往温州凭借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奠定了区域竞争优势，在市场化改革中一马当先，民营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当前温州在全面深化改革征途中要破除“小富即安”与“天花板”心态，切实增强赶超发展的紧迫感，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温州先行先试的引领责任。时下温州正围绕“赶超发展、再创辉煌”的目标，不为舆论所左右，不为纷争所干扰，不为经验所束缚，勇于从求稳思想中解禁出来、从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从挫折心理中解脱出来，坚持“先试不争论、先干不议论、发展下结论”理念，努力打好改革攻坚战。
（二）温州模式当成为以人为本的表率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温州模式要从人本民本转向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人才强市理念，既要培育创业型人才（红花），也要培养专业型人才（绿叶），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区域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以往温州依靠家庭创业人才孵化机制，形成一人创业全家就业模式，出现家家培养创业能人盛况。随着温州人经济崛起与实业空心化加剧，创业型人才流失严重。《决定》提出：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现在温州每万人拥有的人才数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82%，人口素质逆向淘汰明显：出去200多万老板，进来350多万农民工。要加大引进和培养专业性人才，使温州发展切实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与人才素质提高的轨道来。
（三）温州模式应成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表率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决定》指出：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发展温州模式必须注重其转型升级的整体性。一是全面性。以往温州改革较多凸显民营化与市场化的经济层面，当前要在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建体制方面下功夫。二是协调性。要用辩证思维处理模式整体与局部关系、用发展眼光把握温州当前与长远关联，改革坚持目标取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底层创新相结合、存量与增量相结合、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等。三是可持续性。十八大报告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当前温州粗放型发展方式已无力维系区域可持续性发展，必须推进发展方式转变，“腾笼换鸟”，需把“三生融合·幸福温州”作为奋斗目标，努力推进“六城联创”与“两美温州”建设。
（四）温州模式须成为统筹兼顾的表率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温州模式要把握其在时空维度上的关联。一方面，统筹温州模式的前生、今生与来生；回首过去，温州是先行区，创造辉煌的成就，温州模式需要传承与借鉴。审视当今，温州是试验田，承担国家重点领域改革试验任务，温州模式需要深化与突破；展望未来，温州争当排头兵，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温州模式需要自信与自觉。另一方面，统筹温州模式的市外与市内，要跳出温州发展温州模式，利用在外温商人脉优势实施“开放带动”战略，使温州更好地走出去，更多地引进来，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温州内外互动、融合发展。
综上所述，温州模式作为区域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发展图示，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要在坚持中完善、在创新中提升，不断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温州深入实践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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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