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管理创新研究
辛文卿
摘 要： 近些年我国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其在对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对社会治理工作形成一系列挑战。青年流动人口在思想和行为上更易受到同伴团体的影响，一旦出现融入主流社会的挫败感以及城市治理的失序就更易导致社会冲突。因此，须加强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自组织的建设和管理，对其进行情感引导和传递，建立高质量的同伴关系；提高相关管理部门的服务意识和管理责任，保障其基本权利诉求；进行市民化培训，加强当地居民对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性接纳。
关键词： 青年流动人口管理； 同伴团体； 西北边疆地区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1.007
一、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的特征
在我国西北边疆地区流动人口中，青年占大多数。他们的特征表现为：
（一）数量持续增加，并且更加倾向于流向经济发达城市
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全国各地，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居多。他们居住分散，流动性大。以租赁房屋或工地同伙居住为主。这些因素给西北边疆地区的城市管理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和压力。
（二）年龄集中于20岁左右，容易受同伴团体的影响，法律意识薄弱
据统计，西北边疆地区流动人口犯罪人员中多是 14 到 30 岁的青少年。[1] 缺少家庭和学校教育引导的失学失管的青少年对社会的认知能力较低，对一些消极、错误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缺乏辨别能力和自觉抵制能力。他们在思想和行为上更易受同伴的影响。另外，很多青年流动人口由于文化程度比较低，法制观念淡薄，因此很容易被犯罪团伙以“同乡”、“同族”等关系加以利用，形成帮伙实施犯罪活动。
（三）带有浓厚的地域和民族观念，融入城市的愿望更为强烈
西北边疆地区流动人口带有浓厚的地域和民族观，因此他们极易抱团和排外。一方面，他们是传统乡村文化的携带者，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与城市居民有着很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他们的文化程度比父辈高，期望值比父辈高，忍耐力比父辈低，留在城市和融入当地社会的愿望更为强烈和迫切。
二、青年流动人口管理对西北边疆地区安全的挑战
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一旦出现融入主流社会的挫败感、城市治理的失序而导致的对政府不信任等就易导致社会冲突，引发城市社会的不稳定，进而威胁着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
（一）青年流动人口在思想和行为上更易受到同伴团体的影响
同伴团体对青年流动人口的问题行为具有显著的同化效应。[2] 在西北边疆地区，这种效应尤为明显。他们在与团体同伴生活和工作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学习和模仿某些不良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态度。乡缘、地缘等关系建立的人际网络对青年流动人口行为的影响存在多种形式。比如“近墨者黑”和“物以类聚”的影响。一方面，同伴团体对西北地区青年流动人口的思想和言行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青年流动人口自身在同伴团体中所处的位置（即社会地位），也会影响或者约束规范其言行和思想。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一般是鉴于某种民族认同的需要，或者与同伴团体内某个成员有契合的行为倾向而主动加入团体。同一地区、同一民族的青年人口流动时往往会选择聚居在一起。按照血缘、亲族或地域关系聚居的青年流动人口，容易受到他人的蛊惑和利用，产生一呼而起的作用，类似于社会心理学上的“羊群效应”。此外，犯罪团伙成员往往通过团体内部传帮带的形式利用青年流动人口共同实施犯罪活动。
2014年7月30日发生的杀害居玛塔伊尔大毛拉暴恐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努尔买买提·阿比迪力米提，19岁，初中文化，希望接触一些《古兰经》上的正规经文知识。他在工地打工时遇到了接触宗教极端思想一年半的艾尼·艾山，两人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一起到和田看暴恐视频学经。在接触宗教极端思想5个月后，在18岁的同伴艾尼·艾山的策划下实施了暴力恐怖活动。2014年6月15日和田棋盘室暴恐案件中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木尔扎提，19岁，与两名18岁同伴接触极端宗教思想仅1个多月，就听了同伴团伙的话残忍砍杀普通群众。类似的涉及新疆青年流动人口参与的暴恐案件，还有2014年3月1日的昆明火车站严重暴力恐怖案件，以及2014年9月21日的新疆轮台县阳霞镇暴力恐怖案件等等。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中都有不满20岁的青年流动人口。这些青年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低，法制观念淡薄，极易被极端宗教分子蛊惑和加以利用，形成一定的团伙共同参与策划和实施暴力恐怖活动。
本·拉登曾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正在物色15-25岁的年轻人，作为该组织的普通战士来说，他们是最有价值和最容易调教的。[3] 显然，恐怖分子在争取年轻人。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更应当关注和争取这部分缺乏正规宗教知识的青年流动人口，使他们自觉抵制恐怖组织或其他反社会邪教组织的利用，成为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
（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青年流动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青年流动人口无法取得城市的“市民待遇”，从而接受正规的宗教知识教育和城市化培训。一方面， 青年流动人口如果无法融入城市生活，进而无法成为城市社会的一部分，他们就会对所生活的城市及其社区缺乏归属感，也就无法培养他们城市文明所需要的现代思维和现代化思想意识。另一方面， 尽管青年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意愿强烈，但由于缺乏文化教育和人际关系网络资源而导致被边缘化而产生一定的反社会情绪。一旦这种情绪受到极端宗教思想的教唆，极易产生极端的暴力恐怖活动等反社会行为。
（三）政府服务意识的缺失导致青年流动人口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
目前，对外来人口管理中具体的、硬性的限制措施较多，保护和服务的措施少。无论是“以证管人”，还是“以房管人”，抑或是“以业管人”的管理体制，都体现了传统的以治安管理为核心而非以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为核心的流动人口管理工作。这种传统的侧重于防范心理的青年流动人口管理理念由于缺少服务和帮助意识，使得青年流动人口容易被边缘化，与相关管理部门之间产生对立的情绪，进而减弱了他们对于城市社会的安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导致他们无法真正从内心来接受城市的管理约束、配合城市的管理，按照城市文明的要求来管理自我。在缺少正常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或者通过正常渠道争取自己利益无果的情况下，他们就容易滋生对社会的不满和排斥情绪。
（四）文化等非制度性因素导致青年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之间的隔阂
相较城市居民而言，青年流动人口的文化水平偏低，缺少城市化所需的技能，处于城市社会生活的边缘。身处城市的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虽然携带着乡村社会文化观念，但是大都向往文明先进的城市文化。他们中很少有人与当地城市居民有深入密切的交往，对城市文明的社会网络团体缺乏了解和接触，缺乏基本的法律意识，没有机会成为文明进步的城市社会网络团体的成员，进而接受正规的城市文化教育，因此，城市的一些纠纷及犯罪案件往往与他们相关联。
由于青年流动人口在思想和行为上更易受到同伴团体的影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青年流动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政府服务意识的缺失导致青年流动人口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文化等非制度性因素导致青年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之间的隔阂。所以，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者们必须关注这部分人群，对他们实施有效管理，从而维护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三、创新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管理，服务西北边疆地区社会稳定
处理好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对于维护边境地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流出地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要为其创造方便的工作、教育、交通、政策等条件。另一方面，流入地政府和相关部门也要为青年流动人口提供公平的城市生活所需要的医疗、保障、交通、住房、教育和社会融入等基础条件。
（一）加强青年流动人口自组织的建设和管理，进行情感引导和传递，建立高质量的同伴关系
青年流动人口可以通过模仿、观察、学习等途径强化其团体的问题行为，而同伴团体为青年流动人口的问题行为提供了获得某些信息和习得某种行为的机会。因此，研究青年团体，尤其是青年流动人口团体行为及其规范对于维护西北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尤为重要。
国外学者如马克·格拉诺维特、林南等，集中于研究个体行为如何受到其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个体如何通过人际关系网络结合为社会团体。我国学者从社会网络的功能、特征以及社会结构三个方面对我国的社会网络状况进行分析。例如，夏涛等对社会网络中的影响力进行了综述。边燕杰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居民求职和职业流动的重要作用。
相关管理部门要设法建立高质量的青年流动人口的同伴团体组织。在网络上查看、搜寻青年网民关注的热点，利用发掘网络社区活跃分子的社会网络分析法，甄别享有较高声望的意见领袖，跟踪了解青年流动人口团体中的“意见领袖”或者寻找团体间的“桥梁”，从而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及时纠正团体中的一些不良言论。同时，在日常管理中，相关政府部门可有意识地主动“培养”青年流动人口团体中的意见领袖，发挥其在虚拟或现实社区中的正向引导舆论作用，帮助充当“桥梁”的青年流动人口获得先进的城市文化信息，提高其社会资本和社会技能，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当地的社会环境。高质量的同伴关系有助于减少青年流动人口的问题行为。
在青年流动人口团体中建立高质量的同伴关系，首先需要对该团体进行形象塑造和情感传递，从情感上引导青年流动人口。通过对部分青年流动人口团体进行良好的形象塑造，可以有效增强其团体的凝聚力，激励团体的自豪感、荣誉感、责任感，使青年流动人口能够主动关注团体及其发展，进而使团体保持充足的吸引力和活力，从情感上引导青年流动人口的发展。西北边疆地区相关政府管理部门要善于发掘青年流动人口喜爱的团体形象，并且进行塑造，就可以通过该团体对青年流动人口施加影响，促成青年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良好认知。
青年流动人口往往通过情感交流和情感认同的方式来接受社会规范。由于同情而加入塔利班组织的不少阿富汗年轻人，在加入塔利班组织的过程中逐渐被同化为仇恨美国。塔利班通过情感交流和情感认同的方式传播其组织思想，影响了阿富汗年轻人的情感倾向及行为。
在青年流动人口同伴团体中建立高质量的同伴关系，需要组建一支专门从事青年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工作人员队伍，通过良好的团体形象塑造与情感传递使其从情感上引导青年流动人口，提高青年流动人口对于当地社会的情感认同程度和紧密联系程度，同化其思想并转变其行为习惯。
在青年流动人口同伴团体中建立高质量的同伴关系，也需要政府等管理部门培养和规范青年流动人口中的团体。目前存在着三类青年流动人口团体：一是青年流动人口自发成立和发展，并且具备一定规模的“自组织”，如同乡会等；二是政府组建的流动人口社会组织，如“流动人口协会”；三是由城市社会党工委主抓的流动党员党组织。[4] 青年流动人口团体服务和管理流动人口，扎根流动人口之中，能获得广泛认同。因此，政府应对青年流动人口社会组织进行发展和规范，充分发挥其在服务、沟通和监督等方面的职能，获得青年流动人口的认可。西北边疆地区对流动人口的组织管理可借鉴沿海城市的先进经验。例如，广州天河区成立的“猎德街流动人口协会”、浙江省慈溪市坎墩街道成立的“和谐促进会”等。这些团体组织为青年流动人口提供一些服务，因而得到青年流动人口的认可和欢迎。通过青年流动人口自组织来实现西北边疆地区青年人口的“自律”，可以有效维护西北边疆地区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
（二）对青年流动人口进行培训，使其成为“新市民”，融入城市社会
政府相关部门应当落实和加强对青年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培训。按照青年流动人口自愿、政府部门扶持引导的原则，展开多元化、多层次的培训，使他们成为“新市民”，规范他们的行为。对“新市民”培训的内容包括职业道德、城市规则、法制培训等，可以有效地矫正他们的一些不良思想和行为，弱化他们对城市的负面情绪，进而规范他们在城市的言行，强化对城市的认同感。通过为青年流动人口提供各种社会保障、维权等举措，吸引他们主动接受城市政府的管理。通过“获得居住证、户籍、评劳模”等措施，接纳他们参加政府组成和各项城市文化建设，增强他们的市民意识，培养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鼓励他们按照城市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进而与城市社会相容。通过这些培训可以逐步提升青年流动人口对于城市和国家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培养他们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促进西北边疆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
（三）提高相关管理部门的服务意识和管理责任，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权利诉求
政府职能部门和社区联合为青年流动人口提供就业、教育和生活等服务功能，缓解他们对城市的隔阂和敌视，换取他们主动接受城市的管理，进而掌握他们的全面信息。
相关政府管理部门要尊重和认可青年流动人口是城市“新市民”，维护他们正常的权利诉求。一方面，这样可以使青年流动人口从思想和言行上融入当地城市生活，促使他们自觉维护西北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城市政府改善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要维护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的权利诉求，需要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流动人口的权利和义务。政府部门还需发挥依托律师事务所、各类媒体和青年团体等力量建构青年流动人口的维权体系。
西北边疆地区政府部门要掌握青年流动人口的全面信息，必须统一规划和建立青年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进而有效地服务和管理青年流动人口。这就涉及要统一采集和汇总分析青年流动人口信息，建立综合公安、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城乡建设、卫生等部门的信息管理平台，实现青年流动人口信息的共享。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赛马场片区管委会部分社区实施的流动人口条码式智能化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加强对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的户籍地以及流入地之间的共同管理。收集保存青年流动人口的户籍资料，及时更新他们的相关信息。唯有如此，相关的政府管理部门才可以建立和有效关联全国的流动人口信息资料体系。这样才能动态地反映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资料、现实表现、变动轨迹、违法犯罪信息等情况。[5]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宣传，可以使青年流动人口主动去派出所办理居住证，发动辖区的热心群众对出现的青年流动人口多加注意和观察，及时向派出所民警汇报情况。
对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分类别、分等级地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与管理。政府管理部门可通过居住证来准确区分和掌握两类群体的信息。政府管理部门对遵纪守法、诚实劳动的青年流动人口提供市民化的服务，使其享受到城市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同时，政府管理部门应加强防范与监控青年流动人口中的“黑色群体”和“灰色群体”，如无照经营的小商贩、无所事事及曾经从事不法行为的青年人口。
（四）城市管理者和当地市民对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性接纳能够有效规范其言行
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生活、工作、文化习惯，就其本质而言，也是另一种地域文明的表现。城市管理者和当地市民需要用同情和理解的态度来督促和帮助他们改变不良的言行和习惯。若对他们进行排斥和持有敌视态度，就有可能影响他们对所在城市的忠诚度和认同感，甚至会引发当地城市社会的内部割裂，进而危及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西北边疆地区的城市管理者和当地市民态度的转变，对于规范青年流动人口的行为至关重要。因此，可通过多种手段来加强对城市管理者和当地市民的舆论宣传，拓展他们对于青年流动人口的接纳深度，有效沟通城市管理者、当地居民与青年流动人口的思想，加深他们之间的了解。
总之，西北边疆地区的城市管理者必须深入挖掘和深层次拓展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使青年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一样能够享受到同等的医疗、文化教育等服务。另外，城市管理者要对青年流动人口形成的社会组织或团体组织加以扶持、培养和规范，为青年流动人口及其团体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发挥青年流动人口团体对青年流动人口的正能量导向作用，更好地维护西北边疆地区社会和谐和稳定。
参考文献：
[1]杜瑾.城市适应视域下西北边疆地区流动人口犯罪预防研究[J].青海社会科学，
2014，（1）：113-118.
[2]侯珂.同伴团体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一项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J].心理发
展与教育，2014，（3）：259-267.
[3]年轻的暴恐分子[EB/OL].新闻1+1，（2014-08-25）[2015-10-24].http：//news.cntv.cn/
2014/08/25/VIDE1408978380135195.shtml.
[4]高国舫，吴百花.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的现实路径——基于杭州实践的讨论[J].观
察与思考，2014，（3）：43-48.
[5]宋红彬，张昆.反恐背景下新疆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初探[J].新疆大学学报，2011，（5）：
25-29.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摘 要： 近些年我国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其在对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对社会治理工作形成一系列挑战。青年流动人口在思想和行为上更易受到同伴团体的影响，一旦出现融入主流社会的挫败感以及城市治理的失序就更易导致社会冲突。因此，须加强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自组织的建设和管理，对其进行情感引导和传递，建立高质量的同伴关系；提高相关管理部门的服务意识和管理责任，保障其基本权利诉求；进行市民化培训，加强当地居民对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性接纳。
关键词： 青年流动人口管理； 同伴团体； 西北边疆地区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1.007
一、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的特征
在我国西北边疆地区流动人口中，青年占大多数。他们的特征表现为：
（一）数量持续增加，并且更加倾向于流向经济发达城市
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全国各地，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居多。他们居住分散，流动性大。以租赁房屋或工地同伙居住为主。这些因素给西北边疆地区的城市管理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和压力。
（二）年龄集中于20岁左右，容易受同伴团体的影响，法律意识薄弱
据统计，西北边疆地区流动人口犯罪人员中多是 14 到 30 岁的青少年。[1] 缺少家庭和学校教育引导的失学失管的青少年对社会的认知能力较低，对一些消极、错误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缺乏辨别能力和自觉抵制能力。他们在思想和行为上更易受同伴的影响。另外，很多青年流动人口由于文化程度比较低，法制观念淡薄，因此很容易被犯罪团伙以“同乡”、“同族”等关系加以利用，形成帮伙实施犯罪活动。
（三）带有浓厚的地域和民族观念，融入城市的愿望更为强烈
西北边疆地区流动人口带有浓厚的地域和民族观，因此他们极易抱团和排外。一方面，他们是传统乡村文化的携带者，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与城市居民有着很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他们的文化程度比父辈高，期望值比父辈高，忍耐力比父辈低，留在城市和融入当地社会的愿望更为强烈和迫切。
二、青年流动人口管理对西北边疆地区安全的挑战
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一旦出现融入主流社会的挫败感、城市治理的失序而导致的对政府不信任等就易导致社会冲突，引发城市社会的不稳定，进而威胁着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
（一）青年流动人口在思想和行为上更易受到同伴团体的影响
同伴团体对青年流动人口的问题行为具有显著的同化效应。[2] 在西北边疆地区，这种效应尤为明显。他们在与团体同伴生活和工作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学习和模仿某些不良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态度。乡缘、地缘等关系建立的人际网络对青年流动人口行为的影响存在多种形式。比如“近墨者黑”和“物以类聚”的影响。一方面，同伴团体对西北地区青年流动人口的思想和言行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青年流动人口自身在同伴团体中所处的位置（即社会地位），也会影响或者约束规范其言行和思想。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一般是鉴于某种民族认同的需要，或者与同伴团体内某个成员有契合的行为倾向而主动加入团体。同一地区、同一民族的青年人口流动时往往会选择聚居在一起。按照血缘、亲族或地域关系聚居的青年流动人口，容易受到他人的蛊惑和利用，产生一呼而起的作用，类似于社会心理学上的“羊群效应”。此外，犯罪团伙成员往往通过团体内部传帮带的形式利用青年流动人口共同实施犯罪活动。
2014年7月30日发生的杀害居玛塔伊尔大毛拉暴恐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努尔买买提·阿比迪力米提，19岁，初中文化，希望接触一些《古兰经》上的正规经文知识。他在工地打工时遇到了接触宗教极端思想一年半的艾尼·艾山，两人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一起到和田看暴恐视频学经。在接触宗教极端思想5个月后，在18岁的同伴艾尼·艾山的策划下实施了暴力恐怖活动。2014年6月15日和田棋盘室暴恐案件中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木尔扎提，19岁，与两名18岁同伴接触极端宗教思想仅1个多月，就听了同伴团伙的话残忍砍杀普通群众。类似的涉及新疆青年流动人口参与的暴恐案件，还有2014年3月1日的昆明火车站严重暴力恐怖案件，以及2014年9月21日的新疆轮台县阳霞镇暴力恐怖案件等等。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中都有不满20岁的青年流动人口。这些青年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低，法制观念淡薄，极易被极端宗教分子蛊惑和加以利用，形成一定的团伙共同参与策划和实施暴力恐怖活动。
本·拉登曾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正在物色15-25岁的年轻人，作为该组织的普通战士来说，他们是最有价值和最容易调教的。[3] 显然，恐怖分子在争取年轻人。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更应当关注和争取这部分缺乏正规宗教知识的青年流动人口，使他们自觉抵制恐怖组织或其他反社会邪教组织的利用，成为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
（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青年流动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青年流动人口无法取得城市的“市民待遇”，从而接受正规的宗教知识教育和城市化培训。一方面， 青年流动人口如果无法融入城市生活，进而无法成为城市社会的一部分，他们就会对所生活的城市及其社区缺乏归属感，也就无法培养他们城市文明所需要的现代思维和现代化思想意识。另一方面， 尽管青年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意愿强烈，但由于缺乏文化教育和人际关系网络资源而导致被边缘化而产生一定的反社会情绪。一旦这种情绪受到极端宗教思想的教唆，极易产生极端的暴力恐怖活动等反社会行为。
（三）政府服务意识的缺失导致青年流动人口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
目前，对外来人口管理中具体的、硬性的限制措施较多，保护和服务的措施少。无论是“以证管人”，还是“以房管人”，抑或是“以业管人”的管理体制，都体现了传统的以治安管理为核心而非以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为核心的流动人口管理工作。这种传统的侧重于防范心理的青年流动人口管理理念由于缺少服务和帮助意识，使得青年流动人口容易被边缘化，与相关管理部门之间产生对立的情绪，进而减弱了他们对于城市社会的安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导致他们无法真正从内心来接受城市的管理约束、配合城市的管理，按照城市文明的要求来管理自我。在缺少正常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或者通过正常渠道争取自己利益无果的情况下，他们就容易滋生对社会的不满和排斥情绪。
（四）文化等非制度性因素导致青年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之间的隔阂
相较城市居民而言，青年流动人口的文化水平偏低，缺少城市化所需的技能，处于城市社会生活的边缘。身处城市的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虽然携带着乡村社会文化观念，但是大都向往文明先进的城市文化。他们中很少有人与当地城市居民有深入密切的交往，对城市文明的社会网络团体缺乏了解和接触，缺乏基本的法律意识，没有机会成为文明进步的城市社会网络团体的成员，进而接受正规的城市文化教育，因此，城市的一些纠纷及犯罪案件往往与他们相关联。
由于青年流动人口在思想和行为上更易受到同伴团体的影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青年流动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政府服务意识的缺失导致青年流动人口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文化等非制度性因素导致青年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之间的隔阂。所以，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者们必须关注这部分人群，对他们实施有效管理，从而维护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三、创新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管理，服务西北边疆地区社会稳定
处理好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对于维护边境地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流出地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要为其创造方便的工作、教育、交通、政策等条件。另一方面，流入地政府和相关部门也要为青年流动人口提供公平的城市生活所需要的医疗、保障、交通、住房、教育和社会融入等基础条件。
（一）加强青年流动人口自组织的建设和管理，进行情感引导和传递，建立高质量的同伴关系
青年流动人口可以通过模仿、观察、学习等途径强化其团体的问题行为，而同伴团体为青年流动人口的问题行为提供了获得某些信息和习得某种行为的机会。因此，研究青年团体，尤其是青年流动人口团体行为及其规范对于维护西北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尤为重要。
国外学者如马克·格拉诺维特、林南等，集中于研究个体行为如何受到其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个体如何通过人际关系网络结合为社会团体。我国学者从社会网络的功能、特征以及社会结构三个方面对我国的社会网络状况进行分析。例如，夏涛等对社会网络中的影响力进行了综述。边燕杰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居民求职和职业流动的重要作用。
相关管理部门要设法建立高质量的青年流动人口的同伴团体组织。在网络上查看、搜寻青年网民关注的热点，利用发掘网络社区活跃分子的社会网络分析法，甄别享有较高声望的意见领袖，跟踪了解青年流动人口团体中的“意见领袖”或者寻找团体间的“桥梁”，从而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及时纠正团体中的一些不良言论。同时，在日常管理中，相关政府部门可有意识地主动“培养”青年流动人口团体中的意见领袖，发挥其在虚拟或现实社区中的正向引导舆论作用，帮助充当“桥梁”的青年流动人口获得先进的城市文化信息，提高其社会资本和社会技能，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当地的社会环境。高质量的同伴关系有助于减少青年流动人口的问题行为。
在青年流动人口团体中建立高质量的同伴关系，首先需要对该团体进行形象塑造和情感传递，从情感上引导青年流动人口。通过对部分青年流动人口团体进行良好的形象塑造，可以有效增强其团体的凝聚力，激励团体的自豪感、荣誉感、责任感，使青年流动人口能够主动关注团体及其发展，进而使团体保持充足的吸引力和活力，从情感上引导青年流动人口的发展。西北边疆地区相关政府管理部门要善于发掘青年流动人口喜爱的团体形象，并且进行塑造，就可以通过该团体对青年流动人口施加影响，促成青年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良好认知。
青年流动人口往往通过情感交流和情感认同的方式来接受社会规范。由于同情而加入塔利班组织的不少阿富汗年轻人，在加入塔利班组织的过程中逐渐被同化为仇恨美国。塔利班通过情感交流和情感认同的方式传播其组织思想，影响了阿富汗年轻人的情感倾向及行为。
在青年流动人口同伴团体中建立高质量的同伴关系，需要组建一支专门从事青年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工作人员队伍，通过良好的团体形象塑造与情感传递使其从情感上引导青年流动人口，提高青年流动人口对于当地社会的情感认同程度和紧密联系程度，同化其思想并转变其行为习惯。
在青年流动人口同伴团体中建立高质量的同伴关系，也需要政府等管理部门培养和规范青年流动人口中的团体。目前存在着三类青年流动人口团体：一是青年流动人口自发成立和发展，并且具备一定规模的“自组织”，如同乡会等；二是政府组建的流动人口社会组织，如“流动人口协会”；三是由城市社会党工委主抓的流动党员党组织。[4] 青年流动人口团体服务和管理流动人口，扎根流动人口之中，能获得广泛认同。因此，政府应对青年流动人口社会组织进行发展和规范，充分发挥其在服务、沟通和监督等方面的职能，获得青年流动人口的认可。西北边疆地区对流动人口的组织管理可借鉴沿海城市的先进经验。例如，广州天河区成立的“猎德街流动人口协会”、浙江省慈溪市坎墩街道成立的“和谐促进会”等。这些团体组织为青年流动人口提供一些服务，因而得到青年流动人口的认可和欢迎。通过青年流动人口自组织来实现西北边疆地区青年人口的“自律”，可以有效维护西北边疆地区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
（二）对青年流动人口进行培训，使其成为“新市民”，融入城市社会
政府相关部门应当落实和加强对青年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培训。按照青年流动人口自愿、政府部门扶持引导的原则，展开多元化、多层次的培训，使他们成为“新市民”，规范他们的行为。对“新市民”培训的内容包括职业道德、城市规则、法制培训等，可以有效地矫正他们的一些不良思想和行为，弱化他们对城市的负面情绪，进而规范他们在城市的言行，强化对城市的认同感。通过为青年流动人口提供各种社会保障、维权等举措，吸引他们主动接受城市政府的管理。通过“获得居住证、户籍、评劳模”等措施，接纳他们参加政府组成和各项城市文化建设，增强他们的市民意识，培养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鼓励他们按照城市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进而与城市社会相容。通过这些培训可以逐步提升青年流动人口对于城市和国家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培养他们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促进西北边疆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
（三）提高相关管理部门的服务意识和管理责任，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权利诉求
政府职能部门和社区联合为青年流动人口提供就业、教育和生活等服务功能，缓解他们对城市的隔阂和敌视，换取他们主动接受城市的管理，进而掌握他们的全面信息。
相关政府管理部门要尊重和认可青年流动人口是城市“新市民”，维护他们正常的权利诉求。一方面，这样可以使青年流动人口从思想和言行上融入当地城市生活，促使他们自觉维护西北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城市政府改善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要维护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的权利诉求，需要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流动人口的权利和义务。政府部门还需发挥依托律师事务所、各类媒体和青年团体等力量建构青年流动人口的维权体系。
西北边疆地区政府部门要掌握青年流动人口的全面信息，必须统一规划和建立青年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进而有效地服务和管理青年流动人口。这就涉及要统一采集和汇总分析青年流动人口信息，建立综合公安、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城乡建设、卫生等部门的信息管理平台，实现青年流动人口信息的共享。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赛马场片区管委会部分社区实施的流动人口条码式智能化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加强对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的户籍地以及流入地之间的共同管理。收集保存青年流动人口的户籍资料，及时更新他们的相关信息。唯有如此，相关的政府管理部门才可以建立和有效关联全国的流动人口信息资料体系。这样才能动态地反映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资料、现实表现、变动轨迹、违法犯罪信息等情况。[5]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宣传，可以使青年流动人口主动去派出所办理居住证，发动辖区的热心群众对出现的青年流动人口多加注意和观察，及时向派出所民警汇报情况。
对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分类别、分等级地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与管理。政府管理部门可通过居住证来准确区分和掌握两类群体的信息。政府管理部门对遵纪守法、诚实劳动的青年流动人口提供市民化的服务，使其享受到城市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同时，政府管理部门应加强防范与监控青年流动人口中的“黑色群体”和“灰色群体”，如无照经营的小商贩、无所事事及曾经从事不法行为的青年人口。
（四）城市管理者和当地市民对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性接纳能够有效规范其言行
西北边疆地区青年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生活、工作、文化习惯，就其本质而言，也是另一种地域文明的表现。城市管理者和当地市民需要用同情和理解的态度来督促和帮助他们改变不良的言行和习惯。若对他们进行排斥和持有敌视态度，就有可能影响他们对所在城市的忠诚度和认同感，甚至会引发当地城市社会的内部割裂，进而危及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西北边疆地区的城市管理者和当地市民态度的转变，对于规范青年流动人口的行为至关重要。因此，可通过多种手段来加强对城市管理者和当地市民的舆论宣传，拓展他们对于青年流动人口的接纳深度，有效沟通城市管理者、当地居民与青年流动人口的思想，加深他们之间的了解。
总之，西北边疆地区的城市管理者必须深入挖掘和深层次拓展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使青年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一样能够享受到同等的医疗、文化教育等服务。另外，城市管理者要对青年流动人口形成的社会组织或团体组织加以扶持、培养和规范，为青年流动人口及其团体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发挥青年流动人口团体对青年流动人口的正能量导向作用，更好地维护西北边疆地区社会和谐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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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