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海轮起义伉俪
费新安是原上海海运局著名船长。解放前夕，他在台湾高雄，蒋经国请他吃饭，此事使得他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13艘海轮起义，12艘胜利返回广州后，敌特誓将最后一艘“登禹”轮炸沉，以向蒋介石交代，费新安又出什么妙计使“登禹”轮脱险？“登禹”轮，1944年美国造，3 265总吨，4 100载重吨，1 176匹马力，回广州后改名“南海157”轮。
一、坚决参加起义成骨干
费新安祖籍上海川沙塘镇人，父亲费松云，在北京开成衣铺，有雇工，为小业主。费新安生于1922年正月，从小随父母在北京长大，说一口京片子。
1949年10月27日，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大副提着藤条箱，昂首挺胸，一副军人风范，登上了正在香港修船的“教仁”轮（纪念宋教仁）舷梯。他就是刚从台湾高雄派来的费新安大副。身材魁梧的王俊山船长满脸笑容，表示欢迎：“乘什么船来的？”“ 乘‘麟阁轮来的。王船长，‘教仁轮什么时候修好？什么时候开船？”费新安问道。王俊山让费新安进了自己的船长室，压低了嗓音问：“夫人怎么没有带来？”王船长参与陈天骏等人秘密策划的香港滞港海轮起义的活动，便告诉费大副，船恐怕不会开了，等英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教仁”轮就要参加起义。王船长让他赶快发电报给妻子，叫她赶快到香港来，先住在船上。
住在高雄中华路上的孙美瑛接到丈夫费新安的电报，很是兴奋，立即去购买了11月3日飞香港的机票。
孙美瑛，上海人，1929年生于北京，父母与费松云均在北京开成衣铺，毕业于北京燕京附中。1948年，端正秀丽的她，来上海与费新安结婚，住在丈夫原来的教官宿舍里。
费新安少年进北京教会学校孔德小学上学，与原外交部副部长韩叙同窗。1935年，费新安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进行罢课。1938年，公费进保定师范求学。1940年，他借了同学周士元的毕业证书，报考了伪上海海军学校，1943年毕业。抗战胜利后，由于妻子孙美瑛与招商局黄慕宗有亲戚关系，费新安与5位同学一同进入招商局工作。1947年底的一天，他遇到中共地下党员韩叙。脸形微长的韩叙对费新安说，革命发展很快，希望费新安站到人民这一边来，跟共产党走。这次交谈对费新安起到了重要作用，使他看到了新的方向。
1948年6月，费新安调任“自忠”轮二副，跑远洋。孙美瑛跟着丈夫一起跑远洋，这是她人生最快乐的时光。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费新安带着孙美瑛随“登禹”轮（纪念抗日名将赵登禹）到了台湾；6月，他升任“自忠”轮大副；8月又调到高雄港抛老锚船“延恺”轮任大副，也无所事事，常买些申报之类报刊阅读，看到老蒋几百万大军被歼灭，思想很有触动，有所觉悟。在高雄港内抛老锚期间，8月22日，装运军火的“众利”轮发生了大爆炸，危在旦夕，没有船长，费大副毅然起锚把船开到港外避难，精神可嘉。
1950年1月15日，费新安在“教仁”轮参加了13轮起义不久，便被调往“登禹”轮任大副，船长原为“江亚”轮的沈达才船长，广东人，有甲级船长证书。是年1月22日，万吨船“海玄”轮在新加坡起义成功，由于船长薛邦祥因妻子在台湾没有参加起义，香港招商局便将沈达才调往“海玄”轮任船长。他走后，“登禹”轮便由费新安大副当家，实际上为代理船长，主持全船工作。费新安不但要负责“登禹”轮护船重任，还要积极参加香港招商局起义后成立的海员工会活动，成为13轮护船积极分子。船上电报主任朱广生当选海员工会副主任，费新安当选海员工会文教部部长。
随着台湾派来的特务和旧海员工会的拉拢挑拨，少数沾有不良习气的船员与特务相勾结，破坏护产工作。他们寻衅闹事，“海厦”轮服务生叫陈咏赓和“海汉”轮舒某等人不服从调动，跑到董华民办公室闹事，扬言要打董代表。于是，党代表董华民召集费新安等七八人组成纠察队，在招商局机关值班，别有用心的人从此不敢再来闹事。
董华民，山东莱阳人，高中文化，约1937年参加人民解放军，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为接管上海招商局的军代表，分管业务处，是招商局第一届党委委员，13轮起义后，来香港领导13轮的护产工作。他艰苦朴素，党性强，组织能力强。
二、孙美瑛当团长带领家属返沪
1950年5月，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解放了，在香港起义的13艘海轮可以开回广州了。但董华民和汤经理想，住在各船上的船员家属与子女近二百人，必须先回上海，船才能起锚开航。家属们一听到叫她们回上海，议论纷纷，不肯离船，提出好多理由。
在家属座谈会上，董华民请孙美瑛向家属作动员，关于家属关心的工资问题和老公协商好；房子困难，由董代表向招商局申请。家属们听了孙美瑛和董华民的许诺而放下心来。
7月6日，董华民与汤经理亲赴九龙火车站，欢送183名家属返沪，孙美瑛当团长。上海招商局军管会军代表于眉和邓寅冬在局六楼大礼堂召开欢迎大会，欢迎家属们光荣归来，还演戏慰问大家。回到上海后，她的团长工作并没有结束，又忙着为大家看房子，找工作，帮孩子找学校。好在解放前夕，国民党把大批船员撤往台湾，招商局造的招商一村、二村空出了不少房子。
不久，孙美瑛又当选虹口区妇联副主任，后来又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第一次发给她生活津贴28元。她把钱大多帮助了有困难的家属付学费或孩子牛奶费，从此，她一直在虹口区政协与妇联工作。1959年，当选区政协副秘书长，多次被评为“六好”积极分子、“三八”红旗手。直到1998年退休后，她还当选区政协之友社理事。
三、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家属们回上海，特务们一看苗头不对，知道起义的13轮要开回广州了，便拼命造谣惑众，拉拢少数船员搞破坏，或策划反起义和劫船。到1950年9月底，起义的13艘海轮陆续开回广州，其中“中106”、“民312”、“成功”、“教仁”、“邓铿”、“蔡锷”、“海康”、“林森”、“海汉”等轮都顺利地离港，驶抵广州黄埔。
特务们狗急跳墙，疯狂反扑。“鸿章”轮开航前，费新安已接到董华民指示，动员“登禹”轮船员宋志君、宋士杰、殷根宝、姚长根等人前来支援。费新安对大家说，“鸿章”轮今天开船，我们去欢送。如果有人不愿去广州，我们就要顶岗开船。大家说，听费大副的。他们一路奔跑，赶到西营盘招商局码头时，果然“鸿章”轮水手长王鸿文等人手持铁棒不许开船。在各轮支援下，“鸿章”轮又忙着重新生火，准备开船。1950年9月17日上午，“鸿章”轮在《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中解缆开航，前往广州。10月9日，“海厦”轮在驶回广州途中，遭到特务设置的定时炸弹的破坏，两名船员牺牲，但船还是开回了广州。
费新安向董华民提出，“登禹”轮也早点开回黄埔。董华民与助手杨再新研究后，把刘维英的弟弟刘维杰调到“登禹”轮来协助他当三副，说“登禹”轮的骨干力量更强了，有联络员牟玉乐、朱广生、李村，以及刘三副等，你放心修船，修好后就开回来。
面对党代表如此信任，费新安盘算着与朱广生等人研究护船计划。对几个行动可疑船员，他派专人盯住；每天安排值班人员注意上下船的修理工人；每天下班后睡觉前，他与李村、刘维杰等人巡查甲板，轮机员巡查机舱角角落落，特别是防定时炸弹。由于特务要暗杀董华民，他已撤到广州。
特务近来活动频繁，费新安与起义骨干研究分析，认为修船与护产不能兼顾，护产重于修船，回到广州一样可以修船。费新安又与朱广生两三个人研究决定，写信给董华民，汇报了工作与困难处境，并建议：“在修船与护产矛盾日趋尖锐、不可兼顾的情况下，为确保护产斗争全面胜利，‘登禹轮是否暂时停止修船，雇用拖轮，出其不意地将‘登禹轮拖离香港水域，再由‘民302轮接应，拖回广州。”
董华民接到费新安来信，十分重视，认为他的建议正确，立即回信，同意将“登禹”轮马上拖回广州来，要他立即与左文渊等人研究具体行动计划，要周密。他叮嘱费：“一定要牢记‘海厦轮血的教训，务必确保船员生命和国家财产的绝对安全。”
10月16日，费新安与朱广生一起找到左文渊、瞿唐、钱公铸，研究了具体行动计划，行动要保密，防止敌人孤注一掷。10月18日，左文渊就租来两艘拖轮把船拖离船厂，到昂船洲抛锚。19日晚上，费新安召开起义骨干紧急会议，布置任务。20日上午10时，派来开船的朱鸿钧船长登船，左文渊带来的两艘拖轮靠上“登禹”轮，费大副叫船员在前舱甲板集合，宣布马上把船拖往广州。大家一律在甲板上不要走动或回房间，防止有人搞阴谋。根据费新安的安排，组成三路巡查小组，再对全船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可疑物后，“登禹”轮在朱船长和费大副指挥下拖离香港，到达大铲岛，已看到“民302”轮前来接应了。傍晚时分，“登禹”轮终于胜利到达黄埔。
13轮起义胜利是中国航海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此，周恩来总理发来嘉奖电。
费新安从一个旧军官到1950年1月15日参加香港13轮起义，并成为起义骨干，这是他脱胎换骨的华丽转身，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特别是“登禹”轮罢脱了险境，安全返回广州，费新安功不可没。
四、在中波公司的远洋生涯
费新安与数百名起义船员回国后，1951年1月至6月，在南京海员学校培训班学习。他作为起义骨干，与陆俊超、林树伟、姚淼周等起义骨干，被派往中波公司跑远洋。费新安到中波公司工作两年半，先后出任“国际友谊”轮、“兄弟”轮、“耶顿诺奇”轮大副。由于考虑起义船员的安全问题，派往中波公司的起义骨干先后调回国内。
费新安1954年调入上海海运局大连分公司，在“和平1”号轮（“大江”轮）任大副，与军代表徐文耀相识。1956年，费新安升任“和平10”轮船长，跟指导老船长李启法实习，不久成为正式船长。由于他多年安全航行和工作出色，被选为旅大市政协委员
（1960～1964）。1963年12月，当选辽宁省人大代表。
后来，大连分公司的船舶并入海运局。费新安任“和平15”轮船长，由于技术水平高，不久调任“大庆42”轮船长，并在众多大型油轮任船长。他写了很多技术论文，如《正确处理船舶避碰的几个关系》等，由人民交通出版社编辑发行。他获得“五好”船长等光荣称号，成为海运战线的著名船长。
五、“文革”中坚守节操
“文革”中，费新安与陆俊超、张慕忠等起义骨干，纷纷被送进海运局六号桥“牛棚”（学校）审查交代。专案组人员手里拿着一叠纸，威胁费新安是假起义真派遣。费新安听了，神经顿时紧绷。他如实交代，又列举了起义归来的证人。
费新安在回忆录写道：“ 文革专案组搞起义船员专题学习班时，才真相大白，恍然大悟。原来，他们这些自以为起义有功的船员，背后还背着一口 ‘假起义真派遣的黑锅，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自己的麻烦远远没有完呢。”
1967年冬天，孙美瑛也被关进了六号桥，专案组逼她揭发费新安。孙美瑛关在楼上一个单间里，只有一只破箱子作桌子写揭发材料，睡地铺，下面铺的是稻草。天气冷，她向专案组提出自己有妇女病，这环境太不人道。专案组见她是虹口区政协副秘书长，便把她换到三楼一间大客厅，有写字台、靠背椅，送上毛选四卷，让她学习。
她写了很多材料，都是揭发费新安在起义中的积极表现，写他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的《矛盾论》《实线论》，来指导航海。专案人员看了这些揭发材料，哭笑不得。孙美瑛被关了三个星期，专案组见她什么也没有揭发，便把她交给居住地派出所，要她随叫随到。当时，凡参加起义的骨干分子都当派遣特务来揪，结果四五百名起义船员一个特务也没有揪出来，倒是伤害了一大批起义骨干，费新安不当船长去烧大炉。
六、退休后再进中波公司
费新安下放劳动烧大炉长达6年，当时他45岁左右，年富力强，却遭到“文革”的迫害，令人惋惜。一直到1973年才恢复上船工作。1982年12月24日，上级部门为费新安作了结论，肯定他 “参加13轮起义是爱国行动”，“文革”中对他进行的所谓审查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迫害，应予平反，恢复名誉。”
费新安恢复船长职务后，1980年去北京参加航海技术人员代表大会，遇到老朋友徐文耀。他时任中波公司党委书记。他邀请费新安退休后再去中波公司当船长。1982年春，费新安退休不久，便接到徐书记的邀请电话，说现在中波公司造的新船多，船长紧缺，希望费船长大力支持。为此，费船长应邀重返中波公司工作，出任新出厂的“张衡”轮船长。这艘集装箱多用途船设备很先进，令他大开眼界。他感到挂着五星红旗的新船通过台湾海峡，驶向欧洲，是自己人生的荣幸。
他在重返远洋生涯的两年中，对卫星定位、避碰问题与灾害性天气等三大难题取得了新的认知，收获颇多。1984年，费新安离开中波公司“泰兴”轮后，又与高功勋、徐文耀等人成立了“环球航海技术咨询服务中心”，任副总经理，干得很出色。1993年，费新安与刘维英、王俊山等人应邀参加招商局成立120周年庆典，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
一、坚决参加起义成骨干
费新安祖籍上海川沙塘镇人，父亲费松云，在北京开成衣铺，有雇工，为小业主。费新安生于1922年正月，从小随父母在北京长大，说一口京片子。
1949年10月27日，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大副提着藤条箱，昂首挺胸，一副军人风范，登上了正在香港修船的“教仁”轮（纪念宋教仁）舷梯。他就是刚从台湾高雄派来的费新安大副。身材魁梧的王俊山船长满脸笑容，表示欢迎：“乘什么船来的？”“ 乘‘麟阁轮来的。王船长，‘教仁轮什么时候修好？什么时候开船？”费新安问道。王俊山让费新安进了自己的船长室，压低了嗓音问：“夫人怎么没有带来？”王船长参与陈天骏等人秘密策划的香港滞港海轮起义的活动，便告诉费大副，船恐怕不会开了，等英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教仁”轮就要参加起义。王船长让他赶快发电报给妻子，叫她赶快到香港来，先住在船上。
住在高雄中华路上的孙美瑛接到丈夫费新安的电报，很是兴奋，立即去购买了11月3日飞香港的机票。
孙美瑛，上海人，1929年生于北京，父母与费松云均在北京开成衣铺，毕业于北京燕京附中。1948年，端正秀丽的她，来上海与费新安结婚，住在丈夫原来的教官宿舍里。
费新安少年进北京教会学校孔德小学上学，与原外交部副部长韩叙同窗。1935年，费新安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进行罢课。1938年，公费进保定师范求学。1940年，他借了同学周士元的毕业证书，报考了伪上海海军学校，1943年毕业。抗战胜利后，由于妻子孙美瑛与招商局黄慕宗有亲戚关系，费新安与5位同学一同进入招商局工作。1947年底的一天，他遇到中共地下党员韩叙。脸形微长的韩叙对费新安说，革命发展很快，希望费新安站到人民这一边来，跟共产党走。这次交谈对费新安起到了重要作用，使他看到了新的方向。
1948年6月，费新安调任“自忠”轮二副，跑远洋。孙美瑛跟着丈夫一起跑远洋，这是她人生最快乐的时光。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费新安带着孙美瑛随“登禹”轮（纪念抗日名将赵登禹）到了台湾；6月，他升任“自忠”轮大副；8月又调到高雄港抛老锚船“延恺”轮任大副，也无所事事，常买些申报之类报刊阅读，看到老蒋几百万大军被歼灭，思想很有触动，有所觉悟。在高雄港内抛老锚期间，8月22日，装运军火的“众利”轮发生了大爆炸，危在旦夕，没有船长，费大副毅然起锚把船开到港外避难，精神可嘉。
1950年1月15日，费新安在“教仁”轮参加了13轮起义不久，便被调往“登禹”轮任大副，船长原为“江亚”轮的沈达才船长，广东人，有甲级船长证书。是年1月22日，万吨船“海玄”轮在新加坡起义成功，由于船长薛邦祥因妻子在台湾没有参加起义，香港招商局便将沈达才调往“海玄”轮任船长。他走后，“登禹”轮便由费新安大副当家，实际上为代理船长，主持全船工作。费新安不但要负责“登禹”轮护船重任，还要积极参加香港招商局起义后成立的海员工会活动，成为13轮护船积极分子。船上电报主任朱广生当选海员工会副主任，费新安当选海员工会文教部部长。
随着台湾派来的特务和旧海员工会的拉拢挑拨，少数沾有不良习气的船员与特务相勾结，破坏护产工作。他们寻衅闹事，“海厦”轮服务生叫陈咏赓和“海汉”轮舒某等人不服从调动，跑到董华民办公室闹事，扬言要打董代表。于是，党代表董华民召集费新安等七八人组成纠察队，在招商局机关值班，别有用心的人从此不敢再来闹事。
董华民，山东莱阳人，高中文化，约1937年参加人民解放军，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为接管上海招商局的军代表，分管业务处，是招商局第一届党委委员，13轮起义后，来香港领导13轮的护产工作。他艰苦朴素，党性强，组织能力强。
二、孙美瑛当团长带领家属返沪
1950年5月，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解放了，在香港起义的13艘海轮可以开回广州了。但董华民和汤经理想，住在各船上的船员家属与子女近二百人，必须先回上海，船才能起锚开航。家属们一听到叫她们回上海，议论纷纷，不肯离船，提出好多理由。
在家属座谈会上，董华民请孙美瑛向家属作动员，关于家属关心的工资问题和老公协商好；房子困难，由董代表向招商局申请。家属们听了孙美瑛和董华民的许诺而放下心来。
7月6日，董华民与汤经理亲赴九龙火车站，欢送183名家属返沪，孙美瑛当团长。上海招商局军管会军代表于眉和邓寅冬在局六楼大礼堂召开欢迎大会，欢迎家属们光荣归来，还演戏慰问大家。回到上海后，她的团长工作并没有结束，又忙着为大家看房子，找工作，帮孩子找学校。好在解放前夕，国民党把大批船员撤往台湾，招商局造的招商一村、二村空出了不少房子。
不久，孙美瑛又当选虹口区妇联副主任，后来又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第一次发给她生活津贴28元。她把钱大多帮助了有困难的家属付学费或孩子牛奶费，从此，她一直在虹口区政协与妇联工作。1959年，当选区政协副秘书长，多次被评为“六好”积极分子、“三八”红旗手。直到1998年退休后，她还当选区政协之友社理事。
三、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家属们回上海，特务们一看苗头不对，知道起义的13轮要开回广州了，便拼命造谣惑众，拉拢少数船员搞破坏，或策划反起义和劫船。到1950年9月底，起义的13艘海轮陆续开回广州，其中“中106”、“民312”、“成功”、“教仁”、“邓铿”、“蔡锷”、“海康”、“林森”、“海汉”等轮都顺利地离港，驶抵广州黄埔。
特务们狗急跳墙，疯狂反扑。“鸿章”轮开航前，费新安已接到董华民指示，动员“登禹”轮船员宋志君、宋士杰、殷根宝、姚长根等人前来支援。费新安对大家说，“鸿章”轮今天开船，我们去欢送。如果有人不愿去广州，我们就要顶岗开船。大家说，听费大副的。他们一路奔跑，赶到西营盘招商局码头时，果然“鸿章”轮水手长王鸿文等人手持铁棒不许开船。在各轮支援下，“鸿章”轮又忙着重新生火，准备开船。1950年9月17日上午，“鸿章”轮在《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中解缆开航，前往广州。10月9日，“海厦”轮在驶回广州途中，遭到特务设置的定时炸弹的破坏，两名船员牺牲，但船还是开回了广州。
费新安向董华民提出，“登禹”轮也早点开回黄埔。董华民与助手杨再新研究后，把刘维英的弟弟刘维杰调到“登禹”轮来协助他当三副，说“登禹”轮的骨干力量更强了，有联络员牟玉乐、朱广生、李村，以及刘三副等，你放心修船，修好后就开回来。
面对党代表如此信任，费新安盘算着与朱广生等人研究护船计划。对几个行动可疑船员，他派专人盯住；每天安排值班人员注意上下船的修理工人；每天下班后睡觉前，他与李村、刘维杰等人巡查甲板，轮机员巡查机舱角角落落，特别是防定时炸弹。由于特务要暗杀董华民，他已撤到广州。
特务近来活动频繁，费新安与起义骨干研究分析，认为修船与护产不能兼顾，护产重于修船，回到广州一样可以修船。费新安又与朱广生两三个人研究决定，写信给董华民，汇报了工作与困难处境，并建议：“在修船与护产矛盾日趋尖锐、不可兼顾的情况下，为确保护产斗争全面胜利，‘登禹轮是否暂时停止修船，雇用拖轮，出其不意地将‘登禹轮拖离香港水域，再由‘民302轮接应，拖回广州。”
董华民接到费新安来信，十分重视，认为他的建议正确，立即回信，同意将“登禹”轮马上拖回广州来，要他立即与左文渊等人研究具体行动计划，要周密。他叮嘱费：“一定要牢记‘海厦轮血的教训，务必确保船员生命和国家财产的绝对安全。”
10月16日，费新安与朱广生一起找到左文渊、瞿唐、钱公铸，研究了具体行动计划，行动要保密，防止敌人孤注一掷。10月18日，左文渊就租来两艘拖轮把船拖离船厂，到昂船洲抛锚。19日晚上，费新安召开起义骨干紧急会议，布置任务。20日上午10时，派来开船的朱鸿钧船长登船，左文渊带来的两艘拖轮靠上“登禹”轮，费大副叫船员在前舱甲板集合，宣布马上把船拖往广州。大家一律在甲板上不要走动或回房间，防止有人搞阴谋。根据费新安的安排，组成三路巡查小组，再对全船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可疑物后，“登禹”轮在朱船长和费大副指挥下拖离香港，到达大铲岛，已看到“民302”轮前来接应了。傍晚时分，“登禹”轮终于胜利到达黄埔。
13轮起义胜利是中国航海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此，周恩来总理发来嘉奖电。
费新安从一个旧军官到1950年1月15日参加香港13轮起义，并成为起义骨干，这是他脱胎换骨的华丽转身，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特别是“登禹”轮罢脱了险境，安全返回广州，费新安功不可没。
四、在中波公司的远洋生涯
费新安与数百名起义船员回国后，1951年1月至6月，在南京海员学校培训班学习。他作为起义骨干，与陆俊超、林树伟、姚淼周等起义骨干，被派往中波公司跑远洋。费新安到中波公司工作两年半，先后出任“国际友谊”轮、“兄弟”轮、“耶顿诺奇”轮大副。由于考虑起义船员的安全问题，派往中波公司的起义骨干先后调回国内。
费新安1954年调入上海海运局大连分公司，在“和平1”号轮（“大江”轮）任大副，与军代表徐文耀相识。1956年，费新安升任“和平10”轮船长，跟指导老船长李启法实习，不久成为正式船长。由于他多年安全航行和工作出色，被选为旅大市政协委员
（1960～1964）。1963年12月，当选辽宁省人大代表。
后来，大连分公司的船舶并入海运局。费新安任“和平15”轮船长，由于技术水平高，不久调任“大庆42”轮船长，并在众多大型油轮任船长。他写了很多技术论文，如《正确处理船舶避碰的几个关系》等，由人民交通出版社编辑发行。他获得“五好”船长等光荣称号，成为海运战线的著名船长。
五、“文革”中坚守节操
“文革”中，费新安与陆俊超、张慕忠等起义骨干，纷纷被送进海运局六号桥“牛棚”（学校）审查交代。专案组人员手里拿着一叠纸，威胁费新安是假起义真派遣。费新安听了，神经顿时紧绷。他如实交代，又列举了起义归来的证人。
费新安在回忆录写道：“ 文革专案组搞起义船员专题学习班时，才真相大白，恍然大悟。原来，他们这些自以为起义有功的船员，背后还背着一口 ‘假起义真派遣的黑锅，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自己的麻烦远远没有完呢。”
1967年冬天，孙美瑛也被关进了六号桥，专案组逼她揭发费新安。孙美瑛关在楼上一个单间里，只有一只破箱子作桌子写揭发材料，睡地铺，下面铺的是稻草。天气冷，她向专案组提出自己有妇女病，这环境太不人道。专案组见她是虹口区政协副秘书长，便把她换到三楼一间大客厅，有写字台、靠背椅，送上毛选四卷，让她学习。
她写了很多材料，都是揭发费新安在起义中的积极表现，写他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的《矛盾论》《实线论》，来指导航海。专案人员看了这些揭发材料，哭笑不得。孙美瑛被关了三个星期，专案组见她什么也没有揭发，便把她交给居住地派出所，要她随叫随到。当时，凡参加起义的骨干分子都当派遣特务来揪，结果四五百名起义船员一个特务也没有揪出来，倒是伤害了一大批起义骨干，费新安不当船长去烧大炉。
六、退休后再进中波公司
费新安下放劳动烧大炉长达6年，当时他45岁左右，年富力强，却遭到“文革”的迫害，令人惋惜。一直到1973年才恢复上船工作。1982年12月24日，上级部门为费新安作了结论，肯定他 “参加13轮起义是爱国行动”，“文革”中对他进行的所谓审查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迫害，应予平反，恢复名誉。”
费新安恢复船长职务后，1980年去北京参加航海技术人员代表大会，遇到老朋友徐文耀。他时任中波公司党委书记。他邀请费新安退休后再去中波公司当船长。1982年春，费新安退休不久，便接到徐书记的邀请电话，说现在中波公司造的新船多，船长紧缺，希望费船长大力支持。为此，费船长应邀重返中波公司工作，出任新出厂的“张衡”轮船长。这艘集装箱多用途船设备很先进，令他大开眼界。他感到挂着五星红旗的新船通过台湾海峡，驶向欧洲，是自己人生的荣幸。
他在重返远洋生涯的两年中，对卫星定位、避碰问题与灾害性天气等三大难题取得了新的认知，收获颇多。1984年，费新安离开中波公司“泰兴”轮后，又与高功勋、徐文耀等人成立了“环球航海技术咨询服务中心”，任副总经理，干得很出色。1993年，费新安与刘维英、王俊山等人应邀参加招商局成立120周年庆典，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