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前后毛泽东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实践和经验
张因 李健宁
[摘要]非无产阶级思想是导致党内腐败现象滋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古田会议前后，毛泽东领导党和军队开展了一系列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实践。其在实践中形成的基本经验，如加强教育、优化组织、整顿作风、健全制度等对我国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仍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古田会议；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
非无产阶级思想是与无产阶级思想相对立的各种错误思想的总称，是导致党内腐败现象滋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始终重视党和军队的纯洁性建设，积极领导了党政军中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工作的开展。而古田会议就是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取得的关键性成果。其中所蕴含的基本价值和方法对深化当前反腐工作有着借鉴意义。
一、古田会议前毛泽东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实践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革命形势异常严峻，政治上、舆论上以及军事上的压力前所未有。因而，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建设一支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和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革命队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来说显得尤为重要。1927年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在探索革命根据地和无产阶级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开启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清除工作。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积极开展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实践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因为秋收起义中的工农革命军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分化而来，又含有农民、小资产阶级、流民等群体，所以存在组织成分复杂、非无产阶级思想浓厚等问题，甚至在行途中遭遇了“每到一处，老百姓往往是十室九空，除留有少数老年人以外，很难见到青壮年人”[1]的窘境。1928年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成立后，部队依然面临着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当时湖南省委来信指出：毛泽东和朱德所处的部队“在现在并不能算作真正的红军，而是一种国民党式的军队，士兵都是老兵（流氓无产阶级，好的农工分子很少），缺乏真正的土地革命的宣传，带有极充分的雇佣的性质及浓厚的农民落后思想，与工农亦无正确亲密的关系”，[2]并强调“改造军队是目前一个极严重的问题”[3]。为此，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思想到制度上抵制非无产阶级阶级思想的影响。
一是严肃革命纪律。毛泽东特别注重无产阶级思想的纪律教育，“经常在战士队伍中间行军，一边走，一边和战士聊天，了解情况，并且给他们讲些必须依靠群众的道理”[4]。面对团长陈浩等人不宣传群众，不筹款，贪图享乐，投敌叛变的行为，毛泽东进行了处理，并随后明确工农革命军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的三项任务。1928年4月3日，他正式颁布工农革命军第一军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从根本上划清了工农革命军与旧式军队的界限，凸显了工农革命军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本质。二是推行民主管理。三湾改编后，毛泽东设计并建立了部队的民主制度，即在连、营、团建立士兵委员会。这不仅确立了“连长可以管战士，战士也可以管连长”的新型官兵关系，而且从制度上解决了旧式军队制度下官长随意打人、兵无民主权利的弊病，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军队制度的创新和变革。士兵委员会还下辖经济委员会，专门负责管理部队的经济，实行经济公开，任何人都无法私自挪用资金。由于经济的民主，“吃油饼”的现象没有了，军队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也得到增强。正如毛泽东所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5]三是优化组织基础。1928年10月，毛泽东亲自指导了湘赣边界的洗党工作。一方面强调把赌钱、打牌、贪污腐化、流氓成性的党员清洗出党组织；另一方面注重发展和吸收思想进步、忠实、勇敢的工农优秀分子入党，并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力求从组织上防止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产生，从而建立纯洁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四是发挥模范作用。井冈山时期的战斗生活虽然非常艰苦，但作为党和军队领导人的毛泽东处处以身作则，毫无特殊。衣食住行上，始终与将士们保持一致。“战士吃什么，他也吃什么，战士们穿什么，他也穿什么”[6]，吃的也是“红米饭、南瓜汤”，穿的也是打补丁的衣服，盖的也是夹被，并和军民一起劳作。山歌“毛委员搬粮上山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7]就是对其模范带头作用的生动诠释。
可以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从多个层面探索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建设的方法，并竭力扩大了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军中的影响。这不仅对当时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以及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实践有着推动作用，而且为党和军队彻底从旧式制度、非无产阶级思想中解放出来奠定了基础。
二、古田会议上毛泽东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努力
1929年初，为缓解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压力，打破敌人的“会剿”和封锁，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没有根据地作依托，意味着一切从新开始。下山后的红军行程坎坷，作战失利，军部曾在寻乌一带被打散。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到“是为我军最为困苦的时候”[8]。恰恰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内军中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始抬头，一度扰乱党的工作秩序和思想状态，进而引发了红四军党内纷争。为维护统一团结，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后，在深入调查、广听意见的基础上，于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解决了红四军建立以来党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总结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危害、来源及其纠正方法，重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划清了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
毛泽东在为大会起草的决议中鲜明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9]，并归纳总结出8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这些思想是当时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党内最为集中的体现，而且在其之下又有多种错误思想。例如，个人主义又具体表现为小团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等。所有这些思想“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10]。
尽管当时敌情严重、红军长期处于游击状态以及中央的悲观认识等是造成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蔓延的重要原因，但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11]。毛泽东从主观上分析了非无产阶级思想产生的根源。一是组织构成具有历史局限性。毛泽东在决议中指出“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12]。他在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就指出过：“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红军的来源和它的成分，五月份统计，全军一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学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13]这就摆明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党和红军处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等群体的包围之中的事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部分农民参加红军是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等腐恶势力的剥削和压迫，虽具有朴素的革命意识却缺乏较高的无产阶级革命素养和共产主义觉悟。而关于小资产阶级，毛泽东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对其本性进行了彻底地披露：小资产阶级右派“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14]；中派“他们也想发财”[15]，且“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16]；左派则因为物质生活的下降，“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17]。面对异常强大的敌人和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组织成分的复杂性以及阶级的局限性对红军肌体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容易引发与革命宗旨相背离的思想和行为。就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思想。”[18]这些错误思想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是不利于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以及党的团结和革命前途的。二是缺乏党的有效领导，即“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19]。1928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两支革命军队在宁冈砻市会师后，共同商议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但党对红四军的领导权并没有顺利建立起来。一个原因是红四军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改造出来的，军内长期存在不间断的新旧思想、制度、习惯等的纷争。另一个原因是红军是从国民革命失败的环境中走出来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屠杀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的血雨腥风。据中共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就达31万多人，其中党员有2.6万多人，使党的组织基础和革命事业蒙受了重创。在这种极其险恶的形势下，生存下来的革命军队基本上是依靠个人领导才得以转危为安，就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20]但这也导致了党的领导地位在一段时期内不突出，在某些问题上是绝对听命于个人。“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的，亦即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21]，进而成为了红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个人主义的膨胀带来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泛滥，“虚荣心、夸大、英雄思想等等腐败思想，都是以个人主义一个为头发出来的。”[22]在红四军内部则演进为部分官兵“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23]，进而上升为抨击党的正确领导。所以，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和领导成为当时红四军需要迫切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以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必然要求。
通过古田会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揭露，使红四军看清了非无产阶思想的本来面目及其危害，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此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指明了红军的性质、任务以及存在的意义，而且明确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以及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从而为整个党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1930年1月6日，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了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工作中的两项是“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24]，再一次强调了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三、毛泽东肃清非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基本经验
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中战胜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消极影响。而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经验和方法，不仅对当时革命战争和队伍建设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当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完善拒腐防变工作也有着借鉴意义。
第一，加强教育是肃清非产阶级思想的重要法宝。红四军党内出现多种错误思想和争论，让毛泽东意识到“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25]。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教育的首要内容应是宗旨和纪律意识的培育。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26]这即是明确提出了红军的宗旨和任务，划清了红军与白军的界限，强调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红军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为此，毛泽东专门列举了开展党内教育的10种材料、18种方法和士兵政治训练的19种材料、14种方法。这些材料和方法实际上界定了党和红军的根本性质和教育的基本原则，即注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多措并举、多管齐下，不断提高党和军队的政治水平，肃清党内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本位主义等腐化思想的影响，积极培育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革命意识。在政治训练问题上，毛泽东主张一律平等、有教无类，即战斗兵、传令兵、勤务兵、长夫、马夫、火夫等一律都必须上政治课，并提出了对新兵、俘虏兵、青年士兵实施特别教育，既全面又有重点地强调了加强党和红军教育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而实践证明，通过不断教育，督促党员和士兵自觉抵制腐化思想、维护自身纯洁，是红军能够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坚持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优化组织是肃清非产阶级思想的重要前提。党和军队的一切决策和行动都必须通过组织来实现，肃清非产阶级思想也离不开健全的组织作为后盾。古田会议前，党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基本原则。但是随着环境的转移、斗争的深入以及队伍的不断增补变化，红军党内出现了分歧和组织纪律松懈等问题。古田会议上毛泽东重申了“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27]，并在决议中指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28]，号召大家站在此次大会的精神之上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使党的组织能够担负党的政治任务。为优化党的组织，毛泽东首先强调对旧的基础进行清理，“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29]。其次严把党员的准入关，重新拟定入党5条标准，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这是党内第一次明确细致地提出入党的具体条件，是对党的纯洁性建设的一次重要提升。对于军队组织成分的改造，毛泽东也强调又红又专，主张吸收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同时注重发挥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的作用。简言之，只有有了严谨纯净的组织，从结构上消除非产阶级思想的土壤，才有可能保障党和军队清廉为民的品质。
第三，整顿作风是肃清非产阶级思想的重要途径。作风之弊，轻则腐蚀军心，重则倾覆革命。毛泽东十分注重作风建设。虽然古田会议及其以前并没有明确提出作风建设的概念，但是决议内容已初步涵盖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建设。一是反对主观主义，注重调查研究。鉴于对红军军旅生活的观察，毛泽东认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30]。所以，他要求党员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对具体问题进行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同时，强调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务必“使同志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31]。二是执行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决议指出，要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要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32]，同时上级机关要明了群众生活的状况，从而将党的作风建设上升到“人民观”的高度。三是开展合理的批评。面对党内的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有争论、有批评是好事，但是要注意分寸，反对无原则无证据的主观主义式的批评和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的批评。他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33]所以，有理有节有据应成为开展党内批评时须遵守的最基本准则。除此之外，毛泽东还要求干部要做好作风的表率，比如官长要爱护士兵，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窝，他们觉得冷，要替他们想办法，如向别人借，增加衣服等。只有通过树立良好的作风，才有助于清扫不正之风，维护党和军队的良好形象。
第四，健全制度是肃清非产阶级思想的重要保障。古田会议不仅提出了许多具体的纠正红军党内错误思想的办法，还初步突出了制度建设。一是确立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毛泽东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主要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具体表现为对党的有关决议政策持敷衍态度，要求在军中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其危险在于损害甚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消磨党的向心力和战斗力进而造成革命的失败。所以，毛泽东强调必须“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34]，以防止个人的错误行为。二是实行例会制度。毛泽东在决议中指出红四军党内关于训练性质的会议，如活动分子大会，书、宣、组联席会，委、组联席会，支部大会，纵队或支队党员大会等，开得非常少，由此造成了组织纪律的松懈，不利于工作的开展。为了提高党员和干部的政治觉悟，加强管理，决议规定“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应该有计划地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地督促开会”[35]，这样有助于统一思想和认识，使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从而增强党和军队的纯洁性和纪律性，而这也就达到了会议的教育意义。三是建立规章制度。例如通过编制红军法规条文，明确地规定红军的任务、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军事工作系统与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等，从法制上确立各级关系和军民的鱼水关系。实践证明，制度的建立使党和红军有制可依、有章可循，敢于监督，敢于斗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错误行为，也为后来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建设提供了制度基础和力量保障。
总而言之，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是一个永恒的政治课题。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随着变化的世情、国情，意识形态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激烈交锋，从而给执政者带来精神懈怠、消极腐败的危险。古田会议被视为党和红军建设史上里程碑式的会议，不仅在于它解决了当时红军党内一系列根本问题，从思想源头上抵御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进攻，开启了把成分复杂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序幕，而且还在于它为加强党和军队建设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创造性举措。我们应当谨记古田会议前后毛泽东的科学做法，推进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
[注释]
[1][4][6]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2][3]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3][5][11][14][15][16][1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7][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5][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M].北京：军事科学院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6][9][10][12][13][18][19][20][21][22][23][25][26][27][28][29][30][31][32][33][34][35]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