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职业教育路径
【摘 要】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进行了战略布局和改革设计，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存在着赋能偏失与增能不足等问题。职业教育对市民化具有决定性作用，表现在提供职业资格证书代表的技能教育、毕业证书代表的学历教育、市民取向的素养教育和发展取向的创业教育。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职业教育路径，包括推进职教招生制度改革，满足多元教育需求；构建现代职教体系，支撑人才成长空间；建立职教成本分担体制，拓宽投入资金来源。
【关键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6）10-0038-0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将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代表的高科技革命并称为21世纪影响世界的两件大事，而中国城镇化的关键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党的十八大明确了“农业转移人口”的群体称谓，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作出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的战略布局和改革设计。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有助于深化供给侧的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要素改革，有助于扩大内需，有助于提升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也有助于化解农村地区的稳定、增长和增收问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任务极为艰巨。从数量看，我国有2.6亿农民工处于半工半农的尴尬境地，需要市民化；从阶段看，农业转移人口要经过“进入城市—扎根城市—融入城市”的长期过程。旧的利益格局和制度惯性不利于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的人力资本瓶颈则阻碍了市民化进程。
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力资本瓶颈
人力资本与当前和未来的经济收益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是教育、培训、工作经验、健康状况凝结在农业转移人口身上的各种能力总和。人力资本的瓶颈问题，可以从外界施予的“赋能”和农业转移人口自身努力的“增能”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赋能偏失
1重培训，轻教育
从政府角度看，长期以来，在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素质与能力方面，各级政府存在以简单培训取代系统教育的倾向。从田间地头的农技培训到劳务输出的厂规培训，从科技下乡的技术讲座到进城务工的技能传授，注重了“知其然”，却忽视了“知其所以然”；注重了在经济收入层面的显性需求，却忽视了在社会归属层面的隐形需求；注重了技术应用，却忽视了文化素养。[1]用简单培训取代系统教育的结果，只能是大量农民工被固着在简单流水线上，随着轰轰烈烈的产业升级的到来，成为比大学生脆弱得多的失业群体，“民工荒”摇身变成“民工过剩”并非不可能。
2重技术，轻职业
从企业角度看，大多数企业注重短期利益，最为看重农民工的娴熟技术，无论是在建筑工地砌砖还是在服装厂打版，一个熟练工的生产效率远远高于初来乍到的新手。因此，企业为农民工提供的培训活动或者“师傅带徒”，就是一个熟练技术的训练过程，农民工也常以“技多不压身”聊以自慰。与此同时，以岗位而非技术为中心的职业素养却未得到关注，而这些职业观念、职业道德、职业心态、职业素质、职业文化恰恰是涵养文明市民的重要源泉。
3重生存，轻发展
从社会角度看，农民工群体因其在城市做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但未得到应有的市民身份而被社会所关注。近年“民工潮”中的“民工荒”持续爆发，更是引来各界的高度瞩目。然而，社会对农民工的关注多限于对城乡二元体制的破除，限于对城市身份的给予。对农民工而言，得到城市户籍仅仅是从政治层面“进入”城市，要想从心理层面“扎根”城市，从文化层面“融入”城市，还需要采取另外的有效措施，以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二）增能不足
1接受专业技能教育不足，缺乏经济基础
专业技能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生存基础，有了专业技能，才有可能拥有较稳定的职业和一定的经济收入条件，从而分享丰富的城市生活。研究表明，农民工每多接受一年教育，月收入就增加44.1元。但是，当前我国的专业技能人才较为紧缺，在2.25亿的第二产业从业者中，高技能劳动者仅3 117万，而当中的农民工比例更低。[2]2.6亿进城务工人员中绝大部分接受的专业技能教育较少，从事着可替代性强而报酬较少的劳动。
2接受综合素质教育不足，缺乏发展空间
综合素质主要包括文化基础、学习能力与交往能力。通用素质较强意味着学习能力、交往能力较强，能更好地调适自我适应新的环境，能重新选择工作的机会，能不断改善生活的条件。通常把学历证书看作通用素质的载体，我国农民工以初中文化为主，高中中专毕业的只占23.35%，专科及以上的仅8.85%。[3]学历水平较低，通用素质不足，直接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发展空间。
3接受市民素养教育不足，缺乏融入能力
社会关系包括亲缘、地缘、学缘、业缘等方面的关系。在城市里，学缘、业缘等弱关系的数量远优于亲缘、地缘等强关系，并能带来独特的信息和资源，也有助于消除用工信息不对称等。农民工可以通过亲缘、地缘方面的强关系介绍得到较好的打工岗位，但是由于市民价值、道德心理、文化心态等素养教育接受不足，难以与陌生群体建立相似性，难以拓展城市里的学缘、业缘等弱关系，从而限制了自身融入城市的能力。
二、职业教育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促进作用黄炎培先生认为，职业教育“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4]从中可以看到职业教育对个体具有三层作用：一是能满足学习者的技能需求，使其得以维持生计；二是能满足工作者的职业需求，使其得以转换工作；三是能满足人的发展需求，使其得以实现自我。农业转移人口接受职业教育，对市民化的进程具有决定性促进作用。
（一）提供职业资格证书代表的技能教育
有效的劳动力市场能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求职的交易成本，但现实当中劳动力市场常常存在信息不全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根据Thurow的筛选理论，职业资格证书代表了一种质量信号，能够帮助用人单位迅速地从求职者中将适合的对象筛选出来。[5]提供给学习者包括职业资格证在内的“双证书”教育，是职业教育有别于普通教育的重要特征，因此，农业转移人口能接受职业教育，并获取较高等级的职业资格证，就是通过技术分层实现社会分层，在城市迅速获得就业岗位与新的工作转换机会的快捷途径，从而在城市拥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取得市民化的基础条件。
（二）提供毕业证书代表的学历教育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都是学历教育的组成部分。作为学历教育，职业教育在体系、结构、质量、文化需求等方面都优于农业转移培训，其人力资本投入的经济效益也得到了研究的证明。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职业教育发生在工作场所，发生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灵活的学制与丰富的学习形式更加适合农业转移人口的现实需要与认知起点。越来越多的新型学生开始接受职业教育，这已成为市民化的不可阻挡的推动力量。
（三）提供市民取向的素养教育
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职业人。如果说提供技能教育与学历教育体现了职业教育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工具性价值，那么提供职业精神的素养教育则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内生性价值。围绕职业人的敬业精神、主体意识、法制观念、合作态度、言行举止恰恰是城市文明的一系列构成要素，是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的通行证。
（四）提供发展取向的创业教育
马克思早就认为，劳动不是谋生手段，而是每个人都需要的生活方式。作为打工者的农业转移人口，其个人的认知、兴趣、信念、品质、创造力长期被企业和社会甚至打工者自我所忽略。职业教育不但为受教育者提供认识职业、选择职业、更换职业的机会与可能，还促进受教育者的自我认识与自我效能生成；不但引领农业转移人口成为体面的劳动者，还激励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创业者。
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职业教育路径
（一）推进职教招生制度改革，满足多元教育需求
1农业转移人口的构成多元[6]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类型较为复杂。有的是在家附近城镇打小工的兼业者，地理位置受限，每年的固定季节需要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有的是远离家乡的外出务工人员，多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工作时间长，业余时间少；有的是知识文化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城市生活与消费方式，但技能水平和吃苦精神较弱；有的是较早进入城市的准市民，拥有较高的经济收入与稳定工作，虽然文化基础低，但渴望接受高等教育，促进社会认同。
不同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学习基础、学习时间、学习场景、学习条件、学习能力各不相同，职业教育传统的招生制度如不加以改革，会使得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各行其是，学历与能力不能等值。人才评价标准僵化单一，也会扼制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教育需求，不利于市民化的进程。
2建立开放性、贯通性的职教招生制度
招生制度的开放性，是指职业教育面向不同的教育对象开放，不论其户籍、年龄、来源地区、工作与否，都有机会进入国家的职业教育体系。当前阶段，宜采用高职院校自主招生与中职学校注册入学相结合的入学方式，高职院校面向新生代农民工与准市民，中职学校则面向兼业者与外出务工人员敞开大门。
招生制度的贯通性，是指学历证书与资格证书之间的互认，是职教与普教、学历与非学历、职前与职后、中职与高职之间的贯通。具备贯通性的招生制度，能够有效化解近年中职教育生源数量萎缩、高职教育生源质量下滑的局面，也能够满足农业转移人口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还有助于建立社会多元化的人才评价体系，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增添动力。
（二）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支撑人才成长空间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只是时间维度上的现代，更要体现出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涵盖不同人生阶段的“现代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包括遥远的空间转移和漫长的时间发展，因此，迫切需要衔接良好、沟通顺畅、深度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供人才的成长支撑。[7]
1有关“衔接”
职教体系在纵向层次之间的衔接，是市民素质早期养成的需要，也是准市民教育需求高移的需要。如果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划分为农村—进城—扎根—融入四个阶段，则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职业教育层次与之对应：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属于职业启蒙层次，应开设职业认知与劳动观念的课程，让学生认识职业，尊重劳动，打下自信自尊的人格基础；在进入城市阶段，属于就业教育层次，通过接受中职教育，或者在高中接受技能选修课程，习得专业技能，获得在城市立足的基本条件。同时，就业教育也要提供认识自我、认识社会、安全教育、习惯养成等教育模块；在城市工作三五年后，进入扎根城市甚至融入城市的阶段，属于发展教育阶段，职业教育体系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高等职业教育，满足其自我提升、自我实现的需求。体系中的中高职衔接尤为重要，包括学制衔接、专业与课程衔接等问题，是从业转移人口从进入城市向扎根城市转化的关键。而高职—技术本科—应用硕士层次的衔接，更为融入城市的新市民提供了广阔空间的成长支撑。
2有关“沟通”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等横向类型之间的沟通，是农业转移人群进城后对职业的认识不断加深的必然需求，也是该群体对未来职业得以重新选择的重要保障。不同教育门类之间的横向沟通，体现了职业启蒙教育（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职业准备教育（农村或城镇中等职业教育与高中教育阶段）、职业继续教育（城市高等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阶段）三位一体的职教观。建立国家职业资格框架已经受到各界关注，通过确认学历资格与职业资格相互之间的等值关系，得以实现职普、学历非学历、职前职后之间的互认与互换。[8]接受普通教育的农村学生有就业需求，可以转入职业教育，已修的普通教育学分可以替代职业教育部分课程。同样，职业教育体系在读的学生有普通教育的升学需求，可以转入普通教育院校，使得有学术教育潜力的新生代农民工也能就读心仪的大学。
3有关“融合”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特点与活力所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离不开企业的深度参与。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其教育培训活动开展得并不顺畅，根据2012年的调查，有多达56.69%的农民工对其接受的教育培训活动表示不满意，[9]同时普遍表示存在工作时间过长、学习内容枯燥、集体宿舍缺乏条件等问题。这就要求企业参与到职业教育体系中来，在政府的支持下，着眼于人力资源队伍的稳定与成长，与职业院校开展密切合作，为员工创造学习的时间条件与场景条件，开发学以致用的课程模块。同时，配合提供素养辅导与心理辅导，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职业上、学历上、心理上、文化上全面融入城市，促成其生命发展。
（三）建立职教成本分担体制，拓宽资金投入来源
农业转移人口大多数是跨区域转移，其市民化的职教支持体系投入成本巨大，仅依靠转入地政府难以支撑。应在政府的主导下，以企业谋求利润、个人寻求保障、社会组织追求社会价值为突破口，建立职业院校重心下沉、企业参加联合办学、个人成本自我分担、社会组织参与素质提升的职业教育成本分担体制。
职业教育具备一定公益性，政府通过立法与政策引导的方式建立开放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10]2009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的通知》中就已明确提出，扩大职业学校招生范围，这意味着进城农民工也能成为免费中职教育的生源。“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万众创业”等以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为导向的国家战略出台，要求延长农业转移人口的学校教育年限。政府应承担建立覆盖城乡与弱势群体的现代职教体系的主导责任。
当务之急，应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与市民化职教人数的挂钩机制。以随迁子女的教育经费和农民工的培训补贴为例，一直以来中央财政按照户口而非常住人口拨付到各地方，致使转入地政府要承担成本开支，而转出地政府却得到了相应的款项。因此，应健全居住证制度，中央专项财政按接受教育的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拨款，以使为转入城市的市政建设做出了贡献且市民化意愿强烈的农民工充分享受质优价廉的职业教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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