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州人民的历史选择
张智勇
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打开了古老中国“天朝帝国”的大门。腐朽的清王朝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沧州的各阶层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自己的命运和出路，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奋斗。一次革命斗争的创伤尚未复原，另一次革命斗争的火焰又熊熊燃烧起来。一批革命的先行者刚刚倒下，另一批志士仁人又站起来。历史在激荡中前进。人民在斗争中觉醒。错综复杂的历史风云在昭示着：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沧州的新生，就没有新中国。
一、近代沧州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但都失败了
鸦片战争的爆发，灾难深重的人民身上又增加了一座大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因此，近代沧州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为挽救民族的危亡和人民的解放，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成为近代沧州革命斗争历史的主旋律。
沧州北靠京津，有古老的大运河穿过，地理位置重要。因此，它的革命斗争是与全国革命斗争息息相连的。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1853年5月8日，太平军北伐，目标是直捣清朝的老巢——北京。在沧州境内，北伐军连克献县、交河、沧州、青县，前锋直抵杨柳青，进逼天津。虽然由于北伐军孤军深入，远离根据地，得不到后方的有力支援失败了。但是，沧州人民积极支持了北伐军。太平军还未进入直隶的时候，就有人到津南地区秘密组织40余人扎小营盘，进行活动。后来，他们往来于静海、沧州之间，接应太平军主力，参加了太平军进军天津之战。沧州人民对统治阶级仇恨深重，表现的斗争性特别强。交河县知县孔庆玮及其子就是他们亲手处决的。太平军所到之处，人民斗争风起云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冲击着清王朝的腐朽统治。随着太平军斗争的失败与之相连的沧州农民革命斗争也随之沉寂。
沧州地区东靠渤海，土地盐碱，盛产食盐。而当时清承明制，实行食盐专卖制度，但沧州所在的长芦盐区的盐价“仅及淮引之半”。广大贫苦盐民为了生计，铤而走险。1876年7月，青县、沧州一带的“盐枭”聚众起事。起义军很快发展到马队四五百，步队七八百。西向活动于任丘、雄县、容城等地，又东绕霸州、东安等处，与当地饥民汇合，在近畿一带给清王朝造成了严重威胁。盐民军与清兵一直战斗到1878年1月。
在沧州，反对外国教会势力的斗争，是广大人民反帝斗争的突出特点。鸦片战争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会和传教士就妄图用“十字架征服中国”。鸦片战争后，欧美的天主教、耶稣教和沙俄的东正教，依靠不平等条约和大炮的保护，先后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献县是天主教在河北的重要据点之一。1862年，罗马教皇乘《北京条约》签订之机，正式宣布成立直隶东南教区，后改名为献县教区。总教堂设在献县张庄。他们大力发展教徒，扩大教会势力，推行所谓“三火传教方法”。即包揽词讼，大量吸收土豪劣神、地痞流氓参加教会；利用小恩小惠的救济办法，诱骗群众入教；开办教堂，进行文化侵略，培养和收买知识分子作为传教工具。他们还巧取豪夺，劫夺土地房产，收集情报，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攘夺中国权利，起了侵略者的大炮所不能起的作用。据史料记载，1900年前，在直隶东南境内有天主教堂703所。加深了沧州的半殖民地的程度。长期以来直接受教会欺压的广大农民，对洋教士恨之入骨。19世纪中叶以后，和全国各地一样，爆发了一系列反对外国教会势力的斗争。1899年10月28日烧掉东光县张庄教堂，11月14日烧掉献县东大过教堂。
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推动了沧州境内反洋教抗清军斗争的开展。在任丘，广大农村设坛、拳场60多个，入团民众达三千多人。革命斗争的迅猛发展，使中外反动势力十分恐慌。他们起而联合绞杀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1900年5月，任丘县义和团集合力量围攻段家坞大教堂，遭到天津向内地侵犯的八国联军的镇压。腐败的统治者答应了侵略者提出的割地赔款的无理要求。报国无门的仁人志士们只得远走他乡。
不屈不挠、风起云涌的近代沧州农民的革命斗争，虽然“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势力，也“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1]的领导，它的结局只能是悲剧性的。因而，也就说明了虽然农民阶级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历史舞台上不能轻视的重要力量，但也不能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牲利。
二、近代沧州革命党人以任丘为中心又掀起反封建的斗争。虽然它有以“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的指导，但也失败了
以反对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沧州农民的反抗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英武豪侠、不屈不挠、愈挫愈坚的沧州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不甘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宰割和压迫，继续战斗，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为自已的解放开拓前进的道路。他们从失败中找教训，从流血中找警示，逐步舍弃了旧式农民起义的斗争形式，勇敢地投入到了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行列。在北方，突出的是革命党人在任丘的起义，它是对南方辛亥武昌起义的积极响应。
辛亥革命后，黎元洪委派胡鄂公为湖北军政府全权代表赴天津，协助直隶革命。1911年12月2日，在天津召开的直隶各革命团体代表会议，成立了包括任丘在内的七个革命总指挥部。12月14日，成立北方革命协会，推动了沧州近代革命斗争向前发展。
任丘地处直隶中部平原，北靠京畿。革命党人耿世昌等早已在这里集中了几千人的革命武装，以配合南方的革命，动摇清朝统治阶级的根基。由于任丘人民深受反动政府的压搾，反清情绪高涨，革命力量雄厚，基于此，北方革命协会决定以任丘为基地，首先举行起义，京、津、保同时响应。耿世昌在任丘把这些武装编成6个队，于10月18日分三路进攻任丘县城。义军的口号是“打倒封建，建立共和，实行民主，全民安乐。”驻军及时反正，革命军一鼓作气，占领了县域。耿世昌等人决定下一步打高阳攻雄县，同时派人督促保、津、京积极配合任丘起义，但这一机密被汪精卫获悉，他密报袁世凯，又派人四处阻止响应，致使任丘革命军陷于孤立境地。袁世凯派重兵镇压，义军弃城突围，失败于雄县。
任丘革命党起义，是革命党人在北方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它以“共和”、“民主”为战斗旗号，动摇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坚定了人民打倒封建统治、建立共和民主制度的信念。但是，应该看到中国资产阶级推行“民主”、“共和”，它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没有也不能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独立的纲领，也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以真正动员农民大众起来的土地革命纲领。因此，资产阶级的软弱特点决定了其胜利成果，只能拱手送给反动派，“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2]。因而，它不能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彻底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并取得胜利。
三、探索出真知。沧州人民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
沧州近30年的革命斗争史，是血与泪的历史，是人民为追求美好的生活和自身解放而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历史。他们把斗争目标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斗争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但是，由于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都失败了。正如毛泽东所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阵下来，宣告破产了”[3]。沧州人民又陷入了新的苦海之中——北洋军阀的残酷统治。道路在哪里？希望在何方？正当沧州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处在迷茫之中的时候，1917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观察国家的命运”，“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4]。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犹如一道闪电打破了中国黑暗的天空。沧州学生纷纷响应，游行示威，宣传进步思想，沧州终于有了新民主主义的声音。马克思主义首先在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中传播，进而扩展到工农群众，为党在沧州的创建打下了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篇章，开始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航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5]。张隐韬、刘格平等一批在外的沧州赤子，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怀着对故乡的泥土、亲人的无限深情，送来了革命的火种。1925年底，共产党员张隐韬在家乡领导党早期革命武装——津南农民自卫军起义。1926年9月，刘格平在直隶省立沧县第二中学（今沧州巿一中）建立了沧州地区第一个共产党支部。1927年2月，津南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津南特委建立。在广大农村、学校，都可以看到共产党员为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的身影。到1927年底，已在津南11个县建立党的支部、小组20多个。县（工）委5个。从此，沧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面对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波澜壮阔，应该说，沧州党的建立和发展，是其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揭开了沧州革命斗争历史的新篇章。
纵观沧州近代史，已经充分地证明：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是沧州人民历史的必然选择。
[注释]
[1]毛泽东选集[M].第588页.
[2]毛泽东选集[M].第528页.
[3]毛泽东选集[M].第1402-1403页.
[4]毛泽东选集[M].第628—629页.
[5]毛泽东选集[M].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版：第12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