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科普”的挑战与对策

丁爱侠
[摘 要]“互联网+”加速了社会各个发展领域的信息化。“互联网+科普”是我国科普发展的一个新契机,科普终端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受众体验越来越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互联网+科普”具有全民科普、载体功能强大、科普形式新颖、科普信息海量、产业化前景好等主要特征。虽然近年来我国“互联网+科普”发展速度很快,但也普遍存在科普平台良莠不齐、后期维护跟不上、新技术应用滞后、市场化程度低等问题。该文从大数据技术应用、科普内容碎片化、“科”与“普”分开、科普职能向服务化转移、引入市场化机制、加强网络道德教育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互联网+科普 挑战 对策
20世纪中期以后,我国科普教育发展到公众理解科普阶段,国家更加重视科普教育,民众在积极接受科普教育的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科普”应运而生。“互联网+ 科普”是指以向广大公众普及最新的科学科技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为目的,结合 “互联网+”模式,利用数字化的资源进行科学普及的新型科普形式[1]。“互联网+ 科普”是对传统科普传播方式根本性的變革,是一种全新的科普理念和科普精神。它颠覆了传统科普自上而下的单向信息传播形式,以多媒体的传播和社交互动为平台,开启了全民科普的新局面[2]。然而,机遇永远和挑战并存,在“互联网+科普”红红火火的背后,一些问题随之而来,需要深入研究,寻求对策。
一、“互联网+科普”的特征
“互联网+科普”开启了全民科普的崭新时代,它并非只是互联网和传统科普模式的简单组合,而是互联网与新时期科普加成后的升级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3]。
(一)全民科普
我国传统的科普工作一般是由科普机构组织,科普形式一般是参观博物馆、举办科普节、组织各种宣讲会等,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常是由专职、兼职科普工作人员来完成,科技工作者和普通民众很少参与。虽然在转基因等一些敏感技术领域的课题中都有科普专项经费,但科技工作者仍然以缺少时间和精力为由拒绝工作。“互联网+科普”使民众可以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组织或参与科普活动,很多时候只需要手机随手点点就可以完成,大大节省了时间,科学工作者和民众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
(二)载体功能强大
互联网社会是人类社会、信息空间和物理空间融合形成的智能社会空间,知识的传播不再是单点对多点的传播,而是群体之间多点对多点的互动与建构,知识的讲解、传播与分享更加灵活,更有针对性。当前,“互联网+科普”的主要传播载体是网站、微博、微信、各种公众平台以及手机等自媒体,新载体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更符合现代人的学习和阅读习惯。
(三)科普形式新颖
“互联网+科普”改变了传统科普中使用文字搭配图片的简单形式,采取更多、更丰富、更有趣的形式推介科学知识,如漫画、视频、音频、网络直播、电影评论、时事评论、科学趣闻、专家辩论、线上线下互动等,使民众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相关内容。此外,近年来虚拟科技馆、虚拟博物馆的兴起,通过3D虚拟技术和多媒体技术把博物馆和科技馆“送到你眼前”,民众足不出户就可以身临其境地了解世界各地的馆藏内容。
(四)科普海量信息
“互联网+科普”可以提供传统科普无法提供的海量新形态科普内容和服务,如人工智能问答、社交化学习、在线直播、科普成果动态等[4],科普内容更加丰富,来源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科普作品或工作人员编制的宣讲材料。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是在地球甚至是在太空中,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有争议的或者值得关注的事情,海量的科普内容就会通过各种平台铺天盖地而来。
(五)产业化前景好
我国的科普经费长期以来主要是来自国家财政,没有考虑盈利问题,但是“互联网+科普”则具有广阔的产业化前景,可以有效缓解我国科普经费短缺的问题。虽然,目前还不能实现长期、稳定的赢利,但是一些优秀的网络科普平台已经摸索并实践了一些短期赢利的方法[3]。果壳网就是我国网络科普产业化比较成功的案例之一,它通过开发一些民众欢迎的科普形式,传播一些民众喜闻乐见的科普内容,获利足以维持网站的正常运营。网络科普直播打赏的方式很受年轻人的喜欢,他们可以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科普内容和科普人士进行打赏。那些优秀的科普网络工作者拥有一定的“粉丝”就可以成为“网红”,在获得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地位后就能得到一定的经济回报,从而拥有更大、更灵活的发展空间。
二、当前“互联网+科普”存在的问题
(一)数量多但良莠不齐
我国“互联网+科普”的发展虽然势头很猛,2016年我国已有科普网站3062家,但整体水平还比较低,比较知名的数量很少,绝大部分影响很小[5]。由政府和事业单位主办的比较知名的科普网站有科技部开设的“中国科普网”、中国科学报社办的“科学网”、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中心开设的“中国科普博览”等;由企业开办的比较知名的科普网站有北京果壳互动科技传媒有限公司主办的 “果壳网”、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主办的“央视网科教频道”等。而更多的由社会团体或个人开设的网站规模都很小,建设质量比较低下,知名度也不高。有调查表明,我国86%的科普网站访问量仅为3~10人/百万人(每百万人上网有3~10人访问本网站)[6]。究其原因是网站没有特色,科普目标定位不准确,受众群体不清晰,科普内容没有针对性。
此外,还有一些网络平台为了吸引公众眼球追求一种轰动效应,故意夸大某一方面的问题,或者传播一些未经科学证实的理论和方法,导致民众产生恐慌,并利用互联网、自媒体快速地向社会传递民众的恐慌。于是,那些缺乏科学依据的信息跑在了科学的前面,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以转基因食品为例,事实上,从我国开始转基因研究,转基因科普工作就一直在进行,各级各类的科普活动中转基因也都被列为热点内容,但在转基因食品进入民众生活之前,大多数人对此并不关心,不会主动接受并了解相关知识,而一旦发现生活中出现了转基因食品,各种恐慌便铺天盖地而来。一些人习惯于到网上搜索相关消息,并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迅速做出判断,并把自己一些不科学、不客观的言论发到网络上。那些甚至连基因和转基因都搞不清楚的人却在网上吵得热火朝天,因为很多人都会相信自然的就是最好的,人为改变的就是违反自然规律,就是有害的,而且生物基因改变后不仅可以遗传,还有可能威胁到人体的其他基因。
(二)后期维护跟不上
我国很多科普网站建设的时候热热闹闹,后期维护却冷冷清清。科普的核心是内容,吸引民众的也是内容,新鲜的、原创的科普内容是支撑科普网站长期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很多小网站由于人力和财力等原因,后期维护跟不上,原创内容非常少,很多内容都是从别的地方粘贴来的,更新速度也比较慢,甚至有的网站半年都没有更新,一些更新的内容也大多是科技发展动态、科普活动报道等,知识性、可读性都不高,很难吸引固定的访问者。
(三)新技术应用滞后
当前,手机是民众使用率最高的移动终端,网络信息平台逐渐从电脑向手机转移,但是 “互联网+科普”领域信息移动化速度相对滞后。据统计,大约只有3%的科普网站开发移动应用程序,一些科普网站设计功能简单、形式相似、互动功能差,群众很难被吸引进入。科普内容以文字和图片为主,少量使用音频和视频文件,网上直播、即时通信、虚拟博物馆、科普游戏等模块缺乏开发和应用,民众仅靠看文字和图片很难理解一些科学方法和科学理论,再加上不能实现自如的互动和交流,他们更加不愿意访问这些网站。另外,运营经费不足也是内容创新、技术创新滞后,缺乏吸引力的主要原因。
(四)市场化程度低,缺乏主观能动性
2016年,我国科普经费筹措总额为151.98亿元,其中政府拨款占115.75亿元,占总经费的76.16%。国内现有的科普网站大部分都是由国家财政支持,管理部门为社科联、科技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只有少数走市场化运营模式的科普机构能够正常运转并实现一定的盈利,因为财政支持的科普平台没有生存危机,不需要考虑盈利,因此就缺乏主观能动性,缺乏精益求精的创新热情和动力,在科普工作中只在意是否做了科普工作,而不会认真分析做得好不好,更不会根据科普的成效来改进工作。这种缺乏竞争的运营环境,会影响科普事业的良性发展。虽然,科普事业本身无可厚非是公益性的,但适当的市场运营机制可以获取一定的收益,可以有效激发和调动科普工作者的积极性。
三、策略分析
(一)利用大数据技术组织科普内容
“互联网+科普”中互联网是形式,核心还是内容。科普内容应该是由受众来决定,大家想了解哪些方面的内容,科普组织者就应该提供哪些方面的内容,不能靠科技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的主观判断来决定。一些突发的舆情或社会热点问题,表面上看是一种偶然的小概率事件,其实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些必然的社会联系和科学规律,但在大数据技术兴起之前,大样本社会调查实施起来非常困难。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优化了人们认识、分析和判断的方式[7]。很多以前只能定性研究的问题,通过大数据技术可以进行定量研究,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利用大数据技术,挖掘数据,构建数据模型,客观分析民众在关心什么,在担心什么,想了解什么,想学习什么,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围绕问题组织科普内容。
(二)科普内容碎片化
现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生活变得“碎片化”,要找出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静心学习非常难,所以“碎片化”时间的利用尤其重要。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更是加快了人们的生活和学习“碎片化”的进程,很多人关注科普问题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他们每天在各个生活的间隙获取信息,饭后刷下朋友圈,坐地铁时关注下公众号,通常花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解一个热点问题,多个碎片化時间利用起来,积累的信息量也是巨大的。
为了适应互联网时代快节奏的生活,为了适应“碎片化”的学习习惯,网络科普的内容组织也要相应做出改变。可以将系统的、完整的科普知识分解成一个个小知识点,一个个小话题,围绕每一个小知识点或小话题组织一篇微读物、微课件或微视频,以“碎片化”内容的方式融入到民众生活中去,为读者提供有价值、有营养的内容。当然,为了让民众对于一个话题有更系统的学习和更深入的思考,需要尽可能把同一个话题的知识或者信息集中在一起,将“浅阅读”与“深思考”有机结合起来。
(三)“科”与“普”分开
提升网络科普工作实效性有两个重要途径:其一,科学工作者应主动参与到普及工作中来,同时注意提高自身网络技术和人文素质,使科普作品更接地气,更受老百姓欢迎;其二,就是把“科”与“普”分开,把科学工作者与普及工作者的职能尽可能分开。科学家专注于科学研究,普及工作者用通俗的文字和语言把科学成果转化成科普内容传递给民众。迫于科研竞争压力、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我国科研工作者不太愿意花时间和精力从事科学普及工作,所以把研究和普及工作适当分开,让科研人员专注研究,让热衷普及的人专注普及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互联网也让全民科普成为可能。根据《国家科普能力发展报告(2006—2016)》,截至2016年,我国科普专职人员达22.2万人,每万人拥有专职科普人员数只有1.7人。由于受到我国人事编制的限制,在短时间内增加专职科普人员数量不太可能,只能靠发展科普志愿者和兼职人员形成全民科普的大环境。互联网给全民科普提供了技术支持,科普不再是少数科学精英的阵地,而是人人都能玩转的一种生活。
(四)政府工作重心向服务转移
“互联网+ 科普”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科普工作的重心。科普机构应当改变传统科普就是复制和转发的工作观念,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服务和反馈上,通过互联网技术直接把科普内容和民众连接起来,简化传播流程,缩短传播时间,更有利于民众和科普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同时,要及时监控科普过程,根据科普受众的反应快速做出反应,如有错误及时修正,根据受众的需求组织协调定制个性化科普服务。“互联网+ 科普”服务,将从面向群体转向面向个体的精准化、个性化、适应性服务,通过大数据诊断分析发现表象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定位科普对象的优势和知识缺陷等,从海量科普资源和服务中选择定向服务。我国科普领域的竞争是非充分的,导致科普教育和服务只能面向广大群体的共性需求,个体的需求经常被忽略。“互联网+ ”为个体服务提供了新的思路,如在一些网络欠发达的偏远农村地区,信息传递速度比较慢,应该着重进行基础知识的普及和各种谣言、流言的澄清;对于教育背景良好的人群,科普的重点内容应该关注科学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8]。
(五)引入市场化运营机制
科普是公益事业,市场是科普的趋势,只有将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有机结合,才能保障科普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事业和产业并举,产业是事业的有力补充。“互联网+科普”已经进入全民时代,为了适应网络时代的新特点和新要求,提升科普工作的实效性和竞争力,必须改变当前纯公益性的运营机制,适当引入市场化运行机制,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提高竞争性。首先,政府应该适当降低科普准入门槛,吸引更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投身科普事业;其次,政府可以通过委托的方式适当地将一些公益性科普项目交给社会机构来运作,政府起到监督和服务的作用。
(六)加强网络道德教育
自然科学主要是提升人类对于外界的认知水平,而社会科学则是加深人类对于自身的理解。社会科学的普及与大众化有助于促进自然科学的普及。道德文化属于社会科学,如果通过现代化设备和手段,将“过滤后”的道德文化加以广泛宣传,道德文化就能真正深入人心[9]。互联网和自媒体技术给科学普及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平台,但也为“伪科学”“反科学”等各种谣言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如社会上一旦出现热点问题,网络谣言总是先科普一步占领大众的头脑,而事后想要通过科普来澄清谣言非常困难,因为民众对于负面理论或不好的事情总是习惯于“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认为网络上那么多人都认同的东西总是有道理的。所以,科普是常态化的工作,提高民众的科学素养是根本。如果民众意识中已经存在科学的观念,就不会轻易相信网络谣言,更不会参与制造和传播各种谣言。
参考文献
[1]孫鹤嘉.互联网+科普运行机制与发展模式研究[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46-47.
[2]马亚韬.对“互联网+”背景下科普工作的思考[J].科协论坛,2015(12):27-29.
[3]黄庆桥. “互联网+科普”新特征[N].光明日报,2017-01-12.
[4]余胜泉,汪晓凤.“互联网+”时代的教育供给转型与变革[J].开放教育研究,2017,23(1):29-36.
[5]关峻,张晓文.“互联网+”下全新科普模式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6(6):96-101.
[6]陈清华,吴晨生,刘彦君.2014年中国网络科普发展现状调查[J].科普研究,2015(1):17-25.
[7]刘超,郭君,章曼.“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科普创新思维[J].龙岩学院学报,2017,35(1):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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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黎莹.论道德文化馆在科普教育中的重要性[J].长春大学学报,2017,27(1):1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