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洛奇电影“边缘”题旨的叙事话语 与人性勾勒
姚静
英国导演肯·洛奇从1967年执导电影《可怜的奶牛》开始，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把目光聚焦在社会底层，展现社会边缘人物的真实生存状态。当然，洛奇对于电影的初心和执着，他对社会现象表现出的人文关怀也使他在国际影坛广受赞誉，他的电影也是各大电影节和颁奖典礼上最受瞩目的作品。《折翼母亲》（1994）获得第5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甜蜜16岁》（2002）获第15届欧洲电影奖最佳影片奖，《风吹麦浪》（2006）获第59国际电影节戛纳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和第59届英国电影学院终身成就奖，《自由世界》（2007）获第6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欧洲人权电影奖，《寻找坎通纳》（2009）获第22届欧洲电影奖终身成就奖，《天使的一份》（2012）获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奖，《吉米的舞厅》（2014）获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熊奖，《我是布莱克》（2016）获第6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虽然有各大奖项的加冕，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肯·洛奇的电影并没有受到市场普遍的认同，其电影票房往往惨淡，他的电影一直游走在主流的边缘。当然他的电影所展现的人物故事也往往是社会边缘性的存在，然而这种“边缘”正是需要去正视和反思的。
一、记录：单一视角的真实呈现
肯·洛奇的作品指涉社会问题，总体基调较为严肃，他的叙事也是平铺直叙，他从不在电影中炫技，很少使用特殊的拍摄手法，而是忠实故事走向，遵守时间顺序和事情发展的逻辑顺序。这与洛奇的纪录片导演的经历脱不开关系。肯·洛奇刚刚进入影视行业最开始接触的就是紀录片，纪录片的一大特色就是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镜头的排序需要符合客观规律，当然这其中也不能出现突兀的场景，所以像蒙太奇这样把看似没有联系的场景拼接起来的拍摄手法即使是电影的常用拍摄手法，肯·洛奇也极少使用。在纪录片中，一般有两个视角，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一个是单一的限定视角。视角的研究是伴随叙事学的研究发展起来的，但对它明确的表述开始于19世纪末期小说理论家詹姆斯提出的“观察点”这一概念。一般而言，全知视角就是能够了解影片所要呈现的一切信息和细节，在记录片中解说词就是在这一视角上产生的，纵观现在的纪录片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全知视角。而限定视角就是观影者和电影的叙事主线处于同样的观察角度。“从单一视点出发的权威叙述者所讲述的故事，对于相应的作品的意识形态显现与评价，就整体意义而言，通常不会产生意识形态的冲突与矛盾。”[1]肯·洛奇的电影总体而言采用的均是限定视角，以单一的视角逐步带领观众探寻故事走向。如在《小孩与鹰》中，电影视角限定在主角卡斯伯身上，这其中包括别人对他的欺凌以及他和鹰之间的关系。影片主要是通过卡斯伯自己的体验和观察让观众跟随他一步步了解他的生活和遭遇，即使这其中难免有其他人物视角与卡斯伯的观察产生矛盾，但透过卡斯伯和老师的交谈，所有的矛盾和冲突最终依然是为卡斯伯的人设所服务的。尤其当卡斯伯在找寻到死鹰并把它埋葬的时候，虽然视角是限定的，但却能感受到主角克制着汹涌的悲痛，观众也随着剧情推进情动三分。之后，肯·洛奇的许多电影均是采用限定视角围绕主角的所看所想记录他们的故事。《我的名字叫乔》围绕需要政府事业补贴过活的乔的视角既展现出他个人的生活与爱情，同样也是借他之眼观察到其他社会底层人物的艰难生活状态。《天使的一份》同样是在主角罗比的视角下观察到与他一样犯事的无业青年的生活以及关爱他们的社工哈里的生活，虽然视角是限定在主角的观察范围，但更能凸显社会的复杂以及处在社会边缘人的无奈。而这样较为写实的记录，没有过多导演个人观点的干预，需要观众自己的思考，也就能够更为冷静地了解到边缘人物的生存世界。
肯·洛奇的电影还遵循纪录片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真实。这种真实不是说像纪录片一样宣扬自然主义，而是在保持距离的同时能够使创作不违背客观规律，能够使剧本的故事呈现出一种“本真”的状态，所以洛奇的电影一般都采用自然光源，不会像现在的电影添加滤镜或者其他的修饰。为了使自己的电影能够较好地记录底层人民的生活，肯·洛奇无论是从电影选角还是场景设置都尽量地接近生活。在肯·洛奇的电影中，大部分演员都是没有过表演经历但是有具体生活体验的人，电影也多采用原声。因此，他的电影中的语言是独具地方特色的。肯·洛奇这种追求真实效果的拍摄要求其实也是英国传统电影现实主义表达的延续，只是大部分关注现实问题的电影还是以改编本国现实主义文学为主，比如对狄根斯的《远大前程》《雾都孤儿》等的改编，而且在英国君主制的影响下，电影总体价值观略显保守，缺乏社会批判力。肯·洛奇坚守着英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但又能从绅士的高阁中走入人民生活之中，关注底层生活。除了注重写实的电影风格之外，肯·洛奇始终坚持自我，保持电影生活流式的朴实无华。英国电影一直以来的风格就是克制保守，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长期受制于好莱坞电影的控制，鲜少有极具代表性的本土电影，在融入国际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即使有的电影主打“英伦风”，如红极一时的“007”系列电影，以及近期大热的《王牌特工》，但其背后依然受控于好莱坞制作团队和出品公司。哪怕是丹尼·博伊尔这个曾经关注英国底层青年并拍出《猜火车》的导演，最后也是借助好莱坞的平台以《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确定自己的导演地位。相比迎合市场，追求票房，肯·洛奇更愿意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故事构架和剧本打磨中，而不是为了开拓国际市场而改变自己的初衷，或者追求商业大片的拍摄模式获得更多人的了解。这并不是说肯·洛奇是位固步自封、心高气傲的导演，也不是说他只把视野局限在英国这片土地上。在他的电影中，除了对英国人民的关心，他还关注到其他种族所面临的生活境遇，如《面包与玫瑰》中关注的是从墨西哥偷渡到美国的玛雅和她姐姐在美国加入工会争取合理薪酬的故事，《爱之吻》讲述了巴基斯坦少年卡西姆和英国姑娘罗琳在恋爱过程中受到的来自种族、信仰、家庭等方面的阻隔。从这个角度看，肯·洛奇更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但又能够跳脱出市场钳制的独立电影人。
二、聚焦：行动元与边缘性的统一
肯·洛奇的电影始终聚焦于社会底层人物，即使故事发生的年代、背景有所差异，但其根本都是一种类型的人物。无论是如《底层生活》中在贫困中挣扎的失业者，还是像《甜蜜十六岁》被母亲抛弃的贩毒少年，亦或是像《卡拉之歌》中因种族受到阻挠的委内瑞拉姑娘卡拉，甚至是《风吹麦浪》中受到英军无情压迫的爱尔兰农民，虽然角色不同、名字各异，但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的行动元，那就是“底层的反抗”。而角色和行动元的区别就在于“行动元是作为一切叙事作品（而且不仅限于叙事作品）的基本要素的一般范畴，一个行动元是共同享有一定特征的一类行为者，而角色则在不同的叙事作品中被赋予具体的特性”[2]。肯·洛奇的电影恰恰做到了这点，他能够把握住底层人民共有的一个行动元，并在不同的电影中通过不同的角色展现出来，同时能够使不同的电影散发出各具特色的魅力，这一点对于一个电影导演来说实属不易。毕竟大部分导演在面对同一个“行动元”时往往更注重创新和吸引眼球。就像人们很熟悉的一个电影行动元“王子复仇”，它有非常坚固的文学基础也就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但是在电影的表达中要想把这一行动元展示得淋漓尽致着实需要花费功夫。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可以说就是“复仇”行动元的一次展现。据说，电影根据著名话剧《雷雨》改编，但其主要行动元仍然是“王子复仇”，只是王子从哈姆雷特变成了由周杰伦饰演的元杰，同样是家庭关系混乱，导致王子在犹豫延宕之后依然采取了复仇行动。然而过于商业化的的电影配置反而使故事性和人物角色的特性被弱化。肯·洛奇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以四两拨千斤之力，用最简单的故事把行动元展现在不同的角色之中，注重对角色性格和多面性的展现，并且能够秉持自身电影一贯的写实特色，同时兼顾电影的质量。
这些“底层的反抗”角色，往往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成了社会的边缘性存在，也就是“边缘人”。虽然边缘人处于社会结构之中，但却和社会的中枢相距甚运。“边缘人”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心理学家K·勒温提出。在他看来，社会变动导致个人心理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进而导致紧张、失落，成为曾经熟悉的环境和现在还未融入新环境的双重边缘人。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进一步完善“边缘人”概念，把这一概念建立在种族的差异和地域的差别之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边缘”作为“中心”的对立面，更多的是远离主流的含义。一种是被社会群体孤立，没有被接受和理解的人，如犹太人就是一个长期不被欧洲主流社会接受的边缘群体。而另一种则是在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或者说被主流社会所忽略和抛弃的人，如农民工、小偷、杀人犯等。在肯·洛奇的电影中展现的就是这样一群人，虽然他们处在社会边缘，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人也是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群人，甚至可以说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总体看来，肯·洛奇电影中有四类“边缘人”，如缺乏家庭与社会关爱的问题少年、被剥削的工人、被战争侵略的受害者、受到种族歧视的无辜者，他们处在社会的底层，也在奋力反抗。《小孩与鹰》讲述的就是在工业小镇中一位身处社会底层的少年卡斯伯所面临的来自家庭和学校两方面的身心打击。在家里母亲不关心他，哥哥总是欺负他，在学校他也总是无辜受到其他学生的霸凌，而卡斯伯的反抗就是借助养老鹰这一行为寄托自己的情感。《我是布莱克》讲述了因患心脏病不能工作的布莱克申请社会福利津贴多次碰壁的故事。对于布莱克来说，在他身体健康时兢兢业业地工作，然而在需要国家帮助时却总是被拒绝，他的反抗就是一次次地提出申请，即使被拒绝也要为自己争取权益。然而在故事最后，在看似要得到津贴时，布莱克却因心脏病复发结束了生命。而《风吹麦浪》表面看是一部关于历史的战争片，但其实被侵略者也是当时社会的底层人物，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他们的反抗就是成立自己的游击队拿起枪杆与敌人对决。《爱之吻》中巴基斯坦少年没有被英国社会接受，虽然他反抗这种不自由的恋爱环境，最后和英国女友依偎在一起，但是故事走向依然成谜。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苦苦求索，可是经过一番挣扎和反抗，似乎还是没能从社会的边缘往中心走一点，虽然清冷无助，但实则也是社会最真实的写照。这些电影故事的结局基本没有“大团圆”的喜悦，而往往是以开放的如人的背影、疾驰而过的车等作为结束镜头，从而引发人的遐想与思考。
三、诉求：身份认同与爱的呼唤
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孤独、无所依托，但是他们仍然渴望着摆脱原来破败不堪的生活。在肯·洛奇的电影中，即使主人公处在窘迫的“鼠蚁之穴”中，他们仍然渴望进入主流社会，渴望简单却衣食无忧的正常生活。在《甜蜜十六岁》中，莱姆之所以卖毒品赚钱，就是为了能够买下河边的一所小别墅，让即将出狱的母亲过上简单的生活。《天使的一份》中的罗比即使在原本生活的地方难以立足，但他也不想离开自己的女友和孩子，他贩卖威士忌酒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份正经工作，可以照顾家人。也就是说，在肯·洛奇的电影中，社会底层的边缘人，是渴望得到社会认同的，究其根本也就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身份认同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idem（意为相同、同一之意），后来发展为英语中的identity，即身份认同，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范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3]一般而言，身份认同有四个类别，个体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在肯·洛奇的电影中，关于边缘人的身份认同主要是在个体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两个方面。一方面个体在社会活动中，受到来自外界的影响，使其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社会交际活动中，以实现自身的身份认同。如《我的名字叫乔》中，主角乔是靠政府补助的下岗工人，在追寻女友莎拉时他明确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什么都沒有，我只有我的名字——乔。”即使乔没有像女友一样有车有房有工作，但是他与女友的交往，可以说就是对自我身份认同一词的跨越，而最后他摆脱毒贩控制的行为更是完成了自我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肯·洛奇电影中重要的身份认同在于社会认同，也就是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即使是处在社会边缘的人同样是拥有主体自我的人，也是社会构成的重要一部分，社会不能任由他们飘零而坐视不理。在《我是布莱克》中，社会身份认同体现得尤其明显。当布莱克在政府福利部门的墙体上用喷漆写下自己的名字时，他表达的不仅是对相关机构的不满，更是在强调自我的尊严。在布莱克看来，社会和国家需要尊重他的权益，即使他是社会中最底层的工人，他也是需要社会认可的。布莱克喷漆后站在墙体旁边时，一位流浪汉脱下自己的外套给布莱克，甚至在布莱克被警察带走时向布莱克敬礼并称他为爵士。可见，社会边缘人并不少见，有的人还能有权利向社会寻求身份认可，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如流浪汉、乞丐之类其实是完全与主流社会隔绝的，他们连自我身份都难以得到认可，更谈不上寻求社会的身份认同。
看待肯·洛奇电影中的人物，是绝对不能用“二元对立”去区分善恶的，尤其是对于这些努力寻求身份认同的边缘人。他们对身份认同的追求暴露出的是社会制度的不公平现象，从感情角度来说更是对爱的呼唤。社会制度的不完善让贫富差距明显，而爱的缺失让他们走上了歧途甚至是犯罪的道路，或是为了爱他们做出了常人难以理解的选择。没有人愿意成为贩毒的小混混，但是因为爱母亲，《甜蜜十六岁》中的莱姆走上了不归路;没有人天生就是偷盗者，但是因为爱家人，《天使的一份》中找不到工作的罗比以身试法;没有人愿意做自己不愿意的事，但是因为爱兄弟，《我的名字叫乔》中的主角愿意以自己的幸福做代价;没有人非得成为娼妓，但是因为爱孩子，《我是布莱克》中的凯蒂含泪遭遇凌辱。他们作为社会中可有可无的“尘埃”，生命就像草芥，但是即使自己的身份不被认可，他们依然努力地去爱，他们也拥有爱与被爱的权利。肯·洛奇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情感，尤其注重表现人物在复杂环境中至纯至善的人性，爱的温度与社会现实的冰冷形成对比，既使边缘人的感情世界得到更为深刻的展现，又将国家机器、社会制度的弊病暴露无疑。哪怕电影总体叙事较为平静，哪怕镜头的衔接没有巨大的戏剧冲突，透过导演细腻的故事展现，观众也能在观影中受到心灵的震动。这种情绪或许不像看轻松喜剧嚼嚼爆米花就可以消化，也不像看3D大片时有直接的冲击力，但是这种情绪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触动到最敏感的神经，甚至在对爱的思辨中嘘唏不已。生活无论多么糟糕，只要有爱，一切都还是充满着希望。
参考文献：
[1][2]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207，162.
[3]陈国强.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68.
【作者简介】 ?姚 静，女，福建福州人，福建农林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对比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英美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常规课题“慕课时代农林类高校专业英语人才修辞能力之培养与建构”（编号：FJJKCG15-154）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