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疫情”现象引发高校信息素养教育再思考

    尤江东 邹瑜 周蕊

    摘 要:“互联网+”和新媒体环境下,伴随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信息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重视,全面提升学生信息素养是应对“信息疫情”的有效途径之一。文章基于“信息疫情”内涵和特点,分析信息素养教育的迫切性,从教育体系、媒体效应、媒介素养、供给侧发展和道德修养五个方面提出信息素养教育的优化策略,对于探索高校信息素养的教育模式,防控“信息疫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高校教育; 信息疫情; 信息素养; 新媒体

    中图分类号:G434? ? ? ?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6-3315(2020)11-166-003

    新媒体时代颠覆了传统媒体的舆论氛围与传播模式,碎片化阅读和快节奏生活成为大众习惯,信息传播进入“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新阶段,瞬间就能形成“舆论风波”。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暴发以来,网络空间就成为疫情信息的集散地、疫情事件的讨论地和疫情舆情的放大器。海量的疫情信息涌现、交织、博弈、反转,牵引着公众的情绪,极易引发公众恐慌和敌意媒体效应,可能导致社会失序或社会动荡,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类现象定义为“信息疫情”(infodemic)。在“信息疫情”面前,高校学生自然也成为信息传播的接受者和运作者,学生批判性思辨精神缺失、信息道德不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应用能力不强等信息素养问题凸显。因此,有效应对“信息疫情”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同样重要,其根本途径就是全面提升高校学生的信息素养。

    1.“信息疫情”的认知

    1.1“信息疫情”的内涵

    “信息疫情”(infodemic),是英语单词“information+epidemic”的组合缩写,是世界卫生组织(WHO)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提出的一个新名词。意指过量的信息,既有正确的,也有不靠谱甚至非常离谱的谣言,导致人们难辨真假,因此而产生一系列心理和行为反应,不仅影响公众的身心健康,可能制造群体性恐慌、导致大量社会失序问题乃至社会动荡[1]。WHO全球传染病防范主任Sylvie Briand博士解读“信息疫情”指出,伴随新冠疫情暴发的,是与病毒相关的“信息疫情”的暴发。WHO总干事谭德塞表示,错误信息使卫生工作者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还转移了决策者的注意力,造成了混乱,向普通公众传递了恐惧和不安。2020年2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新冠疫情召开了创新研究会,“信息疫情”成为会议聚焦的一个新名词,被认为是“各种繁杂的信息传播速度远比病毒快得多、普通人处于信息过载的状态”[2]。

    1.2“信息疫情”的特点

    1.2.1信息滋生快。互联网的开放性、快捷性、虚拟性的特点,对于网络突发事件,极易引起公众的高关注度。况且近年来网民数量持续增加,“手机”依赖症日趋严重,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普及率达到64.5%,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4.23亿,占网民总体的46.8%[3]。人人皆媒体,人人都是信息传播源,催生大量沉寂的舆论“散户”,借助网络评论低门槛和自身对信息的主观理解,随意发布形形色色的“信息疫情”,致使各类信息的滋生频率呈指数级增长。

    1.2.2信息内容杂。自媒体微应用的不断涌现,打破了原有信息链流转的传播闭环,形成了由单点向多点再向散点的发散性传播模式。传播途径中,受众因知识水平、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道德观念等方面的较大差异,形成舆论主客体的多元性特征,加上传播节点复杂、传播路径多样,信息内容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甚至是质的反转,最终各个信息节点汇聚在网络空间这个统一信息平台,信息内容愈发繁杂。

    1.2.3传播速度强。新媒体时代,依托移动互联网的社交媒体平台作用突出,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平台传播路径是高效的一对多、多对多的交互式传播,社会生活中任何突发事件一经关注,每一个用户接点都是信息的传播节点,即可在短短的数分钟内得以迅速传播或转发。各媒体平台为提升关注度,推置热点事件与头版頭条,博取公众眼球。各种信息、评论及社会问题在各传播节点之间持续发酵,形成舆论“火种”快速传播[4],体现出全天候、高速率的传播能力,从而造成“曝光效应”。

    1.2.4受众对象广。社会公众是“信息疫情”的主要生成力量和影响对象,在微媒体平台的交互式传播过程中,疫情信息节点交织,传播途径无序,众多用户均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即时获取各类信息,这种多渠道扩散,多节点接发的现状,使受众对象层级递增,非常广泛。

    1.2.5危害程度高。“信息疫情”传播过程中,必定伴有大量的信息谣言,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就有“天津飞机喷洒消毒药水”“燃放烟花爆竹预防感染”“喝漂白水预防病毒”等杂音、噪声,利用大多数社会公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保守心态,成为谣言不断扩散的继推者。自媒体时代,谣言的高传播和广扩散特征,让政府相关媒介辟谣过程变得消极和被动,致使信息良莠并生,疫情真假难辨,引起部分民众的焦虑、惶恐和无助等负面情绪,影响社会和谐安定氛围。

    2.“信息疫情”现象下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迫切性

    2.1信息素养是应对“信息疫情”的基本素养

    全媒体时代,互联网已然成为人们思想交流、文化共享、舆论传播的新兴平台,各种信息吸引着当代大学生的眼球,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因素,在校学生若不具备基本的信息素养,面对繁杂信息时没有选择、理解、辨识、评估、创造信息的能力,对“信息疫情”的认识可能就是片面和偏颇的。信息素养已然成为高校学生核心素养框架内的重要指标,面对“信息疫情”,增强校学生信息素养教育势在必行。

    2.2信息素养是净化信息空间的有效保障

    信息空间是信息产生、转化和传播的场所,全球通信网络、数据库和信息融合形成的“全球网络生态”环境,打破了传统空间的时空限制,使当代大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思维和观点,极易造成带有功利性的违背信息伦理、制造信息谣言的“信息疫情”行为。只有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才能使高校学生在信息空间内正确、理智、客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减少信息空间可能出现的负面因素,从根本上推动信息空间的健康发展,为高校学生舆情表达提供良好的空间环境[5]。

    2.3信息素养是提升信息辨识力的根本途径

    “信息疫情”与社会现实彼此交互,由于信息素养的缺失,面对“信息疫情”,高校学生容易受自身情绪和负面信息的影响,难以正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盲目跟帖,可能滋生网络谣言。阻止网络谣言的根本途径是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当代大学生良好的信息意识,突出的信息能力,可有效甄别信息的真假,遵守信息伦理,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从而克服“信息疫情”中谣言和虚假新闻带来的社会危害。

    2.4信息素养是高校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的迫切需要

    大学生参与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社会安定有序的内在支撑,网络信息媒介的发展,让学生广泛参与社会管理成为可能,将学生由“沉默的多数”转变为“发声的多数”[6]。提高大学生信息素养是增强其参与社会管理能力的需要,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周”的主题为“媒介与信息素养公民:知情、参与、赋权”,意指媒介与信息素养有利于赋权公民并保障其知情权和参与权,具有良好媒介与信息素养的人善于利用多源信息丰富认知、促进对话、远离谣言[7]。让高校学生成为网上发声的主旋律,成为正能量的传播源,充分发挥好微信、微博、BBS、QQ等新兴媒体在公众参与社会管理中的桥梁作用,营造和扩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的舆论氛围和影响。

    3.基于“信息疫情”现象加强信息素养教育的优化策略

    3.1完善信息素养教育体系

    信息化的发展已成为新常态,高校学生信息素养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纷紛制定了信息素养评价的相关标准和具体指标,形成了相对完备的信息素质培养标准体系。2016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发布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优化了信息素养教育体系,被很多国家作为高校信息素质教育的纲领性文件。我国在信息素养培养体系建设方面起步相对较晚。2005年,《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质能力指标体系》是我国首个比较完整的信息素质指标体系[8],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信息素养相关标准性文件。多媒体时代信息素养教育工作,已引起国家、社会和高校等各个层面的关注,我们要利用好新媒体优势,优化信息素养教育模式,完善我国信息素养教育体系。

    3.2发挥主流媒体聚焦效应

    新媒体时代实现了人们之间的“零距离”,提升了公众话语权与表达权的节奏感,但基于受众认知与媒介现实之间的认识偏差,敌意媒体效应极易造成“信息疫情”,致使网络谣言出现,网络失序增加,网络生态受到污染。提升学生信息素养,维护媒体公信力便成为抵制“信息疫情”的有效保障,官方媒体和主流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具有权威性,影响着人们对舆论热点判断的走向,扮演和传递着时代的网络正能量[9]。官方媒体和主流媒体要主动行动起来,积极开展教育媒介信息素养的正确引导。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疾控中心推出“疫情动态”专栏,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开设“疫情信息”专题,腾讯新闻实时查询疫情追踪等,来影响和引导当代学生对事件报道的判断和评价,提升学生对海量信息的分析与评判能力,帮助其建立起客观公正的舆论信息价值评判标准,使主流价值观能够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10]。才能使学生在信息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远离谣言和不实信息,做负责任的“发声者”和冷静的“接收者”。

    3.3提高学生自身媒介素养

    媒介融合环境下,各种媒介相互交融,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多途径、多方式地自主传播,使信息获取变得越来越容易,而信息辨识则显得越来越重要。国际图联(IFLA)把批判性思维作为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的关键技能。高校学生既作为信息舆情的消费者,同时也是信息舆情的创造者和传播者。面对新媒介,应当主动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提高自身分析、甄别和运用信息的能力,不被网络大V或不良传媒的一些消极不实言论所诱导,能够利用自己的媒介素养(包括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媒介使用等)对网络信息做出正确的理解和判断,从而客观真实地表达自身观点,积极参与社会舆情。

    3.4推进信息素养培育的供给侧发展

    信息素养培育是以提高全民信息素质为目标的教育。供给侧发展就是通过资源、用户和相应信息技术等相关要素的整合调控,实现各构成要素之间的优化配置。《国家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中指出,支持普通高等学校、军队院校、行业协会、培训机构等开展信息素养培养[11]。近年来,国内信息素养教育持续开展,如设立新生馆员制度、开设数字资源检索讲座、开展嵌入式元素养教学、开设MOOC课程等[12],但由于培育过程缺乏连续性、教育体系缺乏系统性、缺乏批判性思维的特质培养,因此并不能满足多媒体环境下学生对信息素养的现实需求。要达到学生信息素养培育的既定目标,必须从供给侧发力,应鼓励更多机构进入信息素养培育领域,扩大信息素养培育机构及团队建设[13]。培育应当将理论教学与现实案例结合起来,基于社会实际打造连续高校信息素养培育课程,有效推进学生信息素养的培育发展。

    3.5加强信息道德修养教育

    学生利用网络信息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包括信息道德与信息法律。信息法律是被动地约束,信息道德则是主动地遵守,它依靠信息人的自律和社会舆论来保证实现。“信息疫情”正是考验信息道德的承受底线,面对“信息疫情”,导致部分学生信息道德认知紊乱,甚至发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14]。加强网络信息道德修养教育,有效提升学生信息道德规范意识,引导大家理性参与网络信息的发布与传播,客观批驳网络信息不道德行为,提高微媒体时代的信息素养水平。